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話題與冷思考 ——從蘇聯模式到中國道路的對話

黃宗良，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

項佐濤，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古明明，中共中央編譯局馬克思主義研究部助理研究員，《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記者。

●黃宗良　項佐濤　▲古明明▲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是二戰後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蘇聯模式的破產到中國道路取得世人公認的成就，其中還有一系列有必要進行深入探討的問題。●探討這些問題的意義自然遠不在於消除各種分歧；實際上，對很多問題學界大多數人還是有共識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巨輪，早已拋棄那些被證明是不切實際的東西而破浪前行。這一個60年的「甲子」，僅就共產黨的社會主義運動而言，作為主線的表現形式是改革，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符合時代新特點和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新道路和新體制。在這一探索和改革的過程中，最大的挫折是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革除了和正在繼續革除蘇聯模式弊端的新的社會主義模式。我們可以抓住這條主線來談。

蘇共二十大——轉折從此開始，改革開新篇▲蘇共二十大有兩大問題：一是提出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三和」問題，這是當年被當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路線的重要論點。這個問題引起了中蘇兩黨的分歧和大論戰，進而導致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儘管這種分歧是時代發展的客觀進程造成的，但並非不可避免，其中有不少教訓可以總結。一是赫魯曉夫所作的「秘密報告」，您如何評價「秘密報告」？●這裡有三個問題需要探討，即「突然襲擊說」、「全盤否定說」和「引起混亂說」。把「秘密報告」說成是赫魯曉夫的個人行為並不符合歷史實際，說是「突然襲擊」也是缺乏分析的。「秘密報告」雖沒有列入二十大的正式議程，是在議程進行完之後才作出的，但並非赫魯曉夫的個人行為。當時，蘇共新領導對斯大林個人崇拜的清算在斯大林去世後一周之內就已開始。在準備二十大的過程中，新領導人已考慮把「非斯大林化」作為大會的主旨。1955年12月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討論了平反錯案問題，並根據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由中央書記波斯別洛夫擔任主席的委員會，負責審查1937年-1940年大鎮壓的相關資料。1956年2月11日，蘇共中央主席團聽取了波斯別洛夫的報告並進行了討論，向大會說明了大鎮壓情況，會上並沒有出現大的分歧。2月13日，主席團決定由赫魯曉夫作《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同日，赫魯曉夫受主席團委託召開中央全會，通過了由赫魯曉夫在閉會時所作的這一報告。可見，由赫魯曉夫在大會上作此報告是在二十大召開前由中央領導集體決定的，並沒有爭論。而真正的分歧在於，報告中對斯大林評價的提法和揭露的程度。對此，各方各執一詞。「全盤否定說」也不客觀。首先，赫魯曉夫這個報告的任務並不是要全面評價斯大林的歷史功過，只是想說明「個人崇拜」及其引起的後果問題；二是赫魯曉夫報告一開始就交代了有關斯大林在準備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國內戰爭和「建成社會主義」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已是人人皆知，意思是不必再多說；三是「秘密報告」對斯大林錯誤的揭露其實也不到位，何談「全盤否定」？就報告的內容而言，最嚴重的不足在於未能深入解釋和分析產生斯大林個人崇拜問題的社會和歷史根源，而更多歸結於斯大林個人的「粗暴」「殘暴」「任性」「自大狂」「貪權」等個人不良品質。●再看「引起混亂說」。毛澤東同志對此有幾句話的評價，「揭開了蓋子，也捅了婁子」，「打破了神秘主義」以及「這是一種解放」。總體上說，蘇共二十大是二戰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強國目標和趕超戰略——蘇聯模式與發展理念▲蘇共二十大打破了蘇聯模式(或為一些人所稱的那一階段的「斯大林模式」)，那麼蘇聯模式到底有什麼基本特徵？●「模式」現在仍是一個比較寬泛而模糊的概念。我們覺得，「世間萬象模糊好」。我們分別從體制(包括具體制度)模式和發展模式來看。從體制方面看，蘇聯模式大體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全盤集體化和20世紀30年代的大清洗這三大「運動」中形成的。

