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點的圍城現象:恐慌型投資
抱團取暖
一覺醒來,消費者知道了7月的物價指數漲幅,5.6%,10年來的第一漲幅。前一個月,即6月的物價指數漲幅是4.4%。再向前追溯,自去年11月份開始,CPI漲幅便不斷向上再向上,11月CPI上漲了1.9%,創下20個月新高,12月的增速更是達到了2.8%。到了今年,似乎穩定住了,多在3%附近徘徊,可過了6月便開始飆升了。
為抑制通貨膨脹,央行今年已經3次上調了利率,但奇怪的是,彷彿只是做做姿態,每次都很溫和,利率上漲的速度趕不上物價上漲,儲戶已經是連續第8個月處於實際負利率之中,錢越存越貶值。就拿7月份來說,刨去5.6%的通貨膨脹率,7月到期的一年期存款實際利率為-3.15%。即便8月有了加息和降了利息稅,實際利率仍將近-2.5%。
CPI中並不包括熱議紛紛的房價,而食品佔了相當重要的地位,權重佔33.2%的比例。有人說這是一個設計缺陷,因為它所反映出來的通貨膨脹指標在某些時候很可能是失真的,尤其在豬肉大漲致使副食品價格均快速上漲的時候,倘若據此制定政策有偏離實際的可能。但至少,幾年來的房價上漲沒有反映在數據中,也就沒有引來貨幣政策的變化。現在,連居民賴以生存的最基本物質條件都漲價了,再舊話重提,說起CPI的設計缺陷未免不負責任。手中貨幣的購買力下降早已經是不爭的事實,3年前能買一套房子的錢放在銀行里,現在只能買半套了。當那些專家學者還在念叨著今年的CPI是否過線還要看秋糧收成的時候,真不知道他們為何如此固執。
沒必要探討購買力為什麼如此狠地下降,居民更關心的是如何使手裡的金錢保值。公布6月份CPI的時候,我們把當時股票兩天內300點的瘋狂解釋為「恐慌型上漲」,這個字眼使人想起了歷次物價上漲時居民的所作所為。1988年那次,居民們以囤積家電為主,那些開始有了點錢的人把存款從銀行提出來,換成若干彩電冰箱,給每個子女先囤積一台以備將來婚嫁用。沒那麼有錢的人則是囤積柴米油鹽,甚至每包10盒的火柴也銷售一空。到了1992年,又出現了搶購潮,許多人選擇了搶購耐用品和諸如黃金奢侈品以求保值。在農村,農民大量收集暖水瓶、金屬製品等「耐用」的日常品,以求讓不多的現金保值。事實上,農民的直覺相當可靠,到1993年,工業品的出廠價比上一年上漲了24%,遠遠高於農副產品的價格上漲率。
現在,又一輪讓人心驚肉跳的漲價開始了,剛剛富裕起來的國人,那些買了房子和車子,或者被住房漲價拋棄了的人,他們又被引導到一種什麼樣的風潮?囤積豬肉?囤積調味品或者糧食?其實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的物價上漲後,人們便發現,日常消費品在生活中所佔的比例已經越來越無足輕重,而那些漲價最厲害的商品,比如房子和教育支出,正是普通人根本沒法囤積的。於是他們只能想辦法使自己的資產增值,哪怕趕上通貨膨脹率也好,因為這時候他們已經知道,銀行是不會幫助他們戰勝通貨膨脹的。
有一篇《想念「人民」的銀行》在儲戶中引起共鳴。作者曾經在人民銀行工作過,當年人民銀行對人民的存款利息十分關心,總行一宣布調升,下級行立即按時序分檔計算,一筆存款要用算盤分幾檔計算,不厭其煩。倘是50年代的老存貸款,那算起來就更複雜。上級行還定期派出稽核員到各營業所稽核,不分檔或分檔錯了就是大差錯,不但要扣考核分,還要找到不知人在何處的儲戶補給人家。
現在,電腦計算早代替了手工,人民銀行也為商業銀行所代替。商業的原則是所謂的「契約原則」,既然在儲蓄時認可了利率,調息後儲戶只有放棄了原來的合同,再新定契約。今年至今已經三次加息,意味著每次去新簽合同,都要放棄原有的固定利率,只能拿到活期利息。可同樣是合同,銀行對貸款者卻是每次加息,貸款戶在下一個計息周期里都將自動加息。銀行嘴大,儲戶吃了虧,也只能是啞巴虧,在既有的規則內,他們還是不得不去銀行排隊,還是要尋找使財產保值的辦法。
8月中旬,你可以看到銀行里排著大隊,甚至比5月份股票開戶數日增30萬的時候排的隊都長,這裡有誤以為減少利息稅也需要通過轉存獲得的,更多的是購買基金的人群。8月13日統計局公布CPI的時候,恰逢中郵核心成長基金首日募集,當日認購金額就達到654億元,遠超150億元的預定目標。稍早發行的交銀藍籌,首日認購金額也達到350億元,超過預定目標120億元;而隨後發行的華安策略基金更獲得了700多億元申購。如此多人爭搶有限的基金份額,難怪銀行里排起了罕見的大隊。
儲戶在和銀行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實際上,在與機構的投資比賽中也鎩羽而歸,尤其「5·30」後散戶手中持有的低價股折價近半,即使股市整體上走出了陰影,他們手中的籌碼也難有解套。而基金重倉股組合,那也以銀行股為主體的藍籌股,獲益於「負利率」政策的上市公司在和緩的加息政策下,業績預期大漲,股價也一飛衝天。工商銀行去年營業收入240億美元,卻超過了營業收入900億美元的花旗銀行,成為世界第一大銀行。散戶們怎麼能不對基金公司頂禮膜拜,紛紛投誠。
基金重倉股之所以如此強勢,除了「負利率」政策,原因還在於基金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彈藥」。一個月以來,上證指數大漲近千點,市場投資熱情也因此再度調動起來。據不完全統計,近期僅基金公司通過新發、持續營銷、拆分、創新等途徑為證券市場貢獻了1400多億元增量資金。基金獲得了那麼多「彈藥」,自然馬上要建倉,於是已高高在上的重倉股又獲得了新的「抬轎人」,重倉股哪有不大漲之理?由於基金投資者的目光雷同,股票池內的股票大同小異,「5·30」之前「新開戶大增——低價股大漲——新股民大增——低價股再大漲」的模式轉變成了「新基民大增——基金重倉股大漲——基金開戶數再大增——基金重倉股再大漲」。中國證券登記結算公司的統計,8月中旬新增A股開戶數平均15萬左右,而基金開戶數平均30萬。並且,A股開戶絕大多數是深圳和上海的雙開戶,而基金一個戶口就可投資滬深兩市了。
基金開戶大漲,有人憑此認為市場成熟了,投資者更傾向於專業理財。殊不知,無論投資者赤膊上陣還是假手基金經理,這兩種模式其實質都是「資金推動型」,無非是「低價股泡沫」變成了「藍籌股泡沫」。試想,世界上絕無僅有的高存貸差下,工行的盈利尚僅為花旗的1/3,市值卻超出,這不是泡沫是什麼。更有分析報告題目就是「工商銀行:市值超過花旗不是泡沫」,用預測中的高盈利為工商銀行的高股價辯白,卻隻字不提「負利率」下儲戶的痛苦。事實上,正是那些被「負利率」逼走的儲戶,最終又成了銀行的抬轎人,身份轉換後心態也轉換,從渴望加息變成了抵觸加息。人之無奈可見一斑。
股市逼近5000點的時候,市場上的聲音竟出奇地一致,似乎只要績優股上漲,就說明市場是理性的,是注重價值投資的,不會出現「散戶推動型」那樣的過度投機現象。事實果真如此?「負利率」驅趕下,大量資金湧入股市,據測算,每天就有180億元的資金進入市場,基金的賺錢效應導致基金的發行越來越搶手,錢多貨少的局面必然使基金重倉股成為「估值高地」,最終類似於「超級庄股」。而「基金推動型」由於掛著理性投資的「桂冠」,即使藍籌股泡沫很大,也不會引起市場的警惕,風險極大。當外圍市場大跌滬深股市調整的時候,工商銀行並未倖免,連續兩天都是超過4%的跌幅。正如索羅斯所說,「一邊倒的隨大流行為,是引發一場劇烈的市場紊亂的必要條件」。
