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超越的是威權政治，而非激進主義

來源：鳳凰網讀書作者：鄭渝川

（《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蕭功秦著，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8月版）

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自由派、新左派、民粹極端主義，都是近年來在網上流傳，熱度始終不減的辭彙，也是持續引發著激烈爭論的幾類政治思想觀點。雖然爭論激烈，但這幾種觀點的主張人群，所採用的論證和辯論方式都是相似的--自己以「唯一真理」及其守護者自居，將對方貶低到無以復加的糟糕層次，樂意以口水之爭決定勝負。在諸多國內外政治、經濟、文化事件中，無論哪一派，不少人更願意先尋找立場，然後再來推導出觀點，為了強調己方觀點的正確性乃至神聖性，不惜捏造和篡改事實、文本證據、辯論對手的原話。

　　國民習慣於上述論證和辯論方式，是因為長期「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中，沒有社會中間組織的存在，因此出現了沒有公民社會的社會，即由原子化個體構成的大眾社會。發展公民社會是利益多元化社會不同階層利益表達與整合的迫切需要，但一些部門和地方卻擔心會降低政府對社會和人民的管控，因而對此採取消極乃至逃避、遏制的態度，很多時候甚至不允許紙媒提到「公民社會」四個字。壓制型的政策遏制了正常的公民社會發展，許多本來可以滿足社會成員對信仰、對社會交往、對安全感、對正義感需要的民間組織、輿論平台憑空消失，這必然催發扭曲、畸形的反應方式。

　　更重要的是，公眾長期以來，沒有得到必要的公民文化的訓練。如果人們「可以在小區環境中，在與自己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上，通過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了解對方的訴求與困難，找到妥協的辦法，學會協商、判斷、取捨、比較、信息收集」，政治思想立場及其表達顯然都會溫和很多。但有關方面既不主動進行這方面的培育，也不許可民眾自行加強自組織訓練。這造成公民政治關注與參與熱情受到壓抑，熱情經長期積累，在稍稍鬆動而得以發聲的空間里，就會以激烈的方式、極化與誇張的內容來進行表達，還樂意將自己標籤化。

　　知名政治、歷史學者蕭功秦的新著《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就直面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自由派、新左派、民粹極端主義等議題，在一一分析上述政治思想觀點的偏頗（負能量）的同時，也試圖將各種思想觀點兼容並蓄，使其各自的「正能量」能夠結合起來，以更恰當、更能形成合力而非相互惡性競爭的方式投入到對中國轉型的推動當中。蕭功秦在書中反覆強調中道理性主義、新權威主義之於今天中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卻並沒有將其他思想觀點流派及主張人群說得一錢不值，這種態度是值得肯定的。

　　但在筆者看來，無論是所謂的左派還是右派，誇張猛烈的言辭及爭吵，只不過是因為發聲空間太過局促而激發出來的，不能因為他們說什麼、話語上主張什麼，就認為這樣的主張、這樣的人是中國轉型的障礙。如果非要說「激進主義」對中國的現在和未來有什麼危害的話，就是因為左派、右派們極化誇張，並近乎行為藝術的表現，容易被有關方面拿來作為維持當下制度安排、拒絕深化改革的口實。完全不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從《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這本書里摘出一些段落，今後再遇到推進陽光政府建設、加快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建設的訴求，就把對方說成是「西化自由派」；而一旦媒體和民眾提出具體問題上的社會公平訴求，就很可能被定義為「文革極左」。

　　應該怎樣總結歷史

　　政治學者、經濟學家不談歷史，甚至不談現實，在設定結論的情況下，再來尋找符合論證需要的數據和案例證據，由此得出的所謂分析結論不僅常常是蒼白的，而且也顯然是荒謬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經濟、歷史學界至今湧現不出一個尼爾·弗格森的原因。

　　《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是一本打通歷史與現實，追溯歷史尋求對現實困境解釋的書，至少書作者是有意作出了這番嘗試的。蕭功秦這本書對中國現實轉型困境的原因分析及相關建議，與其對晚清改革、辛亥革命那段歷史的再判斷密不可分，可以說，後者決定了前者的邏輯和寬廣程度。無論你是否認同這本書的結論，都有必要重視這樣一種分析論證方式。

