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求知難》全文
陳伯達《求知難》全文
引人興趣的，是書中特寫的美猴王——孫悟空。當他和群猴「朝游花果山，暮宿水簾洞」不勝歡樂的時光，他說：「我雖在歡喜之時，卻有點遠慮，故此煩惱。」眾猴聽他一片話後，「俱以無常為慮」。原來孫悟空們夢想的，是一個這樣的世境：「收來成一擔，行歌市上，易米
孫悟空跪在他最早的祖師榻前要求學道，他聽到他祖師覺來自吟：「難！難！難！」自從他一心一意求道，也自己說過：「這個卻難！卻難！」但當祖師一說「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他叩頭禮拜了。
在玄奘西行之前，《西遊記》就突出了孫悟空，而且特別點出「難」字，從而寫出了這個戰勝八十一難的主要主人公的機智和無畏的勇士——齊天大聖。
豬八戒入伙，和孫悟空不一樣。特別是他認為自己在路上「身挑著重擔，老大難挨」，想「養養精神」。孫悟空批評他，說，「……既是秉正沙門，須是要吃辛受苦，才做得徒弟」。八戒不易接受孫悟空的告誡。一過什麼富貴莊院，八戒便禁不住誘惑，「一似針戳屁股，左扭右扭的，忍耐不住」，「動了凡心」。孫悟空和豬八戒的矛盾，造成了八十一難中特大的悲劇。三打白骨精，由於八戒的調唆，胡說八道，使唐僧認定孫悟空只是一個「無心向善之輩，有意作惡之人」，是「歹人」，寫了貶書，再三要他回去。這件事害了唐僧，苦了沙和尚，豬八戒自己也遭了慘敗。直到後來八戒按照白馬所設的計謀行事，加上自己「請將不如激將」的妙想，終於把孫悟空感動了。行者決心去拿此時唐僧們所遇到的妖精。在走過東洋大海時，行者「下海去凈凈身子」，用現代的用語來說，也有自我反省，自我批評，他說：「我自從回來，這幾回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氣了。師父是個愛乾淨的，恐怕嫌我」。八戒「於此始識得行者是片真心，更無他意」。
顯然，西遊記是把這一段事故的經歷當成重大的轉折來寫的。這段經歷說明：在極端困難的路程中，在自己的一伙人中，由於內部矛盾的過度激化，就會出現致命的悲劇。
唐僧們到了「西方極樂世界」，見到如來佛，總算達到西行的目的。
但是，希望帶來了失望。
行者嚷道：「如來！我師徒們受了萬蜇千磨，自東土拜到此地，蒙如來吩咐傳經，被阿儺、伽葉財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將無字的白紙本教我們拿去，我們拿它去何用，望如來敕治！」
對行者這個責問，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兩個問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經不可輕傳，亦不可以空取。向時眾比丘聖僧下山，曾將此經在舍衛國趙長者家與他誦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脫，只討得他三斗
阿儺、伽葉「二尊者復領眾，到珍樓寶閣之下，仍向唐僧要些人事。三藏(即玄奘)無物奉承，即命沙僧取紫金缽盂，雙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窮寒路遙，不曾備得人事。這缽盂乃唐王親手所賜，教弟子持此，沿路化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萬望尊者將此收下……只是以有字真經賜下……那阿儺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樓的力士，管香積的庖丁，看閣的尊者，你抹他臉，我撲他背，彈指的，扭唇的，一個個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經的人事。須臾，把臉皮都羞皺了，只是拿著缽盂不放。伽葉卻才進閣檢經，一一查與三藏。三藏卻叫：徒弟們，你們都好看看，莫似前番」。
這事是唐僧們原來沒有想到的。
馬克思的著名一段話：「宗教里的苦難既是現實苦難的表現，又是對這種現實的苦難的抗議。宗教是被壓迫生靈的嘆息，又是無情世界的感情，正象它是沒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樣，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佛教的發展也正是這樣。
