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本質——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續)

06-09

美國的本質　　——基督新教支配的國家和外交　　　　

四、推廣民主自由與打擊反基督勢力是美國互為表裡的對外政策

前面說過，日本第一任國家情報局長岡崎在論述二戰時說：「無論是德國還是日本，都誤判了形勢，他們不了解美國這個國家。美國這個國家進行戰爭，從來不依據利害權衡和得失盤算，美國人打仗，從來都是依據道德和國民的好惡。」現在，我們就明白岡崎所說的「道德和國民的好惡」是什麼了，就是基督教理念。86%信奉基督教的美國國民的道德和好惡都隨基督教的標準而定。

小布希上台伊始，在被問及誰是他的政治風格的時候，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耶穌是我的政治學老師」。也就是說，耶穌的教義是他的政治學基礎，是他的政治指導。這其實是對美國政府政治與外交實質的最好的揭示。

因為民主自由人權等制度義基督教的淵源關係，以及因為美國人對基督教的信奉，美國的外交也表現為對一切反基督教勢力的敵對上，與推廣自由民主的意識形態外交相互印證互為表裡。

二戰時期，美國人之所以要堅決打倒納粹而不採取任何綏靖主義政策，與自由民主等意識形態交織在一起的，是美國人和美國政府在宗教上對納粹的憎惡。

希特勒是個反基督教主義者，希特勒在上台之前，為了獲得基督教方面的選票，曾對天主教和新教表示了好感，聲稱將尊重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自由。獲取政權後，為鞏固地位，也曾表示尊重基督教信仰，甚至曾與天主教合作，挽回上台初始時的打砸搶的惡劣名聲。但在政權鞏固以後，希特勒就抑制不住對基督教的厭惡，迫不及待地開始對基督教和天主教大打出手。

首先，希特勒要求對全國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與以納粹化改造，在全國成立總教會，自上而下，用納粹的意識形態取代基督教教義，然後，對於堅持基督教義，拒絕用納粹意識形態取代基督教的教會和信徒，施以毫不留情的鎮壓。僅在1938年一年，就有800多名對納粹教義持異議的教會成員被捕，其代表威斯勒博士被殺，涅姆勒博士被關入集中營。被現代基督徒稱為「當代使徒」的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彭菲霍爾也是在納粹執政期間被捕並被絞死在監獄中的。彭菲霍爾的神學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現代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中有不少彭菲霍爾的信仰者，甚至布希的政策也受到他的神學思想的影響。

希特勒的宗教事務部部長凱爾在對全國的牧師發表講話時調侃基督教說：「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兒子基督，這讓我發笑。」他要求基督教徒將信仰改為信國家社會主義，也就是信納粹。希特勒的政治秘書鮑曼說：「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調和的」。

希特勒為國家總教會制定的三十點指導綱領中說：

5，國家總教會決心無可改變地根絕——在不吉的800年輸入德國的各種異己的外來的基督教信仰。

13，國家總教會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國出版和傳播《聖經》。

14，國家總教會宣稱，在一切文件中，元首的《我的奮鬥》是最偉大的。

18，國家總教會將從它的供壇上清除一切耶穌受難像、《聖經》和聖徒像。

19，在講壇上，除了《我的奮鬥》（對德國民族對上帝來說，這是一本最神聖的書），不得有任何東西，在供壇左邊側放一把劍。

30，各大小教堂必須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須代之以唯一不可政府的象徵 X字。

從這個希特勒的宗教綱領可以看出，所謂國家總教會，就是清除基督教的一切痕迹和影響，而代之以徹頭徹尾的納粹化，也就是希特勒自己要取代耶穌，《我的奮鬥》要取代《聖經》。希特勒在另一場合也說過，德意志民族的悲劇就是八百年前接受了外來的基督教。

希特勒的反基督教行為，讓美國人想起了在羅馬帝國時大肆迫害基督教的尼祿等皇帝，這些人被為是反基督者。反基督者是在《聖經》中預言註定要出現的、來自於撒旦的邪惡勢力，其特點是大規模迫害基督教信徒，多數還有系統的反基督教的理論。希特勒被認為是當代反基督者的代表，基督徒占多數的美國國民因為希特勒反基督教舉動而上下極度厭惡納粹德國，必欲除之而後快。

二戰以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中，美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盟主。美國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對情緒，還由來於美國人的基督教信念。

馬克思主義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認為，從人類的歷史發展規律來講，隨著科學的進步，宗教必然被消滅。社會主義在蘇聯和東歐勝利之後，當共產黨人依照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的時候，基督教勢力遭受到慘重打擊，基督教領袖被認為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代理，信徒被認為是走卒，有許多基督教人士被逮捕投獄。宗教也被認為是麻痹人民精神額鴉片。中國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時期也遵循和執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

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這種整合信仰的現象，在美國人看來，是對基督教的新一輪迫害，馬克思主義的一套唯物論無神論的學說，在美國人看來，就是撒旦的聲音。因此，美國人也就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作是敵基督的惡勢力，必欲除之而後快。美國人在中東糾紛中，長期偏袒以色列，也來源於美國人的宗教認識。

猶太教是基督教的母體，早期的基督教脫胎於猶太教，被認為是猶太教的一個教派。耶穌和十二使徒以及早期的基督教領袖，都是猶太人。在基督教中，猶太人是上帝的選民，是上帝最先揀選出來傳播上帝聲音的神的子民。以後雖然猶太人不信基督教，但基督教說，在神的旨意下，必然也要歸信基督。基督徒也是上帝的選民，是在猶太人之後被上帝揀選出來的選民，要在世上作造福他人的「鹽和光」，作榮耀上帝的器皿。基督徒與猶太人都是上帝賦予了特殊使命的人。

在《聖經》中，尤其在美國的千禧年理論中，猶太人回歸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再建以色列國，被當作是耶穌再臨人間、建立千禧王國的條件。從里根時代就經常被邀請到白宮做客的牧師哈爾林澤的說教在美國的民眾中有巨大影響。林澤說，在人類的末世，將有一場善與惡的大決戰，也就是《聖經》啟示錄中所說的哈米吉多敦之戰。在這場戰爭之後，耶穌基督將作為猶太人的王再臨人世，在復興的以色列之地耶路撒冷統治人類一千年。林澤說，如果想在這場戰爭中存留下來，那麼就一定要理解上帝對以色列的特殊揀選，這樣就會在上帝面前稱義，與耶穌共享千禧王國。如果反對以色列，攻擊以色列，將在末日的審判中被當作反基督的敵人投入地獄的永火。

美國的基督教「道德多數派」領袖福爾威爾也說：「誰反對以色列，誰就是反對上帝」。

美國人相信猶太人佔領耶路撒冷更符合上帝的旨意，因為《聖經》上說，上帝將耶路撒冷一帶作為流著乃與蜜得的福地賜給了猶太人。美國人也相信，支持猶太人符合上帝的旨意，因為《聖經》中上帝對猶太人的祖先亞伯拉罕說：「凡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凡詛咒你的，我也詛咒他。」

所以，基督徒占多數的美國人堅決支持以色列的建國，支持猶太人在耶路撒冷建國。以色列每年都接到大量來自外國的援助資金，其中，除外國的猶太人的捐助外，來自美國人的捐助最多，據說已累計達到數百億美元。

也因此之故，伊斯蘭極端分子把對美國的戰鬥稱為對異教徒的聖戰，而不僅僅是保家衛國的世俗利益之戰。

美國人的對華認識和對華交往的態度上，也深受國民的基督教理念影響，這一點在後面詳述.

第四章美國的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基督教理念的產物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 ——馬可福音

　　「美國人把民主的理想視為上帝的意志」 —— 美國政治學家威廉姆斯

　　「美國人認為，基督的原則體現在憲政當中，並且，美國人被上帝選中，是將全世界引向正確的宗教和自由的燈塔。」 ——馬斯登

　　那麼，美國為什麼執著於意識形態外交？為什麼美國的意識形態表現為對自由民主人權的執著和強烈的選民意識和天命意識？

　　原因是：美國的意識形態起源於美國人信奉的基督新教，美國人的對民主自由的執著和強烈的選民意識及天命意識，來源於美國人信仰的基督新教。

　　美國人執著於意識形態外交，是因為他們對基督新教有著固執的信仰，美國人執行意識形態外交，實際是傳播基督教文明的行為，其目標，是建立一個世界範圍的基督教文明秩序。

　　這個基督教文明秩序，是創建美國的清教徒們夢寐以求的基督教中的千禧王國，是美國人一直力圖實現的目標，美國人在這個目標中，看到了自己的天命。

　　我們首先來看看民主人權自由等思想與基督教的淵源關係，以及他們在美國是怎樣用的基督教語言被表達的。

　　一、民主人權等思想來源於基督新教的個人主義思想

　　一般人們認為，雛形的民主產生於古希臘的長老議會制。這其實僅僅是民主的外表形式，實質上是貴族群議政治，與現代的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是風牛馬不相及。現在的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是主權在民、全民參與，政府為保護民權而存在，官員是百姓的公仆。古希臘長老議會則是貴族群議，寡頭掌權，政府為統治而存在，官員是百姓的管理者，兩者根本不同。把民主主義追索到長老制的人僅僅認為群議就是民主，沒有理解民主主義的實質。

　　真正的民權主義的民主思想產生於基督教宗教改革，產生於基督新教的個人主義思想。

　　眾所周知，在中世紀的歐洲，人們的腦海中是沒有個人這個概念的，社會生活也不承認獨立於個體的存在，個人被視為團體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不是單獨的個人。

　　在中世紀的農村，個人主要通過家庭來生活，家庭是主要的生產單位，個人通過家庭來獲得生活的資源，個人則完全從屬於家庭，沒有現代的與家族獨立出來的個人的概念。這表現在：個人的命運由家庭決定，也就是職業結婚育兒等都由家庭做主，不能自己說了算；財產也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家庭，個人的錢僅屬於所謂「私房錢」；繳納稅也不以個人名義，而以家族整體名義納稅；榮譽也屬於家族，而不屬於個人；一人犯罪，全家有時都要承擔責任；個人被當作是某某家的一分子，而不是獨立的個人，等等。

　　我們現在看歐美人的名字都是家姓在後名字在前，反映了中世紀的個人完全從屬於家庭的遺風。比如夏爾戴高樂，表示是高樂家的夏爾，「戴de」字在法語中表示從屬。馬克思夫人燕妮馮威斯特華倫的「馮von」，強調的也是威家的燕妮。中國人看到外國人的名字放在家姓的前面，誤以為外國人是在強調個人優先，是外國個人主義的表現，其實是將中國的語序生套到歐洲語序里了。

　　在中世紀，家庭這個團體也被淹沒在封建莊園這個大團體，家庭作為莊園的一個生產單位從事生產，多數的情況，個人作為某家庭的一成員，在身份上同時隸屬於莊園主，為莊園主做工，向莊園主效忠，同時受莊園主保護。莊園往往具有武裝，對外可以作戰，對內則可以實施刑罰，具有一定程度的國家功能。

　　在城市，個人也埋沒於團體之中，與團體紐帶緊密，通過團體來生存。城市的這種典型的團體是手工業者的行會組織。

　　在中世紀，在個人的信仰生活中也沒有「個人」這個概念，人們的信仰也依賴於團體，這個團體就是教會。在中世紀，教會被認為是信徒與上帝之間的中介，信徒只有通過教會才能與上帝溝通；《聖經》也只有教會才能持有，個人不允許持有《聖經》；解讀《聖經》也只有教會才有權利，個人不許妄自解讀《聖經》；靈魂的救贖被認為只有教會的一系列活動如彌撒、聖餐、捐錢、買贖罪券等才能實現，等等。個人的存在信仰活動中完全被無視，個人是在信仰生活中不存在的概念。

　　總之，中世紀的歐洲，是「個體」「個人」意識完全沒有覺醒的社會。

　　打破中世紀這種團體埋沒個體的局面、首先讓人產生「個體」意識的，是宗教改革。

　　如前面所述，基督新教是作為反叛中世紀天主教信仰而產生的，因此有著與天主教完全不同的教義和做法。基督新教主張「因信稱義」，這個「因信成義」的教義認為，人只有通過信仰才能得救，而不是通過教會活動來獲得救贖，也就是說，人的永恆的生命是通過個人對上帝的信仰來獲得的，而不是通過某個教會來獲得的。既然是通過信仰來獲救的，而信仰本質上是個人靈魂的事，是個人與上帝之間發生的關係，那麼，個人的信仰就被放到了重要的位置。這個教義在信仰生活中強調個體個人，把個人當作信仰生活中的主體,個人被認為毋須通過教會的中介自然就是與上帝的關係中的另一方。

　　在教會的運作方式上，新教也強調個人的靈修，注重個人的靈命的增長，平信徒被允許並被認為應該讀《聖經》，教會領袖不再壟斷信仰。

　　這樣，在中世紀，就首先從宗教界產生了不再依附於團體的「個人」的概念。

　　「個人」意識的產生，促使了人權思想和個人主義的產生。

　　《聖經》中有一段經文被當作是小《聖經》，被認為集中體現了《聖經》的思想，就是約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節，這一節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被認為是像父親一樣愛著世人的上帝。

　　在新教的「個體」思想產生之後，神愛世人的教義，被理解為神愛世上的每一個人，「世人」不再是抽象的人，或某集合概念的人，而成為具體的個人。「神愛世上的每一個人」的思想認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所造的，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愛的載體，上帝的愛落實在每一個人的身上。每一個人的價值和福址，都為上帝所關注。耶穌說，上帝不願意失去他任何一隻羔羊，一百隻羔羊中丟掉一隻，上帝也要把它找回來。耶穌的話是「神愛每一個人」的思想的教理依據。美國思想家馬格利奇(Muggeridge)說，「在基督教里，每一個人，無論是男是女，患病的或健康的，聰明的或愚拙的，美麗的或醜陋的，都被他的創造者所深愛，正像福音書所說，他的頭髮都被神數算過」。

　　「神愛每一個人」的思想，是西方人權思想的源頭。人權思想的本質就是要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而不是一部分人或某一個人的權利，只有每一個人，無論男女強弱幼壯，無論何時何地，他的權利都受到保障的時候，這才是貫徹了人權思想。任何一個人或一種人的權利受到忽視，都是對人權整體的污損。只保障一部分人的權利的思想是特權思想，與人權思想根本對立。把某一個人或某一種人從人權保障對象中剔出來，是歧視思想，也與人權思想根本對立。

　　「個體意識」與「神愛世人」的思想的結合，也催生了個人主義。既然神愛每一個人，那麼，每一個人都是神愛的對象，是承受神愛的載體。對每一個人的愛體現在對個人的愛上，個人福祉的實現才是上帝的愛的體現，個人因此是這個世界的目的。上帝當初造人的時候造的是個人，以後產生的團體應該是為人的目的而存在，為實現人的福祉而存在。因此，就個人於團體的關係而言，個人應該優先於團體，是團體的目的，而不應該是團體優先於個人，團體不應該成為個人的目的。這是個人主義思想的起源。個人主義的思想的本質是，它認為，就廣泛的團體於個人之間的關係來說，個人的福祉才是世界的目的，也是團體的目的，團體是為個人提供服務的手段。

　　神學上的個人主義浸潤歐洲社會，逐漸發展成經濟上的個人主義，以及文化上的個人主義。

　　經濟上的個人主義體現在自由經濟體制上，它允許每一個人都拿自己的所長和資源來與社會交換，以獲得自身最大的利益，最充分地實現自我。

　　文化上的個人主義則催生了人本主義思想，人本主義思想又催生了近代歐洲的理性主義和世俗主義。

　　人本主義把人的價值被放在了世界的中心，人的價值被認為是最根本的價值。人本主義是宗教個人主義的產物，與宗教上的個人主義有相似之處，但有根本上不同。他們的區別是，宗教上的個人主義依然遵循神本主義，認為神才是中心，因為神愛世人，所以人才是世界的目的；人本主義則拋去了神的地位，是世俗化的個人主義。

