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要與時代共鳴

地點：北京國家圖書館南軒

主持人：李春林（光明日報社副總編輯）

主持人：歡迎各位。大家的光臨，充分證明了國學在今天的地位，也充分說明了光明日報開闢《國學》版、辦好《國學》版的意義和責任，我代表主辦單位對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歡迎。

胡占凡（光明日報社總編輯）：光明日報《國學》版是在中央領導親切關懷指導下創辦的。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迄今中國大陸主流媒體唯一的國學專刊，五年來，國學版在社會各界的關懷支持下，努力弘揚中華文化，為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認真學習，勇於實踐，贏得海內外學界的肯定、信任和支持，得到了廣大讀者的關愛。

大家知道，光明日報是一家具有悠久學術文化傳統的報紙，從創辦之初，光明日報就陸續開闢了經濟、文學、文學評論、學術、新語文等各種專刊，開始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今天，光明日報的辦報環境已經有了非常大的變化。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辦好學術理論專刊，如何發揚光大光明日報的學術文化傳統？應當說這是一個重大的時代性的課題。

我注意到，在諸位學者的文章中，洋溢著一種強烈的時代感，流露出對國家、對民族深切的人文關懷。在《國學訪談錄》（商務印書館出版，2011年8月）的《新理學七十年》一文中，余敦康先生就強調指出，馮友蘭先生於七十年前提出新理學，不是為了構築理論體系，而是為了解決中國走什麼樣的現代化道路的問題。這才是當時的時代主題，還有賀麟、熊十力、梁漱溟、錢穆、陳寅恪等，他們都有留學背景，提出「新儒學」「新心學」等等，但是他們的學問和學說絕不是脫離時代的，不是書齋式的研究國學，而是與民族與時代的主題息息相關。

這種來自學者的時代感、人文關懷通常都有特定的表達方式，用我們報紙的語言來說，就是理論學術文章。一般來說，這樣的文章只能放在學術理論版上，而不能放在新聞版上。但是理論的思辨性、抽象性只是外殼，它所蘊含的時代性，是與新聞作品等其他文本一脈相通的。這點非常重要，因為它為我們在新聞紙上辦學術，大膽引入新聞手段和元素對學術話語進行加工提供了合法性。學術理論版編輯的使命，就是努力用有效的方式，把這種時代性彰顯出來，努力引起讀者的時代共鳴。而能引起這種共鳴的作品，一定是好作品，它也能夠贏得讀者的喜愛。這就要求我們光明日報學術理論版的編輯，要有時代的高度，要有學術水準，要善於從紛繁複雜的各種表現當中，捕捉時代的「風眼」，把握學術脈動。

弘揚優秀的傳統文化，是光明日報的使命。要完成這個使命，就必須緊緊依靠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對我們來說，今天的會議，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光明日報將認真地汲取大家的真知灼見，不斷開拓創新，擴大視野，創新形式，增加交流互動，使之更加有深度、厚度和廣度，也更加生動、活潑、可讀和可用，使國學成為國人提升素質，提升品位，增加修養的精神營養。

張立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的根基和靈魂，也是五千年來中華民族的生命智慧的結晶和智能創造的精華。中華文化塑造了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價值觀念、人文道德、思維方式、審美情趣，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活水。在這方面，《國學》版做了非常有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推廣、宣傳和普及工作，付出了精心的勞動。它使人認識到了中華民族能夠長期不分裂、長期地延續的原因所在，也是中華文化特有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親和力的根據。

牟鍾鑒（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世界的可持續發展需要中國的經驗，中華文化重振，需要國學的支撐。我們應該通過媒體多發出一些中國自己的文化理論的聲音，這種聲音以前太弱了。國學版的創建是中華文化自覺的一個標誌，是民族精神高揚的體現。我一直把光明日報看成理論界的代表性報紙，提倡新國學義不容辭。文化經典的普及活動遍及各地，需要提高和點撥。一是普及，一是提高，光明日報《國學》版「學者寫，大眾看」把這兩者結合了起來。