業內,基金這種自欺欺人式的集體無意識被稱為「抱團取暖」,也就是說,大家都做同樣的事,互相壯膽安慰,即使錯了,也似乎無需承擔責任。而人多力量大的結果,基金經理們擁抱的價值投資大樹就會越發茁壯,給抱在核心的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如此看,A股投資者又何嘗不是抱團取暖,「次級債」危機引起全球市場大跌,香港股市回跌到幾個月前的水平,韓國股市一天跌去7%,唯有滬深股市幾乎沒受到影響。投資者對外界的變化充耳不聞,津津樂道於中國經濟的持續高燒,一年中上市公司業績增長了70%,雖然市盈率高達世界上罕見的44倍,但以現在數倍於美歐的GDP增長,市盈率就應該高於彼國多倍。如此多的人發出同樣的聲音,誰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看空市場?儲戶紛紛轉入股市又何嘗不是一種抱團取暖行為,明知道5000點的股市,股價已經上漲了4倍,留給自己的利潤空間不多,卻要博那哪怕相當於5%CPI的利潤。就是因為儲戶紛紛這樣壯膽,才有了基金供不應求的局面。
有人對「抱團取暖」打了一個比方,比如在童年,一群孩子交好,大家可以心平氣和,相安無事。但是,如果出來了一個孩子頭,召集了其中的幾個與他一起抱團結夥,那麼餘下的就會立馬感到極不舒服。孤獨與怯懦,而抱了團的小孩子們則會同時生出一種尊嚴與自豪感,結果就是吸引更多的小孩子也加入到這個團隊里來,來不了的或者不願意來的就成了對立面及至犧牲品。成人世界裡的金錢遊戲不過是童年遊戲的翻版。尤其在我們這樣缺乏個人主義的地方,人群總熱衷於結成幫派,即使賺錢投資這樣個人化的行為,也偏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
出口企業的財富效應
抱團取暖的結果,上證指數從年初的2700點附近一路飆升至4900點,股指漲幅超過80%,這還只是整體水平,個股財富效應更加顯著,截至8月16日收盤,兩市漲幅前100名的公司漲幅均超過300%,漲幅前10名漲幅超過600%。而拔了頭籌的鑫富葯業和ST仁和漲幅都超過了1000%。不用說,ST股的上漲無一例外是被富人借了殼,富人愈富的同時也拉了擁有資源做交換的窮人一把。
鑫富葯業的拔了頭籌頗有代表性,那就是得益於物價上漲。這是一家中小板上市公司,生產一種食品和飼料的添加劑D-泛酸鈣(也就是維生素B5)。今年來,我國D-泛酸鈣出口價格不斷上揚,均價上漲30%。而控制了全球40%以上市場份額的鑫富葯業所產貨源大多用於出口,國內貨源供應持續緊張,市場價格比2006年8月份的價格漲幅高達70%。鑫富葯業去年第二季度每股收益不過0.08元,現在則是0.92元,股價有10倍的上漲完全可以用盈利上漲來解釋。
放在一個大時代背景上,鑫富葯業的成功則是我們出口導向政策的一個成功案例。本來,我們有多家企業出口D-泛酸鈣,2004~2005年D-泛酸鈣價格之所以低迷,也是因為國內兩大巨頭杭州鑫富、湖州獅王惡性競爭。但低迷也並非沒有好處,當時國外的幾大主要生產廠商基本處於虧損狀態,憑藉低成本,我們的企業使得海外生產商幾乎沒辦法擴大生產規模,而是向杭州鑫富、湖州獅王採購來彌補供給缺口。在國內,低價政策也奏效了,2006年底國內小規模的D-泛酸鈣廠家就陸續停產出局了。再接下來,則是資本市場的勝利,隨著鑫富葯業上市,獲得了巨額資金後,2005年6月,鑫富葯業收購了湖州獅王成為全球D-泛酸鈣的龍頭,迅速壟斷了市場。2007年8月份便開始對產品試探性提價,先後兩次提價累計30%以上,從而獲得了45%以上的高毛利。資本市場就是這樣殘酷,一家企業的高利潤,背後是競爭對手的大片倒下。
顯然,物價上漲時期,坐擁上市公司的企業家無需為自己的購買力擔心,股價大漲,他們擔心的反而可能是股價虛高。就在鑫富葯業宣布今年上半年中期業績同比增長了1325%之後,鑫富葯業8月3日公告稱,截至2007年8月2日收盤,其高管林關羽已售出股票155.4萬股,兌現1.21億元。公司另一高管吳彩蓮兌現2251.5萬元。
鑫富葯業的商業成功不知是否可作為我們貨幣政策的一個借鑒。國內之所以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即使一向謹慎的央行也承認是出現了結構性問題。《央行二季度貨幣政策報告》指出,當前物價上漲並非僅受偶發或臨時性因素影響,持續快速增加的國際收支順差,外匯凈流入使通貨膨脹風險趨於上升。外匯之所以大筆流入,就在於我們人為壓低貨幣匯率,以使出口企業保持競爭力。始料未及的是,調控匯率是一把雙刃劍,保住了匯率卻放任了物價上漲。與上萬億美元外儲對應的人民幣在沒有實物對應的情況下流出,加上賭人民幣升值的外幣大量流入,太多的貨幣追逐有限的資源和商品,自然推升了價格。鑫富葯業應該使決策者放心了,經過多年發展,我們的出口企業已經有能力駕馭國際市場,甚至獲得了國際市場的定價權。
一位股評家甚至不無得意地說,政府現在也知道了,股票市場是不能調控的,一旦金錢從這裡被驅趕出來,不是進房產市場就是原料市場乃至食品市場,後果是政府最不願意看到的。誠如斯言,政府的尷尬早在其貨幣政策之始便註定了。通常,西方大國貨幣政策的調控目標都頗單一,就是要保證不發生通貨膨脹,歐盟和美國的通脹目標是2%,日本更嚴格到1.5%。大國以保障人民的生活穩定,經濟運行平穩為目標,只有小國為避免濫發貨幣才把匯率與大幣種聯繫起來。我們卻給貨幣政策賦予了多種目標,反而使問題複雜化,捉襟見肘。
首富之爭
對於股市上漲到最後關頭的投資者心態,波浪理論大師艾略特曾經給予這樣的表述:「市場上升的頂部,常有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歡樂氣氛,但已有大批三浪中的主力股票滯漲,儘管雞飛狗跳,但市場總體上升乏力。投資者懼怕風險,卻又不忍心離場,心態矛盾。」接近5000點,投資者已經高看6000點,但6000點又如何呢?不過是少數人的財富表演,有時候,投資者連參與的機會都沒有。*ST金泰就是這樣一個例子,因為事關首富,備受關注。
幾乎每一天,富豪榜都在被改寫,財技表演都在繼續。這是8月17日,*ST金泰的第33個漲停板,股價收盤在16.31元。
這隻被冠以「*ST」的上市公司,其名稱提示著投資者隨時有退市的風險,卻成為7月來滬深股市不折不扣的明星。7月9日復盤以來天天漲停,雖然遭遇著「每天漲幅不能超過5%」的特別待遇,卻得以延續它持久的漲勢,日復一日,股價已經翻了兩番。8月17日,漲停板破天荒地被打開了,「圍城」外邊的投資者一定長出了一口氣,終於有機會分享地產首富的發跡過程,可誰知,洶湧的買盤很快就把股價推回漲停板。*ST金泰究竟能漲多高,留給投資者的仍舊是懸念。
不過,有一點是肯定的,每過一個交易日,我國未來的新首富黃俊欽的財富便增值40億元。
7月9日,停牌4個月之久的*ST金泰發布了一個消息,將向新恆基集團等投資者定向增發80億股股份,發行價每股3.18元。這家虧損累累的公司,總股本不過1.48億股,停牌前的股價也不過4元。現在卻要「蛇吞象」,脫胎換骨成為一個巨無霸型的房地產公司,怎不令市場震撼。新恆基集團乃是黃俊欽名下的房地產公司。就像3年前國美香港借殼上市使黃光裕成為內地新首富,這又是一場不折不扣的借殼上市,財技表演。表面看,以新恆基221億元的優質資產注入一家行將退市的公司似乎不智,至少3年前其弟黃光裕之成為首富,選擇的是藉助香港頗為廉價的殼資源。而在內地,尤其年初的ST股集體熱炒中,這些殼資源已經不再廉價,裡面坐滿了等待抬轎子的中小散戶。但此時的內地市場已經今非昔比,資產價格雖高,但投資者的想像力卻更高了。
不妨把另一位在香港市場上獲得「首富」的碧桂園相比。4個月前,選擇香港上市的碧桂園IPO獲得的市值是860億港元,首富楊惠妍的財富是512億港元。隨後,碧桂園再度發布公告,7月份新增了1542萬平方米的土地儲備後,碧桂園總土地儲備達到驚人的4500萬平方米。此時,對今年的盈利預測已經達到了40億元,股價相對於招股價則上漲了88%。相對於香港上市的碧桂園,不妨看看新恆基的盈利預期,2007年是8.2億元,遠遜於碧桂園去年的盈利,更只是今年碧桂園盈利預測的20%,即便如此,股價卻連連飛升,至第33個漲停板,黃俊欽的賬面財富已經達到了913億元。
