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讀 | 什麼是你的貢獻？

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過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蘇力

什麼是你的貢獻？

文 | 蘇力

這是近年來我常常思考的問題。一度我甚至想以此作為這一文集的書名，但終因似乎不那麼象一部法學文集，而更象一部小說、散文或雜文集的書名而放棄了。儘管如此，這個問題卻不是能夠選擇之後就一揮即去的。

一、

中國目前正處於一個社會變革、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很有可能，到下個世紀初葉，就經濟總規模來說，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復興已不可避免。這是100多年來中華民族一切仁人志士為之奮鬥的理想，而作為生活在這一時代的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我感到一種詩人所說的「歷史的多情」――儘管歷史完全無所謂有情還是無情。

這也許是現代中國對人類的一個最重要的貢獻，因為與現實相比，任何理論學術都會黯然失色，都不過是一種解說，而且永遠不會是最後的解說。儘管如此，解說卻是重要的。對於一個人來說，解說使他能夠把本來是無序的世界化為有序，從而似乎「有意義」；而對於社會生活來說，從一定的視角來看，社會的形成其實是在一個確定的社會環境中人們的諸多解說相互衝突、磨合、融合的過程，並進而獲得一種關於生活世界的相對確定解說，因此也就影響了人們的習慣性行為方式，構成「制度」，形成文化的共同體。

就過去的一百多年來說，中國無論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特別是前兩個學科）都從外國、特別主要是從西方發達國家借用了大量的知識，甚至就連這些學科劃分本身也是進口的――儘管它現已成為我們無法擺脫、也不想擺脫的生活世界的一部分。然而，在借鑒了這一切外來的知識之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或之後，世界也許會發問，以理論、思想和學術表現出來的對於世界的解說，什麼是你――中國――的貢獻？

當然，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可以迴避回答這一問題，我們可以找出種種理由；而我也相信，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學術傳統的形成，後代中國學者必定會提出更加精美的理論。然而，後代中國學者也同樣會發問，什麼是你的貢獻？

也許這個問題完全是虛構的，也許永遠不會有人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問題！如果一定會有人提出，那麼也就只能是我們自己，出於我們面對永恆的一種戰慄。

二、

也許，重要的問題是有沒有可能作出我們的貢獻。

回答應當是肯定的。儘管西方學者和前輩學者已經提供了大量的視角、理論、模式、命題和概念，但是假如沒有一個全知全能的上帝，假如人類歷史不是重複往返的，假如具體的現實生活具有無限的豐富性，假如每個人的體驗都具有某種不可替代性，假如人的生命是有限的，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到目前為止的一切知識都是闡釋學意義上的「偏見」，每一種知識體系都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昔日的學者、思想家沒有、也不可能窮盡一切知識。因此，從理論上說，我們這一代學者完全有可能根據我們的經驗作出我們的貢獻。

這種貢獻並不是以我們的經驗體悟為目前主要是由西方學者提供的理論、模式提供一些腳註，充實或補充他們的理論框架；而是一種真正的無可替代的貢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的歷史傳統、我們的眾多的人民（包括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變革時代給予了我們一個學術的「富礦」，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因此關注中國當代的現實生活，發揮我們的比較優勢，是中國學者有可能作出獨特學術理論貢獻的必由之路。

必須指出，關注本土問題並不是如同某些主張「弘揚中國傳統」的學者那樣，試圖從中國傳統或社會中尋找某些據說是具有「現代性的因素」。例如，一些學者將儒家的「仁」解說為民主，而將「恕」解說為寬容，據說這樣中國的傳統就得到了繼承。實際上，這種做法仍然是在以西方的某些理論、觀點、思想、命題甚至概念作為現代的和學術的標準，因此一切他們認為值得弘揚的，僅僅是因為這些因素是符合外國的某個或某些理論或做法。這種表面看來是在大力弘揚民族文化的做法，如果按其自身邏輯，其實完全是沒有存在的理由的。如果一切值得弘揚的中國文化中的因素，僅僅因為它們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國的某種理論或實踐，那麼我們為什麼不直接從外國照搬過來，有什麼理由要從中國文化之中尋求那些所謂的「萌芽」呢？這種做法的背後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條件恰當（例如熟悉外國文獻、精通外語），完全無須改變立場就可以從中導出「徹底砸爛中國文化傳統」的結論和做法。除了學術上、理論上、認識上沒有想透之外，這種做法，往往並非出自並追求對中國文化傳統本身和對外國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一種「我們先前也富過」的阿Q精神，甚至是出於潛意識地對各種自我即得利益的維護。

真正的貢獻，只能產生於一種對中國的昔日和現實的真切的和真誠的關懷和信任；相信並假定：過去的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學者）都大致和我們一樣具有理性，他們的選擇也同樣具有語境化的合理性；然後以此為基礎，深入地理解和發現現實，加以學術的和理論的概括總結；對自己的研究發現抱著一種不斷反思，既勇于堅持自己的觀點，並又隨時準備在有新的、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面前放棄自己的結論，接受更有說服力的理論、模式和觀點。