●從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看，蘇聯模式可以概括為「八重八輕」，即重政治輕經濟、重工業輕農業、重重工業輕輕工業、重軍工輕民用、重速度輕效益、重積累輕消費、重計劃輕市場、重國家利益輕個人利益。這裡的「輕與重」只是相對而言，如重政治輕經濟不等於說斯大林不重視搞經濟，相反他對經濟建設還是抓得很緊的，只是說在用什麼途徑來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他更側重於用政治手段來搞社會主義，實際上不完全承認生產力、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最終決定力量，甚至走向唯意志論。但有的還不只是「輕」的問題，如「輕市場」，蘇聯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還在批判「市場社會主義」，認為市場經濟會破壞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利弊需要客觀評說▲如何看待蘇聯模式在理論界和學術界一直存在很大分歧，我們到底該如何評價蘇聯模式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是其中有幾點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應該承認沒有一個適用於一切時代、一切國家、一切社會發展階段的模式，因此必須從當時的世情和國情出發作具體分析；第二，評價一段歷史及其代表人物，會有不同角度、不同價值觀念，比如，現在俄羅斯還有不少人「懷念」斯大林，他們懷念的不是他的殘暴鎮壓和強迫集體化行為，而是他領導蘇聯人民創立的強大的工業和軍事大國。第三，有的評價是為了分清歷史責任，而有的評價則是以當今我們已經達到的認識高度對其作價值判斷。●我也認為以上這幾點很好。據此，我們可作些簡要的評價。從當時的世情、國情出發，全面、客觀地看，蘇聯那時是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社會主義的「孤島」，列寧、斯大林一向強調的是「落後就要挨打」。強國、強軍、趕超西方是他們的目標。這裡既有「共產黨人的色彩」，也有「俄羅斯人的色彩」。在一定時限內是可以理解的，一定時期內優先發展重工業是必要的。

二、蘇東國家改革35年：沒有成功，但有遺產

▲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對蘇聯、東歐改革的情況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對其經驗教訓的看法卻存在不少差別，我們可以著重從經驗教訓方面進行反思。蘇東八國的情況各異，經驗教訓也各有突出的地方，即使是蘇聯自身，30多年間幾個階段的情況也有所不同，你們能根據各自情況分別談一談嗎？1.一言難盡的赫魯曉夫改革●你的理解不錯。我們先說赫魯曉夫執政11年的改革。可以先對這個時期的改革作具體分析，然後給予總體評價。他的改革有以下幾種情況：有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確的，並能堅持下去。有的是屬於方向正確，但執行過於機械，而未能成功，甚至影響其執政地位。有的屬於方向正確，但沒有堅持下去，甚至是倒退。有的屬於方向正確，但來不及進行下去，他就下台了。有的屬於沒有充分論證，草率上馬的不成功舉措。

這樣具體分析使我們能夠清晰地分清功過是非。在此基礎上，作總體評價能夠更為準確一些。實際上，一方面是赫魯曉夫執政11年，蘇聯工業總產值增長了180%，農業生產總值增長70%，綜合國力也大大加強了。但另一方面，說這個時期蘇聯改革不成功也是可以的，原因在於赫魯曉夫本人性格急躁魯莽，有時主觀武斷，改革沒有總體設計，後來造成經濟混亂。不能以我們現在對成功的認識作為標準來評價，他要求社會主義體制改革一步到位、一蹴而就，那是極不現實的。一個時代的人做那個時代的事，有一定的成就就不錯了，不應該苛求前人。總的來說，赫魯曉夫屬於社會主義者，把他當成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小丑」，是不夠鄭重的。他的功與過，也並非像莫斯科聖女公墓的那個半白半黑的雕像那樣非常分明。如果非要說赫魯曉夫總體上的問題，應該是他沒有觸及到蘇聯模式的根本弊端，或者說基本上還是「左」的路線。2.曾經穩定發展，為何走向停滯衰落？▲赫魯曉夫之後，我們能否再討論一下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勃列日涅夫執政18年，在蘇聯歷史上執政時間僅比斯大林短。關於此人，我只想說兩點。第一，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後，對赫魯曉夫改革留下的體制混亂進行了「糾偏」，廢除了劃分工業黨、農業黨的做法，取消了幹部按比例定期輪換的硬性規定，恢復了工業部門的「條條」管理體制，撤銷了地區國民經濟委員會，對社會穩定起了一定作用。第二，由「穩定發展」走向停滯和衰退。由於勃列日涅夫的幹部隊伍穩定和連續性政策，幹部職務終身制復活了。高層幹部嚴重老化。