不難看出,即使資本回報率低到221億資產只產生8.2億的盈利,一個內地的上市公司也能獲得優厚的定價。選擇內地上市,哪怕是要付出一定代價的借殼,也遠比遠赴香港划算。同樣被借殼的S前鋒曾經有過連續25個漲停板,即便如此,經過一段「空中加油」式的整理行情,股價再度上漲,又漲了一倍多。從行情啟動時的6元漲到了最高的50元,用時不過3個月,*ST金泰最終能漲多高似乎也決定著我們未來「福布斯富人榜」上的數字,有投資者已經根據傳言中的「20平方公里」儲備地,給出了80元的預測,若預言成真,首富的身價就不只是內地首富,而是華人首富乃至世界首富,儘管遠沒有同規模企業的盈利能力,卻在內地股市的吹捧下發生了。
很難把首富和股市的火熱做出必然的聯繫。除了能在滬深股市借殼,富人們可資憑藉的資本市場還多在海外,史玉柱即將攜《征途》上市的市場是納斯達克,重慶號稱要改寫首富紀錄的龍湖地產選擇的上市地是香港。無論哪裡上市,都以赤裸裸的金錢上的數字顯示這個社會的資本膨脹。就是2006年,胡潤百富榜第一名還是以造紙為主業的張茵,財富為270億元。福布斯中國富豪榜第一名是以流通為主業的黃光裕,財富為180.9億元。如果再向前追溯,內地的首富榜曾經是高科技行業的年輕人的天下,財產也多在百億左右,現在全變成了房地產一統江湖,動輒千億元,10倍上漲。
4500萬平方米的土地意味著什麼?如果攤開,就是45平方公里,明清兩代的北京城不過62.5平方公里,如果是有了容積率概念的建築群,以每人30平方米的頗為奢侈的居住面積,都能容納下150萬人口,相當於一個中等規模的城市,趕上了荷蘭的總人口。一個國家的富人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如此大規模地聚集居民賴以生存的土地資源,難怪每個人都人人自危,「跑不過劉翔,也要跑過CPI」。山腰中的財富:慾望和恐慌
與財富慾望相輔相成的,是受樓價上漲和通貨膨脹而產生的財富恐慌。按廣告公司創意人周京亮的話說:「這種恐慌發生後,才發現已經延續了幾十年的、每月往銀行存錢的辦法完全行不通。」即使按照目前不太準確的CPI數字比較,放在銀行的錢也明確無誤在貶值。他發現了手中那點資產像「捂不住的兔子」——被慾望和恐慌逼迫著,不肯再安然地待在銀行的老窩裡。
美國對沖基金研究者巴頓·比格斯把這種狀態稱之為「山腰中的財富」:上不去的話,就會往下滾落。
「保衛財產」的小區運動
廣州麗江花園小區在珠江中的一個小島上,四面環水,10年前,身為廣告公司創意人的周京亮無法抵禦那則電視廣告的誘惑——「兩個穿著白衣服的年輕人在水岸邊的陽台上曬太陽,水面上飄拂著白色床單的影子。」儘管距離市區有半小時車程,他還是選擇了這裡落戶。
10年後,隨著住戶們的年齡變化,當年被推選為「廣州最典型小資小區」的麗江花園已經轉變為典型的中產者小區,居民們大都是開車上下班的滿臉倦意的中年人。
從2005年廣州樓市上漲開始,「像信號燈晃亮了人們的眼睛」,居民們開始尋找到新的理財方式。以辭職在家、先後買賣了4套房屋的江山的經歷看,炒樓是一種安全而迅速的財產增值方式,「在不經意中就完成了財富增值」。他有此感覺,完全可以靠資本投資而生活,昔日的物業顧問的職業,在他看來已經不堪回首,「發展下去,會得抑鬱症」。
2006年底,隨著股票市場漸熱,樓市引起的騷動開始轉向,江山放棄了炒樓,將自己全部資金轉投股市。他成了所謂的大「忽悠」,專門鼓動小區的朋友們辭職在家,靠資本運作生活,完全拋棄掉「朝九晚五」的職業生涯。受影響的不乏其人,昔日小區論壇上的10多個朋友成立了專門炒股的「股色股香」小組,這樣的小組,在麗江花園小區里就有數個。多數成員是今年新入股市者,「基本上把資產的2/3放在股市裡」。
陳飛一家是麗江花園最早的居民,父親陳九林是職業畫家,作品在東南亞很有市場,選擇麗江花園,是因為「這裡聽不見打麻將的聲音,一點也不市井」,他們除了在麗江花園買下自己住處,還買了幾百平方米的商鋪,當時計劃是,靠租金來獲得穩定收入就足夠開銷了。陳飛設想自己可以完全不工作,「花大量時間在自己喜歡的陶藝上」。
30歲的他的本來生活異常閑散,在父親的裝潢公司里搞設計,「一年不超過5個活」。他給自己定了接單標準:暴發戶的活不接,客戶不聽從自己意見的活不接,「不想委屈自己」。而手中的錢從來都是隨意花掉。
可是,2006年開始,他的觀念開始劇變,起因是受了強烈刺激:一個客戶手中的房產,「我剛接下單時候還是1.8萬元每平方米,等我過兩個月完成裝修時候,已經是2.5萬元每平方米了」。與此相對應的,正是自己手中的貨幣貶值。受了廣東人叫做「樓瘋」這輪漲價影響,陳飛開始四處看房,準備買下商鋪,靠租金來使手中的錢保值。他說:「看了之後才發現,和我們家10年前在麗江買商鋪的時代已經完全不同了。」
他看中的並不在廣州黃金地段的珠江新城的商鋪已經要5萬元每平方米,「按照粗略計算,買下來的前40年,會一直是用貸款還租金,將完全是失敗投資」。前前後後,他看了十餘套商鋪,沒有一套的價格能讓他覺得合理。
後來陳飛總算在麗江花園內部買下一套房,「用自己的20萬元積蓄,以及父親的一幅畫來作價」。買下這套房後,他高興地發現,沒有半年,房價就已經38萬元了。
可是,2007年開始的物價指數上升,又使陳飛陷入了新一輪惶恐,他說:「看見我姐姐孩子的幼兒園入學費每學期都漲價2000元,我真坐不住了」。今年5月,他把手中剩下的錢全部投進股市,「平時小區里那些玩藝術的朋友,以前見面誰會提錢?可是今年5月後,我們當中最清高的人都開始講股票」。他們得出的一致結論是,必須靠股市裡的投資增值來抵消物價上漲。而當時每天1萬元的收益使他覺得,他的財產有靠了。
可是5月30日的股市大跌,又給陳飛上了有生以來第一次理財課,「知道了股市的風險何在」。他開始從股市中取出部分資金,讓父親指導他做藝術品投資。「收藏的是父親的朋友唐全心的畫,據說他的畫升值空間很大」。他說,回到藝術品收藏,是因為「到底是我熟悉的領域」,不至於買假貨。「現在流通的80%的藝術品是贗品,一般人做收藏往往得不償失。」與此同時,他的閑散狀態消失了:「準備接以往不願接的活。」
阿穎也是從孩子的教育費用的提高中感覺到了財政壓力。研究生畢業的她在廣州一家研究機構工作,「是那種可以養老的單位」。可是她話鋒一轉,「如果退休金養老夠用的話」。阿穎從前一直沒想過老了要靠孩子,「甚至覺得那樣想不正確」。可是物價上漲讓她有了完全不同的想法,「我一定要送他出國讀書,他將來經濟條件好了,我自然能夠得到他的幫助」。而送孩子出國留學的費用,阿穎目前初步估計,是100萬元人民幣,「當然是保證貨幣不貶值的情況」。
為了獲取這筆錢,阿穎把自己的積蓄大部分投入股市,她在1994年研究生時代就炒股,「但是什麼都沒學會」,現在還是靠消息投資的「初級股民」。阿穎的衝動有目共睹,和她一起做股票的人告訴她,自己買了幾千元的什麼股票,「她第二天就投了幾十萬元下去」,嚇得人不敢再告訴她消息,怕負責任。
早先,阿穎也想過投資房產,「按照目前中國城市化的速度,在廣州投資地產不會虧本」。她研究過一些城市發展理論,也確實在麗江花園買下了自己的第二套作為投資用的物業,可是2007年的股市,「讓我不想把錢放在樓市裡,那樣收效太緩慢了」。
江山的理論和阿穎完全一樣,他也認為,「炒房是可以賺錢,可是收效太緩慢了」。在他帶領下,以往社區論壇談論文史的版塊成員里,準備成立一個炒股的QQ群,「沒想到有100多人報名」。
麗江花園的論壇「江外江」是廣州最大的社區網路論壇,實名用戶上萬,2007年上半年開始,以往的樓市貼迅速減少,讓位於股市貼,幾乎所有人都津津樂道於一個社區居民的帖子,「一個匿名的帖子說他從原始股中收益了288萬元,加上他自己的積蓄,一共有340萬元,他準備退休過舒服日子了」。可是幾乎所有跟帖都對他進行了反駁,明確地一筆筆與他算賬,告訴他,要靠這點錢過舒適的退休生活,是完全不可能的。「論壇所有人都被這帖子煽動起來了,大家都在盤算自己的家底,到底有多少才夠用。」阿穎說,「我記得最普遍的演算法是:除去必備的汽車和房子外,大概就剩下100萬元,那點錢除非用來有效投資,否則是不可能支持他在帖子里夢想的享樂生活的。」
