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詩十九首》淺談

《古詩十九首》淺談要談《古詩十九首》，首先應簡單談一談五言詩。《古詩十九首》全是五言詩。五言詩是如何產生的？它的產生在中國文學史上有何意義？而最終經過怎樣的發展才產生了《古詩十九首》這樣的巔峰之作呢？一、五言詩的興起與發展1、五言詩的起源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產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謠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的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無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謠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謠：「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故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謠形式的進一步發展。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謠，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於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新的形式是適應於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採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於社會的大動蕩，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詩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產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鍾嶸在《詩品序》里說過，四言詩「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了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了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和五言詩為什麼發達的原因。2、東漢文人的五言詩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鍾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 、「河梁」 、「山海」 、「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後人假託的，或者是眾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於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也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好見疑於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由於漢代樂府民歌中大量成熟的五言詩的出現，以及五言詩表現力強、藝術造詣高等方面的原因，五言詩在東漢以後引起了文人的注意，文人開始模仿樂府詩歌，並開始創作五言詩。漢代的文人五言詩，按流傳的作者來分，可分為有主名文人五言詩和無主名文人五言詩兩大類。現存有主名的東漢文人五言詩，數量雖然不多，但大體上可以看出文人五言詩的形成和發展的過程。從文獻記載看，東漢時代的早期作家班固寫的一首《詠史》詩，內容是詠緹縈救父，漢文帝除肉刑的事，可能是他被逮洛陽獄中所作。現在人們一般認為這就是中國文人五言詩的最早作品。雖「有感嘆之詞」，但「質木無文」（ 鍾嶸《詩品?總論》），缺乏形象性。這說明文人初學五言新體詩，技巧還很不熟練。其後張衡所作《同聲歌》，用新婚女子自述語氣，可能有所寄託。這首詩感情真摯，詞采綺麗，表達技巧已有一定的進步。如「思為莞蒻席，在下蔽匡床；願為羅衾幬，在上衛風霜」數句，頗有樂府民歌情調，後來陶淵明《閑情賦》中「願在衣而為領」一段，便是受了它的啟發。東漢末，桓、靈之際，五言詩作者有秦嘉、蔡邕、酈炎、趙壹、辛延年、宋子侯等。秦嘉既作《述昏》等四言詩，又作《留郡贈婦詩》三首五言詩，說明詩人已不滿於四言的舊形式，而在試探五言新體詩的創作。