蘇聯的民族理論：哪裡需要就在哪裡杜撰民族

本文摘自《中國改革》2012年第3期，作者：關凱 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原題：蘇聯族群政治之鑒——讀《蘇聯及其解體後的族性、民族主義及衝突》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國際地緣政治的重大變局之一。對蘇聯解體過程中民族問題的作用與影響，國內外學界眾說紛紜。季什科夫所著《蘇聯及其解體後的族性、民族主義及衝突》，提供了分析這一問題的獨特視角。季什科夫曾任俄羅斯聯邦民族事務部部長，現為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所長。他親身經歷了蘇聯解體的歷史過程，並參與了其中許多重大事件的處理，對這段時期蘇聯境內各民族單位的變化形態、動員機制與博弈過程「參與觀察」，頗有「局內人」的洞見。蘇聯民族理論之誤區在季什科夫看來，蘇聯在民族問題上出現的困境，首先來自理論層面。蘇聯的民族理論，脫胎於斯大林「四個共同」民族定義的刻板教條，強調民族共同體的「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共同文化」，其理論實質是將民族本質化，突出歷史與血緣之於民族形成的決定性作用，使「民族」具有生物學意義，從而為「民族至上」提供了「科學」依據。蘇聯按照這種原生論理論，實施「族體構建工程」，自上而下地建構「族性」（ethnicity），並採取生硬的賦名方式，區分「民族」和「部族」，創造出各族群的層級，使民族分類方法與政治權力分配掛鉤，造成「哪裡需要就在哪裡杜撰民族」。同時，基於高度政治化的學術環境，蘇聯民族研究「直接表現為行使權力」，以官僚意志為核心，將「民族過程」解釋為「合併與集成」，人為控制「民族」和「部族」的數量，通過人口普查、對民族志進行加工等方式，「把族性制度化為民族」，並為每個民族創造出邦國地位，做出區隔化的制度安排。弔詭的是，蘇聯政府一方面在理論上將「民族」概念本質化，在制度上承認「民族主權」，同時還試圖創建「單一的蘇聯民族」這種理論學說。由此導致的後果是，儘管蘇聯的國家建設卓有成效，「絕大多數蘇聯公民都有相同（或者非常相似）的社會、政治甚至文化方面的價值觀」，但是，這種同質化的「蘇聯民族」在社會層面卻是一個脆弱的神話。當社會轉型發生之際，在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運動衝擊之下，特別是面對暴力的族群衝突，「蘇聯民族」的神話不堪一擊，蘇聯的國家實體隨之崩潰。更重要的是，蘇聯民族政策的兩面性為各種民族主義運動提供了合法性和制度性機會，從而為政治精英在社會轉型期操弄族群政治留下了空間。蘇聯解體引發族際衝突在蘇聯解體前夕，戈爾巴喬夫最強大的政治對手就是葉利欽，而後者則以民族主義作為自己的政治武器。為打擊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在1991年試圖促成簽署新的《聯邦條約》，以圖削弱各加盟共和國領導人的權力。而葉利欽的反擊手段是利用民主化的機會，向俄羅斯各民族自治單位宣稱「你們能吞下多少主權，就給你們多少」，因而輕而易舉地擊敗了戈爾巴喬夫。但是，蘇聯解體之後，葉利欽卻又不得不扮演類似戈爾巴喬夫的角色，遏制俄羅斯聯邦在蘇聯解體之後繼續分裂下去的可能性。其實，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聯邦獨立之後的民族政治博弈，始終是圍繞著領土、資源、政治權力以及文化展開的，「族性不過是被當做是鞏固團結和進行動員的政治工具」。各地的民族主義領導人一方面適應局勢，操弄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卻又也受到民族主義所導致的民粹主義的衝擊，在衝突與爭端之中身不由己地成為贏家或輸家。