就在這樣慾望和恐慌的雙重壓力下,麗江花園小區成立了若干炒股小團體,連社區里的老年人都舉行了一屆專門的炒股操盤模擬賽,被當地媒體廣為報道。可是隨即,另一個炒股小組就開始嚷嚷,那群老年人的操盤能力太差,不能體現麗江人的真實水準,他們要搞另一次大賽。
張怡芳是這場全小區運動超然的旁觀者,她既不參加各種炒股小組,也不參與社區討論。20年的股市經驗,讓她很有興趣研究股市和各種資本運轉方式,她覺得,牛市狂熱本質上沒什麼區別,「唯一的不同是,此次的狂熱中,席捲的資金更加龐大而已」。
股票群和他們的財富預期
按照一些媒體的報道,廣州的「樓瘋」和「股瘋」齊頭並進,運動一開始都是以全民方式推進,但是很快產生了分層。
江山他們並不願意發展報名的100多人進入自己的炒股QQ群,首要原因是最初參加的12個人性格比較接近,炒股之前就是論壇上的朋友,「大家不至於因為股市波動而產生矛盾」。深層原因是,在他們的QQ群中,往往有來源比較可靠的內部消息流傳,在江山看來,這樣的消息要是廣泛流傳開,「肯定會影響這隻股票的操作,我們嚴格地將人數控制在12個,後面的人要進來,要經過這些人同意」。而後面的申請者,一個都沒被通過。
QQ群成立之初,由有股市經驗的江山給他們在QQ里傳授經驗,分析股票,以自己思維能力自豪的江山很享受被大家叫「江老師」的感覺。
為了鞏固這些人之間的聯繫,年初,群里有11人每人拿出1萬元,交給江山操盤,「還簽署了協議,如果虧損,則大家自己負責;如果贏利,則大家每到1.1萬元就開始分1000元紅利」。迄今為止已經分紅了7次,江山說,即使是在不太景氣的7月也分紅了一次。
「象徵意義大於實際含意。」大家笑逐顏開地領取這筆錢,覺得這即是股市飄紅的象徵,也是自己的團體在小區勝出的象徵——別的股票群從沒聽說過分紅,另一個在小區論壇上和他們叫板的股票群,聽說收益率只有60%。在他們看來,自己群里的人都在江山帶領下,成為麗江花園的股市「精英」。
江山的小區「股神」之名越來越牢固,在他領導下,群里每人的各自股票在牛市裡都上漲得不錯,周京亮說:「錢賺得快的時候,每天都想,什麼時候把那輛Mini Copper開回家。」而另一名成員、公務員老熊的想法是,從股市中賺出200萬元,算是自己的第一桶金。他的「大部分積蓄,都在股市和基金里」,等賺足了錢,老熊打算再去買車位進行投資——總之不會存在銀行里。
在QQ群里,「老繭」、「如昔」、「解毒丸」等幾個人是和江山一樣,完全放棄了工作而炒股的,工作的不如意加速了他們投身股市,在某種程度上,「對於我們,進入股市也是命運的賭博」。
老繭從前是一家公司的合伙人,「我原來心目中理想的理財方式是買幾套房子出租」。可是今年的股市收益讓他不能自拔,「比開公司合理,是一個自己能掌握的投資方式」。正好和合伙人因為經營鬧得不愉快,他索性全職在家炒股,投入了以往被他稱為「老虎機」的股票市場。而如昔是因為自己所在的IT業不景氣,「小型IT企業最近一直在倒閉中」,索性回家,「自己做主人」。
相比在群里其他人靠股市添幾輛新車的夢想,老繭、如昔更在意自己的得失,辭職就是為了更好地炒股。如昔說,儘管她的股市經驗等於零,但是今年3月她就想辭職了,當時「所有的客戶都在炒股,下午15點後再工作」。她很容易地說服了自己,「既然炒股比工作賺錢多,有什麼理由不辭職呢?」
5月30日,如昔雖然損失巨大,但是沒多久,她覺得自己已恢復了元氣,「每天下午13點半起床,正好碰到股票下滑,那時候買進,過幾天再賣出」。在如昔看來,炒股完全是一場愉快的賭博,只要每天能順利地找到那隻能上揚10%的黑馬股就可以。她的決策是,「除了身邊放了固定的10萬元,全部家當都放進去了」。
老繭考慮過風險,但是他說:「何必為明天的雨,今天就打傘呢?」相比起如昔短線的小打小鬧,老繭顯然更「貪婪」,他準備全部的資產翻兩番後再收手。「股市的風險再大,畢竟命運在自己手中,從前做公司時候,明天在哪裡都不知道。」在老繭看來,自己一定能從股市裡全身而退,「那時候,下半輩子就不用發愁了」。
張怡芳卻從這些想法中看到了危險。她說:「這些一開始炒股就接觸牛市的人,總以為命運在自己手中。」20年中,她在股市滾打的資金足有幾千萬元,可是碰到熊市時候,全部資金被套住,「能從熊市裡賺大錢的人,我只聽說過一個,是專業的基金經理人」。而在現實中,她還沒有碰到過——雖然她自己曾當過幾年的券商,可是,「我們證券交易所沒有在熊市裡賺錢的高手,那還都是專業操盤手」。
在小區的論壇上,她看見江山他們群和另外的QQ炒股群為爭誰是小區真正股神而爭執,不禁失笑:「牛市裡有什麼股神?」她認為,在牛市裡確實能維持資本增值,「可是想長期靠股市賺取穩定的收入,太難了」。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的張宛麗對小區的這些狂熱者的信念明確質疑:「股市確實是中產階層向上流動的相對公平的空間——他們也沒有什麼別的空間,中產階層渴望財富迅速升值,渴望能過上穩定的體面生活,可是股市犧牲的也是他們,只有極少數人憑藉智商、運氣獲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香港1/4的中產資產縮水到零。」
社區版「帶頭大哥」們的理財觀
剛辭職時,江山有過短暫的空虛,可是他很快在社區的論壇里找回了充實的感覺。
江山承認,自己的生活理論,「忽悠」了群里另外幾個人辭職「下水」,他畢業於上海復旦大學歷史系,他的一個同學,「在上海一家外企工作,50歲了,每天西裝革履地在地鐵里擠車,他的房子升值了,價值250多萬元,我勸他放棄工作,把房子賣掉,改在郊區居住,然後用那筆資本運轉,可是他不肯」。那同學一邊工作著,一邊與自己的抑鬱症做鬥爭,「我總是拿他做反面教材」。
而江山,是按照自己的資本生存理論運作的。「除了房子之外,我把自己的全部資金放在股市裡。」他現在每月從股市賺取1萬元並不難,「即使是6月和7月,沒賺那麼多錢,我也把股票拋一部分,保證家用」。在他計算中,200萬元已經能保證一個家庭在廣州過上小康的日子,「郊區的房子50萬元,存銀行50萬元,而剩下的100萬元進行資本運作。」而可能的風險,則用保險來避免,「我們家的保險年費是3萬元,最高賠償金額會是150萬元」。
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英雄」,江山是靠自己這些理論,以及操盤技術成為小團體的「老大」。另外,他從前也是社區文史論壇的「老大」——「兩種身份有延續性」。如昔等人之所以認可江山,是因為「都是知根知底的鄰居」。而且,一群新手,除江山之外,在股票市場上也沒有別的「依靠」。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江山的股票和房子都受了巨大損失,當時他住在汕頭,「本來城裡跑著4萬輛賓士,危機之後只有400輛」。他解釋,正是金融危機給了他第一次經濟啟蒙。「原來資產縮水幅度可以那麼大。」這也將他從前按部就班的儲蓄原則擊潰了。
某天他突然感嘆,自己已經40多歲了,女兒還很小,「那時候的感覺是責任重大」。而有了這感覺後,他從高級白領的位置上辭職,「自己給自己做老闆算了,炒股就等於開了家小公司」。
如果他有1000萬元,可能會去炒房,而現在只有近百萬,「於是股市是唯一的迅速獲利的選擇。目前他家每月一兩萬元的養房、養車和女兒的入學費用,都是從「那不大的資本中獲得的」。他很為自己的股市「高手」身份得意,女兒被妻子教育後明白,「爸爸的錢是從電腦里出來的,所以他不用上班」。
他準備了兩台電腦,「萬一哪台壞了呢?」而老繭在他帶領下,也更專註地盯著股市,「萬一再來個5月30日能及時跑掉」。