　　個人主義也催生了大眾民主主義。

　　首先，個人主義顛覆了人類自有史以來的國家與個人的關係。自國家產生以來，國家就被認為高於個人，國家的利益被認為代表了個人的利益，個人被認為是國家的附屬，隨時應該為國家獻身。柏拉圖說「國家是正義的體現」，亞理士多德說「只有在國家，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亞理士多德認為，家族優先於個人，國家則優先於個人和家庭，並在所有領域具有統制性干涉權利。天主教神學理論的集大成者阿奎那說，國家出於神的意志，對國家的服從是良心的義務。近代的黑格爾說：國家是道德的最高體現，是自我意識得道義實體，是最普遍的善，是自在自為的神聖的存在，是地上的神，絕對理念通過國家在地上達到了最高的自由，人類的歷史就是國家的真正的實現。個人在黑格爾那裡，應該成為普遍者（國家）的犧牲品。眾所周知，黑格爾思想是近代集權主義的哲學起源。

　　與這些看法正相反，個人主義則認為，個人才是這個世界的目的，個人的完善才是這個世界的至善。所有團體都是為個人的服務的，個人優先於團體，不能給個人帶來福祉的團體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國家也是一樣，也是一個團體，也應該是為個人的福址而設立的。個人對於國家這個團體來說，國家是實現個人安全和福利的手段，國家的目的是為個人服務，承攬和完成個人在群體生活中的公共事務，如團體內部的衛生、治安、濟貧，團體對外的安全的等等，它們的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及合法性，都得通過個人所享受到的福祉來體現。

　　其次，個人主義顛覆了傳統的政府與民眾的關係，為民主主義提供了合理依據。個人主義產生之前，政府被認為是大眾的統治機構，管理機構，官員被認為是統治者和管理者。個人主義產生之後，因為個人的福址被認為是目的，所以，政府被認為是為每一個人服務的公共事務機構，政府的合法性和和效率也只有通過它為個人提供多少程度的福利來評價。

　　個人與官員的關係不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而是僱主與僱員的關係。社會的個人是僱主，政府工作人員則是僱員。為保證這種僱主與僱員的關係的實現，保證社會的每一個個人都能行使他的僱主權利，政府人員的任命必須由每一個人來任命，這種任命方式就是投票選舉，即由社會的每一個個人而不是某團體來投票選舉民意代表，然後由他們來任命政府官員。雖然這還不是一個體現每一個人的權利的最好方式，但是迄今為止人們所發現的表達每一個人權利的最好方式。

　　同樣，為了保證每一個人的權利，在民主體制中，尊重少數人的意見也成為一個重要的原則。

　第三，個人主義催生了民主體制中的三權分立的原則。為了防止公務人員濫用民眾的委託，侵犯社會中的個人的權利，公共機構應該由相互牽制和相互檢驗的部門組成，這就是立法權、行政權與司法權相獨立的原則的由來。其根本目的是為了保證社會的每一個人的權利都得到實現和不受侵犯。

　　民主主義產生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並沒有形成今天的大眾民主主義，囿於傳統的偏見，婦女及個別種族都沒有選舉權。隨著人權思想的深入，民主主義中的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被廢止，眾多的被歧視人群獲得了選舉權，逐漸形成了今天的普選的大眾民主主義。在美國，直到上世紀二十年代，婦女才被賦予了選舉權，印第安人則更晚。黑人的權利則長期受到忽視。到近期，在人權思想的浸潤下，這些情況才逐漸在得到改善。

　　如上所述，新教教義由上帝對人類的愛，引申出天賦人權思想；又從神愛世人、天賦人權的思想出發，發展出政府等團體的目的在於保護個人權利，個人優先與團體的個人主義思想；為保護個人的權利不受強權的侵犯，使每個人的權利都得到體現，產生了民權主義的民主政治體制。　　這是西方人權民權民主等意識形態的所走的發展路途。

　　關於新教思想與個人主義的關係，美國著名學者、哲學家杜威說：「個人主義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信仰，它闡明了個人靈魂的本質，使生活的起伏圍繞著個人的命運旋轉」。這裡的個人靈魂的本質，指的就是新教的因信成義的信仰，指的是個人靈魂與上帝的交流。

　　美國歷史學家戴格勒（Carln Degler）說：「個人主義是遺留給後代的清教主義的核心」，「如果說美國人今天是個個人主義者，那麼，清教主義是個人主義的主要根源」。

　　美國社會學家施密特說：「基督教的價值觀為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奠定了基礎」，因為「從靈魂上來講，神拯救的是個人而不是集團，沒有一個人因為是基督團體的成員而獲救。」

　　關於人權思想與新教的關係，馬格利奇說「千萬不要忘記，人權肇源於基督教信仰」。

　　關於民主政治與基督教的關係，美國世俗學者桑多斯說「基督教構成了民主和人民自治思想的最深厚的基礎。」

　　美國社會學家施密特說：「基督教影響最深的地方，個人的自由和權利也最普遍」。「如果不是基督教促成了獨立宣言和憲法指定者的思想，公民的自由與權利將不存在。」

　　編著了《韋氏英語大詞典》系列叢書的美國著名語言學家韋伯斯特說：「我們的公民應當及早明白，純正共和主義原則的真正源泉是《聖經》，尤其是《新約全書》」，「《聖經》是世界上最具共和思想的書籍」。

　　民主主義的基礎是個人主義，在西方這是一個共識。在西方，凡是獨裁的國家首先要摧毀的就是個人主義思想，而代之以表示人民利益的某個集合概念如「人民」等等。比如，納粹就稱個人主義為極端的利己主義，把「個人的權利」的概念改變為「人民的權利」這個概念，把人民變成脫離了個體的集合概念，然後以人民的名義開始獨裁，讓人民這個詞成為納粹對實質人的權利的踐踏的一個遮羞布。現在德國大眾汽車的「Volk 」這個詞，就起名於希特勒時代，反映著那個時代德國對「人民」這個集合概念的吹捧。天主教時代的「神愛世人」時的「世人」這個概念一樣，長期也是一個集合概念，在「神愛世人」沒有落實到「愛每一個人」的時候，意味著對異端的迫害和政教合一，意味著對每一個實質上的人的權利的忽視和剝奪。

　　作為集合概念的「人民」，是集權政治的思想基礎，其思想源遠流長。在個人主義產生之前，個人被視為團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組織的一個有機單元，在與整體的聯系當中才被認為有意義，如同肢體與身體的整體的關係一樣，沒有了整體，肢體就被當作無意義。就個人與人民的關係來說，脫離了整體的人不被認為是人民，個人被人民這個集合詞所取代，個人的存在意義在人民的概念下被抹殺。集權主義者聲稱自己是人民利益的代言人等等，實際上，人民沒有具體的體現者，「人民」不過是集權統治者當作粉飾其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手段。個人主義產生之後，人民這個概念在個人主義那裡不再是一個集合概念，而有了具體的體現者，那就是每一個人。個人主義者認為，個人不是團體的有機組成部分，不是肢體與整體的關係，而是團體的散在單元，是團體中的獨立的個體。人民或民眾等概念就是由個人組成，個人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的一部分，個人的權利也是人民的權利的一部分。

　　實際上，沒了個人主義，民主自由等意識形態大廈就會轟然倒塌。美國學者施密特說：「沒有個人的自由就不是真正的自由，無論是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還是宗教領域。」

　　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中國人在理解美國的個人主義的時候，往往把個人主義當作是利己主義，唯利是圖等等。在中國人眼裡，個人主義的美國人，基本上是一個六親不認只顧自己的形象，甚至是損人利己的感覺。其實，這是種誤解。中國幾千年來是個儒教社會，注重團體，崇尚集體主義，中國人幾千年來又被統治者的「蒼生」等集合概念愚弄，因此沒有個人的概念，沒有理解個人主義。

　　在美國人看來，個人主義不是損人利己，不是利己主義。個人主義就是鄰居愛，就是利他主義，就是要照顧到別人的利益。因為個人主義意味著每個人的權利都要受到尊重，不僅是自己的權利，也是他人的權利。不尊重他人就不是個人主義，損人利己也不是個人主義，因為它踐踏了別的個體的權力。個人主義意味著每個人都首先尊重別人的作為個體的權利，然後社會也必須尊重你的個人的權利。

　　一般中國人見美國人既鼓吹個人主義，而又在與人交往中顯示出極大的鄰人愛，樂於幫助別人，尊重別人生活和權利，因此感到困惑不解，認為這是彼此很矛盾的行為，其實是因為沒有理解個人主義的實質。

　　二、在美國，自由民主都是用基督教語言來表達的

　　民主自由等思想起源於基督新教的教義，因此，在美國，人權自由民主等思想乾脆直接都用基督教語言和基督教邏輯來表達，反映著民主自由思想與基督新教的淵源關係。

　　關於人的權利，《獨立宣言》說，「我們認為，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人人都從上帝那裡被賦予了一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在這里，「自明的（Self evident）」一詞，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慣用語，其意義，就如加里 ?阿莫斯（Gary Aamos）說：它是指「無需證明，借著上帝的直接啟示，通過直覺來認識的真理。該詞設定，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並對人的理性設定某些信念。」這個詞的使用源於保羅的《羅馬書》。

　　哈理?杜魯門總統說：「我們相信，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是每個人的權利，我們相信，人人是生而平等的，因為人人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創造出來的。」另一位總統艾森豪威爾說，人的權利是上帝賜與的，這是美國人的信念。

　　小布希在他的第二次就職演說中，在談到人權的時候說：「因為天堂和地球的創造者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們，所以，在這個地球上，每一個男人，每一個女人，都享有生來與俱的權利和尊嚴，都有無可比擬的價值」。

　　布希講的「天堂和地球的創造者」指的是上帝，與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講的上帝是同一概念，他們都說的是《聖經》中的上帝，《聖經》中的創造了地上的萬物，也創造了天堂。他們說的「依照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人們」，指的是眾所周知的《聖經》中的上帝造人的故事，說上帝依照它自己的形象創造了世人。

　　關於美國的民主制度，《獨立宣言》說，「人人都從上帝那裡被賦予了一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才在人們之間成立了政府，政府的正當權利來自於人民的同意。無論何時，當某一形式的政府變得危害這一目的時候，人民就有權改變或廢除它，並建立新的政府。」也就是說，上帝賦予了人的生命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和實現這些權利，才組成政府。政府的目的是來為民眾服務的，政府的組成和合法性都來自於人民。

　　在這裡，獨立宣言強調了個人主義，首先是宗教上的個人主義，即人人都從上帝那里獲得了權利，而不是一個作為一個整體的人民。其次是政治上的個人主義，即政府是為這些個人服務的，它的合法性在於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為每一個人的服務。我們知道，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國家，它的民主政治、自由經濟體系全都建立在個人主義思想之上的。美國思想家千寧（W.Channing）對美國人理解的個人主義作了個經典闡述，他說：「人生而有種種權利，就事物的秩序來講，他們先於社會而存在，構成了社會的基礎，為社會提供了人的能力，他們乃是各種社會制度的偉大目標之所在。」也就是說，各種社會制度都必須為個人而服務。

　　艾森豪威爾說，因為人的權利是上帝賜與的，所以「人民推選領袖，不是讓他們來統治，而是來服務」。也就是說，因為每個人都有著來自上帝的權利，所以，人群中的領袖，只能是被選來為他們服務的。艾森豪威爾還說，凡是反對這一信念的人，在他們眼中沒有上帝。也就是說，艾森豪威爾的思想和邏輯是，凡是不民主的也就是反上帝的。

　　實際上，翻閱美國建國以來的重要史料，你就會發現，無論是在獨立宣言、美國憲法、還是在總統或其他重要人物的演講當中，美國人在論述人權和民主的正當性的時候，都遵循著「上帝愛人、上帝賜每個人以權利，為保護這些權利，所以要民主和自由」的邏輯。這種邏輯和理論是美國意識形態中的公式化邏輯，獨立宣言以來，美國的意識形態代表者，都從上帝造人和上帝對人的愛開始論述平等人權自由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從保證這些權利的角度，來闡述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因為上帝彷彿他自身創造了人們，因此人生來就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和尊嚴，因此必須實行保障了每個人權利的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這種邏輯和理論，對於基督新教徒占國民多數的美國人而言，也是不言自明、無需論證、理所當然、無可駁辨的公理。

　　在美國人的國民意識中，自由民主人權之所以是最好的，是因為它與上帝聯繫在一起的，上帝證明了自由民主人權的合理性和公義性。脫離了基督教義，民主自由等將無法被證明是正確的。

　　也就是說，在美國人的心目中，自由民主的理念和體制之所以之最好的，因為它來源於上帝造人和愛人的教義，體現著上帝的律法和公義，是最符合基督精神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務上的體現。《聖經》中的上帝造人以及神愛世人的人的思想，直接成為自由和民主的合理性來源，成為美國人為民主自由辯護的根據。

　　托克威爾在論述美國的民主時說；「美國人把基督教的觀念和自由的觀念這樣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在他們的腦海中這兩個概念不能單獨地存在」。

　　美國的宗教政治學家保羅?威廉姆斯說：「美國人把民主的理想視為上帝的意志，美國人確信民主正是生活的法則，國家必須加入進來，政府必須把民主當作宗教來宣揚。」

　　拋去上面講的自由民主人權的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複雜的宗教教義，美國人理解的自由民主人權的無可懷疑的公義性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一般都是遵循著這樣的思維：

　　「上帝創造了人，是依照他自己創造的，所以，人是最尊貴的（人權思想），人是這個世界的目的，任何制度和組織都是為了實現人的權利和設置的，他的和理性和合法性只能從人從中獲得的福祉來評價（個人主義和民主主義）。

　　上帝創造了人，是來榮耀上帝的，所以人應該充分的發揮出自身的才能，有充分地發揮學習才能和發揮自身才能的空間和餘地，有充分的條件讓自己的人性達到一個完美的境地，所以，人必須是自由的，人和制度都不能限制這種自由，如果限制了這些自由，那麼人就無法充分發揮自己實現自己，也就無法榮耀上帝（自由主義）。

　　因此，在這個世界上，自由民主和人權是最符合上帝的旨意的社會制度，是最符合上帝創造這個世界目的制度，也是對人最仁愛的制度、是最有助人成長和完成自我的制度（全世界都應該是自由民主體制，救世主義）。

　　每一個信上帝的人，都應該去愛人，愛所有人，他的行動應該體現出上帝的榮耀，應該實現上帝的旨意，所以，幫助其他國家的人去實現自由民主，是相信上帝的人使命和義務（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以及干涉主義）。」

　　這種思維，其實就是美國意識形態中的自由民主以及天命意識和使命感的完整內容，是美國國民的共識，也就是它的主流意識形態。

　　美國人的這個共識，落實到具體的體制上，就是美國人奉行的個人的自由和人權的保證體制，就是自由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制度。這些制度在美國人的思想里，與上述美國的意識形態相對應，也與上帝聯繫在一起。如果也拋開這些制度的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複雜的宗教教義，用一般美國人的語言和思想方式來表達他們對民主自由制度的公義性的理解，那就是這樣：

　　「人是上帝創造出來的，並且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創造出來的，所以，人有著崇高的尊嚴和價值，這些尊嚴和價值必須得到充分的保護。人的尊嚴和價值表現在他的各種權利上，表現在他的生命權、財產權、身體自由權等權利上，這些權利無論在那裡，都不能受到侵犯。所以，全世界的國家和政府都應該尊重和保障人的這些權利（人權宣言和世界人權條約）。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所以，政府是為人服務的。政府的合法性必須由人民承認，功用必須由他的人民來評價。政府應該是由人民選舉的，為人民服務的。這個人民是個人主義的人民，即人人都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的權利的實現必須由每一個人的權利的實現來體現，而不是集合概念的沒有體現者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

　　人是依照上帝的形象被創造出來的，是來榮耀上帝的。所以人人都享有生來與具的自由。這個自由讓人來充分地實現自己，以來充分地榮耀上帝。這個自由首先包括人擇業的自由，人可以充分地依據自己的能力和愛好來選擇職業，中世紀的身份和職業的限制是野蠻的；還包括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讓人能拿自己的能力來與社會交換，使自己的能力獲得作充分的發揮。社會主義的不許人自己搞經濟的政策實限制人自由的，所以是不好的，必須搞自由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自由經濟制度）。

　　這是美國人對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及人權保障制度的認識和感覺。

　　此外，美國人的一些個性和習慣也與基督新教的教義聯繫在一起，比如美國人獨立和競爭的個性、以及尊重他人隱私的習慣，也由來於清教主義。他們在美國遵循這樣的邏輯，即：

　　人是榮耀上帝的，所以人應該完善自我。這個完善自我包括自身的修養和自我的實現。尤其是自我的實現，在充分地通過自由實現自我的同時，人應該依靠自己來實現自我，而不是靠他人、父母或親緣，所以，依靠血緣得來的職業成就是可恥的（個人主義的競爭制度）。