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蘇聯經濟發展速度不斷下滑。社會總產值平均增長率由「八五」期間的7.4%降至「十五」期間的4.2%，「十一五」期間更下降到3.3%。而他執政後期的1975年，蘇聯又全面實行「進攻性的階級鬥爭戰略」，在「世界革命」的口號下對外擴張，1981年軍費開支比1965年增長了3.75倍，國民經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這種軍事擴張的結果又要求國內權力高度集中，使體制僵化成為對外政策的需要。「官僚特權階層」進一步擴大和固化，黨群關係更加疏離，官民矛盾更加深刻。同時，「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成為政治危機的突出表現，而他們的很多秘密出版物為蘇聯社會的劇變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礎。●確實，這一時期蘇聯人民的價值觀念越來越「世俗化」和「西方化」了。在口是心非的傳統價值觀維護者面前，追求新的價值觀者顯得「理直氣壯」、不容置疑。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即對民眾的管理和控制，其辦法是通過「硬」的和「軟」的兩種手腕，使民眾完全服從國家政權，抑制個人的需求和慾望。而當人們離棄了傳統的價值觀，變得「世俗化」「國際化」「西方化」之後，剩下的主要就是國家政權的強制作用、暴力機關的武力及其威懾作用。當然，特別對於黨員和黨組織來說，紀律和組織原則也很重要。在蘇聯高度的社會國家化而社會又處於危機前夕的情況下，一旦黨和國家放鬆了控制，放棄了上述藉以維持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手段，矛盾就會不可遏制地爆發，社會就會無所適從，思想、經濟、政治等方面就會全面失控，政治權力就很容易落入善於呼風喚雨、博得民心的政治勢力手裡。因此可以說，蘇聯當時已處於危機前夕的狀態，劇變只是時間問題了。3.末代總書記在蘇聯解體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如果說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時期已經埋下了蘇聯發生變革的種子，那麼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為什麼會演變成政治劇變和國家解體的結局？問題還在於改革的指導思想、方針、政策、步驟的錯誤。這體現在戈爾巴喬夫的思想體系和政治綱領上，即「新思維」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新思維」講的是「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一般而論，口號本身並沒有錯，問題在於戈氏提這些口號、手段時不講「限度」，不講政治界限，沒有估計到可能的失度和失控。「多元化」包括思想意識形態、經濟和政治各個領域。政治上的多元主義允許黨外有黨以及黨內有派，即放棄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承認多黨制；弱化民主集中制和允許加盟共和國黨的獨立性等。這就把蘇共歷來用以控制政局的一元主義一下子改變為多元主義。●這裡的關鍵環節是文化、意識形態的「多元化」，對新聞、輿論工具的「開禁」。從1986年4月起，報紙、雜誌、電台、電視台的報道權力被下放給編輯部，意識形態各領域的領導班子被改組，人們開始享有從未有過的辦報自由。1990年上半年，各反對派辦的「非正式」出版物上千種，到蘇聯解體前報紙有8000多種，期刊5000多種；在辦了登記手續的報紙中，蘇共掌握的僅佔1.5%。不少新興報刊熱衷於宣傳西方制度和價值觀，貶損蘇聯社會主義價值觀，全盤否定蘇聯社會主義歷史。蘇共原來依靠輿論一調尚且不能完全佔領思想文化陣地，於是，思想文化領域失控，天下大亂。戈氏大力鼓吹的「公開性」「民主化」「多元化」，召喚出來蘇共和蘇聯的兩個對立物——迅速崛起的反共「民主派」和不可遏制的民族分立浪潮；搞垮了蘇聯社會賴以維持和運轉的最重要機構，即作為社會脊樑的蘇共及其行政管理機構——蘇聯政府。蘇共的領導地位和領導權因多黨制的出現、總統制的確立而被奪走；蘇共的形象及其歷史成就在「反思潮」中被一筆抹殺且被醜化；蘇共的骨幹隊伍在戈氏為掃除「障礙機制」而大批撤換幹部中被搞得七零八落；蘇共的組織系統因淡化民主集中制而渙散分裂，黨內派別林立。民族的分立浪潮再也無法遏制，國家的解體只是時間問題了。

