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主講人：高全喜

　　評議人：景躍進 楊春學 任劍濤

　　張曙光：

　　今天是天則經濟研究所395次雙周論壇，我們請到了高全喜教授，就「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進行講演。我們的三位評議人也恰好分別研究經濟學、政治學、國際政治學。目前，主流經濟學受到了不少批評，比如樊綱就曾提出「經濟學不講道德」的觀點。經濟學或許可以不講道德，但政治經濟學則不能不討論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很寬泛，從過去馬克思所講的政治經濟學，到現在西方把很多非主流經濟學也包括到了政治經濟學中。那麼，我們到底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呢？下面，有請高全喜教授。

　　高全喜：

　　很高興今天來到天則雙周論壇向大家彙報我的一些想法。我不是經濟學家，在天則經濟研究所談政治經濟學是班門弄斧，請諸位多指教。

　　《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是今年上半年我為復旦大學經濟史研究所舉辦的關於中西經濟思想史的會議提供的一篇文章，其中的部分內容已經發表於《南風窗》第19期。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剛才張曙光老師也說了，主流經濟學廣為大家詬病，一個主要論點就是「經濟學不講道德」。我想，經濟學是一門研究經濟運行規則的學問，不講道德，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經濟學卻不能不講政治，從某種意義上講，道德與經濟社會可以分離，但無論道德世界還是市民生活，卻都離不開政治。

　　從學術脈絡上看，政治經濟學在西方源遠流長，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也是從政治經濟學衍生出來的。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國民經濟和經濟學都有了很大的發展。但是，我們知道，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難以推進的地步，而與市場改革並進的現代經濟學理論，道路也越走越窄。目前，理論界對現代經濟學批評很多，雖然有些問題提得並不合理，超出了經濟學這個學科的能力範圍，但經濟學本身也確實需要反省。近幾年，一直有重提政治經濟學的聲音，比如吳敬璉老師、秋風、盧周來、秦暉和張曙光老師，我自己在以前的一些文章里也談過這個問題。但是，政治經濟學有很多種，我們需要辨析哪種更適合中國目前的社會狀況。重提政治經濟學，已經比以前只談現代經濟學進了一步，但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思考中國需要哪一種政治經濟學。圍繞這個問題，我的文章主要分為三個部分：一是對現代西方政治經濟學及其相關形態的初步勾勒；二是對中國兩個三十年的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之轉換的初步勾勒，這裡，我把建國後的六十年按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發展，分為兩個三十年，三是我認為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西方的政治經濟學發端於現代社會的興起，16世紀初葉，就在西班牙、荷蘭、英國和法國出現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早期形態。而以亞當·斯密等人為代表的政治經濟學則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雖然洛克對政治經濟學也有貢獻，但相對來說，亞當·斯密，包括休謨的政治經濟學，被我們認為是正宗的、對後世影響深遠的政治經濟學。19世紀、20世紀之後，政治經濟學又產生了很多變異。對於這幾個世紀以來，古典政治經濟學到現代經濟學的演變，我主要談兩點：

　　第一，早期現代的政治經濟學是基於國家構建和市民社會的形成之雙向互動過程中的一種有關國民財富的性質與產生機制的理論探討，所以，它是與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包括勞動分工、貨幣流通、信託資本以及自由貿易乃至商業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等）相關聯的。也就是說，古典政治經濟學包含了主權國家和憲政框架，以及市民社會及其市場經濟的雙重內容，它不僅考察國民財富的性質、來源，勞動分工，交換等純經濟問題，還考察現代政治社會的構架。純粹的市場經濟，如果缺乏法治、憲政或者主權國家的構架，是無法存在的。我們讀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時，也都會看到對這兩個方面的理論探討。

　　第二，19世紀，政治經濟學經歷了李嘉圖、穆勒、馬克思的發展繁榮後，很快開始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經濟學的領域，新古典經濟學，諸如貨幣理論、增長理論、企業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勞動力市場理論等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主流。這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現代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使命在西方業已完成，也就是說，在西方的憲政制度框架奠定後，政治經濟學的政治使命完結了，於是，其經濟性部分便獨立出來，開始探討有關國民財富等純經濟性內容。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演變過程。需要提醒的是，現代經濟學有一個毋庸置疑的前提，即政治經濟學中的法治秩序和憲政國家框架。所以，現代經濟學對此不再探討，而是直接將其作為理論的出發點，但這並不代表法治秩序和憲政國家框架不存在。

　　概括起來，早期現代的政治經濟學包含雙層內容：一是構建一個國民財富發生機制的政治與社會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權國家的憲政框架），另一個是探討在這個框架之下個人財富與公共財富之間的變數關係以及圍繞著國民財富而發生的有關勞動、生產、交換和分配等經濟領域的諸多經濟關係。上述兩個層面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尤其是亞當·斯密為代表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容。而現代經濟學則是第二層內容的專屬性學科制的分化與擴展，它不再處理第一層內容。但這並不等於第一層不存在，就像霍布斯筆下的「利維坦」在沉睡，不知什麼時候，它可能就會蘇醒，一旦它醒了，對經濟結構，乃至經濟學都會產生重大影響。