　　人的權利和自由，同時意味著人的責任。因為人人都是上帝創造的，所以，每一個人都享有同樣的自由和權利。每一個人在享受這些自由和權利的同時，必須尊重別人的自由和權利，尊重別人的自由和權利也就是尊重自己的權利和自由（尊重他人，注重隱私）。

　　等等，美國人思維方式與基督教的淵源關係，可以說不勝枚舉。

作者：於哥　回復日期：2006-5-30　16:45:34　

　　在世俗化國家，一般人在談起民主政治的起源時候，都說民主政治思想起源於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中國的學者和理論界也是這麼認為，認為經濟的發展帶動了新生資產階級的政治要求，因此產生了民主的政治理論。在論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時，西方國家都引用洛克和盧梭的思想，馬克思主義國家則引用馬克思。在美國，雖然這種世俗的觀點也存在，但在主流意識形態當中，民主自由等的合理性仍然被歸結為上帝，被歸結為上帝對每一個人的愛和權利的賜予。這種歸結更真實地反映了人權是和民主政治的發展進程，反映了宗教對的民主思想的啟蒙，反映了民主政治萌發和成長的軌跡。

　　三、美國意識形態當中的選民意識和使命感，由來於基督教的選民思想和傳教思想，由來於清教徒的教義

　　由上面可以看出，美國人之所以執著於自由民主等理念和體制，就是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自由民主人權的理念和體制，最符合基督精神，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務上的體現，它來源於上帝造人和愛人的教義，體現著上帝的律法和公義。就像艾森豪威爾說，凡是反民主的就是反對上帝。

　　那麼，美國人為什麼要不遺餘力地把民主自由人權等思想和社會秩序推銷到全世界，並為此不惜流血採取暴力，犧牲包括美國士兵在內的眾多的人的性命？

　　答案是：美國人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使然，而這種使命感來源於基督教中的選民教義和救世精神，也來源於一些基督教流派中的特殊教義，尤其是清教徒思想和美國民間普遍相信的後千禧年主義，對美國人的改造這個世界的熱情有著重要的影響。

　　基督教有強烈的選民思想，是一個「揀選」和「呼召」門徒的宗教，有強烈的傳教要求，因此也是一個救世主義宗教。

　　基督教認為，這個世界起初也就是在上帝創造之初，是個美好的世界，在伊甸園時代的初期，世界受到上帝的祝福，萬物和諧相生，人類的始祖亞當夏娃也認上帝為主，為上帝的靈所充滿，過著衣食豐富、沒有疾病、沒有死亡的幸福生活。

　　但是，撒旦誘惑人類脫離了上帝，獨立自主，不再認上帝為主，要自行判斷萬物的善惡，於是，人成了脫離上帝的存在，脫離了聖靈，人成為理性與肉慾相衝突的人，世界也成了受到詛咒的世界。

　　脫離了聖靈的人充滿了罪性，行為上也充滿了罪惡，按照上帝創造萬物的規律和秩序，這樣的人也就處於必然滅亡的命運。這個滅亡包括肉體的死亡，也包括靈魂的滅亡。受到詛咒的世界不再萬物和諧相生，而是成了自相殘殺的世界。

　　但是，上帝是愛人的，他象父親看待孩子一樣看待自己創造的人類，面對被撒旦敗壞的人類，上帝不願他們滅亡，要救贖他們。

　　由於人的罪性和作為被造物的局限性，人類自己是找不著救贖之路的。因此，上帝只有自己來救贖人類和世界。

　　上帝救贖的辦法，就是上帝成為耶穌，自身降臨人間，在十字架上替人類死了一回，替人類贖罪。然後上帝把十字架救恩的信仰賜給人們，這個十字架救恩的信仰包括：承認自己是罪人，承認上帝是自己的主宰，相信上帝已替自己贖罪。上帝讓一切相信這個救恩的，罪都得到赦免，不再被追究。並且，對於信上帝救恩的，上帝把伊甸園時的聖靈賜給他們，讓他們成為上帝再造的新人，他們因為被上帝的聖靈充滿，肉身得以擺脫罪惡的捆綁，不再犯罪；靈魂則因聖靈充滿，成為不死的靈魂。這樣，人就在身體和靈魂兩面都得到了救贖。

　　這是一個好消息，也就是一個福音，是一個人類有可能再次獲得永生而不再死亡的福音。

　　上帝救贖世人的過程也是一個向世人傳播這個福音的過程。被告知了這個福音並且信了這個福音的，也就是被救贖了。上帝先揀選了他的使徒，把上帝替人贖罪的事實展示給他們，並把救恩的信仰賜給他們，然後上帝讓他們把這個福音傳給門徒們，讓門徒們走遍天下，這些門徒世世代代把上帝的信息傳給一切上帝預定要救的人，也就是預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上帝在人間的時候對他的弟子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傳到萬邦傳遍地極的時候，也就是上帝預定的信徒之數滿了的時候，上帝將重新來到人世，讓死去的信徒復活，與當時在世的信徒一起，與上帝統治世界一千年。

　　上帝揀選出來並讓他們相信這個福音並傳播這個福音的，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在這個世上體現著上帝救贖的大能，他們因為聖靈充滿，身心不再矛盾，不再犯罪，行為上體現著來自上帝的善和智慧，榮耀上帝。上帝要求他們做世上的鹽和光，去造福他人，光照他人，他們因為被上帝的聖靈充滿而能夠做到。

　　基督徒不僅體現了上帝的救贖的大能，還要與上帝一同做工，把得救的道路傳給上帝預定要做上帝信徒的人。

　　基督教的這種揀選和呼召以及傳教的教義，使得信徒帶有一種強烈的選民意識和救世的使命感，這種選民意識和救世的使命感驅使信徒們不斷地把基督教義向世界各地傳播，先是在中亞，再是在歐洲，然後是在美洲，再是亞洲，在短短的兩千年里，基督教由一個只有十幾個人的小宗教團體，成為一個遍布全世界第一大宗教。

　　基督教的救世主義，被以後的一些基督教神學思想強調和發展。其中，影響較大並尤其強調基督徒的救世義務的，是後千禧年主義思想。

　　在基督教中，有一個基本教義，就是耶穌基督將再臨人世，並建立一個基督統治的千禧王國，然後行使最後的審判。基督何時再臨？是在千禧王國建成之後再臨？還是在千禧王國建成之後降臨？一直有著分歧和爭論，主張千禧王國之前降臨的，叫前千禧王國主義，也就是說，基督降臨是在千禧國之前。主張千禧王國之後降臨的，叫後千禧國主義，也就是說基督降臨在千禧國之後。

　　後千禧年主義主張的千禧國是怎樣建成的呢，這個主義說，是靠世上的基督徒建成的，基督徒應該努力地去改造這個社會，改造這個世界，用基督教的教義去建設這個社會，建設這個世界。在基督的社會和世界建成的時候，也就是千禧年時代了，然後耶穌蔣再臨人世與基督徒共同統治世界一千年。

　　後千禧年主義把改造世界和在全世界建立基督教王國當作基督在臨的前提，當作上帝給基督徒的使命。

　　後千禧年主義被一些教派所接受，這些教派的特點，就是主張社會變革，主張用基督教原則來改造社會，建立世上的基督教王國。或者，在一些不贊成後千禧年主義的教派里也都不自覺地帶上了後千禧年主義的因素。

　　美國是一個基督教國，人口的86%都信耶穌，因此，選民意識和救世的使命感在美國國民意識中普遍存在，救世主義也就成國民意識中一個普遍因素。

　　在此基礎上，美國又是一個清教徒建立的國家，清教徒起源於卡爾文宗，卡爾文宗具有強烈的天命意識和革命訴求。

　　卡爾文宗堅信「預定論」，也就是相信天命論，就是相信人是否被救是否能成為基督徒，是上帝在創世之前就預定好了的，被揀選的成為基督徒的，是不可逃避的命運。這些人被揀選用來做神的器皿，榮耀上帝，為上帝所用。這種天命論與「通過努力可以成為基督徒」的「功德論」對信徒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造成的影響不同，天命論造成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更強烈。

　　而且，卡爾文宗曾經掌握過國家政權統治過瑞士日內瓦共和國，實行過徹底地新教的社會革命，因此，卡爾文宗強調改造世界，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起源於卡爾文宗的清教徒在卡爾文的天命觀、革命觀的基礎上，又接受了後千禧年主義，因此，清教徒更具有強烈的革命色彩，主張改革社會和改造世界，以建立一個實行基督教原則的基督王國。

　　清教徒的這些革命教義，強化了美國人的選民意識和救世的使命感，使得美國人的思想中具有了更為強烈的選民意識和救世思想。

　　基督教的選民教義讓美國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選民，體現了上帝救贖的大能，是被選來要做世上的鹽和光，被選來造福他人光照他人的。

　　這種要造福人間光照人間的意識，讓美國人的對外政策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強國，更帶上了一些道義色彩。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時代，強國是靠實力說話的，靠實力說話經常意味著炮艦政策和掠奪領土。大英帝國在強盛時期掠奪的領土是眾所周知的，一段時間號稱日不落帝國。法國德國都曾經掠奪過別國的領土。這些國家受過基督教的浸染，在掠奪和佔領過程中，尚顯出人道，沒有大規模的屠殺事件。日本帝國主義因為沒有受到過基督教的影響，所以表現出異常的殘忍和野蠻。日本在強盛時期的帝國主義政策無不伴隨著屠殺，日本在佔領韓國時期，曾經有過策劃，就是把韓國男子全都煽掉，讓女子全作慰安婦，以滅絕韓國人，因為他們認為韓國人是劣種。日本在佔領旅順之後，屠城只剩三十六人，而這三十六人也是用來埋死人的。佔領南京之後，南京大屠殺則死傷無數。這是帝國主義的實質，靠實力說話的實質。

　　美國作為強國，則很少這方面的不光彩的紀錄。早期，美國人屠殺過印第安人。但自己馬上就予以糾正了，並且注意保護印第安人的權益。在向太平洋擴展過程中，佔領國菲律賓等國家，但自己也糾正了，現在，菲律賓是獨立國家。美國的外交就像基辛格講的一樣，反對實力說話的政策。我們看到，在帝國主義國家紛紛把中國當作肥肉來割食，對中國實行炮艦政策的時候，美國沒有乘人之危來掠奪中國。美國人與中國近代打的唯一一場仗，是八國聯軍，那場戰爭，美國人把它當作一場護教戰爭，也就是傳教士在中國沒法保障安全的時候，來出兵中國，這一點再稍後敘述。

　　美國在威爾遜時代提出的民族自決等國際政策，實際上是要求國際社會結束帝國主義政策，二戰後在美國的指導下，西方強國也結束了帝國主義政策。美國佔領德國和日本之後，並不像帝國主義國家那樣要求各地賠償，剝奪主權等等，相反，給了這兩個國家大量援助，幫助這兩個國際建設好民主主義體制後，並不佔領他們，而是恢復他們的主權。如果依照帝國主義政策，按照日本帝國主義的做法，至少，日本這個國家早不存在了。現代的新保守主義在強調他們的對外政策時候說，美國只要把民主帶給別人，不要求領土。現代新保守主義者基本上都是美國的福音派人士。美國的這些反帝國主義政策的做法，正是來源於基督教的要做世上的鹽和光、要造福世人光照世人的選民意識。

　　我這樣說美國，並不是想給美國人塗脂抹粉，而是要實事求是地說明美國政策的實質和它的由來。其實，中國的學者也看到了美國的反帝國主義政策的特點和歷史。比如，關於成為美國外交精神代表的威爾遜十四條，北大出版的一本書說：「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之所以能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因為他從維護世界和平的角度，強調了各國各民族之間的平等，對侵略戰爭進行了強烈譴責，並就世界和平提出了具體的方案。此外，威爾遜十四點計劃還站在殖民地國家的立場上，提出了對殖民地的處理以及如何照顧殖民地人民利益的問題，要求與會各國相互保證政治自由和領土完整」。

　　基督教的傳教教義和清教徒的革命思想以及後千禧年主義的基督王國思想，讓美國人帶有強烈的使命感，這種使命感驅使美國人在全世界積極推廣和保護新教資本主義，並且全力以赴，樂此不倦，其目標，是建立全世界範圍的基督教文明秩序，實現基督的王國。因此，這種使命感也讓美國人的外交帶上干涉主義色彩。

　　我們看到，美國人自登上世界舞台以來就四處插手，四處打仗，自己打，也幫別人打，成為第一大國之後，四處建設軍事基地，並四處干涉別國事務，這些行動其實都是一種護教和傳教行為，它們都是在保護自由民主等新教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和社會制度，並推廣這個價值觀和制度。這個思想和制度，在美國人看來，是最符合基督教義的，是基督精神在世俗事務上的體現，是基督的原則對社會的適用。馬斯登說「美國人認為，基督的原則體現在憲政當中，並且，美國人被上帝選中，是將全世界引向正確的宗教和自由的燈塔。」因此，美國也就拚命捍衛和推廣這個制度，並且為了推廣，不惜用強權和武力，其最終指向，就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體系。

　　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體系，體現著千禧年主義的建立基督國的夢想。這個夢想，驅使著清教徒一直要進行社會改革。英國的清教徒在十七世紀發動清教徒革命，目標就是在英國建立一個類似於卡爾文的日內瓦的基督教聯邦，用清教徒詮釋的基督教原則來改造社會，而後把這個基督教社會推向世界。清教徒革命的領袖克論威爾掌握了政權之後，砍下了國王和國教會主教的腦袋，這還不夠，臨死前，克論威爾說，「假如上帝再給我十年的生命，我要讓全歐洲的君主在我面前發抖」。

　　美國人繼承了清教徒的這個夢想。一部美國的歷史，就是向千禧國邁進的歷史。美國在殖民地時代，要把美洲建成「山上的城」，就是要先在美洲建成一個基督的國；美國人消滅自己的奴隸制度，就是要消滅阻礙千禧國實現的罪的制度；美國人在國內不斷地完善自己的立法，讓弱勢群體的如黑人印地安人婦女兒童的權利，就是想讓美國這個「上帝的城」越來越符合基督教的原則；美國積极參与國際事務，並對外實行干涉主義外交，就是要把這個千禧國推向世界，在全世界建立這個基督的千禧國。馬斯登說「美國人認為，美國人在上帝的計劃中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就是美國是一場改革的中心，這場改革將把世界導向基督教文明的黃金時代也就是千禧年時代」。布希在二次就任演說中說：「要消滅世界上每一個角落的獨裁者」，與克倫威爾的話很有神似之處。

　　其實，中國人要理解美國人的改造世界和建立基督王國的熱情應該很容易，因為中國曾經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並且要在全世界實現這個目標，為此也曾經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類，要輸出革命。這與清教徒要在地上建立基督的千禧國以迎接基督的來臨的熱情很相似。當初我們怎樣激昂地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美國人就一直怎樣激昂地要建立基督的千禧王國，當初我們怎樣狂熱信仰馬列主義，並要把它輸出都全世界的，現在的美國人就是怎樣狂熱地信仰新教的民主自由思想，並要把它輸出到全世界的。

　　共產主義者與清教徒在很多地方都很相似，這種相似有很多學者都論述過，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美國的著名的政治學者拉斯基，拉斯基指出，共產主義者與清教徒不僅在理想上相似，而且在個性等方面也很相似，他羅列了下面的一些相似之處：

　　1，清教徒與早期共產主義者一樣，具有強烈的選民意識。兩者都鄙視世俗及日常

　　習慣。

　　2，兩者都確信自己會贏得整個世界，相信歷史的最終結局是自己的勝利。因此，

　　兩者都有著強烈的對抗世俗迫害的能力。

　　3，兩者都認為自己是真理，而反對自己的是惡魔，必須予以消滅。

　　4，清教徒蔑視世俗的學問，早期共產主義者蔑視資產階級的教養。

　　5，清教徒信靠《聖經》，早期的共產主義者相信馬克思主義絕對正確而且萬能。

　　6，兩者都反對異端的不寬容，但自己一旦掌握政權，對政敵也不寬容，並且把寬

　　容當作軟弱，把軟弱當罪惡。

　　7，蔑視中間派和中庸之道，有時比仇視敵人更仇視中間派。

　　8，因為恐懼自身不能得救，或從救贖中被排除，因此，有諂媚阿諛及偽善的習慣。

　　在選民意識和使命感上，兩者的相同點具體地表現為：清教徒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早期共產主義者認為自己是解放人類的先鋒。兩者都崇拜革命，要通過社會改造來實現自己的理想，都積極地輸出自己的價值觀，要改造世界。清教徒在英國進行了清教徒革命，建立了起清教徒的國家，在英國失敗後，來到北美，要把北美建成「山上之城」，同時要以北美為基地，建立神的千禧國。共產主義者勝利之後，就積極地輸出革命，要在全球實現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的信仰遭受了很多挫折，尤其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世界聚變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倒台之後，共產主義者們在全世界建立共產主義的熱情減弱了，有些共產主義者消失了，有些則變得務實和世俗。