帶著鐐銬的改革怎麼能走出敗局？▲接下來，東歐各國改革的不斷失敗，恐怕是社會主義改革最重要的教訓，能不能談一談它們的情況？確實如此。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東歐不少國家共產黨的領導人要在本國社會主義過渡時期實行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制度同蘇聯的制度有很大區別——保留了議會制度，成立了多黨聯合政府，在經濟領域實行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進行了土地改革，但大多數沒有實行蘇式的農業集體化。這基本上都是從本國國情出發，而且也符合當時的國際條件，即美、英等反對在東歐建立「共產主義政權」，但出於認可蘇聯在東歐利益的考慮，對東歐的資產階級政黨也不支持；蘇聯為了維持戰時大國聯盟的框架也不主張東歐國家立即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實踐證明，人民民主國家二戰後初期採取的各項政策，在國內也贏得了廣泛的支持，取得了明顯的成效。但是，在1948-1954年期間，為強制推行蘇聯模式，東歐也開展了大清洗運動，受害者的數字同樣驚人。

●蘇聯就是這樣靠鎮壓和大清洗來掃除蘇聯模式之障礙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揭開了斯大林這個「蓋子」，自然會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這些國家引起強烈的反響，各種政治思潮、各種政治勢力都十分活躍。「波匈事件」在本質上正是反對蘇聯的大國主義、要求獨立自主、走結合自己國情社會主義道路的東歐國家同蘇共所堅持的蘇聯模式及其大國主義的一次較量。赫魯曉夫在1957年承認，匈牙利「這次暴亂是我們自己的錯誤引起的」。「布拉格之春」也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黨內改革派衝破蘇聯模式、走自己的路的一次改革運動。以蘇聯為首的華約五國出兵鎮壓了「布拉格之春」，在20年之後，這些國家領導人自己承認這是對捷克主權和內政的干涉行為，應該受到譴責。但上述悔悟並不能消除這些武力干涉對受害國社會發展造成的惡劣後果。東歐劇變的教訓在於：第一，它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是不能靠移植、照搬別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更不能靠武力來維持；第二，蘇聯模式那種「左」的機制、政策、做法，只會損傷社會主義的名聲，只會削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不過，我們還不能簡單地以成敗論英雄。需要特彆強調的是，東歐各國共產黨在艱難曲折的社會主義實踐中，為世界社會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許多寶貴遺產。比如，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20世紀60年代「靜悄悄的改革」中提出和實行的聯盟政策以及其被稱為第三種社會主義模式的新經濟體制等；以鐵托為首的南共聯盟實行的從工人自治到社會自治制度，尤其是「代表團制度」都是很有實踐和理論價值的。5.最重要的啟示：用力氣把這三組三者關係處理好▲通過以上的梳理和分析，二位能否把蘇聯和東歐的改革和後來發生劇變、解體的經驗教訓，亦即其在社會主義發展歷程中的影響、對之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產生的作用進行一下歸納呢？●這20多年來，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其實就是要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三組三者關係，即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統一起來；把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把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弘揚本民族傳統優秀文化作為建設馬克思主義先進文化的根基、同時吸取國外積極的文明成果有機統一起來。對東歐國家而言，也許人們一提起東歐劇變的教訓就會認為東歐「脫俄入歐(西歐)」是不可避免的。東歐的發展還是存在著多種選擇的，不能否定另一種可能，關鍵問題在於是否以民族優秀文化為根基，去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文化。這正是東歐執政黨沒有做到的，究其原因首先是蘇聯和西方不允許它們這麼做。政治不能獨立自主，文化這個「軟體」的建設也不可能是自主和自由的。