取經聯繫到索取行賄，這件事已點出佛教的發展同樣屬於富有階級的宗教，是為奴隸主和封建主服務的宗教；是奴隸主、封建主的宗教。當然，它跟赤裸裸的吃人肉的那些妖怪不同。在唐僧西行的路程中，那些妖怪總想拿唐僧們身上的肉去飽餐一頓，但幸虧齊天大聖出了大力，避免了被吃的災難。
齊天大聖——這一個好赫赫的名字！他不只是「聖」，而且是「大聖」；不只是地上的聖，而且是天上的聖；不只是天上的聖，而且是和天一樣大，一樣高，一樣並立的大聖。這是在一個孤立小天地中生活的小生產者反映出來的自高自大的面貌。在孤立的小生產者的周圍，包圍著很多同一模樣的小生產者，因此，一個美猴王可以一下子變成千百個或千萬個美猴王，就如他那根鐵棒一樣，可大可小，可粗可細，可長可短，有時可以「變做繡花針兒」。
一個小生產者也可能到處衝撞，也可以「大鬧天宮」，因為財產不多，丟掉也不值得可惜；但又經常思念故鄉，去時容易，回時也容易，例如，當唐僧在路上趕他走時，他就重新掛起「重修花果山，復整水簾洞，齊天大聖」的雜彩花旗，逍遙自在，樂業安居。小生產者平常各干各的，各顧各的，但在接觸到共同利害的時候，也能成「一窩蜂」，也能在一定時候，「齊齊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鐵桶金城」。舊社會農村發生不同氏族大械鬥的時候，就有這種情況。
美猴王有群猴和他在一起。他代表了群猴的利益。孫悟空把花果山當做他的靠山，他的穩便的後方。 但他怎樣又變成一個佛教徒呢？
小生產者具有兩重性：有時可以這樣，有時可以那樣。任何宗教都信神。孫悟空原來信道教的神，現在又信佛教的神，如魯迅的解釋，「釋迦與老君同流」(《中國小說史略》)。這對小生產來說，並不可怪。
小生產者從來沒有，也不能形成為一個獨立的力量。這是一個類似「一盤散沙」的階級。他們盼望的，正如孫悟空給一個莊上人家祝福的：「子孫繁衍，六畜安生，年年風調雨順，歲歲雨順風調」。孫悟空自許「上天有路，入地有門；步日月無影，入金石無礙；水不能溺，火不能焚」，但他卻不能向百姓作「年年成熟，歲歲豐登」的許諾，他認為這是「天賜」的。
孫悟空那樣相信自己上天下地的本事，卻極端恐懼唐僧針對他所念的「緊箍咒」，因為唐僧一念這咒，對他的頭腦引起不能忍受的痛苦。這是封建主用以約束小生產者——他們的行動，他們的智慧——的枷鎖。孫悟空不能打碎這個枷鎖，而只能乞求唐僧「莫念！莫念！」來暫且避免痛苦。在宣布他為「斗戰勝佛」後，他才消除這個對他的經常的威脅。但這已不能算是「斗戰勝佛」的勝利，而是表現他對佛教的無條件的屈服，即「斗戰勝佛」變成了屈服佛。
唐僧、孫悟空經歷的，是求佛道，求神道。求神道，所謂求神拜佛，——這是多麼荒誕呵！《西遊記》所寫的，不過是一些騙人的神跡，一些荒誕的奇蹟。《西遊記》——僅僅是一堆幻景——幻想的幻景，幻景的幻想。但是，人類經歷無知、愚蠢、迷信，到會有所知、會有所啟發、會有某些清醒，這是一個長期的，非常曲折的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多長時間，只能由各國具體的歷史來決定。有的由東向西走，有的由西向東走，結果會碰在一起。
唐僧們求佛道，求神道，也有可能帶來他們沒有意識到的另一種產品。
唐僧玄奘西行取經是實有其事的，經過很大的艱難，也實有其事的。但「孫悟空」、「豬八戒」等等，當然是虛構的，事實當然不是小說《西遊記》所寫的神奇古怪。中印佛教徒歷代的往來，以及玄奘這次西行，對溝通中印的文化，擴大中國人的某些眼界，增加中國人的某些知識，起了它的作用。中國人有某些思想，是受到佛學的影響，而獨立發展起來的。
恩格斯說：「辯證的思維——正因為它是以概念本性的研究為前提——只對於人才是可能的，並且只對於較高發展階段上的人(佛教徒和希臘人)才是可能的，而其充分的發展還晚得多，在近代哲學中才達到……」(《自然辯證法》201頁)
《西遊記》寫道：「一佛國在一沙中」。「一粒沙合大千界」。
無限大和無限小的對立統一：無限大在無限小中。無限小含有無限大。這或許可說是原始佛教徒的「天才的直覺的」原始辯證法的萌芽。
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甚至背離最初出發的目的，經過這樣那樣的彎路，「山窮水盡疑無路」，而爬到求知的某些彼岸。不過，這種知，又往往是片面的，不全的。