不炒股的時間,江山在社區遊走,小區保安都會叫他「江老師」,原因是從前做物業顧問的他給他們講過幾次法律課,看得出來,江山是喜歡自己在社區受尊重的感覺的,這也是他完全放棄了職業生涯的原因,他說,「再高級的白領,也不過是被老闆喚來喚去的打工仔」。
可是,小區里另一個炒股群的關鍵人物老張對江山的理論,包括他領導的QQ群卻都不以為然。「他們那群人太多了,我覺得人數必須要精減。」老張他們把群縮小到只有5個人,「從前我們也有10個人,可是個別同志聽消息後,那種衝動的心態讓人恐慌」。群里的一個人,聽到某條消息後一下子投進去全部資金50萬元,第二天著急地找發布消息的人算賬,「那樣誰還敢再傳播消息?」
另外,老張憑直覺覺得江山的理財理論不可靠:「在廣州,靠200萬元維持有車有房的生活?怎麼可能?」同樣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受損的老張和江山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老張說:「誰敢在資產隨時會縮水的情況下放棄工作?」他印象最深的是,1997年金融危機後,股市裡的錢從22萬元減少到15萬元,結果不得不到處借錢買已經定下的房子,「所以,即使我有200萬元,我也得在老闆跟前賣力幹活」。
老張始終覺得,自己從事的外貿生意屬門檻低的行業,已經40歲的他說不準哪天就會被替代,妻子在著名的外企,雙方年收入達30萬元,可是「隨時覺得危險」,所以「2007年看見股市的機會來了,我就把家當又賭在上面了」。甚至連為女兒準備的50萬元不可動搖的教育儲備都幾進幾齣股市——他說,「只要我比股市裡面2/3的人聰明,我就能全身而退,這是中國人最後一次大撈一筆的機會」。
老張的財富預期是1000萬元,「等有了1000萬元,我就把800萬元放進外資銀行理財,剩下的200萬元放在銀行里存起來」。那時候,就「可以去山區教書了」。
而江山和老張的觀點,在皇甫江看來,都是胡說八道。「靠股市怎麼能發財?」同樣是麗江花園的名人,北大法律系畢業的皇甫江的目前工作是替一些著名品牌的洋酒做打假工作,手下有20多名員工住在麗江花園,因為工作的特殊性質,風險很大,所以他把手下聚攏在身邊,他很喜歡自己在小區里做「老大」的感覺,「最喜歡的電影是《教父》」,學起電影里的馬龍·白蘭度的表情,惟妙惟肖。
「我盯著他們,不許他們炒股票。」可是這些平時很聽話的員工在這段時間不聽話了,他們會興奮地偷著炒股,「一看他們臉上的表情就明白了」。
他是股票市場的完全退出者,即使是目前這輪行情也沒有讓他動搖,這起因於他在股票市場的完全失敗,「上世紀90年代,我手裡還有家期貨公司呢」。可是隨著政府的政策調整,整個期貨公司血本無歸。「當時交到我手上時候,其實就已經不對了,幾千萬元的企業,只要我交300萬元就可以承包,如果是現在,我肯定不會那麼做。」在皇甫江心目中,靠資本市場發家,在目前的中國,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展玩著手中的刀劍,「我早就把大部分資產投在刀劍收藏上了」。他所寫的《中國刀劍》剛剛出版,銷售很好,「我現在已經是中國刀劍收藏的權威了」。按照他的經驗,一把刀從市場上搜羅來,再到拍賣市場上,價值是成百倍上漲。他剛從法國搜羅回一系列的軍刀,而歐洲拍賣市場也是他所熟悉的,在他影響下,他的女朋友也拒絕股市,將資金都用於搜羅古董手錶和正版玩具熊——「當然我不靠這個發財,刀劍本身是我的最愛」。
3人中,即使是表示自己「最無貪念」的江山,也表示至少有200萬元的資產才能保證生活水平不下降,張宛麗說,「沒有辦法,中國的中產階層只有單一的財產緯度,他們只能靠經濟保證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水準」。
通脹速度與財富安全
江山的200萬元方案,在張怡芳的計算下,並不那麼肯定:「誰能保證100萬元的資金能夠帶來每月一兩萬元的收入?」即使是專業的理財人士,也不能保證這個收益。
在張怡芳看來,這些在社區頗有影響力的「老大」,無論是江山、老張,還是皇甫江,理財觀中都沒有把握財產安全的核心問題,「光說多少錢夠用是不合理的」。她認為,為了保證自己的資產不貶值,首先要把通脹指數和財富能帶來的增值幅度做對比,「只有跑過通脹速度,才能保證財富沒有貶值」。
何況他們指望不貶值之外,還要靠這些財富支持體面的生活。如果每月要從財富中提取現金,「也就是說,除非你的財富增值超過通脹幅度幾十個點才能達到」。
而超過幾十個點,是目前的幾種理財手段都難以確保的。先說股市,「熊市來臨時,究竟有多少人能從中賺錢,還是未知數」。
老張和江山都為自己家庭購買了相對昂貴的保險,這是大多數中產階層絕對保證安全的一種理財經驗,「可是他們沒有計算過,中國現在保險的複合利率是3%,比目前的通脹指數還低,也就是說,等你拿到保險金的時候,這筆錢已經不那麼值錢了」。
張怡芳本來也準備投資房產,可是研究了廣州和全國另外幾個大型城市的樓市後,她發現在目前投資樓市也不是合理的投資選擇。「第一是要資金充足,因為樓市增值幅度緩慢,有充足的資金才能撐下去。第二是新出台的大量二手房徵稅政策使得房產投資越來越不划算。」像江山那樣指望資產運作能帶給家庭穩定支出的人,就不能靠樓市來運作資產,而租賃比的過大,表明目前樓市靠租金來贏利顯然也已經不太可能,甚至租金連還貸款都不夠。「除非你選擇前三四十年完全是為貸款而付出。」她細緻地算賬下來,買房還不如租房合理。
中國的投資者很少完整經歷過經濟起伏,「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影響廣州和上海最嚴重,可是你看,這些城市有多少人獲得了風險意識?」他們還是盲目樂觀地相信,自己可以在資本市場上全身而退。
究竟怎樣能保證自己手中的資金始終增值超過通脹速度?肯定沒有準確答案。「和個人在資本市場上的能力、經驗和運氣分不開。」而多少錢能夠用,「更沒有確切答案,看你要維持什麼樣的生活水準」。
老張所說的「800萬元投到外資銀行理財」,是一種理想的投資理財方式,目前外資銀行的理財方式成熟和穩定,「在國外,基本上個人理財已經很少了,多由專業人士理財,就是所謂的私人銀行。尤其是一些世家,專業的理財顧問始終圍繞著他們轉,他們隨時更替自己的理財專家,就是為了保證每年的財產增值超過通脹速度。可是800萬元,對於絕大多數中國的中產階層而言,還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即的數字」。
理財方式的背後是整個的人生狀態。
老張最初來廣州時候,住在廣州最著名的城中村石牌,「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狹窄的私人樓,住在裡面完全見不到陽光」。他記得自己生病的時候想,「就算是死了都沒人知道」。有過這段經歷,老張說自己特別容易有不安全感,「害怕回到當初那個境地」,之所以現在拚命賺錢,就是為了「保證自己不會再過那種生活」。
和老張一樣,麗江花園小區的很多居民都不是廣州本地人,他們沒有當地資源可以依靠,張宛麗說:「中國缺乏完備的社會保險體系,缺乏完備的失業保證體系,在這種情況下,中產階層唯一維護自己地位的方式就是在經濟上不斷攀升。」但是財產能帶來多少安全感,在她看來,還是存疑的話題。
周京亮住在小區10年,他最初很喜歡麗江花園的原因是這裡的社區感,「大家都是相似的人,開的車都一樣,基本上是20萬元左右的,在小區看不見夏利」。可是,隨著財富變化,分化越來越明顯,一部分當年的鄰居搬家到了更好新樓盤裡,請大家做客,「看完人家的新房,回來後感覺不一樣了」,而「鄰居的新車,就是對自己無能的最好諷刺」。
老張夫妻本來準備在小區里換一所大點的房子,前些天去看了,說是200萬元,「這兩天去看,已經要到210萬元了,不買了」。老張覺得自己還沒到享樂的時候,股市裡的錢是指望發家的根本,一點都不能外挪。
