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註定會成為傳世經典的著作：《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

先秦儒家談心與性嗎？心性儒學到底是何物，是宋儒暗取佛、道兩家形成的「新儒學」嗎？

今天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宋、明儒家在相當程度上背離了先秦心性之學。

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翟玉忠先生的《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一書（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3月出版），為我們解開心性儒學的奧秘打開了一扇大門。

那麼，宋明新儒學何以會將先秦儒家有關心性問題的經典論述解釋錯誤、偏頗，從而背離儒門心法本真的呢？一言以蔽之——文獻不足故也！

漢以後，除了《禮記·大學》和《禮記·中庸》兩篇，儒門心法無其他太多資料可供參考。宋儒「四書」中，《論語》唐以前原是幼兒啟蒙讀物，其語錄體形式本身就限制了理論的闡述；而《孟子》關於心性的論述儘管不乏真知卓見，但在總體上顯得十分雜亂，甚至偏激。

地不愛寶，上個世紀末楚簡《五行》、楚簡《性自命出》的出土，使我們一睹儒門心法的真義，弄清楚了心性儒學的概念本義和修行方法——原來儒家修行的基本路線是從人道向天道修，具體方法是不脫離日常人倫，以「誠」之一字在現世生活中建立直心道場。

宋以後新儒家的最大問題就是，受禪宗的影響，強調「悟後起修」，以至於將儒家修行次第弄反了，這在朱熹解釋《禮記·大學》主旨，即其三綱「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時，表現得特別明顯。

在先秦儒家概念體系中，德指天道，善指人道，既然儒家修法的基本路數是從人道起修，當然「至善」為其下手處，而朱熹竟然將之解釋為明德的終點。翟玉忠先生明確指出：「朱熹不知儒家修行次第，受禪宗影響，以為當自『明明德』始，最後到『止於至善』，簡直是顛倒因果，竟至誤學人八百年。文中『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中的『在』字，是要我們一層層去推究下手處。朱熹《大學章句》中錯誤地寫道：『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朱子妄改「親」為「新」——筆者注），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第121頁）

翟玉忠先生的這一發現是革命性的。因為它糾正了宋以來儒家的根本錯誤。但《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一書在思想領域的革命性貢獻還遠不止如此。

比如在解釋《禮記·中庸》「君子慎其獨」時，翟先生根據楚簡《五行》對「慎獨」的解釋，指出：「鄭玄註：『慎獨者，慎其閑居之所為。』朱子《中庸章句》：『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這種解釋皆不得《中庸》要領。關於」慎獨「本意在《五行》中已經多的闡發，意為時時處處反省內心。猶如子思的老師曾子所言：『吾日三省吾身。』」（《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第160頁）

再比如，翟玉忠先生在研讀楚簡《五行》時，拈出「天人之際的根本大法，即智慧、安樂、德行三位一體」（《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第27頁），使「為善最樂」、「德成智出」這類古老道德訓誡有了深厚的理論基礎。他告訴我們：智慧、安樂、德行猶如人類本性的三個面，只是從不同的角度看人類本性而已；要實現真正的安樂，得到真正的智慧（而非記問之學，科舉之業），就要從修道進德開始。

另外，翟先生還發現，儒門心法為子思氏之儒所傳，從目前看到的楚簡《五行》、楚簡《性自命出》、傳世文獻《禮記·大學》和《禮記·中庸》四篇看，其內在理路完全一致，只是所用概念有所不同。他這樣寫道：「我們驚奇的發現：《大學》、《性自命出》、《中庸》、《五行》的內在理路是完全一致的，皆由人道而達及天道，重誠，即日用倫常中的真實無妄之功——妄心去矣，所余何物？諸君時時求之，刻刻參之！慎獨之功，處處自省其心的功夫即落地矣……所不同的是，《中庸》明言誠，《大學》暗言誠，《性自命出》以情言誠，《五行》則即心即誠。」（《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第119頁）

在這樣一個價值嚴重缺失，精神嚴重貧困的時代，《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橫空出世，真是國人的幸運、中國文化的幸運！

鑒於該書對於儒家思想及中國文化全體的重大意義，《性命之學：儒門心法新四書闡微》似乎註定會成為一本傳世經典——通觀全書，筆者深深地相信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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