《贈婦詩》敘述作者奉役離家，不得與其妻面別的惆悵情緒，如云：「長夜不能眠，伏枕獨輾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又云：「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陸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回鞍，輕車不轉轂。」以整齊排偶的語言，寫真摯深厚的感情，樸素自然中表明了文人學習五言詩的技巧已漸趨熟練。蔡邕的《翠鳥》以鳥自比，反映了作者遭遇迫害，幸脫世網的心情。酈炎的《見志詩》二首表示作者不信宿命的思想、超邁絕塵的雄心壯志和賢才被抑不用的感慨。特別是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篇末二詩，揭露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黑暗，充滿憤激情緒，其第一首有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使人聯想到李白的詩句：「萬言不值一杯水！」正是封建文人生不逢時的共同命運。東漢的文人五言詩之所以日趨成熟，是和學習樂府民歌分不開的。上述幾首詩，無論語言風格、比興手法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樂府民歌的影響。但其影響最顯著、藝術成就最出色的則為辛延年的《羽林郎》和宋子侯的《董嬌嬈》二篇。前者寫胡姬的抗拒豪強，後者假設桃李和採桑女子互相問答，感嘆盛年一去，即遭捐棄的不幸命運。風格逼近樂府民歌。不但表現技巧純熟，而且深得樂府民歌的精神。辛延年、宋子侯，生平不可考，可能是熟悉樂府民歌的下層文人。《羽林郎》是樂府中的「雜曲歌辭」。它反映漢末官僚貴族、豪強惡霸對人民橫加欺壓的不法行為，歌頌了我國古代婦女「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逾」的傳統美德，故事情節、描寫手段都頗與《陌上桑》相似。詩中極力描寫胡姬服飾的豪華，有模擬《陌上桑》跡象。胡姬拒絕金吾子的調戲和引誘，顯示了她的堅貞不屈的品格，這也和羅敷一樣，都是民間女性中的光輝形象。詩中的故事、對話、結構和誇張的描寫手法都具有樂府民歌的特色。無主名的文人五言詩主要有冒為蘇武、李陵唱和的「蘇李詩」和被收在《昭明文選》中的《古詩十九首》，此外，東漢末年還有數量不少的無名氏「古詩」，其中《古詩十九首》代表了那時文人五言詩的最高藝術成就，也標誌著東漢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新階段，並為後世留下了一筆無法估量的藝術財富。二、《古詩十九首》歷代文史學家，都給予《古詩十九首》很高的評價，稱它為「一字千金」 、「五言之冠冕」，或更推之為「風余詩母」，視作《詩經》以後影響我國詩歌發展的最重要的作品，它在中國文學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古詩十九首》，最早著錄於蕭統編纂的《文選》，本來只是該書匯錄多篇詩歌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但很早就脫離母體而獨立，成為專題研究的對象，而《古詩十九首》也就變為一個專有名詞，特指稱一組「十九首」的五言古詩。這些《古詩》大多數是文人模仿樂府民歌而作，其中有許多是入樂的歌辭。現存的漢代詩歌，「古詩」和「樂府」往往很難加以劃分，就以《古詩十九首》為例，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把其中的「驅車上東門」和「冉冉孤生竹」列入「雜曲歌辭」；朱乾的《樂府正義》更乾脆地說：「《古詩十九首》，古樂府也。」1、《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關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歷來有許多推測。梁朝的蕭統已經弄不清《十九首》的作者和時代，故著錄在《文選》里，僅稱為「古詩」，歸入「雜詩說」，而在齊、梁時代曾有一些傳聞臆測之詞。《文心雕龍?明詩》：「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詩品》上：「《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 …舊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或謂枚乘、傅毅，故不可靠；即曹植、王粲也是揣度之詞。因為從詩歌發展上看，不但枚乘，即與班固同時，才名又相伯仲的傅毅也不可能對五言詩取得這樣的成就。至漢末建安中，洛陽被董卓焚毀，早已化為灰燼。曹植《送應氏》詩就描寫過它的蕭條景象。