現在是中西交會，新舊觀念混雜。今天，我們很需要「清明安和」（梁漱溟語）的理性加以引導，要有深層次的學術研究與研討。《國學》版提供一個平台和窗口，把融會中西、批判繼承、綜合創新這樣一種主流的聲音放大。

國學版的文章還有改進提高的空間；希望國學版擴大聯繫渠道，吸收更多特色經驗、優秀成果、前沿動態、民間活動；擴大國學的範圍，既突出儒、道之學，又兼綜百家，並顧到56個民族的民族文化，體現季羨林老「大國學」的理念；要進一步關注20世紀新國學；要繼續開展必要的討論，更好地貫徹「雙百」方針，關注學界與社會熱點問題，使版面更活躍，更有吸引力。

李宇明（國家教育部語信司司長）：國學是需要發展的。發展國學，一是不僅把國學當成學問，更需要把國學看成國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就是看待和研究國學，不僅有學術的視角，更要有國人生活的視角。這樣才能使國學更有生命力。二是中國的學者在研究任何問題的時候，都應該有國學意識。所謂「國學意識」，就是在研究相關問題的時候，不管是什麼學科，都應該自覺梳理中國古代是怎麼研究、看待這些問題的。三是國學的發展不僅要從古代、從傳統中汲取營養，也要注意從當代國人的創造中、從現代中國的學術發展中汲取營養，甚至從世界一切學問中去尋覓。我們的國學不僅能夠回答我們這個民族「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的問題，更應該在「我們向何處去」的問題上給出好答案。

徐向紅（中共山東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光明日報《國學》版創刊五年來，在研究、弘揚、開掘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努力促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普及化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比如，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辯證法，知行合一的認識論、實踐論，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等，都是對中華文化中優秀傳統文化的批判繼承和發展，同時也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獲得了最堅實的文化基礎。在新的歷史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包括和諧社會理論，天人合一的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思想理念，以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優秀成果相結合的產物和體現。

王能憲（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國學如果從狹義上講，是對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文化學術的研究；但是作為廣義的國學，它就等於我們的傳統文化，包括我們很多學者也是這麼認為的。從這個廣義的意義上來說，國學是需要普及的。所以《國學》版的宗旨很明確，就是新聞紙上辦學術。通過《國學》版，把學術與大眾聯繫起來，從事國學的宣傳和普及工作，我覺得非常重要。

周洪波（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國學》版創刊五年來，推出了很多很有意思的欄目，也有一些學術含量很高的話題，實際上已經成了我們讀者心目中的一個品牌。這次我們商務印書館與《國學》版合作，推出《國學精華編》和《國學訪談錄》，我很感謝光明日報領導能夠給我們提供這樣一個寶貴的機會。

商務印書館是一個學術出版重鎮，多年來一直關注國學的出版。我希望借這次會議，以後能跟我們高校的國學院合作，能夠出版更多、更優秀的國學書籍。

陳來（清華大學國學院教授、院長）：五年前《國學》版創立之時，新世紀這一波國學熱剛剛興起，社會上對國學的認識還很不統一。在這種情況下，能夠在光明日報這樣的中央媒體創立《國學》專刊，應該說是有眼光、有膽識的，是得風氣之先。五年來，《國學》版影響越來越大，不僅在國內有影響，在國際上也有影響。

我認為，《國學》版所涉及的不是單一的學科、知識的問題。國學問題受到重視，是因為它密切關係到我們今天整個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問題，關係到我們今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立問題，關係到我們今天和諧社會的構建問題。如果我們僅僅把國學理解為一個知識的角度，我想那就是可有可無的了。《國學》版的興辦符合十七大以來中央對於文化建設的總方向。這總方向就是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促進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促進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建設。