　　但是，美國人的千禧國夢想卻沒有經歷過什麼挫折，而且因為美國人在實現這個夢的過程中幾乎是戰無不勝，所以越來越多的人在相信這個夢，這也是美國近來基督教保守勢力大行其道越來越得志的原因。

　　在美國人看來，清教的千禧王國正在一步一步地實現，而且在前進的道路上，推動這個王國實現的力量正在毫不留情地碾碎著這一切敵人。美國人說，瞧，用清教思想裝起來的盎格魯薩克遜人這四百年來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他們先是興起了盎格魯薩克遜的大英帝國，佔領著世界最廣闊的領土，獨霸世界兩百年，然後興起了盎格魯薩克遜的美利堅帝國，領導世界近百年，一直到現在。在他們面前，西班牙人退卻了，德意志民族的霍亨佐論王朝滅亡了，希特勒帝國滅亡了，日本人挑戰一回以後，就被打得今天還是他們的奴隸，斯拉夫人的社會主義也失敗了，現在還沒有崛起。

　　所以，這個打遍天下無敵手的清教資本主義一直沒有讓美國人失望過，他們的信心也就沒有減弱，他們的天命意識和使命感，那種要把清教資本主義思想和制度推向全世界，建立起世上的基督王國的使命感，也就沒有減弱過。從殖民地開始到現在，美國人就沒有打消過他們要做著世界的燈塔和要改造世界的念頭，在今天的白宮，新保守派們仍然在夢想著基督降臨前的千禧王國，夢想著這個千禧王國怎樣在他們手中建成。

　　中國的紅衛兵們曾經滿腔熱血地要改造世界，要解放全人類，如果我們把今天把持白宮的人們理解成自出手以來從未失敗過的紅衛兵們，我們就能馬上理解他們現在的所作所為了，也就能夠理解牧師的女兒賴斯和靠《聖經》擺脫酒癮的布希為什麼現在這樣做和將要做什麼了。

四、推廣民主自由與打擊反基督勢力是美國互為表裡的對外政策

　　首先，希特勒要求對全國的基督教會和天主教會與以納粹化改造，在全國成立總教會，自上而下，用納粹的意識形態取代基督教教義，然後，對於堅持基督教義，拒絕用納粹意識形態取代基督教的教會和信徒，施以毫不留情的鎮壓。僅在1938年一年，就有 800多名對納粹教義持異議的教會成員被捕，其代表威斯勒博士被殺，涅姆勒博士被關入集中營。被現代基督徒稱為「當代使徒」的著名的基督教神學家彭菲霍爾也是在納粹執政期間被捕並被絞死在監獄中的。彭菲霍爾的神學思想對後世影響很大，現代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中有不少彭菲霍爾的信仰者，甚至布希的政策也受到他的神學思想的影響。

　　希特勒為國家總教會制定的三十點指導綱領中說：

　　5，國家總教會決心無可改變地根絕——在不吉的800年輸入德國的各種異己的外來的基督教信仰。

　　13，國家總教會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國出版和傳播《聖經》。

　　14，國家總教會宣稱，在一切文件中，元首的《我的奮鬥》是最偉大的。

　　18，國家總教會將從它的供壇上清除一切耶穌受難像、《聖經》和聖徒像。

　　19，在講壇上，除了《我的奮鬥》（對德國民族對上帝來說，這是一本最神聖的書），不得有任何東西，在供壇左邊側放一把劍。

　　30，各大小教堂必須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須代之以唯一不可政府的象徵 X字。

　　二戰以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陣營的對立中，美國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盟主。美國人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敵對情緒，還由來於美國人的基督教信念。

　　社會主義國家發生的這種整合信仰的現象，在美國人看來，是對基督教的新一輪迫害，馬克思主義的一套唯物論無神論的學說，在美國人看來，就是撒旦的聲音。因此，美國人也就把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看作是敵基督的惡勢力，必欲除之而後快。

　　美國人在中東糾紛中，長期偏袒以色列，也來源於美國人的宗教認識。

　　美國的基督教「道德多數派」領袖福爾威爾也說：「誰反對以色列，誰就是反對上帝」。

　　也因此之故，伊斯蘭極端分子把對美國的戰鬥稱為對異教徒的聖戰，而不僅僅是保家衛國的世俗利益之戰。

　　美國人的對華認識和對華交往的態度上，也深受國民的基督教理念影響，這一點在後面詳述。

第五章美國與歐洲的區別：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文明國家與未世俗化的基督教國家的區別

　　「上帝死了」 ——尼采

　　「尼采說，上帝死了。上帝說，尼采死了」 ——美國地鐵塗鴉

　　在這裡，可能會有讀者問，「那麼，同樣作為基督教國家，為什麼歐洲與美國有這么大的不同，比如，在社會發展史上，同樣作為基督教國家，歐洲及產生了共產主義思想、社會主義思想，並且產生了社會主義運動和國家；在對外政策上，歐洲表現出更大的務實性，而不像美國執著於意識形態。」

　　答案是：歐洲已經世俗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基督教國家，僅僅是基督教留下了很大影響的基督教文明國家。基督教在歐洲已經衰落，世俗的觀念、理性觀念逐漸占統治地位。

　　而美國沒有世俗化，仍然是一個由基督教占社會統治地位的宗教化國家。

　　這種世俗化與非世俗化的差別，是歐洲與美國在社會發展史上與對外政策上有所差別的主要原因。

　　歐洲國家一直被認為是與美國同樣性質的基督教國家，其實不然，歐洲國家曾經是基督教國家，基督教起源於亞洲，但發展壯大在歐洲，新教改革肇始於歐洲。甚至如前所述，歐洲眾多國家曾經是基督教政教合一的國家，基督教長達千年統治歐洲政治文化，統治著歐洲人的靈魂。但是，歐洲近幾百年以來，逐漸開始了脫基督教化，開始了世俗化過程。現在，歐洲國家多數都只能說是基督教文明國家，就是風俗習慣還保留者基督教影響，但信仰已經完全衰落。

　　歐洲的世俗化開始於近代。

　　由於天主教長期在歐洲占絕對的統治地位，加以與政權結合而產生的種種弊端，自中世紀起，天主教就面臨兩個方面的挑戰，一個是基督教內部的改革派的挑戰，另一個是世俗的脫宗教化的挑戰。

　　基督教內部的改革派的挑戰是基督新教運動，也就是以路德和卡爾文為代表的宗教改革運動，這個運動導致了眾多的歐洲國家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束縛，並對基督教作了新的詮釋，產生了一種全新的基督教。

　　世俗的脫宗教化的挑戰是在天主教實力最強大的地區義大利興起的文藝復興運動。這個運動主張復活古羅馬和古希臘的文化，即文化是基督教統治歐洲之前的世俗文化，肯定世俗享樂的正當性，反對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張揚人文主義和理性主義，反對基督教的神本主義。

　　到了近代，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進步，使文藝復興代表的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逐漸演變成世俗主義。科學的發展，讓人對基督教的原始教義產生了疑問，讓人在自然面前產生了自信，降低了對上帝的依賴和信求。社會經濟的進步，也加速了人世俗慾望的增長，削弱了人對彼世和精神的興趣。歐洲於是開始了世俗化進程。這個世俗化進程隨著科學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逐漸成為歐洲成了社會主流運動。

　　在近代，歐洲產生了大量的反基督教思想家，比如法國的笛卡爾、伏爾泰、狄德羅德國的尼采、施特勞斯、馬克思等等。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說上帝死在了在歐洲的科學和理性面前。尼采把基督教看作是社會弱勢群體的自我安慰，看作是弱勢群體在無法實現自己願望時的一種自我解脫。德國世俗歷史學家施特勞斯寫了部《耶穌傳》，對耶穌是否歷史上真有其人提出了疑問，試圖從近代科學角度和近代心理學角度論證，基督是一種幻象，基督時代的種種神跡全是當事人心理暗示的結果。他說，耶穌死後，弟子處於一種基督的激動狀態時，歇斯底里發作，才看到了復活的耶穌，保羅在去大馬士革路上看到的神績也是對自己長期迫害基督徒而產生自責心理的結果。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家認為，宗教是人們對大自然無法解釋現象的產生畏懼感的結果，是統治階級用來麻醉人民精神的鴉片，隨著科學的進步，歷史的發展，宗教必然要在人類生活中消除。達爾文的進化論則乾脆認為人是從猴子進化而來的，不是上帝用泥土創造的。達爾文理論由於以科學的姿態出現，因此，給歐洲基督教思想造成了很大衝擊。

　　在近代的歐洲，反基督的思想、唯物論以及進化論，幾乎成了民眾意識以及思想界的主流，成為一種時髦和進步的象徵。

　　文學界的作品也注重於反映人本身，試圖脫離宗教來反映人性。這一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大都帶有反基督教色彩和強烈人文主義色彩。雨果、巴爾扎克及上世紀初活躍的茨威格等是其代表。

　　與這種思想界與民眾意識的世俗化相呼應的，是歐洲的世俗化政治運動的產生。

　　在近代，歐洲的主要的社會運動都以世俗化和反基督教為特徵。歐洲風起雲湧的社會主義運動以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社會主義理論為思想基礎，馬克思主義又是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世俗化理性化和反宗教是其特點。上世紀二十年代興起的法西斯納粹主義運動，是近代歐洲世俗化進程的必然結果，尼採的反基督思想、偶像崇拜式樣的超人思想、達爾文主義的社會進化論、種族倫等世俗化反基督的理論都在納粹運動中受到追捧和喝彩，成為納粹運動的思想基礎。

　　與歐洲世俗化進程同步進行並且互為因果的，是歐洲的基督教的衰落。經過近兩百年的深刻的世俗化進程，現在，在歐洲，基督教已經徒有形骸，宗教在國民生活中已不再佔主導地位，基督教徒為少數人群，民眾的多數都已經在思想上及生活方式上徹底的世俗化。基督教的影響僅僅在文化習俗及傳統上。歐洲國家在現在已經不能說是基督教國家了，只能說是基督教文明國家。

　　據1981年蓋洛普作的調查表明，在歐洲主要的大國，從屬於某個教會的人口，法國為人口的4%，德國為人口的13%，英國為人口的22%，義大利為人口的7%，丹麥為人口的 4%，都占人口的少數。這裡還包含了其他宗教教會的成員，不僅僅是基督教會。

　　現在，歐洲人仍然每年都產生大量的反基督教的書籍，羅素的思想、薩特的存在主義等主流思想，都以否認上帝為基本邏輯。

　　而且，因為世俗化，歐洲的色情也成為世界現代色情產業的先導。色情業方面的花樣及法律界定，全世界的主要國家都唯歐洲之馬首是瞻。北歐的一些國家據說在大街上就可以看到群交的情景，法國的色情也被蒙上一層浪漫色彩。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美國學者馬斯登說，傳統的明顯的基督教特徵在美國沒有磨損多少，但在歐洲，赤裸裸的世俗的意識形態之風卻在猛烈吹佛。

　　我國學者也注意到了歐洲的世俗化現象。一篇論文說：「按照現代化理論，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口迅速向稱世紀中，大眾的生活和思想會產生急劇的變化，有關宿命和超自然體驗的傳統價值觀因教育的普及，大眾傳媒的發展和科學實證精神深入人心而受到貶抑，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將呈現不斷下降的趨勢。這一理論可以很好地說明歐洲社會的狀況」。

　　作為世俗化的結果，歐洲國家的外交表現出一般世俗化國家的特色：

　　首先，我們看到，歐洲國家是近代帝國主義外交的始作俑者，作為基督教的承續和發展的國家，歐洲在世俗化之後，並沒有表現出基督精神的道義，反而更多些強盜作風。

　　歐洲在產業革命之後，社會基本上也完成了世俗化過程，這時的歐洲開始了大規模的向外擴張時代。對於相對落後的其他地區，此時的歐洲國家的對外政策，基本上是搶佔領土和掠奪資源的政策。就如美國新保守主義者說，以征服和掠奪為目的。歐洲的近代發展可以說是建立在對殖民地國家的資源的掠奪的基礎上的。

　　對待中國這樣有著一定國力和長期的文明積累的國家，歐洲列強因為難於一口吞下，於是採取了炮艦和瓜分政策。大英帝國對中國開始的鴉片戰爭，是近代基督文明國家的恥辱。儘管當時的英國基督徒反對華的鴉片貿易，但世俗化國家的民眾力量最後還是壓倒了宗教力量，國會通過了向清帝國開戰，而開戰的目的是為了向對方順利地販毒。以後，歐洲別的帝國也陸續與中國進行了戰爭，基本上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性戰爭。

　　帝國主義時代的歐洲的對外擴張，歐洲國家說是基督文明的向外擴張，這是給自己塗脂抹粉的說法，這是在基督教影響下強大起來的國家在世俗化後進行的反基督精神的擴張，根本原因在於這些國家已經世俗化，已經成為物質至上勢力至上的世俗國家。

　　與之相對比，我們在前面也敘述到，由於美國的自身的歷史形成的基督教特色，美國是近代世界中唯一沒有世俗化的國家，所以美國的意識形態中還有要成為世上的鹽和光的精神，美國在對外交往中，無論是對華還是對他國家，都提出了反帝國主義的政策，這一點集中地表現在一戰後威爾遜原則中，而且在美國的勢力成為西方獨大的時候，美國對西方國家的整合與殖民地人民的鬥爭一同結束了帝國主義時代。如果翻閱中國外交史，就會發現，都是美國率先要求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結束對華的不平等條約的。

　　其次，我們可以看到，歐洲國家因為世俗化的緣故，其外交政策注重實利，不注重意識形態，利益至上，靈活務實。

　　歐洲在還是基督國家的時候，歐洲的戰爭多是宗教戰爭，或帶有很強烈的宗教因素，宗教往往是決定敵我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成為世俗化國家之後，歐洲的近代戰爭就基本上是完全的爭奪利益的戰爭，爭奪霸權的戰爭，這種持續爭奪利益和霸權的結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這場戰爭就像在前面所說的一樣，是新帝國主義國家要求老牌帝國主義多份一杯羹而引起的戰爭。

　　大英帝國的務實外交是近代外交的範本，近代英國完成產業革命後的世俗化務實的外交政策，成功地幫助英國建立起世界範圍的日不落帝國，並維持了將近兩百年。英國的務實的外交在國際舞台上縱橫捭還，維持了英國的近兩百年不打敗仗的業績。

　　梅特涅的外交理論建立在完全的世俗的利害考慮上，其基於地緣利害原理建立的地緣政治學說，至今還是外交學中不可動搖的指導性理論，關鍵在於它揭示了世俗化國家之間的外交本質。

　　美國強大並因此改變了帝國主義的遊戲規則之後，歐洲的務實外交風格仍然沒有改變，雖然她們仍然是一個基督教文明國家，與美國信奉同一個意識形態，即民主與自由，在政治上也與美國處於同盟關係，但歐洲國家的外交，仍保持了追求實利的作風，沒有像美國那樣熱衷於意識形態目標，對美國沒有亦步亦趨，顯示出不同的風格和主張。

　　我們知道，二戰結束後，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美國出於意識形態理由，對中國執行堅決的封殺政策，長期不與中國接觸，拒絕承認中國政府的合法性。但法國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不顧美國的反對，率先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以後，歐洲國家包括英國也都陸續與中國建交了外交關係。

　　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因為戰場上的壓力和為了打擊社會主義中國的銳氣，曾考慮向中國扔原子彈，在徵求盟國意見時候，遭到了英國法國等盟國的反對。英國法國沒有美國那樣的意識形態激情，在處理對立事件的時候，更保守和穩重和務實。我們看到，美國在實施動用原子彈和考慮動用原子彈的時候，目標國都是意識形態的敵對國，並且是非基督教文明國家，在這背後，宗教意識和情緒都起了作用，在後詳述。

