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君立：時間的專制

朝市山林俱有事，今人忙處古人閑。——（明）陳繼儒

　　在歐洲，時鐘很早就成為公眾使用的一種機械。教堂以此提醒教徒們按時前往祈禱。當時鐘被搬上教堂的尖塔和市鎮的鐘樓時，鐘錶和時間就已經完全世俗化。按時傳出的鐘聲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在報紙、廣播、電視等現代媒體出現之前，代表時間的鐘往往構成唯一的公共傳播媒介。所有公共事件均以鐘聲來宣告，諸如火災、戰爭、死亡等等。1776年，費城的人們敲響自由鍾，宣告美國獨立。

　　無論東方還是西方，鐘樓都是早期城市的象徵。如果一隻鍾可以與其它鍾保持快慢一致，那麼時間就成為一種超越空間的標準計算單位——佛羅倫薩人隨時都可以知道羅馬時間，時鐘因此成為世界標準。人們用鐘錶來校正自己的生活，機械製造的人為時間取代了傳統曆法。時間與自然失去聯繫，時間成為一種客觀存在。

　　在浮士德的傳說中，科學家不惜出賣靈魂，以獲取全部知識和權力。與宗教相比，科學在文化上完全是中性的，正如美國科學院院士彼得？杜斯伯格所說：「科學沒有道德，自然沒有倫理。」當時鐘不再是宇宙的隱喻時，它卻成為地球生活的總指揮，使人類將「準時」作為一種美德。

　　機械時間與自然時間截然不同。作為人造時間，它給人類的日常生活和思想領域帶來了深刻變化。在自然時間時期，人們的行動按照事件的需要安排，這種安排服從於身體發出的信號，但機械時間改變了這一切。機械時鐘使時間遊離出生活，成為一種抽象的存在。從此鐘錶成為人們生活的管理者，幾點起床幾點睡覺，這與公雞打鳴、鴨子上架不再有任何聯繫。

　　隨著蒸汽、電力和人工照明的出現，白晝與黑夜不再有區別。人類從時間上徹底獲得了解放，而鐘錶是唯一的上帝。根據鐘錶製造的時間，人們吃飯只是因為到了吃飯的時間，而不是因為肚子餓；人們睡覺只是因為到了睡覺的時間，而不是因為睏倦。歷史學家維柯的《新科學》宣布，人類已經從神聖時代和英雄時代回到人類時代。

　　馬克思將鐘錶作為以後所有機器的原型，「鐘錶提供了生產中採用的自動機和自動運動的原理」。但是路易斯？芒福德認為，鐘錶的影響遠遠超出了工廠的範圍。馬克思把鐘錶看成是一種勞動量的外在標準，而芒福德則將鐘錶看成是一種精神生活的內在標準。芒福德在《技術與文明》中揭示了鐘錶的哲學意義和隱喻象徵：鐘錶是一種動力機械，其產品是分和秒。鐘錶把時間從人類活動中分離出來，從而成為可以精確計量的獨立存在。分分秒秒既不是上帝的意圖，也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人與機器對話的結果。鐘錶作為自然狀態的破壞者，從它誕生之日起，人類就被時間綁架，自然的權威被這個時間機器取代，世界從此失去了永恆。

　　時鐘在西方的興起成為現代生活到來的標誌。

　　早在公元前約330年的水鍾時代，柏拉圖就把律師們說成是「受漏壺驅動……從無閑暇」的人。羅馬時代的詩人普拉圖斯寫道：「但願上帝殺死發明鐘點的人，因為鐘點把我的整天撕成了碎塊。以前，我的肚子便是我的報時鐘，在所有的鐘錶中它是最好和最準確的。」隨著機械時間的到來，每個人都像被發條驅動的永不停息的鐘錶，忙忙碌碌。生活在工業時代被定義為時間，時間就是人的一切，人並不擁有生活，而是擁有時間。時間成為人唯一有用的資源，遊戲思考與吃飯睡覺一樣，被認為是對這種資源的極大浪費。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說，在商品時間的社會統治下，「時間就是一切，人什麼也不是；他至多只是時間的殘殼」；「如果人是一件商品，如果他被作為一個物來對待，如果人們之間的普遍關係是物對物的關係，這只是因為從他那裡購買他的時間是可能的」。隨著機械時代的到來，時間的購買就成為資本主義「唯一的罪惡」；馬克思創造了一個新名詞：勞動剩餘時間。

　　發條技術使機械時鐘的體積大為縮小。當鐘錶匠逐漸從鎖匠中分離出來時，手錶就出現了。如果說鐘樓是時間社會化的過程，那麼手錶就是時間個人化的結果。懷錶和手錶先後成為文明的象徵物。人們無法想像一個沒有懷錶或手錶的男人會是一個紳士。從鐘擺到發條，鐘錶徹底擺脫了地心引力，不僅更加準確，而且更加小巧，可以揣在懷裡，戴在手腕上。時間從此充斥於人類生活的每一個細節。

　　如果說機器是現代社會的教主，那麼時間就是《聖經》或教條。作為人工技術，鐘錶是一種完美的機器——「機械中的機械」，它完全按照裝配線的模式生產統一的秒、分、時等時間單位。有了鐘錶以後，經過這樣統一加工的時間，完全從人的生活經驗和生物節奏中分離出來。這個時間不依靠任何個人經驗，也與太陽月亮等自然無關，第一次將時間實現了抽象。隨著抽象的時間和時間的抽象逐漸滲透並主導了人們的生活和工作，時間的絕對權力就極其醒目地誕生了，這就是時間的專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時間」如同專制時代的「王法」，迅速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知、解釋，甚至所採取的行動。

　　從農業社會解體以來，人類社會經歷了從時間過剩，到時間短缺的過程；現代社會基本完全處於「時間飢餓」狀態。時間成為越來越珍稀的資源，而人只是時間的載體。當鐘錶不再是奢侈品時，時間卻成了奢侈品。尼爾？波斯曼在《技術壟斷》中諷刺道：「發明鐘錶本來是要人用更加刻板的制度去侍奉上帝，然而終極的結果確是相反，鐘錶最大的用處是讓人積攢金錢。」

　　從工業革命以來，資本家將人作為一種時間資源幾乎開發到了極致。與其說機器使人類在時間上貶值，不如說技術使人類成為地球上的廢品。越來越先進的機器使越來越退化的人變得多餘；失業這種工業時代的產物將人類徹底放逐，「欲做奴隸而不得」竟然成為無數工業人類的最大恐懼。

　　傳統的機械鐘錶將12個數字排列在一起，用兩根不停走動的指針顯示時間的流逝；而電子錶則將時間完全數字化，時間只存在於此時此刻的瞬間，既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從時段到瞬間，人類的時間觀念已經遠遠超越了自然時間和機械世界。

　　如果說自然時間是循環的，機械時間是線性的，那麼數字時間則是點狀的。數字時間所呈現的瞬時、零散和無序化，已經完全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使用電梯、微波爐和吸塵器以節約時間，用快餐和速溶飲料來減少飲食的麻煩，用手機代替身體的交往，熱衷於用過即扔的一次性物品，越來越快的道路和寬頻……

　　儘管人們發明許多節約時間的裝置，但時間依然是一種稀缺資源。時間的短缺造成生命的壓迫感和疼痛感，焦慮和抑鬱瀰漫在現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城市越來越大，人與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正如梭羅所說：「城市是一個幾百萬人一起孤獨地生活的地方」。

　　（節選自《歷史的細節》，上海三聯書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