今天，我們要對國學在當代的作用和地位有清醒的認識。現在互聯網、微博這些新的媒體出現以後，民眾發言的空間擴大。在這樣的變化下，更需要我們清楚地辨別，一種的觀點實際上代表的群體有多大。不能輕易地把某一階段媒體上活躍的某種觀點、某種反應當成是代表廣大人民或者廣大學者的看法。應當肯定，廣大的人民群眾、家長、企業家、各級幹部對傳統文化的熱情是當今的社會主流。

郭齊勇（武漢大學國學院教授、院長）：國學其實就是國家歷史民族文化。光明日報《國學》版抓住了國學的精神、國學的精義。

五千年的傳統不只是在精英文化層，國學其實很多是在民間的，是草根的國學。光明日報《國學》版幾年前抓了《三字經》的修訂，這對民間下層文化的推動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草根的、民間的老百姓，他們的精神信念，做人之道，如「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這恰好是民間的草根的國學，是國民精神、民族精神的最基礎的東西。我們中國傳統文化重人文、重歷史、重教育、重道德價值、重民族間文化間的融合、重天地人物我之間的和諧與身心的和諧。這樣幾個「重」，應該是古今中國精神的根本，是國之靈魂。

何俊（杭州師範大學教授、副校長）：從我們在地方上工作的體會來說，光明日報以它特別的地位和性質，能夠開闢一個《國學》專版，對我們具有特別重要的導向意義。因為《國學》版的存在，等於說使得我們在地方高校成立國學院這樣的研究機構，具有了某種意義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希望光明日報的《國學》版不僅能存在下去，而且能辦得更好。

陳衛平（上海師範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教授、院長）：《光明日報》作為中央媒體，開辦《國學》版，促使人們去思考一個重大的理論和現實問題：中國傳統文化與正在進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有怎樣的關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基本的涵義，是指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來建設社會主義。傳統文化本身就是中國國情的重要部分。如果丟掉了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總結，所謂的「中國特色」是無法成立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中，指出要繼承總結「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這一份珍貴遺產」，並且強調承繼這份遺產，「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幫助的」。最近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了繼承總結傳統文化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形成和發展是有重要幫助的。努力繼承總結傳統文化，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需要。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是以實現現代化為指向的，但其所要建立的現代文明又是不同於已經實現現代化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文明，這樣的文明形態既是對中國傳統文明的超越，又是對中國傳統文明的復歸。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有句名言：「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這其中的重要涵義是：當資本主義進入自我批判階段，即以其為代表的現代文明的諸多弊端得到較為充分暴露時，我們才能認識到前資本主義文明的某些傳統是寶貴的，並應當在後資本主義文明中重新激活。

朱漢民（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教授、院長）：《國學》版創辦的五年時間內，正是國學開始受到各界關注、中華民族五千年來的價值觀得到更大範圍認同的時期，《國學》版為國學的研究、普及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也為國學學科的建設、國學學術前沿問題的探索、國學與現代中國的關聯作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嶽麓書院盼望《國學》版取得進一步發展，為國學的當代發展、中華文化的軟實力的建設、中外文化交流的傳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陳支平（廈門大學國學院教授、常務副院長）：《國學》版經過五周年的努力，已經成為我們國家國學研究的一面旗幟，起到了引領國學研究導向的作用。不可否認，在當前中國社會的「國學熱」中，出現了少量以謀求經濟利益為目的的曲解國學和歪解國學的不良現象。這種現象對於弘揚國學的文化價值和社會意義是利大於弊的，很容易讓社會上的一般民眾以為國學是一種可以隨意打扮、有求必應的功利崇拜物。因此我希望，《國學》版在今後的版面內容上，適當地進行一些批評性的文章，從而讓這面旗幟更為全面地發揮其引領國學研究導向的作用。