　　以上是我認為大家容易忽視的一點——現代經濟學的政治性前提。西方學者理解得比較到位，但中國人在學習西方經濟學的時候，容易忘掉這點，認為不需要探討制度安排了，其實遠非如此。

　　西方主流政治經濟學還有幾種變異的形態。第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政治經濟學。大家都知道，馬克思設想的是一個按需分配的社會體系，最終導致的是一種絕對政治的去經濟性，與強調經濟的去政治性的現代經濟學形成了極端對立。從這個視角看，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具有彌賽亞主義的宗教性質，政治性或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義，這與西方現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經濟學（完全的經濟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兩股勁，它們的實質是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兩個層次的問題，即政治性與經濟性，各自片面性地發揮到極致。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列寧、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過是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教義實證主義化了，搞出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模式，哈耶克等對這個模式的研究批判已經很多了，我就不再贅述。

　　第二類是以吉爾平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現代左派的中心-依附和「現代世界體系」理論等。狹義上，這些可能不算政治經濟學，但廣義上講，它們是屬於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從總的特性來說屬於一種「內政的」政治經濟學，雖然它主張市場經濟、自由貿易、資本無國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內政，是要構建一個民族國家的憲政制度，也就是說，構建一個政治的與法律的國家制度為其治理下的國民財富或市場經濟的自由發展提供保護機制是其政治性的內涵，至於國家間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則是其外部延伸。但吉爾平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以及中心-依附等理論，顛倒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上述主次關係，把國民財富的基礎歸結為國家間基於國際政治的經濟結果，因而淡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內政方面，突出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國際經濟關係的政治性，並凸顯出國際政治的叢林原則。這套理論對現代資本主義及其經濟帝國主義（通過科技、軍事、金融等手段對於全球資源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資源的血腥掠奪）展開了批判和控訴，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它只強調了發達國家對後發國家不公正的經濟掠奪和佔有，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的內部制度構建，尤其是法治憲政對國家本身經濟發展、國民財富增長的意義。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發展和經濟運作都離不開自身的法律、憲政等主體性制度的建設。尤其對中國這樣地域廣闊、資源豐富、人口眾多的大國來說，如果過多地強調國家間的不公正，而忽視內政的制度構建對經濟、國民財富的性質的意義，那將是非常片面的。這裡還要提到是，什麼叫「國民財富的性質」，按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說，就是藏富於民、國退民進。國家的強大不能靠稅收，稅收是減少國民財富的，會導致國進民退。

　　第三類是比較狹義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是布坎南等代表的立憲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等理論。它們和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制度，尤其是憲政框架、法治制度有所不同，它們偏重於政策層面。像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和公共選擇理論，基本上是一種政府論的政治經濟學，而不是政體論，或者憲政論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其涉及的主要是政府財政、稅收、福利、教育、環保、醫療等公共政策層面的政治-經濟問題。因為西方主要的國家制度已經建立起來了，問題多出現在政策、政府層面，所以這一派理論在西方有著現實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意義。而在中國，雖然我們也有公共選擇問題，也有教育、土地、環保、醫療等問題，但這些問題有更深層次的，政治層面和國家構建層面的原因。像西方所謂的凱恩斯主義、芝加哥學派，其實都享有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都是公共政策層面的，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層面的截然對立。而中國，除了有公共政策層面的問題，還有背後制度層面的問題，現在的經濟理論無法應對這種複雜性。並且，由於我們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政治性不重視，又對兩種問題的疊加不重視，這就變成了非常弔詭的事情。

　　綜上，我將西方政治經濟學概括為三大類：一是正宗的政治經濟學，包括古典的政治經濟學和相關聯的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二是以吉爾平等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三是美國等西方國家政策層面的立憲政治經濟學和公共選擇政治經濟學。

　　第二部分中，我談了中國兩個三十年的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之轉換。我在自己的多篇論文中都有這樣的結論：自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社會的政治邏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和西方早期現代有同構性，即我們一部分在前現代，一部分在後現代，主體處在前現代向後現代轉變尚未完成的階段。從時間上看，類似於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時代，當然不完全一樣，我們現在的科技發達很多，但從深層面來看，還是有同構性的。

　　從這個前提出發，中國的前三十年對應的是政治經濟學時代，但這個政治經濟學時代是馬克思主義，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一種前蘇聯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時代。總結中國這六十年，從大的方面來說，我們是以雙重的失敗而告終的。第一重是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失敗，第二重是改革開放以後，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失敗。

　　為什麼現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失敗了呢？因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政治性前提——憲政國家、法治秩序和有限政府框架，或者說一個內政的主權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關的政治的公共性，在中國沒有建立起來。而只有建立了這樣的公共性，才有自由的市場經濟，才能支撐一個蓬勃發展的國民財富的動力機制，由此構建出一個基於國民財富的發展為目標的市民社會。因為我們沒有西方成熟的政治形態，所以後三十年的現代經濟學在中國不可能達到預期的效果。雖然，後三十年校正了前三十年的政治經濟學的某種偏差，擺脫了政治經濟學的路徑依賴，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問題恰恰也出現在這裡。因為中國後三十年的現代經濟學，引進的只是西方的現代經濟學，可這種現代經濟學的政治經濟學前提在中國卻是空缺的，也就是說，在中國還沒有一個作為共設和前提的現代憲政國家與法治秩序。因此，說得極端一點，西方現代經濟學在中國導致的結果是一個扭曲的怪胎——權貴資本主義，或者說壞的權力+壞的市場經濟。古典政治經濟學強調勞動分工、看不見的手、自由的交換機制，通過最大化的釋放個人的能動性，調動起每個個人追求財富的創造能力，但這都是在有序的憲政框架下實現的，而中國現在沒有這樣的框架。因為缺乏憲政框架，權力沒有受到制約，所謂的「自由放任」和壞的權力結合在一起，就變成了真的自由放任。從這個意義上講，後三十年是個雙重失敗。