季什科夫指出，如果1994年底之前葉利欽肯與杜達耶夫見面談一下，哪怕僅僅是直接通個電話，車臣問題就可能最終不會發展到那麼糟糕的地步。中亞地區的五個國家——哈薩克、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塔吉克和土庫曼，實際上是蘇聯政府根據其民族理論所建構的政治實體，它們「意外地且準備不充分地」獲得了獨立。這些國家裡的2500萬俄羅斯族和數百萬其他民族很多是17、18世紀就在此定居，在蘇聯解體後卻突然「成為自己國家的局外人」，由此導致了規模浩大的移民潮，大量俄羅斯族人士離開中亞五國。1990年，在吉爾吉斯斯坦的奧什州，烏茲別克族和吉爾吉斯族之間爆發了「暴亂型衝突」。季什科夫將這類衝突定義為「還不是在老謀深算的情境下，或還未組構成武裝力量，或還不是前線清晰的有組織長期戰鬥的暴亂型或大屠殺型衝突」。這場衝突起源於「社會偏執狂」的恐懼社會心理。「吉爾吉斯族害怕烏茲別克族的程度，與吉爾吉斯族對烏茲別克族的驚嚇一樣嚴重」。季什科夫強調，「在極權主義失效之後的社會中，溫順的大眾受到操縱而捲入族際衝突」的原因，主要是由於精英的動員。在俄羅斯聯邦下屬的北奧塞梯共和國，領土爭端、斯大林主義統治時期造成的「被遺棄人民」的情結、族群精英的政治動員以及奧塞梯族對當地印古什族的刻板印象（「懶惰、陰險、不誠實」等）與戒備心理，都為奧塞梯人針對印古什人的種族清洗埋下了火種，並在具有種族主義傾向的政府的策動下最終發生。在季什科夫看來，「族性」之所以成為社會衝突的原因，換言之，「民族」之所以能成為「問題」，原因在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運動的泛濫。要遏制民族主義，必須建設多元化社會。建設多元化社會，首先要消除俄國是一個俄羅斯族為主導的中央帝國的傳統觀念，轉而強調俄國並非俄羅斯族的「民族國家」，它的任何部分也不是任何族群的獨佔財產。要建立雙重忠誠，一個人既可以是本民族的一員，也可以是俄國人的一員，兩者並不相互排斥。在實踐上，新的民族政策必須「在非暴力階段調節族性」，為族群衝突提供預防性干預。具體做法是要通過聯邦制分權、加強地方自治等手段促進文化平等，縮小族群之間結構性差異，避免貧富懸殊，惟此，方能令俄國擺脫族際衝突。對中國的啟示季什科夫的這部著作對於中國讀者的吸引力，無疑更多來自一種比較的視野。迄今為止，中國的官方民族定義依舊在重複斯大林主義話語，民族區域自治和民族優惠政策等制度安排也顯示出明顯的蘇聯印記。當然，在實踐層面，由於歷史傳統與國情的不同，中國並沒有全盤照搬蘇聯模式。實際上，中國民族政策的內在邏輯，不僅包含了蘇聯民族政策的某些基因，也始終不缺少對數千年統一多民族帝國歷史傳統的繼承與發展。比較典型的例證，就是中國除了一些藏族自治單位之外，絕大多數的民族自治單位在人口結構上都是漢族占多數，而並未像蘇聯的制度安排那樣，將「民族」與地域的邊界同一化。然而，經過數十年的理論傳播與制度實踐，蘇聯經驗已經在涉及民族的諸多領域被中國本土化。由此導致在民族問題上，理論與實踐的內在不協調，始終困擾著中國社會。在族群衝突上，季什科夫所討論的精英動員結構是社會衝突事件構成之必然要素，但在中國卻屬學術禁忌，鮮見公開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誠如季什科夫所言，解決民族問題的出路在於多元化社會的構建，而中國處理民族問題仍然高度依賴自上而下的單一路徑。蘇聯族群政治的前車之鑒，早已說明了這種單一路徑的風險。族群政治是一個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研究領域。季什科夫特別勸告不應流連於陳舊的民族主義立場，乃至建構民族主義。但是，在當今中國，仍然有大量知識分子，或者站在主流群體的立場，或者站在少數群體的立場，執著於各種或隱或顯的民族主義觀念，令人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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