　　改革開放後，美國因為人權問題屢次制裁中國，而制裁又以經濟手段為主。歐洲國家則表現出不同的態度。一般每當美國制裁中國的時候，首先是日本出來充當和事佬，因為日本與中國經濟相對密切，其次就是歐洲國家率先打破制裁。中國也看到了這一點，作為反擊美國制裁的武器，中國經常將大規模採購訂單送給歐洲國家。1996年中國將原預定給波音的飛機訂單轉給法國的時候，使得美國波音公司遭受巨大損失，法國公司則賺了個金銀滿盆。當時的總理李鵬說：「歐洲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不加政治條件，我們歡迎，不像美國，動輒就搞制裁」。

　　其實制裁是一個雙刃劍，既損害中國利益也有損美國利益，美國一些財團和政治家也反對中國這樣大的貿易夥伴進行制裁，前國務卿基辛格就是反對制裁的著名人士，基辛格博士主導著一個對華貿易諮詢機構，一直為中國的權益呼籲，為此遭受到美國不少人的批評。一般指責基辛格和在國會中主張制裁中國的人士往往也是基督教的熱心人士，如國會中的湯姆迪勒（Tom Delay）、傑希赫爾姆斯、迪克阿米等等。而基辛格則是個猶太人，不信基督教。

　　最近，在對中國的武器銷售問題上，美國與歐洲也產生了衝突。歐洲看到了向中國軍售的巨大好處和現實意義，主張予以尖端武器解禁，美國出於對共產國家的戒備也就是意識形態的理由對此堅決反對，並且向歐洲國家施加壓力，使得中國至今買不到歐盟國家的武器，歐盟國家也因此進入不了中國這塊巨大市場。此外，大家知道，以色列向中國的尖端武器的出口也因為美國的反對而泡了湯。

　　對待伊斯蘭世界，英法德的政策與美國也有所區別，小布希在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時，遭到了來自法國和德國的堅決反對。德國和法國為此付出了戰後不許進入伊拉克中間市場的代價，全世界也看到了歐洲與美國的差別。

　　美國與歐洲國家在外交政策上的差異，現在還在持續，注重國際新聞的人都會發現很多這方面的實例。伊斯蘭世界的領導人也認識到了這種差異，新當選的伊朗總統就核利用問題向外宣布，「不與美國對話，但與歐盟對話」。現在，伊朗在核問題上都通過歐盟與美國鬥法。

　　美國與歐洲國家的差異，主要表現為對意識形態是否偏重。美國往往基於意識形態動機採取外交行動，歐洲國家則更注重國家利益，追求利益目標。對中國，對伊斯蘭世界都是如此。

　　歐洲國家近些年有個例外，引人注目，就是英國的外交。英國自布萊爾當政以來，外交風格一反傳統，表現出偏重意識形態的特點，對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亦步亦趨，步步緊跟。其主要原因是，近些年在英國主政的首相布萊爾也是一個堅固的基督教保守派信徒，與美國的主流意識形態正好一致。

　　布萊爾是在現代歐洲史上少有的堅固的基督教信徒政治家，是福音派信徒。布萊爾在柯林頓時代對美國干涉主義的外交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布希時代則毫無保留地支持布希的外交行動。布萊爾的外交政策，實際上起源於他堅固的基督教保守派的信仰。布萊爾將是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一筆的人物，不在於他的執政業績，而在於他使英國外交帶上的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並且因為他的意識形態而給世界帶來的深遠影響。布萊爾執政開始，就打出了「人權大於主權」的旗幟，與國際上迄今流行的主權理論截然對立，將人權提高到神聖的高度。如果這一理論成為國際社會的準則，那麼，國際社會也就開始了統一在基督教文明下的進程。布萊爾也就是這一理論的首創者，而且因為其當政時的行為，也成了這一理論的實踐者。受布萊爾的影響，柯林頓與布萊爾聯手打了一場人權戰爭，也就是針對南聯盟戰爭。在對伊拉克問題上，布萊爾與美國組成英美聯軍長期轟炸伊拉克，最後，英美主導西方一些國家佔領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府。也就是說，布萊爾主義意味著，政府如果踐踏人權，就喪失了合法性。這與美國的人權外交實踐一脈相承。布萊爾因其作風，被送給一個綽號，叫「戰爭傳教士」。小布希現在也有一個綽號，叫「從軍牧師」，兩者很相似，同樣，兩個人的信仰與外交政策也如出一轍。

　　如果在英國當政的不是布萊爾，那麼，英國在近一階段的外交政策將會有所不同，將秉承其大英帝國傳統的世俗化風格，靈活務實，注重實利，不會有如此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與美國也不會像現在這樣步調一致。

第六章布希主義把美國的基督教理念外交推到新的高度

　　「我之所以能到白宮，全靠禱告的力量。」

　　「耶穌是我的政治學老師」。 ——喬治?布希

　　如上所述，美國由於沒有經歷世俗化的進程，所以一直執著於意識形態外交，這個意識形態由來於基督新教，所以，美國人搞的人權以及民主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交，其實是基督新教理念外交，它的最終目標是在全世界建立起基督教文明秩序。這個基督教理念外交表現為對民主自由體制的執著和輸出，表現為美國人的救世主義和干涉主義的外交態度。

　　這種基督教理念外交在小布希時代，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布希無疑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由於小布希經常在公眾場合表現出虔誠的基督教信仰，並且由此獲得了來自基督教右派的政治上的支持，因此，有人懷疑小布希僅僅把宗教當作了一種政治工具，把對基督教信仰的表明當作了撈取選票的手段。對此，老布希的回答是，「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你們面前的這個男人，將《聖經》反覆讀了四遍不止」。

　　如果我們看一下小布希的生活史，就會發現，老布希對小布希的說法是可信的。

　　小布希生長在個人主義的國家，個人主義價值觀使得小布希一直想擺脫其偉大老子的光環，自己有所作為。但奮鬥到將近四十歲，人屆中年，小布希仍然一直一事無成，與人合夥作的生意也連遭失敗，尤其令人乃以忍受的是，由於長期生長在爸爸光環之下，「僅僅是偉大爸爸的兒子而已」，小布希染上了酗酒的毛病，並且不可自拔。

　　這時，小布希的好友埃文斯——以後在小布希內閣中貴為貿易部長——勸小布希參加一個《聖經》學習會，以後的兩年時間，小布希每周都在那裡學習。在學習《聖經》期間，小布希戒掉了酗酒的習慣，並且成為真正的基督教徒。那時的朋友形容小布希的新生狀態是，「酒神，再見。耶穌，您好」。

　　成為基督教徒，對小布希來說，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小布希當選總統後，在一次早餐禱告會上就此述懷說：「信仰對我太重要了，他使我成功時戒驕戒躁，失敗時不失望不氣。沒有信仰，我會成為另外一個人，沒有信仰，我就不會在這裡」。

　　小布希在白宮會見新教主要派別的代表時說：「你們知道，我愛喝酒，我本來應該在德克薩斯的酒吧里，而不是在橢圓形辦公室。我之所以沒在酒吧，而在這裡，只有一個原因，我找到了信仰，我發現了上帝。我之所以能到這裡，全靠禱告的力量。」

　　小布希的宗教情懷很強烈，在公共場合也從來不掩飾。使布希強烈的宗教情懷顯露無遺的，是布希在9.11一周年的紀念儀式上的表現。

　　在「9.11」一周年的紀念日，布希率領全體閣員參加了在紐約聖愛匹斯克教堂舉行的紀念儀式，據記載，在儀式上，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總統首席助理官卡德的妻子（也是原教旨主義者，並且擁有牧師資格）起身向前一步，朗讀了《聖經》的《以撒亞書》第四十二章《神的僕人》一節，該節起頭是：「神說，看哪，我的僕人，我扶持他；我揀選他，喜愛他；我以我的靈充滿他；他要為萬國帶來正義」。朗讀完後，賴斯起身朗讀了《聖經》的《詩篇》第四十六章《神是我的避難所》。然後，當時的白宮顧問、號稱是「宮廷牧師」的福音派信徒休斯朗讀了《聖經》的《羅馬書》第八章十八節，「我們現在的苦難，跟將來要顯明給我們的榮耀相比，算不了什麼」，這時，人們注意到，總統布希在席上，已經熱淚盈眶，雙手捂面，涕噓不止。這讓人想起當年同樣以基督教信仰聞名於世的里根總統，里根在大眾場合常說起「上帝」，而說起上帝的時候，往往也是熱淚奪眶而出。

　　布希的總統辦公會議，首先從全體閣僚對上帝的禱告開始。在布希的白宮，每周都要舉行《聖經》學習會。布希的筆杆子、在白宮有著長期工作經歷的福萊姆說，布希見到他，經常的問候語是，「喂，你這周的《聖經》學習會為什麼沒參加」。法國作家洛朗說：「布希的總統府像一個巨大的禱告廳，那些掌權的人早晚閱讀《聖經》之餘，處理這美國和世界大事」。

　　布希由於虔誠的基督徒形象，被美國輿論稱為「上帝的人」。英國《獨立周刊》說，小布希「是人們在記憶中最具宗教色彩的政府領袖」。法國《獨立報》說，布希總統「不接受選民的指示，只接受上帝的指示」。德國《鏡報》說，布希總統「除了上帝以外，沒人能對他說話」。美國人氣歌手邁克爾?W. 史密斯 (Michael W. Smith)說「總統的信仰是支撐他的基礎，是他在危機時刻的穩定力量。無論是在順境還是逆境，他鎮定、自信和專註的個性都不改變。他將堅持不懈和能保持樂觀歸功於他與上帝的關系。」

　　布希的基督教信仰並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政治地位的變化，布希的基督教信仰呈現出不同的傾向。

　　在美國，基督教以新教為主。但所謂新教，也有各種流派。如前所述，有自由主義流派和保守派之分，保守派以福音派為主。福音派又分為眾多派別，有傾向於強調神愛世人教義衛理公教派，有極右派別的原教旨主義者等等。

　　在剛剛接受基督教時，布希更傾向於妻子勞拉所屬的衛理公會的教義，更喜歡「愛」的神學，相信神愛世上一切人，那時，據說讓布希備受感動的，是衛理牧師的這樣一句說教：「神愛世人，當然不僅愛窮人，也愛富人」。這句話，據說對小布希擺脫出身豪門富家的自卑感產生了很大影響。

　　當了州長以及總統以後，布希的信仰逐漸趨向於福音派的原教旨主義。《聖經》啟示錄的末世戰爭觀和原教旨主義的「統治神學」的理論對布希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布希的基督教信仰帶有了強烈的啟示錄式的戰鬥性色彩，而衛理公派的愛的神學則逐漸淡弱。

　　原教旨主義是福音派中觀點最右的派別，主張《聖經》的權威性和無繆性，認為《聖經》的每一句話都來自於上帝，是無可懷疑的真理。在社會政策方面，主張在公立學校中恢復禱告，恢復傳統的家庭觀念，恢復父權。反對同性戀、反對墮胎。政治上反共、反天主教、反移民，反世俗化，社會理論上反唯物論、反進化論。

　　布希在任得克薩斯州長期間，主張在州的公共節日里設立耶穌日。在當選總統之後，布希下令2001年1月0日為全國祈禱日，實際上每年5月份都有這樣一個節日。隨後，布什下令停止了對國內外一切計劃生育組織的公款支持，因為這些組織大都承認婦女有墮胎權，反墮胎是基督教福音派的基本的社會主張之一。與此同時，布希宣布一個計劃，救濟在公立學校學習困難的孩子到宗教學校學習。布希還主張，學校應該講述創造論，即上帝創造人類的神學理論，而不應只講進化論。

　　在公共演說中，小布希強調，「天堂的大門只向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人打開」，這是自由派基督教所不贊同的說法。這種說法，後來被布希的宗教導師、著名福音派傳教士葛培理所糾正。葛培理對他說：「誰去天堂，是上帝的事，由上帝決定。人不可以模仿上帝說話」。

　　布希在演說以及談話中經常使用的是原教旨主義者喜好用的戰鬥性的詞句。眾所周知，布希當政不久，就將北朝鮮、伊拉克、伊朗等國家定義為「邪惡軸心」。「邪惡軸心」的「邪惡（Evil）」一詞，就是個基督教術語，該詞在基督教中指「撒旦」及「邪靈」，是與上帝代表的「善」勢不兩立的勢力。據文稿起草人福萊姆說，當初他使用的是「可惡」一詞，布希特意將其改為「邪惡」，於是，「邪惡軸心」的三國成了與美國代表的「善」勢不兩立的勢力。在宣布對阿富汗戰爭開始時，布希甚至使用了「十字軍」一詞。

　　布希的政府閣員大多是基督教福音派或原教旨主義者，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副總統切尼、首席顧問卡爾、國防部長拉姆斯費爾德，前國務卿鮑威爾、現國務卿前安全顧問萊斯、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前國防部副部長現世界銀行行長沃爾佛、國防政策委主任帕爾等等。

　　現在的國務卿賴斯是布希政府中的最重要的人物，也是著名的鷹派，她的父親是亞拉巴馬的福音派傳教士。阿什羅福特父親也是牧師，阿什羅福特本人也就是神學家，長期擔任宗教組織「上帝之會」和「美國同情協會」領導職務，是主張用基督教神學制度取代世俗制度的「統治神學」的信奉者。阿什羅福特率先在司法部舉行全體官員的禱告會，當被詢問是否有違政教分離的原則時，他回答說，「我從來不從世俗的角度來判斷事務，而是從《聖經》的標準來判斷」。

　　原教旨主義重視《聖經》中的啟示錄表達的思想，即末日來臨的思想和以暴力懲罰惡勢力的思想。啟示錄說，自有人類始，就有上帝的力量與撒旦勢力的鬥爭，這種鬥爭將貫穿於人類的始終。在世界的末日，基督降臨之前，上帝的勢力與撒旦的勢力之間的鬥爭，將演變成一場將全人類都捲入的大戰爭，這場戰爭被稱作是米吉多頓戰爭，這場戰爭將以耶穌的再臨和撒旦勢力的被摧毀告終，然後人類將在耶穌的統治下，享受千年至福的太平。在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者看來，基督徒向反基督勢力的宣戰，是上帝的勢力對惡勢力的宣戰，是人類最後的善惡大戰的預演。

　　布希就任總統到現在為止，最主要的政治活動就是打了兩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這兩場戰爭被美國的福音派教徒歡呼為善對惡的戰爭，被認為是米吉多頓戰爭的預演。

　　伊斯蘭教在基督教福音派的眼中，一直被認為是撒旦的教義。前些年在全界引起軒然大波的《撒旦的篇章》一書就反映了福音派的這種認識，作者拉什迪斯是出生於伊斯蘭世界的基督教徒。在美國持這種認識的福音派人士也很普遍。曾經主持過布希就職典禮的牧師小葛培理說：「古蘭經鼓勵穆斯林對猶太人和基督徒使用暴力，恐怖主義是伊斯蘭的傳統」，福音派領袖法維爾說：「伊斯蘭的先知都是好戰之徒」，甚至指名道姓說某某也是恐怖分子。司法部長阿什羅福特說：「古蘭經讓信徒獻出自己的兒子殉教：但在《聖經》中，上帝為人類犧牲了自己的兒子，一望即知，誰在鼓勵流血，誰是邪教」。

　　基督教與伊斯蘭教的對立，來自於兩個宗教在教義上的不可調和的根本的對立。

　　基督教主張，上帝以耶穌的形式降臨人間，替人類贖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一回，把人類從罪與滅亡中救了出來。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是同一上帝的不同位格。因此崇拜上帝是三位一體的上帝，向耶穌禱告就是向上帝禱告，耶穌就是上帝。

　　伊斯蘭教則認為耶穌僅僅是天使的一位，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耶穌本人。人不能崇拜天使或其他，只能崇拜真主安拉。

　　伊斯蘭教抽空了基督教作為十字架神學本質，即抽空了上帝替人類贖罪的神學的本質。

　　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相互指責。伊斯蘭教指責基督教崇拜天使而不是崇拜真主本身，是異教徒，是撒旦；基督教則指責伊斯蘭否認人類的罪性，否認上帝替人類贖罪，來自撒旦。兩者在教義上針鋒相對，不可調和，彼此爭鬥近千年，期間經歷了象十字軍那樣的大規模長期的戰爭。