　　由此可見，現代經濟學是有邊界的，它只是西方的現代經濟學，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經濟學原理，其有效的半徑是受到限制的，它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能涵蓋下的領域為前提，功能是十分有限的。前蘇聯解體之後，很多國家採用「休克療法」，企圖利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塑造國民經濟，其結果只能是失敗，因為這些國家不具備現代經濟學的前提。那麼，為什麼亞洲四小龍相對成功呢？並不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有多大的特殊功效，而是這些威權國家至少在形式上，具備憲政框架的一些要素，例如穩定的社會和法治的秩序。有了這些前提，亞洲四小龍等國家地區沒有發生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的崩潰後果。

　　中國的後三十年是一個經濟改革、社會轉型的三十年。由於我們既不像前蘇聯那樣經濟全盤解體，也不像後發國家那種陷入中心與依附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不能自拔，我們搞出了一個弔詭的所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的這一模式，固然成績卓著，但也問題巨大，在政治體制不改革的情況下，經濟改革難以單腿獨進，從這個層面來說，中國的經濟改革以及現代經濟學已經走到了死胡同，或者說其擴展空間已經用盡。經濟的問題經濟解決，政治的問題政治解決，這才是古典政治經濟學一個平衡的結構，所以說，我們現在到了重提政治經濟學的時候了。

　　第三部分講的是我們需要怎樣的政治經濟學。

　　剛才，我把政治經濟學大致歸為三種：一種是英國的洛克和亞當·斯密為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一種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一種華勒斯坦、安德森等人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三種政治經濟學各自都有相對的合理性。中國前三十年見證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後果，雖然我們在基礎建設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從人民生活等物質指標來看，確實有很多問題；而後三十年，儘管經濟發展大家有目共睹，但權貴資本主義、貧富兩極分化、權力尋租、政府黑社會化、國企壟斷等問題也是觸目驚心。那麼，三類政治經濟學，我們應該選哪一種呢？

　　第一種是重回列寧、斯大林那套計劃經濟，一是不可能，再者，我們現在仍在計劃經濟之中，雖然在局部，我們放權讓利，實行市場經濟，但從大的方面來看，這三十年我們並沒有徹底廢除計劃經濟。第二種是效法國際政治經濟學，像安德森等所主張的，反對全球化的資本主義。首先，我們不是這種狀況，二來，我們雖然不是中心，但也不處在絕對的邊緣，中國畢竟地域遼闊，有相對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如果反抗美國這個中心，而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中國又不可能自己成為中心，這將陷自己於一種荒唐的境地。左派理論作為解毒劑，具有一定效果，但其本身缺乏建構性，無法提出建設市場經濟，或者促進社會自由發展的有效方法。

　　所以，我主張還是重回古典政治經濟學給我們提出的雙重任務：即建立現代的憲政國家，同時構建市場經濟。這兩重建設是我們目前最需要做的工作，也是古典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要求。經濟學家過多地關注於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勞動分工、自由放任、市場經濟、個人產權、經濟人等，誠然，這是很重要的內容，但如果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讀古典政治經濟學，我們就會發現，相當重要的一部分是關於制度構建的。亞當·斯密除了《國富論》，還有《道德情操論》、《法學演講稿》；休謨除了經濟學論文，還有政治論文集；洛克也一樣，除了政治經濟學，還有政府論。可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幾乎都是同時涉足兩個領域的，也只有把這兩個領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理解政治經濟學。而我讀中國現在研究宏觀經濟的理論家們的文章，卻讀不出政治經濟學的雙重內涵來。我認為，在中國研究經濟理論，尤其是宏觀經濟理論的學者，盲點太多了，只看到了經濟，沒有看到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性。以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片面的理解，從理論上來指導中國市場經濟的改革，顯然是薄弱的，甚至是具有誤導性的。因為缺少了「政治與法律之眼」，我們將很難看到問題的實質。從這點來說，我對中國目前的經濟學家很不滿意。

　　至於道德的批判，我倒覺得沒有太大意義。經濟學畢竟是有邊界的，像權力腐敗等很多問題，並不是它所能解決的。經濟學本來就只能處理其邊界內的問題，何況現在的經濟學家又忽視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政治性，其能力範圍就更窄了。但是，無論怎麼說，在目前的情況下，重提政治經濟學，並且客觀全面地研究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它的政治性，或者說主權國家的憲政框架和法治秩序，是非常重要的。其實很多學者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只是因為意識形態等原因，沒有公開地進行表達。我在這裡就用學術化的語言，把大家的想法說了出來：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走到了盡頭，我們需要進行政治改革，即建立憲政國家，只有這樣，經濟才能持續繁榮發展，否則，我們目前的財富增長都是過眼雲煙。

