邁克爾·桑德爾｜美國自由派的四個挑戰：不平等、精英自滿、勞動尊嚴、愛國主義

導言

特朗普贏得競選的背後到底充斥著什麼樣的力量博弈？這是否是民粹主義對主流政黨精英領導的抵制的表現？進步黨應當如何在不滿聲中剝離合法訴求，重新考慮他們的政治使命和目的？

2017年夏季，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邁克爾·桑德爾，在《民主雜誌》（Democracy Journal）發表文章，就美國、英國和歐洲的民粹主義抬頭之因進行分析，並為進步黨提出建議。桑德爾先就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其任期第一個月的混亂為分析對象，得出了這樣的結論——特朗普的當選正是數十年來不平等現象越演越烈的結果，也是頂層階級獲益、普通民眾感覺被削弱的全球化模式的結果，這也是對於政治的技術官僚路徑的一種反駁；桑德爾繼續表示，民粹主義喧囂的不滿和怨恨背後挾裹著合法的訴求，進步黨應當剝離、正視並且回應這些訴求；最後，作者為進步黨列出四個挑戰命題：收入不平等；精英領導的自滿情緒；勞動的尊嚴；愛國主義與民族共同體。

「我們現在所需的是應當優先考慮的事項以及一個積極的政治方案。」（來自邁克爾·桑德爾2017年夏季第45期《11分鐘讀懂唐納德·特朗普的政治觀點》）

雖然唐納德·特朗普在其任期的第一個月就陷入政治僵局，但民主黨人還未贏得這場爭論。是的，國會中的民主黨人在反對廢除奧巴馬醫療改革法案和批准最高法院法官Neil Gorsuch任職方面表達了一致意見，但他們並沒有改變在很多方面的態度。儘管特朗普的支持率很低，但他的選民很少有人後悔自己的選擇。事實上，四月初的一次民意調查顯示，即使選舉再次進行，特朗普也將在全民投票中擊敗希拉里·柯林頓。

來自白宮的挑釁浪潮、政策失誤以及對民主規則的持續漠視，似乎給民主黨人提供了一個輕易的可供攻擊的目標，但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特朗普具有煽動性的言論和反覆無常的行為為深夜的電視喜劇演員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但對那些持反對政見的人來說，特朗普的行為並未火上澆油。

一部分原因是特朗普喜歡轉移話題。受到狂熱的、分散的有線電視新聞的報道和社交媒體的影響，特朗普帶給我們的是一個「關注赤字」的總統任期。這就為反對派提供了挑戰。源源不斷的挑釁迷惑了批評者們，他們往往需要努力去區分哪些作為是對民主的故意冒犯，而哪些作為僅僅是用以分散注意力。

對特朗普批評者的另一重挑戰是，某些抵抗形式放大了特朗普製造和發展的混亂。通常，推出失敗的政策將會削弱總統的權威；奧巴馬醫改網路的崩潰，損害了公眾對平價醫療法案的信心，使得奧巴馬政府處境尷尬。

然而，對特朗普來說，混亂是有幫助的。當他的第一次簽署的旅行禁令在機場引起抗議時，機場官員就如何執行行政命令十分困惑，緊隨其後法院裁決便暫停該命令執行。特朗普從這些混亂的局面中獲益——這鞏固了他在事件中心的地位，成為了他抵禦混亂的堡壘。

道德上的憤慨只有在政治判斷的引導下，才能在政治方面煥發活力。反對黨現在需要的是節制憤怒，優先考慮一個積極的政治方案。

構思這樣一個方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需要正視建制派政治思想的自鳴得意，這些思想為美國的特朗普和英國、歐洲的右翼民粹主義開闢了道路；並且它需要重新建立進步主義政治的使命和目的。

殘酷的現實是，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總統正是焦慮，沮喪和因主流政黨沒有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的合法的不滿情緒蔓延的結果。

這意味著，對於那些對特朗普充滿憂慮的人來說，發動一場抗議和抵抗運動並不夠；參與勸說活動才更為必要，這樣的政治活動必須從理解對美國社會和政治動蕩的不滿開始。

比如英國退歐的勝利，特朗普的當選正是數十年來不平等現象越演越烈的結果，也是頂層階級獲益、普通民眾感覺被削弱的全球化模式的結果。這也是對於政治的技術官僚路徑的一種反駁，這種路徑對那些感覺自己已經被經濟和文化所遺棄的人們的憤怒充耳不聞。

一些民粹主義的批評者，將它視為對移民和多元文化主義的一種種族主義和排外主義反應。另一些人則主要從經濟角度來看，將民粹主義看作是因全球貿易和新技術興起帶來的失業問題的抗議。