三、以世界眼光看待中國道路的偉大實踐和歷史使命

1.曲徑探新路，低谷起高歌：蘇東劇變後世界社會主義的新轉折

▲蘇聯模式以及東歐國家的教訓固然發人深省，如何評估和概括蘇東劇變及冷戰結束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態勢和新的特點，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兩位是否能夠談一談這方面的看法？●蘇東劇變後，對當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總體態勢和特點，有過三種說法——「失敗論」「低潮論」與「轉折論」。「失敗論」即認為社會主義在世界已經失敗了，歷史「終結」了；但是持此論者現在已經改口，不去說它。「低潮論」自有其道理，因為15個社會主義國家只剩下5個，共產黨人總數(中國除外)從劇變前的4400萬人減少到1995年的1100萬人。轉折就是在全球化的條件下，在蘇東劇變之後，世界各國社會主義政黨在總結蘇東劇變的歷史教訓中，擺脫蘇共模式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尋求更符合時代的特點、各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和模式。世界社會主義在「劇變」中遭到嚴重的挫折和失敗，但其影響不能看成全是消極的。用「轉折」來表述，更客觀和中性一些，更能反映「壞事變好事」的積極一面。這個轉折時期總的傾向是右移，具體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原蘇東地區執政的共產黨，有的「社會民主黨化」了，也有一部分仍堅持共產黨的稱謂，對黨的傳統有繼承，也有「拋棄」。俄共被視為「半社會主義黨化」，由原蘇共的一元主義轉向多元主義，承認多黨制、多種經濟成分、思想多元、多種鬥爭方式。中東歐一些保留共產黨名稱的，他們反對全面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過去，但又放棄了「無產階級先鋒隊」、「無產階級專政」、公有制、計劃經濟的提法，一般地提「民主」「自由」「人道」「人權」的口號。第二，西方國家社會主義政黨包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西方共產黨也分兩種情況，一部分轉向社會民主黨，另一部分堅持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一般不再提馬列指導、武裝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不再提民主集中制和國際主義。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也對其政策和傳統進行革新，英國工黨曾提出「第三條道路」即為典型代表。它在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和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之間走「第三條道路」，既反對傳統左派過多地依賴國家干預，又反對自由主義否定國家的作用。實際上是由傳統的民主社會主義向自由主義靠攏。第三，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頂住了劇變的風潮，在改革開放中發生和正在發生社會主義模式的轉換，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確實，「模式的轉換」以中國最為典型。我曾用「一個主義、兩種模式」概括中國改革開放前後兩個階段的同與異。一方面，毛澤東和鄧小平主張、實行的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結合，是一脈相承的社會主義；但二者確屬於不同的社會主義模式。這種模式的轉變主要體現在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常常是以鞏固權力為活動中心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單一的公有制，到主張並實行包括私營經濟在內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從封閉半封閉經濟，到全方位對外開放，同世界經濟接軌；從平均主義大鍋飯，到主張並實行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承認差別；從在上層建築「對資產階級實行全面專政」，到真正主張並實行吸取外國優秀文明成果，不僅當資本主義的對立面，而且要當其「後繼者」；從民主嚴重不足甚至遭到破壞、法制極不健全，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法治國家等。