　　我今天主要就談這麼多，請大家指教，非常感謝！

　　張曙光：

　　高全喜教授談了他認為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現在的西方經濟學不是我們需要的，過去的計劃經濟也不是我們需要的，我們需要什麼呢？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國內外很多人也都在這樣講，但是怎麼回去，高全喜教授好像也沒有提出具體的辦法。下面，先請楊春學博士來評論。

　　楊春學：

　　高教授從思想角度對問題進行了討論，得出了要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政治的重視的結論。但是，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太多了，有人要回歸到自由市場，有人強調政府的力量。高教授很明確，他是想重建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政治的重視。

　　但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以什麼方式來探討其政治性的呢？這個問題很重要，因為新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也在研究政治制度問題，那麼，古典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政治問題和它們是否相同？如果相同，研究的視角和它們又有什麼差異呢？新政治經濟學和新制度經濟學中的一些觀點是否可以被我們吸收，用來解決中國的問題？

　　我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有兩個特點。一，當時的政治經濟學並是不完全獨立的學科，而是道德哲學的一部分，在亞當·斯密時代尤其如此。第一位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是馬歇爾，但直到1913年，劍橋大學才真正在本科階段開設政治經濟學專業，頒發政治經濟學學位。二，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家對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探討，都基於休謨的「無賴假設」，即大家會放肆地追求個人利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探討政治制度時，假定每個人都是無賴，探討道德時，又假設每個人都有道德感，這種方法就和目前的新制度經濟學有很大差異。首先，新制度經濟學探討以道德為基礎的非政治制度時，假定大家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即大家遵守行為道德是出於個人利益。其次，新制度經濟學用均衡來解釋所有制度的形成和穩定性。像數學問題的解一樣，經濟問題的解就是均衡，用均衡來分析制度的設計和有效性。最後，古典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最根本的政治制度。但對憲法層面的問題，經濟學家本來就研究得比較少，大部分人接受了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儘管休謨、洛克對這些問題有所探討，但是以哲學家的身份，而非經濟學家。邊沁曾編過一本文集叫《邊沁政治經濟學論文集》，提出了功利主義的目標——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這句話道出了經濟學家的使命，邊沁也因此得到了很高的評價。為實現「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我們就需要自由市場來有效調節資本，經濟學家對這個命題是認可的。但這在政治上就不對了，因為政策制定者會從其特權中謀取私人利益。而邊沁的《？》剛好說到了經濟學家們的心坎里：我們就是需要這樣的政治制度。邊沁的理論其實是孟德斯鳩「三權分立」在法律制度上的進一步細化。總體來說，能夠進入思想史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中，清晰地探討政治制度的人很少，大部分人都直接接受了主流的思想。

　　以上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探討政治的方式，那麼，它和新制度經濟學所探討的政治問題又有什麼差異呢？高教授認為，現代經濟學探討的只是政策層面的問題，對此，我不大認同。個人認為，新制度經濟學相比於古典政治經濟學，對政治制度探討得更深刻。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代的問題是形成法制化的社會，而現在，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經建立，面對的時代問題也不同。布坎南的新制度經濟學探討的範圍就相當廣泛，既包括國家憲法，也包括小範圍的憲法。他明確提出，英美等國經濟生活中表現出的與政治相關的問題說明，工業革命時代形成的三權分立制度已經不適用於現在的經濟發展，所以要對現行的憲法制度進行改革。

　　此外，高教授一直說，中國出現的種種問題證明了現代經濟學的失敗。姑且把現在主流的經濟學視作新古典經濟學，但中國經濟問題的存在並不等於現代經濟學的失敗，否則，政治學、法學、倫理學也都失敗了。當然，這並不是說現代經濟學完美無缺，而是我們需要研究的是，為什麼現代經濟學無法解釋或解決中國的問題。金融危機之前，大家都說格林斯潘很偉大，危機發生之後，又說格林斯潘是罪人。雖然格林斯潘對此負有責任，但在什麼程度上負有責任，則很難判斷。那麼多經濟學家都沒能成功識別泡沫，我們又怎能強求格林斯潘制定政策時做到這點呢？格林斯潘，以及現在的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都認為，泡沫是沒法識別的。泡沫的存在還可以看到，但泡沫的大小無從得知。所以，美聯儲的責任是，等泡沫破裂了，它去收拾殘局。

　　我一直認為，經濟學和現實最強的紐帶就是政治。評判一位經濟學家是否偉大，不是看他有沒有影響人的思想，而是看政府是否把他的思想政治化了。如果我們不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轉而立足於中國的時代課題來看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需要思考以下問題。

　　首先，我們生活中哪些重大經濟問題只能通過政治制度改革解決。這要從「富民」和「強國」兩個角度來看。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老百姓的富裕程度肯定是大大提高了。比如，現在我們追求吃好，而在以前，能吃飽就不錯了。如果看全國範圍，GDP則是很好的指標。