（「垣牆皆頓擗，荊棘上參天」）而《十九首》的詩人眼中的洛陽還是兩宮雙闕、王侯第宅尚巍然無恙，冠帶往來游宴如故。（見《青青陵上柏》、《驅車上東門》）何況洛陽未遭破壞之前，王粲尚幼，曹植並未出世。除此之外，《世說新語?文學篇》記載王恭稱「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見「回車駕言邁」）為《古詩》佳句。王恭是晉代人，如果此詩屬曹、王之作，他不該不知道而稱其為「古詩」。再者，曹植的詩受到《古詩》的一些影響，如《怨詩行》、《浮萍篇》、《遊仙》和《門有萬里客行》等篇都有用《古詩》或仿《古詩》詞句的地方。顯然《古詩》應在曹、王之前。後人又有據「明月皎夜光」的「玉衡指孟冬」一句斷定這首詩為漢武帝太初改歷以前的作品。（《文選》李善注謂，太初以前，仍用秦歷，以建亥月(夏曆十月，即孟冬)為歲首，故詩寫秋景而仍說孟冬。）其實這是誤解。這裡的孟冬不是指季節月份，而是斗星所指的時刻，不能作為西漢時已有五言詩之證。討論《十九首》作者問題的大不乏人，但他們說來說去，總離不了枚乘、傅毅、張衡、蔡邕、曹植、王粲諸人，同時也沒有拿出確實證據來支持他們的理論。所以，近代學者大都同意沈德潛《古詩源》的意見：「《古詩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辭，一時之作。」這批古詩雖不是一人所作，但風格內容大體相同。其產生的時代，先後距離必不甚遠。再從文人五言詩的興起和發展以及有關歷史事實綜合考察，估計《古詩十九首》的時代大概不出於東漢後期數十年之間，即至早當在順帝末年，至晚亦在獻帝以前（約公元140－190年）。不過值得一提的是，由於建安時代，緊相銜接，現存的建安詩和《古詩》相似的也不少，《古詩》中雜有少數建安時代的作品也並非絕對不可能。《古詩》中既然有許多曾經入樂的歌辭，它們在傳唱中也許屢經潤飾。鄭振鐸先生懷疑《十九首》到建安曹、王之時才潤飾到如此完好，這也是可能的。2、《古詩十九首》的思想內容《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既非一人，所以它們反映的思想內容是很複雜的。大體說來，其中有寫熱中仕宦的，如「今日良宴會」 、「西北有高樓」 、「回車駕言邁」三首。有寫遊子思婦的，如「去者日以疏」 、「明月何皎皎」及「行行重行行」 、「青青河畔草」 、「冉冉孤生竹」 、「凜凜歲雲暮」 、「孟冬寒氣至」 、「客從遠方來」八首。有寫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如「青青陵上柏」 、「東城高且長」 、「驅車上東門」 、「生年不滿百」四首。有寫朋友交情的涼薄的，如「明月皎夜光」一首。此外還有主題不明確的，如「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樹」二首，可能是指夫婦，也可能別有寄託。「迢迢牽牛星」一首，表面上是詠物的詩，實際上也是借牛女雙星比男女離別之情。這是由於東漢末年政治黑暗，外戚宦官交相執政，結黨營私，排斥異己。文人不僅得不到重用，而且隨時可能罹禍，因此對現實不敢發表自己的真實看法，作品內容總是閃爍其詞，或是避重就輕，因而其真實內容較難猜測。《古詩十九首》的思想感情雖然複雜，但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對人生易逝、節序如流的感傷，大有汲及皇皇如恐不及的憂慮。如「今日良宴會」云：「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回車駕言邁」云：「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青青陵上柏」云：「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生年不滿百」云：「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所有這些，都是失意士人正當社會大動亂的前夕，對於現實生活和內心要求的矛盾、苦悶的反映。《古詩十九首》的作者通過閨人怨別、遊子懷鄉、遊宦無成、追求享樂等等內容的描寫，表現了濃厚的感傷情緒。他們和樂府民歌的作者不同，大都是屬於中小地主階級的文人，為了尋求出路，不得不遠離鄉里，奔走權門，或游京師，或謁州郡，以博一官半職。這些人就是詩中所謂「遊子」和「盪子」。他們長期出外，家屬不能同往，彼此之間就不能沒有傷離怨別的情緒。這對思婦來說，就會有「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盪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的嘆息；對遊子自己來說，就會發生「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和「客行雖雲樂，不如早旋歸」的感慨。前面提到秦嘉的《留郡贈婦詩》，正好說明這種情況。徐幹《中論?