　　伊斯蘭教從產生開始，表現出強烈的擴張性和征服性，短期內就成為與發展了近千年的基督教相抗衡的勢力，對基督教世界構成了很大威脅。中世紀後，基督教世界經歷了宗教改革，促發了資本主義，帶動了產業革命的產生，自此，強大的歐洲迅速地向全世界擴張，並將大部分伊斯蘭地區征服為殖民地，伊斯蘭自此經歷了長期的衰落。從上世紀中葉開始，伊斯蘭世界開始了復興，經過近百年的積聚，伊斯蘭的實力和影響力逐漸強增，在世界經濟進入石油經濟時代之後，伊斯蘭因為掌握了世界百分之七十的石油資源和擁有眾多的人口的實力，成為影響世界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在蘇聯等歐洲社會主義國家倒台後，伊斯蘭世界又成了挑戰基督教文明的最直接最強大的對手。尤其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更是在全世界範圍內靠弱博的方式點起了針對基督教文明的戰火。於是，在長期的與基督的較量中本已衰落的不引人注目的伊斯蘭世界，又突然成了基督教徒眼中的主要的反基督勢力。

　　在福音派看來，伊斯蘭教是現代繼希特勒納粹、共產主義者之後又一應該剷除的「邪惡勢力」。在原教旨主義者看來，伊斯蘭不僅僅是邪教，而且是來自撒旦的古老的反基督勢力，是與基督教不共戴天的仇敵，是以基督徒為代表的上帝的力量必須摧毀的邪惡勢力。

　　布希在第一任期就以反恐為名發動了兩場針對伊斯蘭國家的戰爭，第一場是針對阿富汗，旨在消滅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塔利班政權。第二場是針對伊拉克，旨在消滅在阿拉伯世界好鬥而又具有強大軍事力量的薩達姆政權。兩場戰爭都是以反恐名義進行的，但我們現在知道，薩達姆根本與恐怖主義組織沒有聯繫。這兩場戰爭實質上打擊了伊斯蘭世界中的最具宗教色彩和最敵對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削弱了伊斯蘭世界整體的反基督教因素，很大程度反映了伊斯蘭教於基督教的千年來的本質對立，反映了原教旨主義的「善的力量應與惡勢力作堅決鬥爭」啟示錄式的思想。美國的著名的政治學者法瑞德評論這兩場戰爭說：「布希真正相信啟示錄，相信善與惡的鬥爭現在到了關鍵時候」。也就是說，他認為布希相信現在就是末世的開始，而善與惡的鬥爭也在以更大的規模展開。宗教學家麥克希爾在其《布希的啟示錄情結》一文中說，「只有了解啟示錄神學，才能了解布希。布希相信自己為神所召選，負有神的使命，這個使命，就是在耶穌基督再臨之前，徹底地掃除反基督勢力」。《今日自由思想》雜誌編輯安妮?蓋洛說：「布希認為自己負有一項宗教使命。而且，他的尚武精神與他的宗教密切相關不可分離，他堅信有正義的戰爭。」布希的筆杆子曾經長期擔任白宮撰稿人福萊姆說：「戰爭讓布什成了十字軍騎士」。

　　布希自己也不隱晦這一點，阿富汗戰爭開始時，布希把對阿富汗的開戰稱作是十字軍東征，遭到阿拉伯盟友的抗議後，布希才改口，在對伊戰爭宣告勝利的時候，布希對軍隊說：「無論你們到哪裡，都要帶著希望的福音。這個福音很古老，一點也不新。用先知以賽亞的話說，『讓那些被監禁的人獲得釋放，讓那些在黑暗中的人獲得自由』。」先知以賽亞是《聖經》中登場的預言了耶穌成為基督的著名的宗教人物，《以賽亞書》是基督教經常引用的《聖經》的篇章。在這裡，布希對仍然強調戰爭的宗教色彩，強調善與惡的對立，而不強調反恐。其實這道破了布希戰爭的實質。

　　世俗化學者以及我們國家的學者都認為，布希的行動是為了美國的國家安全，或者是為了獲取中東地區的石油。這種見解之膚淺、之牽強附會已經不必反駁，常年為布希撰稿、熟悉布希思想脈路的秘書福萊姆的見解能說明一切問題。弗萊姆在其所著《義人 —驚世駭俗的布希總統》一書中說，「不了解基督教福音派（原教旨主義者常常稱自己為福音派）的教義，就根本無法了解布希的白宮」。

　　布希的政治還深受原教旨主義的「統治神學」的影響。

　　在美國的原教旨主義者中流行一個思想，被叫做「統治神學」（Dominion Theolog y）。「統治神學」認為，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初，把世界交給了亞當，讓亞當統治世界，但由於亞當的墮落和犯罪，這個世界被撒旦統治了。因此，神的選民的使命是，從撒旦手裡把這個世界奪回來。因為神說了，「你們要統治一切」。

　　統治神學說，上帝的兩條命令「讓萬民做我的弟子」，「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意味著神不僅讓我們傳教，而且讓我們消滅世上一切的惡，用上帝的律法來糾正這個世界。

　　因此，奪回這個世界，僅僅靠禱告和傳教是不夠的，禱告和傳教實現不了神的國，還要訴諸各種政治手段，在《聖經》的教理之上，依照《聖經》的教義來改造這個世界。

　　所謂改造，就是採取各種政治手段，建立起基督教的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

　　在「統治神學」的思想之上，美國在七十年代興起了一個叫做「基督徒重建主義（ Chiristan Rescontructionism）」的運動，這個運動主張，應該在美國建立神權政治的政府，剷除美國的道德墮落，凈化美國，依據《聖經》來重建美國。這個運動的神學理論宣稱，只有基督徒完成了這個使命，已經改造好的這個世界，耶穌基督才會再臨

　　現在，在美國，宣揚統治神學的原教旨主義者的主要組織為叫做「守諾派（Promis e Keepers）」的全國性組織。這個組織的總部在得克薩斯，也就是布希的老家和當州長的地方。這個組織在美國很有影響，是美國在九十年代興起二戰後的第三次宗教熱潮的主力。這個組織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的托尼埃凡斯在布希任得克薩斯州長時代就是布希的好朋友和座上客。埃凡斯經常向布希說教，對布希影響甚大，埃凡斯對布希說：「要學會用上帝的眼光來看世界」，據說，布希的統治神學的思想就是從埃凡斯而來的，日本神學者政治學家栗林說，布希在接受了埃凡斯的統治神學之後，就開始以「救世主式的領袖」自居了。

　　我們可以看出，布希的政治帶有強烈的統治神學的色彩。

　　布希的政府基本由基督教保守人士組成，主要是福音派和原教旨主義者，內閣會議先從禱告開始，每周都在政府內舉行《聖經》學習會，是一屆神權色彩很濃的政府。法國的《獨立報》說，布希的「白宮掌握在新教的狂信者手中」。布希的內政帶有神權政治的味道，反進化論、反墮胎、反同性戀，反映著基督徒再建主義運動的重建美國道德的要求。

　　布希在全世界範圍內向撒旦的勢力發動進攻，打阿富汗，打伊拉克，保留對伊朗的動武權利，從不放棄對北朝鮮的動武的可能，而且，還明地暗裡地圍堵中國，把中國也當作一個打擊標的。在原教旨主義者的眼裡，這些伊斯蘭和共產主義無神論的國家，都是撒旦的勢力。對中東反美色彩不強烈的國家，布希要求他們民主化，對已經實行民主制度的原社會主義國家，布希要求他們徹底地擺脫原共產主義者的影響，實行進一步的民主化。對非洲，布希則把經濟援助與受援國的民主化程度聯繫在一起，民主化成為免除債務或接受經援的條件。這些做法都指向一個目標，就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廢除撒旦的統治，建立基督徒的統治。「神的選民要統治世界」，這是統治神學的基本主張。

　　統治神學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清教徒信奉的後千禧年主義可以說是統治神學的最根本的源流，清教徒的「神國已臨（Kingdom now Theology）的思想就與統治神學如出一轍。受清教徒思想影響，美國政府和美國人一直想把基督教傳遍全世界，並在依據基督教的理念在地上建立一個基督教王國。

　　統治神學是發展了上千年的後千禧年主義的現代版本，布希的統治神學式的做派，也是對美國政治和社會傳統的繼承，只是在統治神學裡，基督的王國的建立沒有與耶穌的再臨有直接關係，而是上帝給基督徒的直接的命令。布希的神學政治和建立基督王國的努力，也有了現代神學的依據，發展並超越了清教徒的後千禧年主義。

　　布希主義是原教旨主義中的末世大戰觀與統治神學的混合物，兩者都是清教傳統的神學產物，但側重面不同。

　　兩者都強調創世以來的善的力量與惡的量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但末世大戰觀以《聖經》為依據，側重強調未來的善與惡之間的不可避免的全世界規模的大戰，以及善將戰勝惡的前景；統治神學則強調基督徒現在就從撒旦手中將世界解放出來的義務，並且不惜採取暴力手段。末世大戰觀可以說有充足的《聖經》依據，在《聖經》的許多篇章中都說到末世將有一場曠古空前的善與惡之間的大戰，而後救世主將降臨，消滅惡勢力，建立千禧王國。《以撒亞書》《福音書》《啟示錄》都作了類似的預言。統治神學則很少《聖經》的依據，雖然有若干《聖經》的話語作為支持，但從《聖經》整體的思想來看，很難說符合《聖經》的整體思路，《聖經》說基督徒要做世上的鹽和光，光照他人，造福他人，並要傳播上帝的聲音，但並沒有說去奪回這個世界的統治權，在基督降臨之前，這個世界是在上帝的容許下，由撒旦統治的，隨後毀滅撒旦統治的，也是上帝本身。因為統治神學的《聖經》依據不充分，所以，統治神學雖然在美國很有影響，有眾多信徒，但其神學理論的扛旗人物都是一些在正統神學界中沒有影響的人物，如萊士多、蓋利諾斯、雷灑通等人，與此相對比，而宣揚末世觀的則是神學界的巨擘如葛培理等宗教領袖。

　　小布希之前的里根總統，也是一個以虔誠著稱的基督教徒，同樣是基督教保守派支持的人物。里根領導美國，靠巨額的軍事開支及堅定的反共態度逼迫蘇聯搞軍備競賽，搞垮了「邪惡帝國」蘇聯，並推行強硬的意識形態外交，引發了全世界範圍內的民主進程。里根在近期的國民意識調查中，被認為是美國現代復興之父，被認為是超過了林肯的偉大總統，里根的意識形態外交也被認為是推廣和維護美國價值觀的標本。但是，里根的基督教信仰與布希的似乎有所不同。里根似乎遵循的是「上帝愛每一個人，所以要民主自由」這樣的標準化美國邏輯，雖然也相信啟示錄，但不偏重啟示錄的末世大戰，所以，里根雖然也推行的是強硬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並且頗有成效，但里根的外交表現出相當的理性和理智。比如，在里根時代，美國「為保護黎巴嫩主權」，反動了越南戰爭以來的第一次出兵海外，但在遭受恐怖襲擊，死了二百名士兵之後，馬上就撤離了黎巴嫩。同時在襲擊哥利納達時，精密籌劃，逮捕了格國總統，美國軍人只死傷八名。美國的民主黨重要人物共和黨的對頭帕爾?沃金評論里根時說：「里根作為國家總統，有其相應的安全感，這一點不得不予以評價。」里根在八四年在人競選時說「自我執政以來，沒有一個國家落入共產主義者的手裡，同時，美國沒有向別國派一兵一卒。」這種既執著自由民主對反基督勢力好勇鬥狠，又行事謹慎理性的做法，是里根的作風，也是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傳統風格。

　　布希的思想不同於以往的美國總統，如上所述，在基督新教的思想中，布希注重和強調戰鬥色彩強烈的啟示錄的末世觀，因此，布希的政治和外交，更具有神權政治色彩，更側重暴力。

　　讀過新約《聖經》的人都知道，新約《聖經》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前部分講的是上帝對人類的愛，即上帝犧牲了自己的兒子耶穌來救贖人類；最後的啟示錄部分講了上帝的怒，講的是對撒旦勢力的懲罰，即在耶穌再臨的時候，將不信者作惡者與撒旦一起打入地獄。兩個部分構成了完整的《聖經》的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上帝的形象，也就是，上帝既是慈愛的救贖的上帝，也是公義的懲罰罪惡的上帝。在新約啟示錄里，上帝行使刑罰的時候，往往用暴力把眾多惡勢力消滅。

　　美國的評論家門也看到了布希的宗教哲學與前任們的不同。長年為布希執筆寫演講稿的弗羅姆說，儘管布希與里根同樣是虔誠的基督教徒，但布希與里根不一樣，里根的信仰基礎是個人主義。

　　布希的基督教神權政治和外交，獲得了基督教國家美國民眾的支持。甚至包括天主教的支持，在美國，天主教徒的百分之六十都支持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福音派學術界領袖理查德茂說，小布希「恢復了美國的善惡標準」，原教旨主義者說，把《聖經》的善惡標準帶給了世界。人氣歌手邁克爾史密斯 (Michael. Smith)說：「布希總統巴自由視為上帝賜與每個人的權利，並將美國看作是將這一自由帶給被壓迫人民的世界領袖」。布希在第一任期的競選中，以微弱多數險勝戈爾，差一點沒有當選，其人望並不太高。打了兩場這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後，布希人氣大增，在第二任期的競選時，依靠基督神權政治積累的人望，獲得了壓倒性勝利。

　　布希主義在美國大行其道，有其相應的社會背景。近些年，美國經歷了又一次宗教復興。蘇聯帝國倒台之後，美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一國獨大，擁有獨一無二的超強的軍事力量，又是世界首富，領跑著世界經濟，對全世界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同時百姓生活富裕，讓全世界人嚮往垂涎。這些都使得美國人再次相信：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是給人帶來至福的宗教。這種認識，使得美國近十年掀起了基督教熱潮，使基督教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局面，教會源源不斷地接到捐款，電視等媒體傳教盛行於世，明星等公眾人物紛紛告白和強調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去教會的人數比以往更多，牧師的共公影響力更強。在這種背景下，基督教保守勢力也迅速增長，福音派的勢力已經占成人人口三分之一之多。各種保守的宗教思想也獲得了更廣泛的市場，獲得了更多人的信奉和追捧。

　　布希說：「我的政治學老師是耶穌」。

　　「如果我不想信應該用上帝的計劃來取代人的計劃，我就沒法治理國家」。

　　「在自由與恐怖、正義與野蠻的長期的鬥爭中，上帝從來不中立」。

　　「要剷除世界的一切專制和獨裁，不惜流血和暴力」。

　　「要消滅世界上一切的獨裁者」。

　　「我們與各國政府之間的關係，要以他們如何對待自己的人民來決定」。

　　等等，都是反映了這個時代美國人多數人心聲的話語，也反映了美國社會的進一步基督教化。

　　美國雜誌《全國媒體人大會》說，在美國這個國家，如果布希總統說：「我最看重的，是信仰」，那麼，會有眾多的人為之歡呼喝彩；如果布希進一步說：「我日常都是依照信仰來處理國家大事」，那麼，會有無數人高舉雙手，唱和「阿門」，如果布希對大眾說，「你們才是將自己獻給耶穌的福音的弟兄」，那麼，布希的當選，就會被原教旨主義者們看作是「神的手腕」。這種說法有誇張色彩，但確實也反映了布希的社會基礎和神權政治的實質，反映了美國的社會實質。

第七章美國的對華外交：從傳教的熱忱到對反基督者的仇視、再到異教徒情結

　　美國人的對華外交，也遵循著基督新教的理念。

　　基督教是一個具有強烈傳教熱忱和救世主義態度的宗教。歐美國家自與中國有接觸以來，就把中國當作一個傳教的重點國家。上帝對他的子民說，我給你一個金幣，你要給我還一百個金幣回來。中國自與歐洲接觸以來，就以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為歐洲人所知，為他們嚮往。中國眾多的人口和廣闊的領土傳教士感到振奮和激動。讓數億人民歸屬上帝，對歐美的傳教士來說，是一個有挑戰性有魅力又有意義的工作。讓數億人口的歸順基督，在基督徒看來，相當於給上帝了數目極為可觀的金幣。

　　因此，歐美人對在中國傳播福音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先到中國來的，是一些歐洲的傳教士，主要以耶穌會為主，內容主要為天主教。美國建國以後，美國的教會也差遣傳教士來中國，內容也變為基督新教的教義。歐洲世俗化以後，向中國傳教的主要力量變成了美國。