而周京亮和老婆已經鐵了心做丁克夫妻,按照他的目前財產計劃,有孩子後,怎麼都不能維持「目前的生活水準」,而他們不想「讓孩子過不優越的生活」。對於未來,他說,「我很恐懼,不知道通脹會造成什麼樣的財產縮水,所以我把希望都寄托在股票和基金上」。中產者的焦慮與渴望 上世紀80年代初,周曉虹在南開大學讀碩士,系裡有個老師中了1萬元的獎券,興奮得當場昏倒,很多老師都說要是有了1萬元就不用上班了,「畢竟,當時教授的月工資才100元」。但現在,已是南京大學社會學系主任的周曉虹教授坦言,即便是有100萬元也不敢辭職,他用了馬克思的一句話來解釋,「所有的需求都是歷史地被滿足的。南京的房價每平方米都過萬元了,財富只是一個相對概念,並不能給中產者帶來實在的安全感」。 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研究員張宛麗看來,地位焦慮是中產者所面臨的首要問題。這種焦慮來源於三個方面:第一,工業化社會的變遷導致社會職業結構發生變化,新興產業逐漸取代傳統產業,職業門檻提高,但相匹配的職位相對有限,造成了職位資源的稀缺。第二,中產者對自身能力與未來職業前景往往有較高的期待,他們始終有向上流動的慾望,但因為職業的不穩定性,增添了他們的焦慮。第三,我國社會結構不合理,體制內外有別,市場經濟受到權力壟斷和政策門檻的阻攔,權力庇護的存在增添了中產者的不安全感,這是我國中產者所面臨的最大焦慮。 不同的是,西方中產者的焦慮有一系列保障機制來加以緩釋,比如,健全的醫療、養老等社會保險,對私人財產的法律保護,競爭機制的相對公平等等。在美國尤其明顯,由於「二戰」時動員全國徵兵,政府不得不許諾提供好的社會保障,在這個刺激下美國的社會保障體系迅速完善。但在我國,市場經濟算是剛剛起步,各種法制建設與體制保障還沒有跟上,自然加重了中產者的焦慮感。 中產者在我國也就是近10年來的產物,他們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但中產者的「產」實際上是生活資料,並不是生產資料,所以相對來說,他們也比較脆弱。很多中產者對中國經濟的長遠預期比較悲觀,認為現在是他們最後一搏的難得機會。所以,甘願把自己掏空,預支未來。在張宛麗看來,「股市是中產者的一個大陷阱,這與中產者的心理特徵及現實處境有關係」。他們對財富往往有比較強烈的渴望,期待著自己的財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迅速升值,以便過上更體面的生活。在很多中產者看來,股市是他們由下向上流動的渠道中相對公平公正的一種。但同時,張宛麗也表示了擔憂,「股市有很強的投機性,雖然有個別中產會依靠自己的智商、經驗以及運氣迅速致富,但從總體上說,在股市中,中產者將是一個被犧牲的人群」。 張宛麗所做的調查表明,近10年來,我國中產者的上升空間越來越小。因為,伴隨著市場意識的啟蒙,原先的權力擁有者也紛紛開始利用手中權力在市場中謀求壟斷,追逐利潤,這對於中產者來說是一種打擊。所以,對我國的中產階層來說,對財富進行合法保障、對競爭提供公平機制,是他們最大的渴望。以香港作為參照
樓市開「花」自開埠以來就是自由港的香港,市場需求一直是資產狂升的最大動力。
今天港島的金鐘、銅鑼灣一帶是香港最繁盛的商業區,就在上世紀50年代,這裡還只是冷冷清清的海軍船塢和荒蕪的山岡。與此相對應的,是戰後香港人口的快速增長,香港總人口從日本投降後的50萬人,迅速增至50年代初的200多萬人。而當時香港的物業買賣全部是以整幢樓宇為單位出售,能買得起的人極為有限。這種情況,嚴重製約了戰後香港地產業的發展,也使當時香港老百姓的居住環境十分惡劣。
在時勢推動下,一些頭腦靈活的地產發展商開始率先衝破舊有經營方式束縛,其中對香港地產發展做出標誌性貢獻的,就是當時立信置業的主席——霍英東,他在另一位房地產商吳多泰開創的「分層出售」銷售制度之上,首創了「分期付款」的售樓方式。因為是為期房交的訂金,好比植物處在開花階段尚未結果,所以這些樓宇被稱為「樓花」。
「賣樓花方法一公布,整個香港彷彿瘋狂了似的,香港大眾卷進了房地產的旋風裡。我們負責發展、興建的樓宇的售樓處,每天都有很多市民從港九各地蜂擁而來,隊伍排成長龍,售樓盛況空前。當中,有政府的小職員,有月收入兩三百元的教師和打工仔、有普通的家庭婦女、有那些終身不嫁人的『自梳女』……有些人排隊買到樓花後,隨即把樓花售給別人,一天間就已經賺一筆。」霍英東後來回憶說。
地產發展商由此大大加快了資金周轉的速度,從供應和需求兩個方面推動了香港現代地產業的形成和迅速發展。
香港炒樓成為一個行業,大概是從美孚新村開始。60年代中,美孚石油公司眼見大批移民湧入香港,經濟起飛,市場與房屋需求日益增大,便將荔枝角的油庫改建成龐大的私人屋村。可惜屋村第一期建成時候,恰好遇上香港政治動亂,樓價暴跌,當時剛落成的位於尖沙咀中間道的何鴻卿大廈,每個超過千尺單位只售5萬港元也乏人問津,九龍塘和渣甸山的別墅則7萬港元一套任挑,美孚公司只好以低價出售自己的樓盤。動亂後,樓價急速反彈,買了美孚新村的人就賺了大錢,其中不少炒家就是早期低價買入的家庭主婦。
到了70年代,香港的置富花園、太古城等大型私人屋村相繼推出,更造就了一大批炒家,其中不少就是在美孚新村獲得了經驗和利潤的師奶大嬸們。到太古城推出銷售時,由於樓價節節上升,炒樓者趨之若鶩,賺了個不亦樂乎。太古城在出售北海閣的前5天,就有人在售樓處前開始排隊,正式發售的那一天早上8點,前6、7名的排隊者以5000港元的價格讓出位置,到了早上9點臨近正式發售,出讓位置的代價上升到1萬港元。據說有家庭主婦以5萬港元做本,在1977年到1979年間賺了70萬港元,純利是本金的14倍。
這種個人財富暴漲的捷徑刺激了賭博型投資慾望,而這種賭博型投資又刺激社會財富的流動,拉動了整體社會財富的繁殖與發酵。
沸騰的歲月
也就是在這十幾年間,香港人的投資意識開始萌芽。香港的「六七暴動」讓大眾意識到,暴動期間買賣樓宇很困難,股市被認為是容易套現的產品,為了保值,資金都湧入股市。
香港小說作家林森池從1969年開始參與投資股票,開始時抱著保值的心態。港幣與英鎊掛鉤,而英鎊正在不斷貶值,香港開始出現高通脹。「另外1967年,周恩來下令深圳駐軍不得讓『文革』的串聯群眾湧入香港,這個信息表示香港對內地有存在價值,國家重點保護它。在朋友介紹下,我去開了戶頭,當時最低消費約為1萬港元,買賣要向經紀的跑腿下單,這些跑腿用自己的資產擔保其客戶,然後才可透過經紀進行買賣。經紀的傭金約為0.75%~1%,跑腿從中分佣。」林森池在一篇文章中這樣描述。
上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香港股市,是一片「沸騰的歲月」。僅1968年一年,香港恒生指數的上升超過60%,這種升勢在遊資充裕的推動下一浪高過一浪,一直持續到1973年。也就是在這一時期,香港股市對全社會層面開放,只要企業有實力,不管是什麼資金背景,均有同等上市機會。而「交易大堂」對外開放,普通市民乃至家庭主婦也能置身其中,股市真正面向社會公眾。
最初,有消息說有人「不費吹灰之力」迅即在股市上賺取巨大利潤時,社會大眾還半信半疑。後來,當消息得到確認,而「賺大錢」的例子越來越多時,市民大眾渴望在股市中「分一杯羹」的心態,也變得更加強烈和熾熱了。因此,此後每遇新股上市,市民便一擁而上前往認購。由於市場供應量始終有限,身有餘錢而對股市存有憧憬的投資者又著實不少,所以新股認購初時多數能取得滿意成績,這又進一步刺激起市場的氣氛,當一些股民嘗到甜頭後,他們那種「股市賺錢容易」的錯誤概念又進一步強化,這正是股市人聲鼎沸、股民如醉如痴的原因之一。而社會大眾的投資需求,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被源源不斷地釋放出來。