　　識別出只有政治制度改革才能解決的經濟問題後，我們要考慮使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以及採用什麼樣的方式。其核心就是建立與自由市場制度相適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基礎，一般來說，也就是法制。不同於很多人，我認為「自由平等」是有普世價值的，只是不同民族的普世方式有所差異。比如，日本的民主政治制度肯定和西歐的不一樣，但我們不能否認日本整體上是民主社會，這得益於其文化傳統。而中國要實行民主政治，文化傳統還有待改造。我一直認為，大部分的中國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因為個人主義者需要有是非觀念，而很多中國人沒有。因此，對學理問題的探討要有助於解決現實問題，如果在中國的文化環境下不適用，那就是枉然。這裡說個具體的例子：為懲治貪官污吏實行財產公示制度。其實很好實現，政府卻說不行，可是個人所得稅不是照樣在收么？所以，問題需要哪種方式來解決很值得討論。

　　最後，我們還要考慮新政治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中，哪些理論可以被吸收用來重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解決中國的時代問題。比如，腐敗是中國最嚴重的問題之一，西方現在就有很多相關的經濟理論分析可供我們學習。並且，儘管中國很多學者說要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沒有人真正努力回歸。現在大學裡教的政治經濟學，還是我79年讀本科時學的政治經濟學，大家仍在使用18、19世紀的語言解釋當代的問題。有一次，我和經濟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的人聊天，他們探討中國現實問題時，使用的就不是政治經濟學的語言，做「群體論」研究時，使用的又是「資本論」的語言。我當時開玩笑說他們本事大得很，能用兩套語言。政治經濟學研究室以前是經濟所里非常厲害的研究室，現在衰落的原因就是他們死守傳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不願進步。前段他們寫了一篇文章，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早就把金融危機的發生原因和治理方法講得一清二楚了。我就問他們，我們一直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為什麼還有這麼多問題？所以，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要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

　　景躍進：

　　聽了楊老師的評論，我很受啟發。我不是這個專業的，和高教授的關注點可能不大一樣。

　　現在，無論是學經濟的還是學政治的，不管對未來樂觀還是悲觀，不管是理想主義還是現實主義，大家對中國的經濟有政治性這一說法還是有高度共識的。高教授從學科的角度切入，對經濟學提出質疑。雖然我的研究領域不是政治經濟學，但本科學過馬克思主義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從學科分化的角度看，我認為要經濟學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不可能了。另外，也不能因為現實問題的存在而否定整個經濟學科。

　　做政治哲學研究的學者有一個特點，就是從基本原理出發，設計新制度，或者對現有制度進行評價。前一段我在杭州開了一個會，主題是「民主與治理」，美國《民主》雜誌的主編拉里?戴蒙德也被請來了。我關心的一個話題是西方的民主化道路是否適合中國，西方走的每一步我們是不是都應該複製過來。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實踐很有反思的價值。據說，戴蒙德對會議的議題很感興趣，準備明年邀請西方研究民主問題的大家一起來進行更深入的討論。我想，研究中國問題時，我們是不是可以採取反方向的思考，即以問題為導向。當然，這並不是否定普遍原則，而是在引進這些原則的過程中，採用中國的方式和中國的路徑解決問題。

　　自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無論是從事哪方面研究的，大多認可中國所面臨的兩大基本任務：一是民族國家建設，包括對外獨立自主和內部建立民主憲政框架；二是市場經濟建設。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仁人志士的問題意識還是很準確的。

　　我們原來接受古典經濟學的假定：必須在憲政框架下，個人的權利（私有財產權）受到保障，市場經濟秩序才能建立，即憲政框架是前提，市場經濟、市民社會是結果。到了現代，「民主」開始流行，於是我們改變了術語，稱「只有有了民主，經濟才能發展」。但我們目前並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憲政民主國家，那麼，如何解釋中國的經濟發展呢？看來，我們需要慎辯兩種聯繫：一種是價值聯繫，即我們既要個人自由，又要國家富強，既要有錢，又要有法治和民主，它體現的是我們的主觀願望；另一種是經驗聯繫，即在現實生活中或發展過程中實際呈現的結果。這兩個層面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一定要認真對待，價值聯繫是我們追求的東西，但在經驗過程中未必以理論期待的方式出現；經驗聯繫未必是理想的，但可能是合理的。中國作為一個後發國家，處於西方文化圈之外，又是行政主導，這樣的傳統不是短時間內可以去除的，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聯動機制，在民主法治基本價值的導引之下，在實現理想價值的過程當中，找到一條演進的、可持續的發展路徑。我覺得現在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是一個很好的開頭，因為市場經濟要求法治，要求開放，它導致的權利意識和利益分化為政治生活的演化提供了動力機制。可見，以市場經濟為基礎，附屬品會一步步地加上去，這是一種「外溢」效應。而且，一旦進入這種演進機制，就必須走下去，走了第一步就得走第二步，你不能退出。所以，儘管我們的體制沒有變，仍然是共產黨領導和民主集中制，但重演文化大革命是不可能了，這不是制度的原因，是環境、機制所然。

　　高教授側重憲政民主建設，但我現在關注民主化的道路問題。我們能不能從現實問題出發，去考慮中國個人權利和社會發展，富國和強民，法律和政治，經濟和政治之間的關係。現在，我們的目標非常明確，普遍價值也一定要堅持，在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一步步逼近，可能比單純從學科角度進行探討更切合問題一些。