三、

中國的歷史和現實對做學問的人準備了一個「富礦」，但我們也面臨著很大的困難；也許中國法學尤為甚之。與其他學科相比，中國當代的法學研究更缺少學術的傳統，缺少研究中國實際的傳統。法學不僅無法與中國傳統學科的文史哲的深厚相比；而且與社會學相比，也缺少象費孝通先生那一代很有成就的學者，沒有《江村經濟》、《鄉土中國》那樣的富有洞察力和有學術支撐的著作；與經濟學相比，也缺乏經濟學的實證研究傳統和較為堅實的理論和學術訓練。中國的當代法學研究，儘管在一些法律實踐問題上有了不小的進步，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對一些命題、甚至是政治命題本身的分析研究，仍然趨向於把法學視為一種普適的知識，對中國當代城市和農村，對中國人因為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而形成的行為方式缺乏關注。我們仍然更多試圖並習慣於用18、19世紀西方學者的一些應然命題來規定生活。法學研究的方法也相當落後，從應然命題到應然命題，缺少對社會其他學科發展和支撐法學研究發展的理論的研究和包容，缺乏對司法問題的綜合性研究，往往從某個部門法出發把活生生的案件簡單地歸納為民法案件或刑法案件。甚至連基本的學術紀律和規範都還沒有普遍形成。

中國的法學的成熟還有漫長的道路。

然而，這也不能因此使我們有理由拒絕面對這樣的問題：「什麼是你的貢獻？」

四、

這裡收集的是我三年來寫作發表的一些大致說來算是法學的論文。是面對這樣的發問而不敢鬆懈的結果。儘管它們還算不上什麼「貢獻」，卻是這種追求的腳印。

當初寫作時，我並沒有有意要集中關注什麼問題。但現在回過頭來整理這些文章時，卻發現，以一種自己也無法說清楚的理由，我的關注可以大致劃分為四個方面，這本書集中了頭三個方面的文章，只有關於法學的知識演變的幾篇文章，由於更多涉及一些純理論學術問題，而且比較長，沒有收入這一集子。

首先是研究中國的現實。有關這方面的論文收集在第一編中。我不主張把法律視為一種抽象的、理想化的價值或體現了這樣的價值的條文，而更傾向於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理解法律，把法律理解為與人們具體現實的生活方式無法分離的一種規範性秩序。因此，在這些論文中，我討論了我認為的中國法制建設的真正立足點――當今的社會生活，主張關注現實，主張在社會背景下全面考慮法制建設。我分析了理念化的、似乎普遍正確的法律為什麼會為人們拒絕或變相拒絕，分析了法律規避的合理性和其在變革時期對制度創新的作用，我也剖析了一些流行的、然而至少可能有誤區的法學的和冒充法學的命題。應當說，這一編的文字反映了我對當代中國法制建設的基本想法和我研究問題的指導思想，這種關切也體現在其他編的文字中。

第二部分關注的是中國的司法，包括制度設計和過程。在關於司法專門化的一文中，我實際提出的是一個「審判獨立」的問題，但是我把這個問題放在轉型期中國的大背景下，著重從社會分工這一社會學角度來討論這一本來更多帶有政治哲學色彩的問題；針對中國的現實，我還分析了審判獨立在中國具有的司法與社會適度隔離的問題。在關於抗辯制一文中，我沒有過分關注抗辯制自身，而是關注抗辯制改革背後引起的或可能引出的一些法學和法制的實際問題。在關於電影《秋菊打官司》和邱氏鼠藥案一文中，我更努力試圖從個案分析司法問題的複雜性和世俗性，力圖在宏觀的法學理論與微觀的司法實踐之間尋求一些契合點。我之所以關心司法的制度和過程，是因為我認為從法制建設來看，司法是一個最有可能有所作為併產生實際影響的途徑，其影響力可能遠遠超過立法；而且，由於司法是具體操作的，法官所面臨的各種社會因素將是安樂椅上的法學家難以想像的，因此司法實踐更可能是法學理論發展創新的基礎，而不是相反。

第三部分的關注焦點可以說是中國法學研究的規範化，其中包括學術批評和法學教育。規範化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只有在一定的規範（也就是制度）約束下，才可能形成有活力的法學研究共同體，才能有真正的學術交流和批判，從而形成良性的法學研究傳統；並進而影響法學教育，影響法律實務，促成法律職業共同體。

應當說，這幾個方面，可能是中國當代法治建設和真正形成的要點。之所以關注中國的實際，是因為就總體來說不存在普適的法治模式；而法治是否存在在於實踐，在於如何做，而不是懂得如何作；因此，法律職業共同體和法學共同體的形成又是極為重要的。關注這些問題，研究這些問題，在實踐上改進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是中國法治建設的本土資源。也正是這個原因，我選擇了「變法、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作為這本書的書名。

五、

在收入本書前，我對許多文章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補充，有的甚至作了較大調整。儘管如此，我自己仍然感到在許多方面有不足。例如，儘管文章強調了對當代中國現實的關注和研究，但許多文章還主要是進行理論論證和邏輯分析；文章的許多觀點當然也不無爭議，至少許多結論都與教科書或流行的觀點或命題不一致，中國的法治實踐和公共選擇也許最終會否定文章的許多甚至全部結論。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過分關注文章的具體結論。「所謂結論」，按照Matz的「定理」，「就是你懶得繼續思考下去的地方」。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結論並不重要，結論只是人們為了退出某一具體研究時一個比較有效又體面的戰術或策略。不會有最後的結論，許多問題都可以繼續爭論下去；就如同多年前我在一首抒寫春天的詩中所說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一切又都是初次相逢；一切都理解過了，一切又都在重新理解之中。」

如果可能，我倒是希望讀者能更多地注意這些文章的角度、思路、方法或論證方式；注意文章對其他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知識的利用，對那些人人都知道而傳統法學往往視而不見的、現實的人和事的關注和分析，對於我們的日常切身經驗的提煉和感悟。這是我的一種學術追求，追求對法律制度的學術研究和哲學思考，追求對法律的交叉學科的研究，追求消除籠罩在法律上的理念性光環，使它成為一種「世俗但不卑俗的事業」。

1996年3月20－25日於北大蔚秀園寓所

文章節選自北京大學出版社《法治及其本土資源》（第3版）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