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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國 34

《湘學報》旬刊。湖南新政的重要喉舌。自1897年4月22日發刊,至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刊45冊。張之洞曾對其激進言論表示甚為不滿。另一更激進的《湘報》,則因引發張的憤怒而被整肅。

譚嗣同。譚在戊戌維新中以維新派的面目出現,但其本質乃革命派。1897年湖南新政中,譚多方聯絡會黨組織武裝力量,戊戌年曾擬以這部分力量入京圍殺慈禧,譚氏死後,這些力量被唐才常收編整頓,成為庚子年自立軍起義力量的一部分。譚號召反清的《仁學》一書,在其生前未敢刊行。戊戌年譚被保薦入京參與維新,啟程前曾有責怪同僚「橫生事端」之語,也緣自譚渴望排滿革命而無意於維新。

唐才常。康黨湖南新政骨幹,其政治主張與康有為極相近,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張師統,以孔子紀年;易官制,以泰西為準;開國會,以日本作則;改律法,與公法相通。」自1897年之後,唐才常與康黨同進共退,庚子年領導了康黨最後一次武裝革命「自立軍起義」,事敗被殺。

湖南巡撫陳寶箴。從現有資料來看,湖南新政期間,陳寶箴是清楚梁啟超等設立南學會的本意是創設議院的。但陳仍然選擇了有限地支持梁,因為陳雖了解其「腹地自立」的意圖,卻並不知道其排滿革命的宗旨。

康黨湖南新政的主要反對者王先謙。王是湖南學林領袖,若無王領袖,湖南士紳則無以對抗康、梁。值得注意的是:王先謙的對抗是冒著極大的政治風險的,其時,康有為入京已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王氏的彈劾曾一度遭到聖旨的呵斥。王氏甘冒得罪最高層的政治風險領頭驅逐康、梁,當有其非如此不可的理由。

葉德輝。另一抵制湖南新政的代表人物。葉德輝與康有為一樣重視中西文化競爭,但反對西方式的「以最強之兵力行教」的文化推銷方式。並批評康有為「國強才能教興」的觀點與西方人並無二致,都是以強力推銷文化,是不可取的。王先謙的觀點也與葉德輝相近,王氏曾批評康有為的粉絲徐仁鑄以學使的地位急急推行康教,乃是以威勢強人服從,與西國以兵力脅持行教無異。

熊希齡。湖南新政重要人物,1897年,出任時務學堂總理,聘梁啟超為中文總教習;參與創辦《湘報》,組織南學會。新政失敗後,熊曾指責葉德輝出於私利,為了謀取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這一薪資豐厚之位而驅逐梁啟超,此與事實不符,因葉氏家境富裕,張之洞屢請其出任學院山長而遭推辭。但此一不實指責流傳最廣。

相關言論

關鍵詞: 維新 革命 康黨 譚嗣同 王先謙

譚嗣同:君者,為民辦事者也

譚嗣同仇視清廷,不認可其固化了的君民關係,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君者,為民辦事者也;臣者,助民辦事者也。賦稅取之於民,所以為民辦事之資也。」

唐才常: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國

唐才常是湖南新政骨幹,1897年曾廣泛聯絡會黨為革命做準備。其政治主張與譚嗣同接近,認為君主虐待人民是叛國:「西例,以民為國本,國為公器,民叛君未叛國,君虐民斯叛國,國與君顯有區別。……其意頗合孟子,公羊之微言。」

易鼐:一切制度全學習西方

《湘報》是湖南新政喉舌,言論相當激進。曾刊載易鼐文章《中國宜以弱為強說》,提出中國由弱變強四種途徑:西法中法相拼、西教中教並行、民權君權兩重、黃人白人互婚。並提出「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從泰西」的激進主張。

王先謙:驅梁不代表我守舊

自驅逐梁啟超後,湖南少數真守舊人物讚揚原本支持維新的王先謙「已有悔心」。王氏很不高興,反駁說:「此語雖譽我,實以毀我也。先謙依然先後一人,並無兩樣面孔、兩樣心腸,果有何事應改應悔乎?」

葉德輝:中國之事無不誤於空談

葉德輝不滿康學的另一個理由是,康學流於空談。而在他看來:「中國之事,無不誤於空談。不求立學,徒以策論易時文;不求考工,徒以槍炮易弓馬;法則變矣,其如弊之未去何?」

梁啟超: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

梁啟超曾在題為《論湖南應辦之事》的致陳寶箴書信中,系統闡述實施「腹地自立」方案的具體作法。他認為當前「大局之患已如燎眉,不欲湖南自保則己耳,苟其欲之」,則應辦好三件大事,即:「一曰開民智,二曰開紳智,三曰開官智。」

結束語

關鍵詞: 維新 革命 康黨 譚嗣同 王先謙

1897年,梁啟超等「維新志士」前往湖南的真實目的,不是「維新」,而是「革命」,他們其實是「革命志士」,他們謀求的,是湖南「腹地自立」。

1897年,以王先謙為首的湖南「守舊勢力」,其實是在呼籲「維新」。他們把梁啟超們迎入時務學堂,並未想到他們要搞的是革命。

王先謙們最終選擇驅逐梁啟超等「維新志士」,不滿其革命宣傳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卻在於康有為的「學術」無法獲得湖南士紳的認可。湖南士紳的態度其實很明確:支持講西學,但不支持講康學;支持搞維新,但不支持搞革命。

湖南新政悲劇其實是戊戌維新悲劇的一個預演。戊戌年「頑固派」態度也很明確:支持搞維新,但不支持由康有為主持搞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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