譴交》篇敘述漢末遊宦風氣之盛以及公卿大夫、州牧郡守，下及小司，莫不以接待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飢不暇餐，倦不獲已」，「送往迎來，亭傳常滿」。於是士人「乃離其父兄，去其邑里」，「竊選舉，盜榮寵者，不可勝數」，「桓靈之世，其甚者也」。最後他對這一社會病態提出批評道：「且夫交遊者出也，或身歿於他邦，或長幼而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思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絕，閨門分離。無罪無辜，而亡命是效。… …非仁人之情也。」由此可見，那時候為什麼「遊子」 、「盪子」會這樣多；《古詩十九首》中所流露的遊子思婦的傷感，正是東漢末年政治社會的真實的反映；其中濃厚的消極情緒更是封建統治階級走向沒落時期的反映。至於那些「遊子」和「盪子」或出身於太學，或起家於徵辟，大都是有較好的文學素養之士。他們的遭際是不同的，其中有遇時得意的，有不遇時不得意的，失意的人羨慕得意的人。當他們遊宦四方，想著策高足，據要津，卻得不到幫助時，就不免憤憤不平地感嘆：「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攜手好，棄我如遺迹。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失意者的牢騷就是這樣來的。試看那時陳重、雷義互相推薦的友誼被人稱為比膠漆還堅固，就可以了解詩人的心情了。他們既然落拓失意，自然容易感到寂寞、苦悶，所以一當聽到動人的「慷慨有餘哀」的清商曲調隨風傳出樓外時，不禁觸物興感，自然而然地沉吟：「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而由此出發的消極情緒也會油然而生，於是「人生非金石」 、「人生忽如寄」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等等想法都來了。加以東漢末年已是大亂將臨的時候，到處農民起義，嚴重地威脅著剝削階級的每一個人。在次危機四伏、朝不保夕的環境中，那些感到人生短促、沒有出路的遊子，眼前看到京洛等地的繁華，又不禁發生一連串的縱情享樂思想：「蕩滌放情志，何為自結束」，「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甚至秉燭夜遊的想法也都一齊來了。總括來說，《十九首》不論正面提出，還是托物寄意，都明顯地繪寫當日社會的狀況——生離死別、男女怨思、友情淺薄、乘時竊位，刻畫時人的心態——慨嘆人生短促、縱情及時行樂、祈望服食成仙、追求傳世榮名、逃避社會現實。這就是《古詩十九首》的全部思想內容，也就是東漢末年現實生活的一個側面鏡頭。它們的思想情趣雖不高，卻也有一定的歷史認識意義。沈德潛《說詩晬語》說：「《古詩十九首》大率逐臣棄婦、朋友闊絕、遊子他鄉、死生新故之感。」他的見解是對的。可惜歷代不少箋注家多以君臣關係、諷諭美刺、比興寄託來解說《十九首》，陷入穿鑿附會、繁瑣援引、蕪雜寡要的毛病。陳祚明《采菽堂詩話》說：「《十九首》所以成為千古至文者，以能言人同有之情也。人情莫不思得志，而得志者有幾？雖處富貴，慊慊猶有不足，況貧賤呼？志不可得，而年命如流，誰不感慨？人情於所愛莫不欲終身相守，然誰不有別離？……同有之情，人人各具，則人人本自有詩，但人有情而不能言，即能言而言不能盡，故特推《十九首》以為極致。」這說明了《十九首》所以能夠深刻地、廣泛地感動讀者，是由於它能夠真實的、確切地寫出一個時代人們共有的情感！三、古詩十九首的藝術特點《古詩十九首》的內容，具有時代性，真實性，寫出人人「同有之情」，故能感染動人；它的寫作技巧更達到極高的藝術成就，替後來的詩歌發展開闢了一條廣闊的道路。1、 融情入景，借物抒情《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於抒情，其抒情方法往往是用事物來烘托，融情入景，寓景於情，二者密切結合，達到天衣無縫、水乳交融的境界。如「迢迢牽牛星」通篇寫長空寂寥、河漢皎潔的秋夜景色，牽牛、織女二星一水相隔不能相聚。這是借景抒情，表現了男女離別相思之苦。又如「驅車上東門」用洛陽北邙山墓地的凄涼景色，烘托出一種悲涼死寂的氣氛，從而更適宜於表現詩人失望於現實的頹廢感情。又如「青青河畔草」用河邊青草和園中綠柳構成的融融春色，寄託了「盪子婦」對久行不歸的丈夫的思念和煩悶。這些都是把人物置於特定的環境氣氛之中，用特定的景色以烘託人物的情感。感情是抽象的，要刻畫離愁、別恨、哀傷、怨思等等，是不容易的，堆砌一連串的形容詞也不會引起讀者共鳴，《十九首》卻把抽象的感情用具體的事物表達出來。如「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行行重行行」）「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涉江采芙蓉」）「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引領還入房，淚下沾衣裳！」