　　傳統的中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看來，是一個世俗主義和搞偶像崇拜的國家。所謂世俗主義，是指儒教的現實主義和物質主義。儒教是一個非常世俗主義的思想系統，它表現為注重現世，不談來世；注重世俗理想，不講天堂。由於注重現世，儒教又帶上了強烈的功利主義色彩，統治者注重秩序，百姓注重家庭，全社會人都追求世俗的價值如福祿壽等，不追求天國。孔子說：「不知生，焉知死」，「敬鬼神而遠之」，忌談鬼怪力神等等。所謂搞偶像崇拜，是指傳統中國多數人信奉的佛教。佛教到處豎起佛像，讓人跪拜，並且不認為世界是上帝所創，而認為是各種「因緣」的結果，這在基督教看來，是拜偶像宗教，不拜真神，是在自造假神。

　　這樣一個中國，在基督教看來，是一個異教統治的國家，還不是赤裸裸反基督的國家。反基督的國家是赤裸裸地反對基督教思想，或者迫害基督教徒的國家，如伊斯蘭世界。那是應該消滅的世界。傳統的中國僅僅是異教統治的國家，是亟需福音光照的地方。

　　在清朝，美國第一個向清政府施壓，要求中國實行信仰自由，要求獲得在全中國和向中國居民傳教的權利。在此之前，英法等國家只被允許在中國的開放城市向外國人傳教，向中國居民的傳教屬於禁止之列。美國在清朝時期，向中國派遣了大量傳教士，建立了眾多的教會學校，花費了大量人力及資金。截至清朝末期，在來華的外國傳教士中，60%為美國人，教會學校的近乎80%以上是美國傳教士創辦的。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聖約翰大學、齊魯大學、金陵大學、東吳大學、滬江大學、華西協和大學，嶺南大學等等都是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他們是現在的北大、清華、復旦等許多現在也領導著中國學術潮流的知名大學的前身。

　　在政治上，美國的對華的態度也較友好。在帝國主義紛紛方懦弱不堪的中國當作肥肉宰割的時候，美國基於基督教精神，對列強強調了對華交往的公義性。美國人提出的對清朝中國的「門戶開放」的政策目前所述，就是在保全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條件下，中國對基督教文明開放門戶。在清朝遭受的多次侵略戰爭中，只有一次美國派兵參加了戰爭，那就是義和團運動時的八國聯軍，而八國聯軍對中國的戰爭，在美國被認為是一場宗教戰爭，是美國為保護自己的宗教利益包括新教的自由和教民的權利而進行的一場「護教戰爭」。當時義和團打出的「滅洋教」的口號和殺死大量的傳教士及中國基督教徒的舉動，使得美國國會同意出兵參與了對義和團的鎮壓。除此之外，美國再沒有參與任何對華的侵略戰爭。並且，美國在多種場合提出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重要性。

　　美國對華的相對友好，李鴻章對此深有體會，晚清主持外交數十年的李鴻章在向朝鮮王妃閔妃傳授外交經驗時說，「要多依靠美國，美國這個國家與其他洋人國家不同，講道理，重信義」。其老師曾國藩也說：「米人秉性醇厚，與中國常思效順之心」。事實也如曾國藩、李鴻章所說，當英法日等國把庚子賠款拿回本國作資金積累的時候，美國人拿它在中國建了清華、山西大學等教會學校。並且，在美國的壓力下，英法等國家也陸續將庚子賠款歸還了中國一部分或免除了一部分。

　　在清朝時期，還有一個因素使得歐美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更為高漲，這就是黃禍論的興起。黃禍論在歐美由來已久，早在歐洲最先了解到中國的時候，就有類似與黃禍論的論調，歐洲人了解到中國文明的悠久的歷史和影響力之後，既感到魅力，又感到憂慮。他們憂慮中國文明會以它極強的生命力感染力以及眾多的人口而危害基督教文明，憂慮中國代表的黃種人會突然鋪天蓋地滴泛濫世界、淹沒五湖四海、淹沒歐洲。這種憂慮就是「黃禍論」。黃禍論在中國，被理解成歐美人擔心黃種人人口太多力量太大而為還白種人的生存空間，實際不全面，黃禍論主要是歐美人擔心以中國為代表的黃種人的文明會危害歐美的基督教文明。

　　在歐洲與中國發生往來頻繁以及日本崛起之前，黃禍論還是歐美人腦海中的一個還是一個幻象，但是十九世紀末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國勞工向美國的大量湧入，黃禍論在歐美人眼裡成了馬上即將來臨的現實。於是，黃禍論甚囂塵上，如何阻止黃禍也成了人們關心的熱點。美國的黃禍論的主要鼓吹者曼海同時也是美國海權理論的創始人，曼海主張的阻止黃禍的方法是，美國應該向太平洋挺進，佔領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首先抵制住黃種人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勢力，然後為防範黃種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曼海的思想強烈地影響了美國，美國以後的海洋政策不折不扣的地執行了曼海的海權理論。

　　還有一個阻止黃禍辦法，那就是傳教，也就是把黃禍的根源日本和中國基督教化，讓他們勢力再強大也不會危害基督教文明。曼海也是一個靠傳教阻止黃禍的方法的主張者，曼海說：「擺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文明，首先是中國文明，然後是印度文明及日本文明，納入自己的懷抱並融入自己的理念當中。」也就是用基督教文明同化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黃禍論甚囂塵上時，對歐美形成威脅的主要是日本，但中國一直沒有躲開歐美人的警覺的眼光，中國被他們視為早晚超過日本的黃禍的根源。因此，把中國基督教化、堵住黃禍的源頭的動機，在清朝末期更激發了歐美眾多傳教士向中國傳教的激情。

　　在清朝，由於美國的強烈的基督教國家的性質，向中國傳教熱情一直不衰減，傳教力量也一直強大，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國的傳教力量對中國的影響也遠遠超過了歐洲的教會。美國的新教思想開始成為中國基督教界的主流。

　　國民政府期間，新文化運動興起，傳統價值在中國崩潰，基督教在中國迅速傳播，基督徒的數量由1900年時的6萬人增長到1920年時的36萬人，國民政府上層也產生了許多基督教徒，早期如孫中山、宋氏三姐妹及其家族、民國政府總理唐紹儀、王正廷等等。孫中山在海外生活多年，是虔誠的基督徒，屬於美國卡爾文宗公理派信徒。他的許多政治活動如讓位於袁世凱等等都受了基督教的影響，並且，在他掌握了一定權力之後，一直支持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他的葬禮也採取了基督教儀式。在民國初期的議會議員當中，基督徒的數量在60多人，佔25%左右，很有影響力，這個數字在現在的歐洲國家議會，也屬於少見。廣州的地方政府官員中基督徒竟占人數的65%，基本上是一個基督徒政府。實際上，考察孫中山革命時期人員的宗教信仰，會發現，孫中山的民主革命在早期實際上是以「客家人+廣東人+基督徒」這種人員組成進行的。

　　國民黨政權以後，在支配中國政局的四大家族即所謂蔣宋孔陳的四大家族中，除陳氏弟兄之外，其餘三大家族即蔣宋孔三族全是基督徒家族。宋氏家族的父親宋耀如是基督徒，早年曾在美國做過有關基督傳教事業，印過基督教書籍。母親徐氏家庭更是基督徒世家，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與傳教士過從甚密的徐光啟。宋氏三姐妹及兄弟早年都曾在美國留學，很早歸信了基督教。蔣介石也是民國時期的著名的基督徒。眾所周知，蔣介世歸信基督，與宋美嶺家族有很大關係，宋氏家族對將提出的迎娶宋美玲的條件就是歸信基督教。據說蔣介石在研究了《聖經》以後，就受洗信了基督。這個信仰一直維持到蔣介石之死。據蔣的侍衛官回憶，蔣晚年信仰非常虔誠，一早起來先做禱告，並讀一段《聖經》，做禱告和讀《聖經》時，每念到上帝之處，此公必向東方脫帽敬禮，以向上帝表示敬意。不知此公何以知道上帝住在東方。孔祥熙在九歲時曾得過病，差點死掉，後由基督教醫院治好，自此對基督教產生好感，以後，不顧家人的強烈反對，受洗歸信了基督。爾後，也去美國留學，鞏固了信仰。此外，在地方軍閥勢力中，馮玉祥是一個著名的基督將軍。

　　由於國民黨政權期間，統治中國的四大家族勢力的主要三家全是基督教家族，在其周圍又聚集了大量的基督教的下屬和幕僚。因此，國民黨嫡系對中國的統治可以說是基督教家族對中國的統治。這個親基督教色彩濃重的國民政府獲得了美國人的好感，與美國政界有深厚關係並且日後出任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等，高度評價國民政府和蔣介石本人，並將這種評價向美國政府及社會傳遞。關於蔣介石的政府，司徒說，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才能遏止住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傳播，給中國帶來希望。他認為中國將在浸潤著基督精神的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實現福音化和自強。關於蔣介石本人，司徒說，蔣才是孫中山事業的繼承人和真正的維護者。司徒在1937年5月15日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據我所知，報刊雜誌中那些關於蔣先生的生活方式的描寫，以及關於十年前他如何無情地對待政敵的描述，也許並非空穴來風。但我認為即使如此，這或許是對他更大的推崇。因為從那時候起，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轉變。自從1926年到1927年，他身系國家安危以來，我便以極大的興趣，關注著他的事業。……他甚至在與他最親近的人相處的時候，也沉默寡言，時刻以公務為念，而不善於做應酬性的閑談。他具有中國上流人物必不可少的文雅與禮貌。但其處事的認真、率直和坦白，又非常合美國人的胃口。……與各種各樣人周旋的非凡才能，受過高度訓練的智慧，當機立斷的魄力與勇氣，永不疲倦的精神，都是使他成為一個偉大軍人和政府首腦的基本素質。這也是他之所以能夠在國民黨中始終處於群雄之首的原因所在。」

　　這樣的基督教色彩濃厚的政府，讓美國人看到了基督教支配中國的希望。在這種氣氛下，美國對中國關係這時得到空前的加強，美國對中國的影響也空前強大，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結成了同盟關係，進入了蜜月階段，中國成為美國予以援助和支持的友邦。

　　蔣介石及其夫人宋美玲也非常善於利用自己的基督教徒形象在國際政治中為自己贏得支持。

　　宋美齡早年曾長期在美國生活，了解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深知基督教在美國的作用。因此，在嫁給蔣介石，進入中國政治核心之後，宋美嶺充分地利用了這一點。宋美嶺自幼習讀《聖經》，對《聖經》掌握得很嫻熟，在與美國高層交往中，《聖經》的詞句信手拈來，折服了很多人。率美國義勇軍最先參加中國抗戰的著名的飛虎隊將軍陳納德，在與宋美嶺見了面之後，說：她就是我今後要侍奉的公主。在對美國的宣傳當中，宋氏的基督教家族背景和深厚的基督教養，也頗為政治家和百姓尊重。宋美嶺抗戰期間訪問美國，在國會演講，在百姓重遊走，獲得了眾多人的好感，訪美收穫頗豐，贏得了國會和百姓對中國的同情和支持。

　　蔣介石在宋的指教下，也注意塑造自己的基督徒形象。蔣在與美國人的交往中，經常談起自己的宗教生活，闡述自己內心的宗教世界，打動這些外國朋友。美國基督徒重的重要人物因此就很欣賞蔣，美國《時代》雜誌掌門人亨利魯斯是一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基於同樣的信仰和把中國福音化的期望，《時代》雜誌把蔣評為1937年年度風雲人物，並前後兩次將蔣介石宋美玲夫婦列為《時代》雜誌封面人物，這是《時代》雜誌少有的事情，為蔣夫婦在美國和國際造了不小聲勢。

　　蔣介石與宋美嶺對自己基督徒形象的刻畫與宣傳，在美國獲得了很大成功，起到了無形的走廊說客的作用，為蔣夫婦的政治事業贏得不少分。

　　順便說一下，由於蔣介石夫婦利用自己基督徒形象而贏得的來自美國的鼎力支持，現代的台灣的政治領導人中也有些人想模仿，以撈取政治實惠。較突出的就是台獨的後台老闆李登輝。李登輝自稱自己是基督教徒，並且逮著機會就在美國人面前顯擺，在稿政治時也常用基督教典故，比如，李登輝在鼓吹自己的態度主張時，將自己比作《聖經》中的摩西，說自己將要帶領台灣作出「埃及」，這個埃及當然是指中國，台灣則被比喻為在埃及受難的以色列人。因此，李登輝在台灣的綽號叫做「李摩西」。但李登輝的表演拙劣了一些，當需要日本人的支持時，此公又換上日本武士長袍，揮舞日本軍刀，一下露了原來是日本武士的馬腳。結果，李登輝雖然表演了一下基督徒的角色，在島內落了個「李摩西」的外號，但在大西洋彼岸，只落得了個「麻煩製造者」的名聲。如果此公真正了解基督教，應該穿上十字軍的騎士盔甲，嘴裡別說要率台灣走出埃及，要說奪回上帝賜與的流著奶與蜜的福地，或者說台灣必將光復大陸，是「黑暗世界的燈塔」，等等，這樣就能獲得大洋彼岸的滿聲喝彩了。當年蔣公夫婦滿口《聖經》的詞句，披堅執銳，竭力阻擋無神論者的洪水，所以獲得了美國的鼎力支持。李登輝對美國的基督教了解不深。

　　當國民黨逐漸掌控了中國的全土、幾大基督教家族在中國逐漸取得統治地位的時候，與中國的國民政府的親基督教色彩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逐漸建立起了一套以神道教為國教的政教合一的體系，尊天皇為「現世神」，也就是活著的神，把對天皇的崇拜抬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天皇成了神在人間的替身。同時，日本在政治上逐漸法西斯化，軍國主義化，建立起一套獨裁的專制的國家體系。美國由此與日本疏遠，在日本大政民主時代形成的美日合作關係不復存在，美日之間的矛盾逐漸浮到表層，並且日漸尖銳。隨著日本的天皇崇拜和法西斯化的程度加劇，日本成了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的邪惡帝國。在美國的基督教徒眼裡，對人的崇拜就是對上帝的褻瀆，把人提到神的高度來崇拜就是邪教撒旦，軍國主義和法西斯都是當時反基督的邪惡勢力。此時，美國與日本的矛盾日漸激化，在美國，援助親基督教的中國國民政府以對抗反基督的日本，成為亞洲外交政策的基礎。等到美日開戰的時候，聯手中國打倒日本則是美國的全民意志了。

　　二戰結束後，經過四年內戰，中國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如前所述，信仰馬克思主義，也就是說信仰唯物主義無神論，與美國的基督教精神完全對立，於是，主張社會主義的中國成了美國人眼中的敵人。

　　其實，在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的前夕，中共主要領導人並沒有考慮像蘇聯一邊倒，與美國搞敵對，相反，此時的中共領導更想與美國搞好關係，設想藉助美國的經驗搞經濟建設。中共當時的主要領導毛澤東在與蘇共的長期交往當中，吃了不少莫斯科留學「洋派」的苦頭，基本上，毛澤東是在與蘇共勢力的代表李德、李立三、博古、王明等人的鬥爭中逐漸掌握中共領導權的，因此，與莫斯科長期存有芥蒂。中共在延安時代也與美國建立了良好關係，看到過美國的大手筆援助，也了解美國人援助的慷慨及作用。在延安時，毛澤東曾讓周恩來對美國人說：「蘇聯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是世界上最好的社會制度，是中國的奮鬥目標，但是，中國的經濟薄弱，貧窮落後，在現階段，中國還沒有能力一下子建設那麼好的社會，在現階段，中國還應該借鑒比蘇聯社會主義較低階段的美國的經驗建設自己的國家」。言語之間，傳達了中國共產黨想與美國搞好關係，把傳統的中美友好繼承下去的願望。

　　但美國囿於意識形態成見，全然不理會中共傳遞的信息，在與國民黨的戰爭中，美國全力支持了國民黨，中共勝利之後，美國又拒不承認中共的合法性，開始封鎖中國，將社會主義中國視為亞洲最大的敵人。在這樣的形勢下，中共不得不宣布向蘇聯一邊倒，加入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朝鮮戰爭期間，由於中國與美國軍隊的交戰，在美國國民當中，產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彈的聲音，那時的報紙經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國人扔原子彈的呼籲，美國政府也認真地考慮了這個做法。這時的美國已經把中國當作二戰時日本一樣的邪惡國家了。在美國基督新教的美國國民心裡，一旦你被認為是撒旦、邪惡，那麼對你的同情和憐憫或者妥協就都不存在了，你就註定是被滅亡的了，扔一顆瞬間殺死數十萬人的原子彈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為強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體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國的原子彈。日本人說，假如當時美國的對手是歐洲國家，美國不會扔原子彈。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間除了現實的矛盾之外還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對立。