「行動在先」。「原始為動」。如古代人說過，「人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實踐開闢著求知的道路。求知的過程，即在實踐——首先在實踐的過程中。人們只能在實踐過程中，逐步探索，逐步打開知的眼界。列寧在《偉大的創舉》中講過：「一位日本學者，為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耐心地試驗了六百零五種藥品，直到制出滿足一定要求的第六○六種藥品為止，……」。求知不會只是八十一難，而是如人們習慣說的，常常經過千難萬難，而且也會遭遇失敗。求知，總是克服一件，又會遇到新的一件，隨著歷史的前進，將永無底止。
讀書小札
紀訓
陳伯達
在1982年第十期的《讀書》雜誌上，公開發表了陳伯達晚年所寫的題為《求知難》的文章，儘管署筆名「紀訓」而未署陳伯達，這在當時也是一個奇蹟！須知，當時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十六名主犯之一的陳伯達，尚在服刑期間。他被剝奪政治權利，怎麽可能公開發表文章呢？其實，這連陳伯達本人也根本沒有想到！
既然《求知難》並不是陳伯達本人向《讀書》雜誌投稿，《讀書》雜誌怎麼會發表他的文章呢？
事情要從
周揚，本名周起應，湖南益陽人氏，比陳伯達小4歲。中共建政後，周揚一直是中國文學界的領導人，那時，周與陳各自忙於各自的工作，彼此來往並不多。
「文革」一開始，周揚作為「四條漢子」之首，受到重炮猛轟。在1970年8月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上，陳伯達遭到批判，從此下台。不久，也身陷囹圄，與周揚一樣。
然而，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周揚復出，重新擔任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陳伯達呢，作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被押上了歷史的審判台」。
1982年初夏的一個晚上，陳伯達在公安人員的陪同下，到周揚寓所，兩個人談了四個小時。陳伯達半夜才回來。
在這次談話中，陳伯達跟周揚說及自己「寫了幾篇與文藝有關係的文章，不知你看到了沒有？」
陳伯達提到那幾篇文章題目，內中就有那篇《求知難》。
周揚說：「我沒有看到。」
陳伯達便說：「那我可以向上面提一下，把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交給你看。」
於是，陳伯達所寫的幾篇「和文藝有關的文章」，便交到了周揚手中。
據陳伯達之子陳曉農回憶，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的一天，那兩位曾經來訪過的老朋友，經過公安部門的同意，再度前來看望陳伯達。他們剛剛入座，那位與周揚相熟的朋友，便從包里拿出一本雜誌，送給陳伯達。這是上月十日出版的第十期《讀書》雜誌，上面刊登了《求知難》，署名「紀訓」。
陳伯達完全沒想到，自己寫的文章，竟然能夠公開發表——儘管作為「筆杆子」，他曾經發表過大量的文章。然而，在他的晚年，在他被判刑期間，能夠公開發表文章，這確實出乎他的意料。
那位朋友只是很簡單地告訴他，《求知難》是經過周揚閱後發表的。
又過了一個月，這兩位老朋友又一次來訪，才把《求知難》發表的內情，詳細告訴陳伯達：《求知難》等文章由「上面」轉到了周揚手中以後，周揚頗為讚賞。不久，《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總編輯、歷史學家黎澍去看望周揚，見到了陳伯達的這些新作。儘管黎澍在七十年代末曾經發表多篇文章，嚴厲地批判過陳伯達，但是他和周揚一樣，十分欣賞陳伯達的新作。
過了幾天，黎澍向周揚借去陳伯達的文稿。黎澍經過仔細閱讀，選中了《求知難》，認為這篇文章適合公開發表。黎澍把《求知難》託人送交《讀書》雜誌，在第10期刊發了。
對於《求知難》的發表，陳伯達十分感動。陳伯達說出發自內心的話語：「一個人一旦有事（引者註：出事之意），大家就都六親不認，這個風氣實在不好。所以，我要感謝周揚，還有幾位幫助發表我的文章的同志。」確實，在陳伯達晚年，長期處於「六親不認」的極度孤獨之中。周揚不避嫌，向他伸出友誼之手，使陳伯達為之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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