朱小健（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教授、執行院長）：《國學》版的成功舉辦，實際上創造了一個平面媒體理論欄目開展研究、宣傳工作的新範式。舉個例子來說，我去年今年連續兩年都去新加坡新躍大學給中文專業的碩士班講一門「中國國學研究」的課程，每次十講。那兒的課程是學生投票選出來的，這說明國外的學界，包括學生，也在關注我們的國學及其研究狀況。我這兩次授課，都給學生們介紹了2006、2007、2008年的《年度國學》。學生們認為對他們很有用處。現在《國學精華編》、《國學訪談錄》的出版，我想他們也會非常歡迎的。這些書都是《國學》版與不同機構合作的成果，我們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也願意跟《國學》版攜手為當下和今後的國學作貢獻。《國學》版除了紙質媒體，還可以考慮加強網路媒體的建設。現在的光明網是可以查到《國學》版內容的，但檢索並不方便。

程水金（南昌大學國學院教授、院長）：《國學版》今後要大力發揮高端媒體的輻射優勢，充分利用《光明日報》讀者層次高，社會影響大的集群效應，努力深化國學的普及工作。「普及工作」之所以要「深化」，就意味著既不是庸俗的「大眾化」，也不是淺薄的「化大眾」，而是植根於深厚的本土文化傳統，融舊開新，重構理想的未來人性，培植新型的情理範式。也就是說，要充分利用傳統國學的人文資源，在全社會倡導一種新的時代精神。這種新的時代精神，可以概括凝練成八個字，即：「平等，向善，知止，樂天」。我認為，這八個字的精神內涵，不僅在傳統的儒、墨、道、法等偉大思想家的精神武庫中，可以找到它們的哲學源頭與思想根脈；同時也涵蓋著當代中國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不同關係，甚至也涵蓋著當代世界各種錯綜複雜的國際關係，以及由於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日益惡化的人與環境的關係。

顏炳罡（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長）：在21世紀初，作為國家重要平面媒體的光明日報創辦《國學》專版，對國學研究者和愛好者是一種激勵，一種鞭策。它增強了大家國學研究的信心，提高了大家對國學在建設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的認識。後人如審視或研究這一段中國文化發展史不可不讀它。

這裡建議光明日報《國學》版繼續就國學的內涵與外延、國學與中西文化之關係、國學與現代學科設置等問題展開爭鳴。學術界對國學的理解有種偏向：一是將國學的範圍無限度擴大，有所謂「大國學」之說：一是將國學過分窄化，認為國學相當於西方的古典學。我們認為，國學是相對外國學術而言的，它的主體是指以中國的道統作支撐、以漢語言為載體的一整套學術體系或學術系統，由此，我們既不能將現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切文化資源都納入國學範圍，也不能將其視為古典學或設置為一個一級學科。因為古典學是死的，國學是活的；國學不是一個學科，而是包涵幾個甚至十幾個一級學科。

許嘉璐（第九屆、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學》版該辦,也難辦，而敢辦確實起到了助瀾和領航的意義。

關於當前和今後辦好《國學》版，我有四點建議：耐、領、推、出。

第一，耐。要有耐力。五年應該是一瞬間就過去了，而國學的復興，真正能化為中國的內在實力，我看至少還有幾十年的路要走。從事這項工作的朋友，都要有耐力、耐心。為了做到這一點，我覺得應該把國學研究和《國學》版這件事情放到一個歷史背景下去看，或者說放到歷史過程中去看。試想，《國學》版如果是在06年的五年前、十年前，即上各世紀九十年代，能不能辦成？再往後看，十年後《國學》版應該是個什麼樣子？五十年後《國學》版應該是個什麼樣子？設想我們站在2050年那個時候，回頭看2006年，一個中央刊物辦了一個國學版，它是什麼意義和地位？恐怕跟我們現在研究黨史時看待《湘江評論》差不多吧？為什麼我說要放在歷史過程看？這樣看就知道我們的責任是什麼了。