　　任劍濤：

　　高教授文章的視角值得肯定，他提出了三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

　　首先，能不能對中國的現代社會科學表示不滿。經濟學帝國主義形成以後，我們質疑經濟學本身的權利是否還存在？我是為這種權利辯護的。當我們致力於對經濟或者社會現象的學術解釋時，學術本身的蒼白是否不足以承受被解釋對象的不足。我認為，中國的失敗並不能被說成是經濟學的失敗，或者社會學、政治學的失敗。所以，高教授的論點可能會遭到來自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雙方的不滿。不過，自休謨以來，知識的自我質疑就是知識完善的前提。即使我們斷定了經濟學的失敗，也不是什麼大問題。其實，所有社會科學在解釋中國的變遷時，都失敗了。從這個意義上講，也可以說是理論和實踐的「雙重失敗」。

　　其次，高教授在時空架構上的重組也具有挑戰性。一方面，他努力劃分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的間隔，但這種對雜拌的現實的理想化劃分，很難有解釋應對。當今，前現代、現代和後現代在中國基本都可以找到根據。而你把中國安頓在前現代進入現代的時間限度里，並號召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這樣，文章不僅在前面的學科挑戰中會引致不同學科學者的不滿，在時限劃分上，也會招致站在後現代批判前現代，或者站在現代批判前現代，或者站在現代為現代辯護的學者的不滿。

　　但我對高教授的時限劃分是持認同態度的。因為，雖然這種斷定與現實不能一一對應，但跟總體狀況是吻合的：今天的中國確實還沒有完成從前現代到現代的總體轉折。我也支持高教授的說法，中國今天要解決政治問題。但這似乎也表現了另一種心態，即政治學因為不能進入學術話語場，而對經濟學在學術中心揮舞大棒感到不滿，但又無可奈何。總之，時間上的對應需要審慎，但總體的判斷還是有道理的。

　　是否古典政治經濟學學科本身專業化程度不夠，就不能夠解決現代的總體爭端？我認為，總體爭端恰恰需要學科的含糊性。學科部門化以後，很難解決邊際問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導向確實很多，但它能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道德看成一個整體，進行所謂的「宏大敘事」。但後來，尤其到了現在的成熟階段，宏大敘事就很困難了。今天中國面對的就是雙重困難，一方面，我們需要宏大敘事，以建構國家哲學；另一方面，又需要專業學術，以解決具體問題。所以，政治經濟要雙頭並進。我將高教授「回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論點認讀為回到宏大敘事，這也是政治哲學歷來的偏好。

　　在空間上，高教授特彆強調區別中國和西方，這就產生了反諷。因為古典政治經濟學是西方的流派，如果我們一方面對它加以區分，一方面又要回歸它，那麼，區分的限度在哪裡？這裡的矛盾和第一個挑戰有關，你試圖用學理性的話語來解釋中國問題，而經濟學實在是流派眾多，著作浩如煙海，會為你的雙線作戰帶來極大的困難。

　　另外，中國主流經濟學家中關注憲政的人，不能由布坎南來替代。我對茅於軾老師和張曙光老師是非常敬仰的，不過，茅老師和張老師對制度變遷的關注也是以微觀變化為主，研究國家政治制度變化的人，經濟學界確實不多。但如果因此就說現代經濟學是失敗的，則忽視了布坎南等人的貢獻。布坎南的立憲經濟學不僅有公共政策上的意義，更是從經濟學的專業視角出發，逐步解決現代政治學所關心的問題。從社會學角度出發也一樣，可以進入社會哲學，關心同樣的政治問題。所以，大家是匯合，而不是用政治經濟學替代現代經濟學。而在空間遭遇挑戰的情況下，就要回到中國關懷。新生代的大學生，中國關懷太強烈；而70、80後的學生，學術關懷顯然強於現實關懷。當我們解決現實關懷時，西方的理論是躲不開的。中國目前正處於「超越癖」的發作期，追求制度創新，獨立於西方。我們已不能靠國別來判斷基本的理論處境，也不能通過舉例論證來忽略處境的因素，我們更不可能亦步亦趨地按西方的路子走向民主。因為民主是國家實體下具體操作和妥協的結果，是博弈的結果，具有很大偶然性。所以，我認為，美國人對中國提出的新的民主模式感興趣，是美國缺乏理論創新餘地的表現。《亞當·斯密在北京》的作者認為，中國已經，或必將是世界市場的中心，而不再是邊緣了。作者滿懷信心的宣告引來很多中國學人給他推薦、作序。

　　第三個具有挑戰性的地方是，高教授試圖把古典學派，或者啟蒙運動的理論產物，作為現代的普遍標準。從理論概括角度來說，這是有必要的。目前，由於「超越癖」的發作，我們對現代典範都不敢認同了。而中層制度結構和微觀制度結構在具體操作上，差別也很大。但是，其中有沒有基本制度或者基本理念的一致性呢？這其實就是羅爾斯晚年最關心的問題。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博愛，難道因為是西方提出的，我們就一定要抗拒嗎？第二，基本制度上，我們是否需要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高教授剛才區分了好的市場經濟和壞的市場經濟，其實，市場經濟就是市場經濟，沒有好壞之分。嚴格按照市場邏輯貫徹下去，中國不會是今天這樣。因為壟斷資本和壟斷權力的存在，市場要素也沒有市場化，所以，中國還不是嚴格的市場經濟。