但是，只看到民粹主義抗議中的偏執部分，或者將其視為經濟上的反抗是錯誤的。這樣做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2016年的劇變是對歷史上的政治失敗的政治回應。

右翼民粹主義如今方興未艾，是進步主義政治失敗的徵兆。民主黨已經成為一個技術官僚自由主義黨派，相較以前構成其基礎的藍領和中產階級選民，如今它更像一個職業階層。至少直到最近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所代表的左翼民粹主義復興，類似的困境也一直折磨著英國的工黨。

困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希爾達·撒切爾認為，政府是問題所在，市場是解決方案。當他們從政治舞台謝幕，他們的繼任者——中間偏左的政治家們（美國的比爾·柯林頓、英國的托尼·布萊爾，德國的格哈德·施羅德）手段溫和，但鞏固了市場信心。他們軟化了毫無約束的市場的粗糙邊界，但並沒有挑戰里根-撒切爾時代的中心前提——市場機制是實現公共利益的基本工具。本著這樣的信念，他們接受了市場驅動的全球化發展的模式，同時對經濟金融化的發展表示歡迎。

在上世紀90年代，柯林頓政府吸收了共和黨促進全球貿易協定和放鬆金融業管制的觀點。這些政策的好處主要流向那些上層階級，但民主黨在解決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問題和政治中金錢力量逐漸發揮越來越大作用的問題上並沒有什麼增益。自由主義脫離了馴服資本主義和將經濟權力變成民主賬戶的傳統使命，便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力量。

當貝拉克·奧巴馬出現在政治舞台時，一切似乎都改變了。他在2008年參加總統競選時，為已經成為自由的公共話語特徵的管理、技術官僚語言提供了一個鼓舞人心的選項。他表明進步主義政治可以講一種道德和精神目的的語言。

但是，他鼓勵的道德力量和公民理想主義並未在其總統任期內得到持續貫徹。奧巴馬於金融危機期間就職，他任命了在柯林頓時期推動金融自由化的經濟顧問。在他們的鼓勵下，他以不追究導致危機的行為的條件救助銀行，但幾乎沒有對失去家園的普通市民提供幫助。

奧巴馬不再大聲呼喊道德論調，他安撫而非表達公眾對華爾街的憤怒。對救助計劃揮之不去的憤怒給奧巴馬總統的任期蒙上了陰影，並催化了在其任期內民粹主義抗議情緒——分別體現在左翼政黨的佔領運動、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候選人地位，和右翼政黨的茶黨運動、特朗普的選舉。

民粹主義在美國、英國和歐洲的興起，正是對主流政黨精英的抵制，但其最顯著的結果是自由派和左翼政黨——美國民主黨、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四月的選舉中只贏得了6%的選票。

進步黨在期待贏得公眾支持之前，必須重新考慮他們的使命和目的。他們應該從取代自己的民粹主義者的抗議中學習——不是重申其仇外心理和強烈的民族主義，而是認真考慮與這些不良的情緒糾纏的合法訴求。這種反思應該首先認識到這些不滿訴求不僅是經濟的，而且是道德的和文化的，不僅是工資和工作，而且是社會尊重。

進步黨如果希望化解現下擾亂政治局勢的憤怒和怨恨情緒，需要解決以下四個問題：收入不平等；精英領導的自滿情緒；勞動的尊嚴；愛國主義與民族共同體。

收入不平等：一般對不平等問題的回應是呼籲更多平等的機會——重新培訓那些因為全球化和技術發展而失去工作的工人；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消除了種族、族裔和性別的障礙。總結起來，這句口號就是那些認真工作、遵守規則的人應當得到與其才能匹配的回報。

但這個口號現在聽起來很空洞。在當今經濟態勢下，實現經濟地位的提升並非一件輕易的事情。對美國來說，這更是一個特殊的問題，美國人為自己國家的上升機制而自豪。美國人歷來沒有歐洲人那般擔心不平等問題，他們相信，無論一個人生活的起點是什麼，只要努力工作，白手起家，發家致富都是可能的。但今天，這種信念被質疑。出生於貧窮家庭的美國人成年後往往仍然很貧窮。在那些收入墊底的後五分之一的人中，有43%的人會停滯在此階層，只有4%的人能進入前五分之一的階層。加拿大、德國、瑞典和其他歐洲國家則比美國更容易擺脫貧困。

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關於機遇的花言巧語未能像從前那樣激勵人們。進步主義者應該重新考量這種設想——流動機制可以彌補不平等的差異。他們應該直接解決權力和財富的不平等，而非滿足於幫助民眾在分離瓦解的梯子上磕絆攀爬。