2.奇蹟是怎麼發生的？——棄「兩個凡是」而行「兩個順應」▲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有人甚至用「奇蹟」來描述它。中國「奇蹟」到底是怎麼發生的？你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驗最重要、最根本的東西是什麼？●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解放思想，是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推動力是老百姓，首先是農民為了求生存搞起來的。這與蘇聯不同，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初，蘇聯經濟學家發愁的是如何使老百姓有賺錢的慾望，他們不存在溫飽問題。由此看來，最大的「實事」就是老百姓的事；而對共產黨來說，「求是」的中心就是探索黨群關係的規律。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這是一個大學問。中共一貫強調黨的領導是根本，而黨要有好的領導集體。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人總是說，他們就缺少像鄧小平那樣的領導人。●這話說得對，黨的領導太重要了。多元化的社會，沒有一個領導核心來整合，還不是一盤散沙？但如何理解黨的領導是個問題。黨的領導為什麼好，就是因為它辦了正確的事。正確性、先進性從何而來？不與群眾心連心，不能反映人民的要求和願望，還有正確性、先進性可言嗎？不少人說，中國的改革是從經濟開始，而戈爾巴喬夫是從政治開始。這話說得很不全面。實際上，戈爾巴喬夫改革恰恰是在經濟體制改革受挫之後轉向政治體制改革的。中國改革則是從政治思想、組織上開始。首先是中國從政治上解決了權力問題，「文革」結束後打倒了「四人幫」、否定了「兩個凡是」，通過討論確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僅解放了思想，還重啟了「文革」中靠邊站的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幹部。他們後來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路人和設計師。批評「兩個凡是」，相應地提出「兩個順應」，即順應民眾的要求和願望，順應世界進步潮流。前一個順應是要解決民主和民生問題；後一個順應就是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和政治民主化。兩個順應重疊的部分是政治民主。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特」在哪裡？——從兩個極端之間探尋新路▲我們說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中國道路，不同於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以及西方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那麼它的「特色」究竟在哪裡？●我們從外交、經濟、政治、文化這幾個方面來談吧。從外交上來講，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國人現在講的和平發展道路，這種對外關係的方針，可以說是在人類歷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國都沒有過的。我們是獨樹一幟。當然我們有優秀傳統文化作為我們的根基。中國人不是要去欺負別人，不是要去掠奪別人來發展自己的，而是走和平發展這條路，合作共贏。和平發展總的目標和中心任務，是為了我們自己搞好現代化，營造和平的國際環境。我們的國防是防禦性的，是永遠不侵略擴張，永遠不去爭霸、稱霸。中國軍隊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為了自衛，不是為了擴張；我們的國防開支是合理的、適度的，不是為了搞軍備競賽。中國的經濟跟蘇聯相比、跟西方自由主義相比有三個不同的地方：第一是所有制不同，我們不搞私有化但是也不搞蘇聯單一的純粹的公有制，而是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第二，我們既不相信「計劃萬能」，也不相信「市場萬能」；第三，我們不搞「禁欲主義」，也不搞「縱慾主義」，還不搞消費主義。這當然是從主導的方針講，實際上我們受這種消費主義的影響是很大的。還有就是政治上，我們既不是蘇聯那種一黨制，一黨高度集權，也不搞西方的多黨競爭的那種議會民主制；而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我覺得，我們的政治可以概括為適度的集權和有序的民主。適度或者有限的集權，用什麼來限制呢？可以用法律、憲法、民主來限制這個集中的權力。不過，中央還是需要有一定的權威、一定的權力。有序的民主不應是「民粹式」的街頭民主。最後從文化方面看，我們既不搞蘇聯那種文化專制主義，也不搞西方的那種自由主義多元主義，而是提倡主旋律多樣化，提倡「雙百方針」。4.時代交給中國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蘇聯的社會主義模式失敗了，西方新自由主義也是危機迭起，中國共產黨人該擔負起什麼樣的歷史重任呢？中國道路、「中國模式」的產生絕非偶然。它不僅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後170餘年、中國共產黨建立90多年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多年來歷史選擇、人民選擇的結果，也是人類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對人類作出的貢獻，而換個角度這也成為世界為中國提供的新的歷史機遇和歷史任務。●這當然不是說，我們可以宣布中國已經取得「最後的勝利」，也不是說我們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而是說，我們要十分尊重我們偉大的實踐，十分珍惜在這個實踐中不斷產生的豐富的經驗和逐漸明朗的路子。毛澤東在半個多世紀以前曾經無限感慨地說，中國應該對人類有更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我們現在所做的事業，正是孫中山、毛澤東等中國的歷史偉人、仁人志士之囑託。因此從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來看，可以說人類社會走到今天給中國人提出來了這樣一個任務：如何在以往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尋求另外一條發展道路。我們今天做的事情雖然非常困難，還有很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是在人類歷史上是有非同一般意義的，是有其重要地位的。當然這些特徵中，有「實然」也有「應然」和「必然」；是在「實然」「應然」的基礎上尋求「必然」的。這就是探索的過程、認識規律的過程。

文章出處：《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16年1期（文章有部分刪減）

本期編輯：Amy

政治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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