「我們這批人知道,從小就知道,用最小的投資,獲得最優化的回報。而回報的量化在學校是分數,在社會是錢,這成了我們的習性。」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陳冠中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書中這樣說,「香港人當然想要更賺錢,更快賺錢的方法,炒股,炒樓。」
由此可以說,香港的經濟繁榮是市民共同人氣投入的結果,香港的經濟指數也是市民以投資狂熱給抬起來的。
「股市和樓市是整個大中華區、乃至亞洲地區的投資者都特別喜歡的投資產品,這是亞洲人的投資偏好決定的。愛買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一帶投資人的農民性,對土地的天生喜好;股市則滿足了投資人對流動性的要求。」湘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金岩石對記者這樣解釋,「實際上,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就沒有投資文化,5000年來沒有人因為投資而留名,實際上所有華人的骨子裡都不太相信長期投資,加上長期的社會動蕩,內心缺乏安全感,所以要求流動性和土地。」
「而大眾投資的真實基礎是,大眾生活越過了投資行為產生的臨界點,就是人均GDP超過了2000美元。高速的經濟增長往往會帶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加劇了不動產和股市財富效應對公眾的吸引力。大眾突然意識到投資重要了,要通過投資來抵禦通貨膨脹。但實際上又非常缺乏投資經驗,所以選擇的投資方式技術含量很低,比較生猛,總表現為浪潮式和運動式的,這是新興市場的共同特點。」金岩石說。
金岩石所說的,實際上正是香港公眾投資意識覺醒的大背景。「積穀防饑」或「勤儉致富」一類重視儲蓄的傳統,一向是華人社會傳統的美德。自50年代香港本地工業起飛之後,普通市民的收入也相應提升了,但他們「晴天打好雨天柴」的憂患意識仍十分強烈,他們的收入除了必要的開支外,大多儲存下來。到了60年代末,這批積蓄已經是天文數字了。從另一角度上看,經濟急速成長自然帶來通貨膨脹,如果把積蓄放在銀行,微薄的利息顯然無法抵消通脹所帶來的損失。投資者希望尋找一些可跟隨經濟發展步伐的投資渠道,而股市正是當時其中一個「新興玩意兒」。
在外資持續湧入而本地儲蓄有增無減的情況下,香港本地銀行也出現了「水浸」現象(流動性過剩)。「銀行家是最精明的投資者」,在存款充裕的情況下,銀行一方面降低存款利息,另一方面則放寬了借貸條件,讓客戶的存款變成他們的「賺錢工具」,當時就出現了股票抵押貸款的規定。據香港一位資深經紀人回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銀行對信譽及營運記錄良好的客戶,抵押貸款做得很「手鬆」,幾乎有求必應,利息也較優惠,由於借貸手續簡易,加上成本低,炒賣活動就變得特別活躍。由此可以說,香港的經濟繁榮是市民共同人氣投入的結果,香港的經濟指數也是市民以投資狂熱給抬起來的。
「股地拉扯」
此後的20多年,雖然香港股市經歷了1973年的股災,有人進了精神病院;樓市也出現過1982年的崩盤,有人跳樓,但總體說,香港經濟增長強勁,持續繁榮,市民收入不斷增長。1986到1988年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平均年實際增長率超過10%,人均生產總值更從1984年的5900美元增加至1989年的1萬美元以上,高居亞洲「四小龍」首位;而到了1994年香港人均GDP已達2.18萬美元,已超過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
經濟持續繁榮讓香港實現了全民就業,市民的收入不斷增加,置業以及改善居住環境的慾望和能力大大提高。香港的房屋問題正逐漸從「有沒有」的問題過渡到「由小到大」的問題。
同時,香港從1983年實行港元聯繫匯率制度以來,銀行利率跟隨美元利率一路走低,期間通貨膨脹偏高,90年代初一度高達13%,因此,自1987年以來,香港銀行的負利率情況開始出現並愈趨嚴重。以1994年初為例,3個月定期存款利率僅3.5厘,最優惠利率6.75厘,住宅按揭利率8.5厘,而通貨膨脹率則高達8.5%。也就是說,存款人的存款每年實際虧損5%,貸款的實際利率接近0。負利率驅趕銀行存款流向股市、樓市,買樓或小房換大房不僅可改善家居環境,而且成為保值、增值的理想投資工具。
後來,負利率的因素雖然消失,但進入1997年後,投資者將「回歸」從負面因素轉為正面因素,預期回歸後的香港將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因此紛紛入市投資,期間有大量內地資金也從不同渠道流入香港,進入地產市場。這一時期,樓宇已經從居住用途轉為投資工具,而且被視為一種看漲的投資工具。
「回歸前夕,香港樓市達到一個無與倫比的高潮,房價炒得如此之高,最後民眾已經不知道自己是在買房還是搞投資了。他們看到的是每隔十幾天房子就實實在在地漲價,炒樓花、賣樓號就能賺大錢,幾乎每一個港人家庭都加入按揭購房的隊伍,並對後市充滿信心。」交銀國際控股董事總經理溫天納對記者說。溫天納除了在英國留學期間,一直生長在香港,他現在正在做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為香港大學歷史檔案館編纂香港資本市場發展史的資料。
在地產、股市的炒風帶動下,香港社會上投機思潮瀰漫。「97回歸」前,炒家除炒樓外,的士車牌、郵票、磁卡什麼都炒。當時香港市民普遍存在3種心態:不務正業,認為炒樓比打工好,炒樓一轉手就可賺二三十萬港元,甚至炒一個買樓的排隊號碼就可賺超過200萬港元;賭徒心態,形成講膽識、「一票定輸贏,贏了就發達」的賭徒心態;而不少人有挫敗及失落感,認為「辛苦工作賺錢,不及投機者多」。那時,香港社會上普遍流傳一句話:「High Tech就揩(高科技就虧錢),Low Tech就撈(炒樓就賺錢)。」反映了社會上普遍存在的認為經商獲利不如炒樓投機的思想,不少人紛紛轉到參與地產投機等活動。
「炒」是香港這個高度發達的商業社會長期存在的現象,資訊發達、資金充裕以及供求不平衡,使投機活動十分普遍。炒家的存在,再加上銀行和金融機構的高度信貸,往往使市場的真正供求被這些投機行為所蒙蔽。實際上,1991~1994年,當時的香港政府也曾努力打擊樓房炒賣活動,先後出台了6項金融措施,希望能控制住飛漲的房價。
「香港政府曾挖空心思打擊炒樓,本地各家銀行也完全配合,其結果仍是無法壓抑樓價,反而推升樓價,製造許多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香港打擊炒樓的措施,可以說極盡金融策略上微觀調控之所能,但為什麼都失敗了呢?這是因為,當時港府和銀行拒絕面對聯繫匯率的問題。上世紀90年代,港幣匯價和港幣利率被迫跟著美國不斷下調,與香港蒸蒸日上的經濟完全背馳,通脹急升無法阻止,實物商品中又以房屋對抗通脹的效能最好,資金怎會不流入房屋市場?房價焉能不升?」香港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經理黃良升說。
而香港的地產業與股市又有極其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被概括為「股地拉扯」。自上世紀70年代初,大量地產公司在香港股市上市後,地產業便與股票市場緊密結合,形成地產業與股票市場互相扯動的特殊現象。據仲量聯行估計,香港股市總值中,房地產價值約佔八成,香港股市的這種結構反映了地產業在香港經濟中的重要地位。每當地產市道高漲,地產股價上升,便會帶動整體股市向好,上市地產公司乘機發行新股,認股權證等方法集資拓展,進一步推高大市。相反,一旦地產市道不景氣,地產公司盈利就會下跌,股價下滑,就會拖低大市。