　　而對我們來說，既要解釋理論，也要提供對策，所以，高教授的努力方向還是值得肯定的。雖然剛才景教授批評說，中國的問題好像政治哲學無能為力，只有政治科學才能解決。但我覺得，微觀政策是政治科學和經濟科學處理的問題，而宏觀政策，一定要由政治哲學、經濟哲學或者社會哲學來解決。

　　我把高教授總體的斷定解讀為：中國缺少現代轉型國家所需要的理論建構，而以不確定性作為替代性國家哲學。三十年以來，我們是哪個不行改哪個，摸著石頭過河，充滿了不確定性。但如今，再這樣繼續下去顯然是不行的。在我們需要提供確定性的國家哲學時，高教授等政治學家的努力非常關鍵。像亞當·斯密、約翰·洛克、孟德斯鳩等，都是在提供超越民族國家的基本國家哲學，即基本價值理念和基本制度。古德諾認為，政治和行政要二分，但其實行政不能獨立。政治決定行政，行政反過來影響政治決策，是勾連在一起的。這個前提條件下，還有三個問題需要高教授進一步澄清。

　　第一，對政治經濟學的歸類是否妥當。初稿中，你把政治經濟學歸為了八種，而不是三類。我想，你可能為了支持自己重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對政治經濟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進行了切割。其實，馬克思的《共產主義宣言》與我們官方的政治經濟學並不一樣。馬克思高度肯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價值，他認為任何民族要想生存，就不能拒絕資本主義。單純對馬克思的解讀，與我們把馬克思主義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和執政黨意識形態後對馬克思的解讀是不一樣的。所以，文章中還應該包括新馬的解讀。今天，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權貴資本主義，而是亞細亞不受制約的東方專制主義與我們市場要素運作的結合，這也是產生權貴資本主義的歷史要素。西方強調大社會、大資本、大政府，而我們還堅持大社會、小政府的陳詞濫調。現在應該是政府、市場、社會都大，三者相互制衡。面對資本的張狂，我們需要培養規制的政府和自治的社會。有社會施加道德壓力，政府施加法律壓力，再加上內部接受價格機制的壓力，大資本自然會受到節制。總之，分割古典政治經濟學時，可能推敲的脈絡還要更細緻一些。我們也要勇於承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實體組成部分的價值，否則，就無法解釋美國如何通過人民資本主義化解了資本主義的弊端，而馬克思後的馬克思主義絕對做不到這一點。我認為，魏特夫的《東方專制主義》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該書1989年出版，至今一直沒有重印。但這本書非常有價值，它是從極權主義的西方研究轉為極權主義的東方研究的標誌性著作，對高教授的研究可能也會有所幫助。

　　第二是國內新左派和新右派的爭論。從某種意義上講，也就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爭論。高教授有兩個宣告：社會主義，即蘇聯式的、剛性計劃經濟的政治經濟學，已經徹底失敗了；部門經濟學支持的市場經濟學也是失敗的。但是，由於你把政治經濟學切割得太細了，所以沒有料到國際政治經濟學帶來的新的解讀市場經濟的眼光。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並不像你解讀的那樣，只是批判性的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將古典政治經濟學對以個體為單位的自由放任的經濟形式的探討，擴展為在市場分工體系里，解決國家間不平等的經濟運行問題。洛克、孟德斯鳩解決了國家權力制衡的問題，但「三權分立」已經過時，因為它只講權力的內部分工，而現實中的權力遠遠超越於「三權分立」。不同於這種「以權制權」的邏輯，後來人們強調「以權利制約權力」，這才保證了古典政治經濟學關心的個人權利。之後，人們又開始關心「群體權利」和「國家權利」。因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範圍內，沒有出現一個國家權利侵蝕他國個體權利的問題，所以，國家主權等只是對一國內部而言。但當遭遇他國主權時，我們該怎麼辦？這在今天是個大問題，比如，美國不負責任地退出《京都協議》，但中國因為缺乏話語權，無法進行有力的批評。國際政治經濟學恰恰就解決這些問題，所以它並非只有批判性，沒有建構性。面對國際分工體系的不平等，如何把古典政治經濟學對自由平等的保障從個人層面擴展到國家或者群體層面。中國的說法是主權高於人權，其實，主權和人權都重要，否則，主權就可以欺詐人權。主權與主權之間如何保證平衡至今仍沒有解決，這也是羅爾斯晚年設計《萬民法》的最主要原因。不管他如何解釋，都被人指是以美國為背景，主要講美國主權國家範圍內權利的保障，如果美國去保障其他國家人民的權利，就踐踏了其他國家的主權和群體權利。所以，要想強調民主國家的主權進步，就不能忽視國際政治經濟學。從這個角度講，重回古典政治經濟學可以論證，但要對接到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話語軌道。這樣，就不會把國際政治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拱手送給了所謂的左派。總結起來，你的基本判斷是社會主義只能批判，自由主義可以從事建設。哈耶克和龐巴維克等，號召我們對經典社會主義，即計劃經濟形態的社會主義保持警惕性，這是有道理的。在這點上，奧地利學派無可替代。此外，公共選擇學派、立憲經濟學又對奧派進行了有效的繼承和矯正，強調我們對社會主義教育也要保持警惕。我認為，趨同論就比「非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的論點要高明。所以，高教授還要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留個薄面。五十年代東歐改革開始到現在，雖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成功，但還不能說失敗。因為在中國，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組合顯示出了活性的狀態。我們是學習型的社會，不斷在糾正社會主義中不合適的地方，比如，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就提出了競爭性的黨內民主。越南已經成功地在社會主義中引進了競爭因素，其總書記和總理都是直選。但越南的市場經濟能否在競爭的社會主義之下獲得成功，我們還需要觀察。