　　蕭功秦總結歷史意在說明：強人政治、新權威主義要比缺乏公民文化基礎的民主政治，更適合轉型國家；激進的政治浪漫主義可能徹底葬送改良、改革的前景，最終造成革命的爆發；開明專制相比傳統專制，更容易「培育」出動亂和革命，並最終被傾覆（改良者應剋制激進衝動，給予必要的等待、忍耐和配合）。由此提出的一些相關判斷還包括：清末新政如果進行下去，而不是被魯莽的載灃以皇族內閣安排葬送士紳階層的信任，如果慈禧太后多活十年，是可以取得成功的；袁世凱是亞洲歷史上第一個新權威主義者，如果不走復辟帝制的路子，如果能多活十年，當時中國也有可能完成制度轉型。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激進的政治浪漫主義一旦形成並左右政局，的確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中國辛亥革命沒有出現法國大革命的多次屠戮，是因為革命者力量太弱，無力掀起腥風血雨罷了，不代表當時的革命者不想；強人政治肯定要比群雄並起、紛亂混戰的政治局面要好；在20世紀初，轉型國家採用強人政治體制，的確更有利於迅速穩定局面。

　　請注意，在上段，筆者特意強調了「20世紀初」這樣一個節點，這是因為在當時，歐美國家仍未能充分消化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技術成果，公共管理仍與舊有的「小政府」體制匹配、無力應對城市人口激增而帶來的公共服務需求，簡言之，民主政治的優越性還未得到充分體現；世界範圍內，從君主制、專制政體成功過渡到民主政體的例子不多，且很難適用於當時中國（清朝、民國）這樣的形勢環境。但20世紀初的幾十年後、一百年後，國際國內環境已經發生了根本改變，強人政治、新權威主義已經再難找到恰當的存在理由。

　　新權威主義者如果拒絕改革，怎麼辦？

　　蕭功秦在書中談到，中國改革、轉型面臨多重困境，分別是「威權庇護網結構與威權自利化的困境」、利益壟斷造成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困境、高額稅收造成的國富民窮困境、「國有病」困境、社會創新能力弱化的困境。實際上，後四種困境，都是第一種困境派生出來的，蕭功秦也認為，體制內先天地缺乏制約權力的制度安排，體制外由於社會弱，也沒有制約的能力。他進一步分析指出，威權政治會將體制弊端招致的不滿，視為對體制安全的威脅，這就有了所謂的「剛性維穩」，「自動地、情不自禁地、習慣成自然地用威權強控制的辦法，來解決社會衝突與矛盾」。再推導下去，必然只能得出「改革被鎖定」等一連串危險後果。

　　蕭功秦所希望的是，是通過發展公民社會，發展社會自治組織，建立起通過公民社會來解決社會矛盾的新機制，減輕國家威權作為唯一整合功能實施者的沉重負擔。但他也同時承認，在目前這樣一個強政府、弱社會體系下，公民社會發育過程中可能出現種種問題，政府很容易因這些問題而走向路徑依賴和路徑鎖定，害怕公民組織和組織起來的公民變成一種挑戰，因而還將變本加厲地更加強化政府對社會控制的力量；接下來，顯然公民社會發育將遇到更多問題，又會激發政府的更多擔憂，更不願意給予民間以組織權和活動空間。

　　他的這個擔心，很大程度上已變成了正在推進的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和改革的一種變形，即政府因社會管理稍稍放鬆、民間組織剛剛起步階段出現問題，而輕率重回依靠政府權威、強力以避免問題產生的路子。「在官員看來，既然能夠通過強壓制保持社會穩定，那何必還要尋找制度創新？既然制度創新充滿了不穩定性，又有很高的風險成本，這種成本當前的政治家能否承擔，也是一個問題。」

　　是的，如果威權政治拒絕改革，從公民社會建設的路子上撤回來了，怎麼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走出中國轉型的困境》這本書鋪設了危機預期，希望藉此引導有關方面「走正路」。繼續嚴控，等於讓社會變成「高壓鍋」，看上去平和無事，到了「高壓鍋」內部壓力撐破鍋體的時候，就會爆發出巨大的破壞力（民粹主義）。要避免危險的後果，就要珍惜重建公民社會的良好時機。但是，如果「高壓鍋」堅持認為自己能夠撐住鍋內的壓力呢？話又繞回去了，等於毫無意義的循環論證。

　　在筆者看來，公民社會建設（重建）要獲得成功，必須建立在超越威權政治的基礎上，即通過大力推進憲政民主建設，來為公民社會建設贏得空間，進而相互促進。威權政治傳統既非君權神授，又非真實民意經程序的授權，要贏得和維持權力，必然要否認公民社會、公民主體權利，在迴避憲政民主的情況下推動公民社會建設，無異於建造空中樓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