（「明月何皎皎」）從身體的消瘦（「衣帶日已緩」）、容顏的衰老（「歲月忽已晚」）和實際的行動（「采芙蓉」、「引領」、「徙倚」、「垂淚」、「出戶」、「入房」、「淚沾衣」）來顯示久別愁思的痛苦。又如：「回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回車駕言邁」）由看見的景物烘托出內心的悲傷。2、抒情中帶有敘事意味《古詩十九首》的另一藝術特點是善於通過某種生活情節抒寫作者的內心活動，抒情中帶有敘事意味使詩中主人公的形象更鮮明突出。如「西北有高樓」寫士子失意。它並不抽象地寫他如何懷才不遇，失路彷徨，卻通過高樓聽曲這一具體事件的描繪，無意中流露了對那位歌者的同情；「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從而表明了主人公對那個聞聲而未見面的人是一個曠世知音；也表明了自己生不逢時的寂寥；最後希望化為雙鴻鵠同她一起奮翅高飛，更表明了主人公是個如何奮發有為，而又四顧無侶的形象。又如「凜凜歲雲暮」一首描寫一個思婦懷念良人，夢醒後惆悵傷感的情緒。這是一個螻蛄悲鳴、涼風凄厲的冬夜，詩中的女主人思念著她的丈夫睡不著覺。她想到天氣已寒，而遊子還沒有寒衣，想到寄錦衾，路途又是如此遙遠。想來想去，忽然篤念舊好的良人枉駕來迎，她喜出望外地想，從此攜手同歸，長相親愛，這是多麼快樂啊！豈料那良人「既來不須臾，又不處重闈」，竟自無情地走了。心裡十分懊惱，原來卻是一夢。她當時恨不得飛到良人那邊。引領遙望，好像良人還走的不遠。此時這位女主人似夢非夢，似醒非醒，只覺得涼風拂面，螻蛄滿耳，潮水般的眼淚直湧出來，沾濕了雙扉。寫道這裡，一個孤獨無聊的思婦形象就如在目前。這樣抒情敘事雙管齊下的寫法還很多，「孟冬寒氣至」、「客從遠方來」等篇都是如此。3、善用比興，言近旨遠，語短情長比興是寫作詩文常用的修辭手法。比，可以加深文意；興，可以掀起聯想，同樣增廣原文的涵義，撇除了穿鑿附會的解說。《古詩十九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繼承和發展了《風》、《騷》的比興手法，襯映烘托，著墨不多，言近旨遠，語短情長，用得意境深遠、貼切自然。如「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行行重行行」）李善的《文選》注引用了《韓詩外傳》：「詩曰：『胡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胡馬、飛鳥皆不忘本，人更應當不忘本，由此襯托出「遊子不顧返」的不是。同時，「北」、「南」相對，加強了下文「各在天一涯」的觀念。又如「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明月皎夜光」）南箕、北斗都是星名。《詩經?大東》：「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睆彼牽牛，不以服箱。」藉以比喻有名無實的友誼。所以，雖然是「昔我同門友」，現在卻「棄我如遺迹」。證明「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又如：「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冉冉孤生竹」）用柔弱、孤單、生長在泰山山坳的竹興起下文顧影自憐、閨中寂寞的新婚少婦——「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採，將隨秋草萎」。抒發了青春不長，紅顏易老，自傷遲暮的感慨。4、語言生動簡潔 《古詩十九首》描寫簡練生動。不論抒情還是寫景，都著墨不多而含義豐富。鍾嶸稱它「一字千金」（《詩品》），揭示其簡練處；孫櫎說它「宏壯、婉細、和平、險急，各極其至」（《文選論注》），道出其生動處。如：「洛中何鬱郁！冠帶自相索。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青青陵上柏」）浮雕出一幅京城的繁華、熱鬧景象：冠帶往來，衢巷縱橫，華宅眾多，宮闕壯麗。《十九首》造句精審，寫來自然朴雅，絕無斧鑿雕飾痕迹，只用極簡練的文字表達含義渺邈的情感和景象。陸時雍《古詩鏡》說：「《十九首》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深衷」、「長情」可說是詩的內容豐富；「淺貌」、「短語」可說是詩的文字精簡。《十九首》的文字，外貌看似平淡，但經過仔細咀嚼，就知道這些好像陳年醇酒，其味無窮。張戒《歲寒堂詩話》說《十九首》「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以「不迫之詞」，表達「獨至之意」，可見造句遣辭之妙。如：「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行行重行行」）簡單的文字，平淺的句子，表面看來沒有什麼突出的地方，但細心分析，就覺得寫作技巧不凡。