第二點，領。應該引領一代風騷，大家談了《國學》版五年來很多成績、優點，好像說漏了一點——《國學》版還很活潑。

引領，第一要「深」。這個深不是說我們每天的文章都很深邃、深奧，而是說應該引領去深化。這個深，我想包括了宏觀與微觀。宏觀指文化走向、國學走向，甚至可以再化解到文、史、哲研究中去的走向。微觀呢，例如宋明理學觀念的探討，無論是「理」還是心性、良知，都需要繼續深化，做出今天的闡釋。這都是比較微觀的。這也是辦刊的必然、辦報的必然。

另外，要有「問題意識」，特別要有對敏感問題的意識。例如，中國的國學能不能生成現代化？是不是一定要靠「西學東漸」？到現在我沒看到有份量的回答這個問題的文章，而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進行一系列的深入研究。例如從明代起，手工業作坊有了巨大發展，商品經濟已經比較繁榮，《金瓶梅》等文學作品、思想家的學術著作都是很重要的例證。從宋代開始的永嘉學派，影響一直延綿到明，甚至到清。如果——雖然歷史是不能「如果」的——消除了明朝的海禁，或者進入清代，在滿漢融合之後，按照儒學思想的走向，中國能不能生成今天中國所說的現代化？（「現代化」這個詞是從西方來的，西方的現代化含義和今天我們所說的現代化不是一回事。）這個問題應該給予回答，如果不能夠回答，那就不能回答第二個問題：國學能不能支撐中國的現代化持續發展？這是一組兩個問題，簡言之就是國學能不能生成現代化？能不能支撐現代化？我們所說的現代化非彼現代化，區別在哪兒？

第二組問題，中國國學，或者說傳統文化、儒學，和馬克思主義是什麼關係？我個人覺得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毛主席提出這個問題的時代背景和他個人的理論實踐和革命實踐看，即從當時的主體、客體和語境看，再從後來江澤民同志代表黨中央再次重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隔幾十年的主體、客體和語境看，是不是可以說所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相結合？現在我們只提第一個：「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的實際情況」雖然也應該包括了中國文化，但是這個語詞已經給人們造成一個定式思維，那就是只指地大物不博、人口眾多，教育、科技、文化落後，等等。這都是著眼於物的方面。其實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要並已經和中國的國學、或者說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了。如果說中國的國學範圍太廣，不僅僅包括儒釋道還包含著文史哲，以及少數民族的文化等等，那麼約而言之，就是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相結合。儒學是傳統文化的主幹么。我們可不可以響亮地提出「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或「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相結合」？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或者說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百年歷史上，二者是在分離還是在結合？《國學》版不是只坐而論道，還要起而行之，即要關注當代。

第三，推。推就是推廣，也就是我在《「國學」精華編》序里所說的「生活化」問題。這也是國學能不能真正更熱起來、能不能持續熱下去的關鍵問題。只停留在書房裡、刊物上，如果來一個什麼浪潮，「國學熱」就可能灰飛煙滅。因為你不去解決生活中的問題，生活就要拋棄你。在這裡我提出十二個字的「目標」：大眾化、生活化、進家庭、進學校。

第四，出。我在序里有一句話，說當只有中國的國學成為世界領域裡的顯學時，才能說我們「熱」了。怎麼辦？不能光靠人家研究，我們要走出去！這個走出去不是去讀博士，或是做一兩年訪問學者，起碼應該在外頭十年八年，深入該國傳統和學術，深入當地社區。這樣才能知道中國「國學」的長短、能給世界貢獻和怎麼貢獻。

我拉拉雜雜說了這麼多，其實大家聽出來了。我對國學和《國學》版的發展是挺著急的，但是還得有耐心，得慢慢來。謝謝大家。

主持人：謝謝許先生。

各位領導、各位專家，《國學》版創刊五年了，用我們許先生的話說他「還是個兒童」，在座的各位領導各位老師都是我們《國學》版這個「兒童」的撫養者和監護人，所以說，我們懇請在座的各位老師和各位領導，今後能繼續關心《國學》版的工作，支持《國學》版的工作，繼續做他的撫養人和監護者。再一次感謝各位老師在百忙中出席今天的座談會並做精彩發言，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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