實際上,在1997年香港回歸後的首個交易日,恒生指數在部分投資者趁「好市」出貨的帶動下已經逐步滑落至1.4萬多點,但旋即在樓市熾熱及外資再度湧現的刺激下重上1.5萬點,並在1997年7月底迅速突破1.6萬點的關口,令很多追波逐浪的股民歡天喜地。
此時,亞洲金融風暴已經在泰國爆發。
股旺樓未旺
被亞洲金融風暴橫掃過的香港,據專家計算,從1997年10月到2002年底的5年中,香港房地產和股市總市值共損失約8萬億港元,比同期香港創造的本地生產總值還要多,也超過1997年前7年因房地產和股市泡沫上升而增加的財富總量。
「回歸前香港經濟連續興旺11年(1986至1997),香港打工仔年年升職加薪,自住物業水漲船高,炒樓炒股得心應手;生活安逸,高薪厚祿,不愁將來。日本泡沫破裂不關己事,大家缺乏危機意識。一個金融風暴,大浪淘盡,浮華夢醒,教訓深刻。」溫天納說,「在歐、美等發達國家,人們解決了基本生活所需,進一步追求的是生活質量。他們不是不想發達,但更希望能生活無憂。他們會計劃未來,為家人將來生活早做安排,一旦能財務自由,便沒勁賺大錢。香港經濟成熟、社會富裕、人民富足,香港中產階級也講究優質生活,但賺錢興趣遠勝享受生活,寧可犧牲家庭生活及個人健康,也要闖出個名堂。投資又缺乏風險意識,只知攻不懂守。1998至2003年的痛苦教訓,當頭棒喝,未嘗不是好事。」
在這一輪經濟衰退中,損失最重的是香港的工薪階層、也就是所謂的中產階層,他們大部分都貸款供樓,90年代中期,房價達16萬~20萬港元/平方米時,每當新樓盤推出時都有人幾天幾夜地排著幾百米的長隊。然而,時間僅過了四五年,在亞洲金融風暴的衝擊下,當年的房價已跌到3萬~4萬港元/平方米,但當地人認為還沒有跌到位,在遠郊,類似於鄉村別墅的新建村屋價格已跌破萬元大關。可以想見,普通老百姓損失多麼慘重。
但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數香港人沒有選擇破產來逃避債務,他們默默地在高失業的高壓環境下辛勤工作,只要有可能,就努力還掉銀行的貸款。用自己的行動,來維護香港的榮譽、信用。儘管這筆貸款餘額完全可以一次性買到一套全新的、更好更寬敞的房子。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的香港股市和樓市,開始走出不同的復甦軌跡。香港股市去年以來漲勢強勁,今年更是進入一個大牛市,恒生指數屢創新高,在受美國次級債風波影響之前,曾衝破2.4萬點。「過去,香港股市和樓市相生相息,走勢亦步亦趨。但今年牛市,卻獨見股市興旺,樓市暫時水波不興。」溫天納說。
目前的香港房地產業,除了豪宅升近1997年水平外,樓市整體尚未見有過熱跡象。樓價雖然和SARS時期相比有若干反彈,但比起1997年水平,仍有三四成跌幅的物業比比皆是,而且今年樓市一手、二手交投均有回落,市況未見火熱。
「造成情況有別的部分原因,是現時港股結構改變,這次帶動港股上升的主要動力,是業務國際化的滙豐和內地國企,過去經常扮演升市火車頭的地產和銀行股,表現僅屬不過不失。說得遠一點,這次港股牛市主要受人民幣升值憧憬,吸引外資湧入推動影響,與本地資產價格關係不大。」溫天納說,「除了股市壯旺的原因獨特外,香港本地物業市場升勢落後,也有自己的因素。從供求角度看,香港私樓總量現在比家庭數目多,加上未來新樓供應充裕,所以使買家抱觀望態度。」
溫天納告訴記者,今年香港股市和樓市對比,最強烈的分別在於股市今年贏家多、輸家少,以致股價雖貴,但仍有興趣購買的人卻越來越多,尤其新股捧場客或多或少都有收穫,形成了投資者入市意願不斷增強。但樓市則受到新盤先前定價過高、部分貨尾要削價造成買家虧損的不愉快經驗,結果產生一熱一冷的效果。
「股票和物業,是香港人最普及的保值工具。股票容易變現、流通率高,但價格可以一夜急跌,風險較高。尤其像最近股市急升,上市公司連番配股集資,股票供應可以在短期內急促上升。物業可以半自用、半投資,雖然套現較難,但勝在風險較低,所以成為港人儲存較大筆財富的工具。今年股旺樓未旺,我認為關鍵之一,仍在於如何啟動吸引保值資金的良性循環之上。」溫天納說。
不是目標更不是終點
即使放眼全球資本市場,香港也是極其特殊的——這裡是世界上唯一一個資產證券化率超過了500%的地區。按中金公司統計,香港股市市值佔到了可支配收入的740%。
「香港股市很特殊,作為亞洲金融中心,國際機構投資者都必須在這個市場配置一定的資產以分散風險,香港資本市場是這些國際機構投資者資產組合中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哪怕就是一個零件的地位,來自全世界的資金,就足夠把這個市場做大做高了。」金岩石說。
中銀香港高級經濟研究員黃少明就認為,香港特區作為亞洲最大的資本流通市場,主要受歐美和日本資金的影響,近年來美國的低利率政策和日元的零利率政策使得香港資金泛濫。共同推動了整個股市的走高。「內地由於資本管制,資金不可能自由流動,同時不具備香港這樣的法律環境和政策環境,所以,內地股市走的路和香港市場的發展路線還是不一樣的。」黃少明對記者說。
現如今,不可否認的是,無論是香港還是北京、上海、深圳,都受益於中國經濟實體的擴大,資本市場也由此得到了基本面的強力支撐。「這些城市都是受益於中國熱,許多國外投資者來中國投資,優先選擇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炒作也出現在這幾個城市,房屋土地價格都在上漲,價格的上漲既有基本面的支持,也有泡沫成分。所以從目前情況看,這幾個城市是有相似的地方。」滙豐銀行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對記者說,「但另一方面,香港有獨立的金融體系,更多受本地和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影響,而內地的幾個城市主要受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的影響。所以雖然香港和內地幾個城市出現相似的地方,但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只是恰好在這一階段,內地和香港地區的流動性和經濟基本面的情況,非常相似地碰到了一起,但不是任何時候兩地的這些條件都能吻合地碰到一起的。」
溫天納也認為,香港的股市還是由市場和國際因素帶動,當然在過去十幾年由於內地企業來港上市,內地因素已經變得舉足輕重。「可以說,現在內地的樓市和股市可能在投資風氣上比較接近了香港某個時期的風氣。但很多內地城市或者是投資者,將內地房地產的定價和香港的樓市價格掛鉤,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市場比較。因為內地房地產始終是面向廣大的市民,目前兩地在平均國民收入方面還是有一定的差異。」他說。
但正因為內地的市場動力更多是來源於內生性的需求,巨大的潛力更激發了很多人對內地未來樓市和股市發展空間的想像。「內地的投資時代才剛剛開始,未來至少還有10到20年的發展期。」金岩石說。畢竟,香港只是一個城市。從這個意義而言,香港,不成為目標,更不是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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