首句「行」字重複四次，一般詩作視為毛病，這裡卻是特點。「行」表示走路、旅遊。「行行」暗示路途漫長，「行行」、「行行」更表示路途漫長而遙遠，有走不盡的意思。走不盡的遙遠道路，僅是從空間上說，加一「重」字，又從時間上說。一句中只是由一個動詞（行）和一個副詞（重）組成，就能表達複雜的意思，真是貌淺而意深了。次句「生別離」則通過典故的暗示把豐富的內涵納入最簡約的語言里。《楚辭?九歌?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別離。」生而分離，人之所悲，但環境所迫，又不能不分離；無可奈何，只有「行行重行行」，直至不得不分離。此情此景，兩句描寫殆盡！ 5、文字清新自然 《古詩十九首》不管是文人創作，還是文人改自民間歌謠的作品，都無疑地吸收了民間歌謠的語言特色，呈現出一種生動、流暢、自然的風格。謝榛《四溟詩話》說：「《古詩十九首》，句平意遠，不尚難字，而自然過人。」又說：「《古詩十九首》，平平道出，且無用工字面，若秀才對朋友說家常話，略不作意。」胡應麟《詩藪》說：「《古詩十九首》及諸雜詩，隨語成韻，隨韻成趣；詞藻氣骨，略無可尋。」潘德輿《養一齋詩話》說：「漢樂府古歌辭及《十九首》，氣質古質淡泊，皆與《三百篇》為近。」幾位詩論家都認為「自然」是《十九首》的語言特色。自然的語言，給予人們親切、明朗、純樸的感覺。如：「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客從遠方來」）「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孟冬寒氣至」）這些句子，簡直是口語化，好像詩人跟讀者面對面談話。而且，詩人的感情表露的那麼坦率、單純、明朗，完全沒有裝模作樣，藏頭露尾的形貌。 6、善用疊詞，音調和諧，節奏鮮明 《古詩十九首》在語言上的另一特色是疊詞的運用。顧炎武說「詩用疊字最難」，但《古詩十九首》中有十三首用疊字三十一處，共用了二十一個疊字。特別是「青青河畔草」十句中連用了六個疊字：「青青河畔草，鬱郁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生動地描繪了欣欣向榮的環境，刻畫了少婦的風姿神態。「迢迢牽牛星」也是十句中用了六個疊字：「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扎扎弄機杼。……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疊字的運用使感情表達得更真切、深刻。而且疊詞富有音樂美，可使作品音調和諧、節奏鮮明。四、後世對《古詩十九首》的評價 千百年來，多少人對《古詩十九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有太多溢美之詞和精闢的評點。 劉勰《文心雕龍?明詩》：「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 鍾嶸《詩品》：「古詩，其體原出於國風，陸機所擬十四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雖多哀怨，頗為總雜，舊疑建安中曹、王所制。《客從遠方來》、《橘柚垂華實》，亦為驚絕矣。人代冥滅，清音獨遠，悲夫！」 胡應麟《詩藪》：「詩之難，其《十九首》乎！蓄神奇於溫厚，寓感愴於和平，意愈淺愈深，詞愈近愈遠。」 方東樹《昭昧詹言》：「用筆之妙，翩若驚鴻，宛若游龍；如百尺遊絲宛轉；如落花迴風，將飛更舞，終不遽落；如慶雲在霄，舒展不定。此惟《十九首》、阮公、漢、魏諸賢最妙於此。 王國維《人間詞話》：「『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服食求神仙，多為葯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為不隔。」 朱自清《古詩十九首釋》：「《十九首》可以說是我們最古老的五言詩，是我們詩的古典之一。所謂『溫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風，《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詩都以這一類古詩為標準；而從六朝以來的詩論，還都以這一類詩為正宗。《十九首》影響之大，從此可知。」 參考文獻 1、游國恩等：《中國文學史（一）》，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版 2、余冠英：《漢魏六朝詩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12月，第二版 3、黃岳洲 茅宗祥：《中國古代文學名篇鑒賞辭典先秦秦漢文學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