精英領導的自滿情緒：這個問題更嚴重。一直以來，對建立一個公平的能夠用社會地位如實反映努力和才能的精英領導體制的強調，對我們解釋自身的成功（或者失敗）產生不良影響。這種制度根據才能和努力工作程度進行獎賞的觀念，鼓勵成功者將成功視為自身行為的結果，視為對他們價值的衡量，因而他們看不起那些沒有自己幸運的人。

那些失敗的人可能會抱怨制度被操控、成功者作弊使得自己競升到頂層階級，或者他們可能沉溺在失敗是自己咎由自取，他們僅僅缺乏成功的才能的情緒中無法自拔。

當這些情緒並存時，他們容易噴薄的憤怒以及對精英階層的不滿，總是助長民粹主義抗議。雖然唐納德·特朗普是億萬富翁，但他理解並利用了這種不滿情緒。他並不像貝拉克·奧巴馬和希拉里·柯林頓那樣經常提及機會，特朗普幾乎不提這個詞。相反，他直言不諱地談論成功者和失敗者。

自由主義者和進步主義者如此定義大學學位的價值——不僅將其作為社會階層提升的康庄大道，並且將其作為社會尊重的基礎——他們很難理解精英管理體制會滋生自滿情緒，並且這種觀念強加給那些沒有念大學的人一個苛刻的判定。這種態度是民粹主義反彈和特朗普競選勝利的核心。

現在，美國政治中最嚴重的分歧之一是那些有大學學歷和沒有大學學歷的人之間的分歧。為了彌合這種分歧，民主黨人需要理解它所反映的對價值和工作的態度。

工作的尊嚴：在承受技術進步和外包失去工作的壓力同時，工人階級還要面對社會對他們的工作不太尊重的情緒。當經濟活動已經從生產商品轉移到管理金錢，社會給予對沖基金經理和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大額回報時，在傳統意義上因勞動獲得的尊重已經變得脆弱和不確定。

新技術可能進一步削弱工作的尊嚴。矽谷的一些預言家們預測，會有那麼一天，機器人和人工智慧將取代今天的許多工作。為了緩和這個未來的困境帶來的衝突，他們建議給予每個人一筆基本收入。曾經為所有公民提供的安全保障將會被當作一種向沒有工作的世界過渡的軟化的方式。歡迎還是抵制這樣一個世界將是未來幾年政治事務的中心問題。要想清楚這一點，政黨必須努力解決工作的意義及其在生活中的地位。

愛國主義和民族共同體：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問題是民粹主義者怒火最有效的引爆點。在某種程度上，這些都是經濟問題。反對者認為，自由貿易協定和移民威脅著當地的工作機會和薪資待遇，而支持者則表示，從長遠來看，這兩者都有助於經濟發展。但這些問題將引發民眾激憤，這意味著更大的危險。

那些認為自己的國家更關心廉價商品和廉價勞動力，而不是本國人民就業前景的工人感到被背叛了。這種背叛的感覺經常有一種不良的、讓人無法忍受的表現——仇恨移民，強烈的民族主義——詆毀穆斯林和其他「入侵者」，發表這樣的言論——「奪回我們的國家。」

自由派通過譴責這些可惡的言辭，堅持相互尊重和多元文化理解的立場來回應。這種原則性的回應，雖然有效，但是卻未能解決民粹主義者的抱怨中隱含的一系列重要問題。國家邊界的道德意義，如果存在，是什麼？我們是欠自己的同胞更多，還是欠其他國家的公民更多？愛國主義是一種美德還是一種罪惡，還是一種對我們自己的偏見？在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我們應該培養民族認同感，還是渴求一種普遍的人類關懷的世界倫理？

這些問題似乎令人望而生畏，與我們最近在政治上討論的小事情相去甚遠。但特朗普時代的來臨凸顯了振興民主的公共話語，解決人們關心的大問題，包括道德和文化問題的必要性。

要理順承載著合法的不滿情緒的民粹主義抗議中令人無法忍受的部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重要的是要去嘗試。理解這些不滿，建立一個能夠應對這些問題的政治制度，是我們這個時代最緊迫的政治挑戰。

邁克爾·桑德爾於哈佛大學教授政治哲學，最近出版《金錢不能購買什麼：市場的道德邊界》（What Money Can』t 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此篇文章部分改編自由辛迪加項目（Project Syndicate）最先出版的評論。

翻譯：李玥

編譯文章：

Michael Sandel, The State of Resistance, Democracy Journal, Summer 2017,NO.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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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e of the Resist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