　　三，我總體上認同你對理論的斷定，但如果論證得更細一點，不妨承認政治學也是失敗的。所以，你反省的是，為什麼所有社會科學都失敗了。這可以引出整個社會科學界的學風問題：為什麼90年以後，中國知識界都把問題換算成學理？高教授今天雖然一直在進行學理上的探討，但掩飾不住他對現實的關注。我想，這可能是「八九事件」的後果。此前，無論是浪漫主義者還是現實主義者，都可以對中國的改革道路暢所欲言。回頭看求實出版社、群言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著作，裡面很多話我們現在都不敢講。所以，你斷定的失敗其實是知識界總體的失敗。為什麼我們現在不敢直面中國的問題，而要把文章寫得那麼學究？像亞當·斯密和約翰·洛克，他們當年並不是為了建構精緻的理論，而是英國已經走到了光榮革命這一步，卻還沒有總結出政府的運轉方式。按薩拜因的說法，洛克被高估了，他只是把常識組合成了《政府論》。但我認為，洛克沒有被高估，因為四百多年的憲政歷程中，還沒有人能把這些「常識」歸納在一起。從某種意義上講，高教授是在做中國「洛克」的工作。而在中國，政治學、經濟學正遭受著理論和現實的雙重壓力：現實上，我們要找尋出路；理論上，我們要考慮精緻的理論體系。後者是個嚴重的問題，以至於我們寫文章時，不引用英文文獻就會感到臉紅，而洛克當時就不會有引用法國文獻的壓力。所以，這篇文章中重要的建構工作就是，我們要逃出知識的圈套。面對問題，需要動員哪個學科的資源我們就動員哪個學科的資源，不能把人的研究領域限制在某個學科上。比如，汪暉雖然早期是研究文學的，但他可以用文學思維研究社會問題。而且，目前中國的知識界容易在整體學風上，陷入「事後英雄」的狀態。我同意楊教授的觀點，不能說格林斯潘當年是失敗的，他畢竟用利息政策維持了美元體系。而我們的新左派，把中國社會政策的出現說成是自己批評的結果，這簡直是自美。在中國，政策博弈的邏輯是政策選擇的結果，和學術壓力並無關係。所以，不需要說誰在建設，誰在批評。並且，批評也能理直氣壯。批評是因為沒有足夠的信息，如果大學教授可以像基辛格、賴斯那樣成為國務卿，他們也可以對實際事務負責，具體擔負起建設的責任。

　　張曙光：

　　高教授提出的問題非常重要，相信今天的評論能為高教授提供很多好的思路，有助於問題的進一步探討，目前的回答似乎還不太令人滿意。

　　過去，我也相信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但是怎麼回，回歸什麼，要說清楚。不解決這個問題，只談回歸是沒有意義的，而且，完全回是回不去的，只能做到某些形式上的相似。更多的我就不說了，下面請高教授進行回應。

　　高全喜：

　　非常感謝諸位的批評，我簡單做下回應。

　　首先，這篇文章並非出於我的專業，而是有感而發。第二，我沒有對政治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做過深入系統的研究。所以，這篇文章只是筆記文章，不算正式的學術論文，對問題的探討也不是非常嚴謹。

　　但是，我想解釋的是，目前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已經變成了公共話語。中國成立六十年以來，自己的經濟學家，尤其是理論經濟學家，似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建樹。我們不能只翻譯西方的著作，要有自己的理論。西方的理論直接拿過來，肯定是不能解釋中國的問題的。這是我的第一點感觸。

　　第二，我對政治經濟學的分支確實沒有把握。另外，我也不是號召真正地回歸古典政治經濟學，古典政治經濟學有的內容已經過時，有的則成為了常識，我只是拿它說事。對於中國的改革，微觀上，我們需要知識，而我們對西方理論在學理層面的把握還不夠透徹，但我們更需要的是，憲政這個層面的推進。為其找理論依據時，經濟學眾多流派中只有古典政治經濟學把這個問題說得很到位。目前，大家討論的更多是深化的理論。可如果連淺顯的基礎、基本的路徑都不討論，如何深入呢？

　　至於回歸，我認為，不是知識上的回歸，而是意識上的回歸。英國當時針對的是王權，我們現在針對的是現行體制；解決方法不一定是「三權分立」，可以「多權分立」，只要有權力制衡就行。但是，我不是經濟學專業的，在中國的經濟社會怎麼回答這個問題，應該由經濟學家來做。中國這麼多年培養出了數以千計的經濟學家，他們需要好好研究如何構建法治秩序和憲政國家。

　　最後，謝謝大家！

　　張曙光：

　　今天的討論很熱烈，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受到了啟發。這次雙周論壇到此結束，謝謝！

　　2009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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