　　尼克松時代，由於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甚至戰爭，美國人看清了中國共產主義的民族主義色彩和實用主義態度，看清了中國在建設自己國家時進行的痛苦摸索。為了對付美國當前的主要敵人蘇聯，同時也因為美國當時主持外交的是猶太人基辛格，美國對華實現了全面的緩和。眾所周知，基辛格是猶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緣政治及利益關係，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對美國對華關係的的緩和起到了關鍵作用。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展開了務實的脫意識形態化的外交，國家利益成為在外交中高於一切的東西，意識形態退居其後。同時鄧公在國內開始進行經濟改革，擴大了經濟自由，對外國實施開放，開始引進外國的先進體制。這時的美國人不再將中國看作是邪惡帝國，而將中國看作是類似於傳統中國的異教之地。此時，影響中國進而改變中國的政策取代了敵對中國的政策，美國於是力圖在中國的對外開放中影響中國，然後逐漸將中國納入西方價值體系，以實現改造中國的目標。里根訪華，沿途一路向中國人宣講個人主義，苦口婆心地告訴中國人個人主義不是利己主義，而是人類賴以尊嚴地生活的基礎，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影響。中國人感覺，這位身繫世界安危的大人物，在中國怎麼有時間向中國人講社會學課呢。其實，里根在傳教，在向中國傳產生於基督教文明的個人主義思想。里根的傳教，是當時美國人對華良苦用心的一個縮影。

　　蘇聯及東歐事變以後，中國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堅持，使得中國又差一點成為「邪惡勢力」的代表。但此時的中國宣布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並採取了更加務實和脫意識形態的國內外政策，使得美國人看到了中國的傳統的世俗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政治態度，同時中國社會也沒有倒退，而是在改革開放上又進了一步，於是，美國又從敵對中國的策略上回到了將中國拉入西方體系並在體系內改造中國的策略。美國這時與中國談判WTO的加盟，要了高價，得了實惠，同時又將中國納入了WTO這個典型的資本主義貿易體系，讓中國上了市場經濟的世界軌道，而且是一個強制性軌道。這是反映了這一時期美中關係的代表性舉動。

　　美國進入小布希時代，美國基督教右派勢力的急劇擴張，美國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義者把握，中國的現狀已經不能滿足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小布希及其代表的美國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裡，中國是一個世俗主義、唯物主義、拜金主義、無神論、鼓勵偶像崇拜的國家，是一個僅次於伊斯蘭世界的准敵對勢力，是一個潛在的威脅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希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公開場合說，「祈禱中國早日成為文明國家」，反映了布希政府對中國的界定。於是，美國在對伊斯蘭世界開戰的同時，對中國開始了圍堵打壓。

　　現在，中國在國際上遇到的任何難題都有美國因素：

　　台海的緊張，有美國對台獨勢力的利用；

　　中日關係的緊張，有美國對日本右派思想及行為縱容以及用日本牽制中國的動機；

　　人民幣升值，是為了打壓中國出口勢頭以抑制中國經濟的發展；

　　紡織品等貿易糾紛，背後是美國驅逐中國產品以幫助窮盟友進入美國市場的意圖。

　　總之，處處與中國過不去，公開的叫板與私下的小動作連在一起，使得中國在國際上四處受到撓繞和牽制，甚至有時讓人感覺中國「和平崛起」的願望變得有些渺茫。中國政府說中國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過程中不要戰爭，崛起後也不要戰爭。但這個和平的願望似乎有阻撓，就目前來講，中日關係和台海形勢就讓人憂慮，二者背後都是美國因素在起作用。這讓人想起當年日本在亞太地區於美國叫勁時的情形，那時日本要吞掉中國，一心要與美國妥協，讓美國不要干涉中國事務，對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權的構想並保證美國的在華利益。但美國出於對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厭惡，出於遏止黃禍的動機，處處擠壓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發動自殺性攻擊，授予了美國直接打擊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打壓，與美國掌權的福音派視中國為異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勢力的異教徒情節有關。

第八章由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一、讀解美國，不要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

　　用利益論來解釋國家之間的外交的動機，有其正確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講的，利益論非常適用於日本這樣的徹底地世俗化的國家。日本在歷史上從未發生過宗教戰爭，傳統上是儒教的世俗主義國家，在近代也沒被宗教化過，佛教一直是個人或階層的信仰問題，從來沒被提高到國家或政治權力鬥爭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著最大程度實現國家利益的原則。

　　用利益論解釋歐住國家的外交也有實用性，因為歐洲國家雖然等原為基督教國，但現在已經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則。

　　歐洲和日本跟著美國的外交跑，是因為美國是西方美國的盟主的緣故，美國因為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當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發生大的沖突的時候，歐洲也日本都會選擇擺脫美國的意識形態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實現現實利益的外交，不為意識形態犧牲現實利益。這是世俗化國家的一貫作風。

　　但用利益論來解釋美國的外交動機則不靈了，綜上所述，美國的外交，是實現基督教理念傳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識形態性外交。占國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著美國的政治經濟，自然也左右著美國的外交。這些國民選出的總統，不僅反映著美國國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著美國國民的宗教訴求，而且，經常總統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誠甚至激進的基督教信徒。這就使得美國在對外上整體上變成了一個官工商民結合的傳教實體，成為實踐基督教理念的團體。

　　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區別，不是宗教政黨與世俗化政黨的區別，而是基督教信徒的不同集團的區別；柯林頓與布希的區別也只是基督教不同派別的區別，或者是個人認識的區別。在對外上，在異教徒面前，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因為都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黨緣故，他們執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無論是柯林頓還是小布希，因為都是基督新教的教徒的緣故，都有著基督教的傳教熱情和救世主義態度，都在為實現全世界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建立一個從他們的清教徒祖先就開始期盼的基督王國。他們之間的區別僅僅是方法和策略上的區別。所以，民主黨的柯林頓可以打一場人權旗幟下的南聯盟戰爭，共和黨的布希也可以打兩場針對伊斯蘭世界的戰爭。

　　在這樣的國民和政治家面前，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千百年來在歐洲大陸的進行的無數場宗教戰爭，聯想起他們的祖先在歐洲為信仰犧牲性命的宗教熱情，再看到依然存在於他們國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緒，利益論顯然就不靈了。用利益論來解讀美國，會陷入泛利益論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質。

　　泛利益論會誤導對美國的讀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頭所說，利益論的一個名言，就是：國家之間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這種說法就不適用於美國，容易讓人忽略美國外交因基督教意識形態而產生的戰鬥性的本質。

　　美國有永恆的敵人，那就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個宗教概念，是指來自撒旦的與基督精神針鋒相對的人或實體，《聖經》認為反基督者的出現是必然，並在多處對他的出現作了預言。「反基督者」一詞具體所指，因時代而異。在古代，瘋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羅馬皇帝尼祿被所有基督教徒認為是反基督者。在現代，希特勒及納粹、蘇聯及斯大林都獲取過這個稱號。現在，獨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國人眼中的反基督者。任何一個被認為是反基督的勢力或人，都被美國人視為敵人，美國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是美國的一貫的持之以恆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軍國主義體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納粹運動、再是唯物主義無神論的共產主義運動、然後是近些年復興的伊斯蘭世界。

　　再比如，面對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打壓，利益論者解釋，中國的崛起威脅了美國獨霸世界的地位，美國將中國看作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所以處處打壓中國。

　　這種泛世俗化泛利益論的解釋不符合客觀實際。中國僅僅是日本經濟的三分之一，是美國的近七分之一，歐盟的三分之一。並且，在產業結構上，在軍事技術上，中國不僅與美國相差一截、甚至與歐盟日本都相差許多。中國成為美國獨霸世界的競爭對手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現在世界上，在多數人眼裡，還是與印度、巴西等一樣的地區大國。

　　況且，國家實力並不是與美國形成對立的原因，如果論國家勢力，歐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為與美國爭霸世界的對手，他們與美國的對抗勢力和潛力，遠在中國之上。但這些國家沒有被美國視為對手或潛在的威脅，沒有與美國在全世界各地爭鬥。印度的經濟發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矚目，也已近兩位數的增長率在積聚勢力，並且發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沒有被為美國的競爭對手或潛在威脅，也沒有與美國在各處爭風。

　　但中國與美國明裡暗裡地交手。

　　中美之間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家式的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復活的佛教意識與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對立，是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努力與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後，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較勁。

　　所以，中美之間的對立關鍵，是誰接受誰的價值觀的問題，由於中國的官方價值觀已經沒有了當初的解放全人類的宏偉指向，相反，美國一直要建立一個區範圍內的基督教文明體系，並一直在為之努力，所以，問題的關鍵，歸根結蒂是，中國能不能接受美國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靠人民幣升值若干，對外貿易自我設限若干，或多買一些美國的波音飛機等做法能解決了的。

　　美國人的外交也會呈現出一定的靈活性，比如說與蘇聯聯手打擊希特勒日本法西斯等。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可以放棄意識形態主導的原則。美國人善於聯合次要的敵人打擊主要的敵人，然後再打擊次要的敵人。與蘇聯聯手消滅納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後，美國人就開始了對蘇聯封鎖和對抗。誰是主要敵人，主要看誰是威脅基督教文明世界的當前的主要勢力。這種靈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個非常重視智慧的宗教，耶穌多次告訴弟子，傳教要有智慧，「要像鴿子一樣馴良，像蛇一樣智慧」。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著與上帝一樣的高度，《聖經》的一些篇章說耶穌就是智慧，上帝與智慧一起創造了世界。用智慧解決問題是基督徒處世的一個原則，美國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這一原則。

　　看清美國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的本質，而不用泛利益論的方法來分析其外交行為，這很重要，這樣就會明白美國人眼中的真正的敵友及真實的外交動機與目的。

　　二、由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看中美關係的未來演變

　　具體到中美關係上，把握美國的國家本質，看清美國的外交實質，就會真正把握中美關係的實質，把握住美國的未來的國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關係的走向。

　　我們依據美國執著於意識形態外交的特點，立足於上述對美國國家和外交的本質分析，結合國際一些理論和人的看法，來看看今後中美關係今後的可能的互動和走向。

　　依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的現行的體制和價值取向及宗教傾向不變的情況下，中美之間的對立關係不會變。隨著基督教保守勢力在美國的增長和擴張，這種對立關係甚至可能演變為敵對關係。

　　如上所述，美國人因為其強烈的選民意識和使命感，其外交目標一直是在全世界推廣和普及自由民主的社會體制，在全世界建立起實踐基督教理念的社會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來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國。

　　美國在實現自己的意識形態目標的過程，表現為打倒一切的反對者，這些反對者包括，在他們看來不民主的體制，反民主的人物，反基督教的體制，反基督教的人物等等。在過去，美國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到了德國的軍國主義肇始者霍亨佐論王朝，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到了的過的希特勒政權和日本法西斯政權，通過二戰後與蘇聯的冷戰競爭，搞垮了唯物主義無神論的社會主義陣營，現在，目標指向了具有反基督教因素的復活的伊斯蘭世界。

　　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初期，美國把紅色中國看成了與蘇聯一樣的意識形態大國，對中國實行了打倒的政策。但到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起，美國人醒悟到，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實際是民族主義的勝利，中國共產主義與其是要建立一個地上的共產天國，不如說是要追求富國強兵之策擺脫近百年的國家恥辱和民族危機，它的本質是近百年來各種救國方策和主義的一個承續。從那時開始，美國對中國的政策不再是完全的封殺和打擊，而是「在交往中改變中國」的政策。這個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

　　但在交往中，中國如果不改變它的國家意識形態，那麼，中國在美國實現自己的外交目標過程中，在美國建立世界範圍的基督教文明秩序的過程中，就成了障礙，就會成為一個要掃除的敵對目標。

　　實際上，小布希上台以來，由於小布希政權的神權政治色彩，由於現在掌握白宮外交的原教旨主義者們的標準，唯物主義的中國已經被他們列為敵人。布希在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京時，在談到對世界的威脅時候，說：「應該注意的是中國」，說明了美國保守派對中國的界定。

　　環顧世界，在今天，世界已經朝美國努力的方向上大邁了一步，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得以擴張，全世界捲入了自由化的潮流，大多數國家變成宗教自由的國家，曾經是美國對頭的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宣布要加入北約，也開始了回歸四方文明的進程，普京上台後也宣布，基督教中的東正教將成為立國之本，要將俄羅斯再度融入基督教文明。

　　仍然在堅持反基督教的意識形態的世界，就只有伊斯蘭和中國了。

　　唯物主義無神論的意識形態下的中國，被美國描述成沒有「宗教自由」的國家，甚至是迫害基督徒、旨在消滅基督教的國家。美國的一些人權團體和宗教團體，每年都要列舉中國存在的大量「人權問題」和「宗教迫害」，尤其是對「基督教的迫害」，並在中國重要人物發言中尋找中國敵對基督教的證據，每當發現這些迫害和敵對的證據時，都要在美國國民及政治家產中都要引起新一波反華情緒。

　　美國現在專註於伊斯蘭世界的事務，美國有可能被伊斯蘭的反基督教勢力如原教旨主義者拖入泥沼，美國需要中國在其反對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的鬥爭中予以協助，並在針對伊斯蘭世界改造行動中保持中立，所以，依據「智慧外交的原則」，美國在現階段把中國還稱為朋友，甚至有時把與中國的關係稱還為「夥伴關係」。

　　但是，反基督者是美國永恆的敵人，這是美國在其意識形態外交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或早或晚，美國都會與「反基督」的國家或勢力衝突，並且必欲除之而後快。

　　在伊斯蘭世界問題解決之後，如果中國仍然堅持唯物主義無神論，仍然是把唯物主義無神論當作時國家主倡的意識形態，那麼，由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以及始終如一的基督教意識形態外交目標，無論布希之後是誰當權，唯物主義無神論的中國將成為美國國民及其政府的眼中的最主要的敵人，中國將被視作美國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體系的最主要障礙，那樣，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將走向進一步對立，甚至演變為敵對關係

　　美國作家本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孟洛（ Ross Munro）合作寫了一本叫做《不久將與中國斗》的暢銷書，這本書告訴讀者，中國的唯物主義者是冥頑不化的，不要指望他們會理解美國，會理解美國人的基督教和民主主義。這本書說，美國的國會議員在訪華時，曾向一位地方官員問，你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你的救主嗎，據說這位官員很不愉快。作者說，中國難以改變，務實主義讓中國走向了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的成功之加強了中國人對自己的意識形態和傳統的自信，因此，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將與美國在各方面發生鬥爭和衝突。該書清楚地描繪了中國與美國將來可能發生的各種發生的矛盾與衝突。

　　神學上的一種見解，也會助長美國國民對中國的敵意。

　　長期以來，在部分神學家裡有一種見解，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撒旦因素。他們說：中國人千百年來崇拜龍，視蛇為神物，而龍和蛇在基督教文化里都是撒旦的象徵，在伊甸園裡，人類的始祖就是受蛇也就是撒旦的誘惑才墮落的，在末世，撒旦將以巨龍的形式與上帝爭戰，最後條巨龍被上帝捆綁扔如永火。中國人千百年來喜好龍崇拜龍、對龍頂禮膜拜，把自己視為龍的傳人子孫，引以為傲。這不暗示著中國與龍冥冥中有著某種親和關係嗎。中國人又喜好算卦占卜，聽信算卦占卜，而算卦和占卜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認為是撒旦的伎倆，是通邪術，是唯有撒旦的子民才會做的，是被上帝仇恨和詛咒的；中國人千百年來沒有發展出一種追求天國的精神，不追求永生，只崇拜世俗的價值「福祿壽」，而世俗的福祿壽在基督教文化里被視作是「肉慾」，是來自撒旦的誘惑。中國人在與基督教長期的接觸中也沒有接受基督教，唯獨對稿崇拜偶像不信神的佛教情有獨鍾，崇信千年，頂禮膜拜，而拜偶像信假神也是在基督教中被上帝仇視的。現在中國乾脆相信和追捧起了無神論，把基督教當作毒害人民的鴉片，當作在歷史的長河中註定要被消滅的東西。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文化和本性，有深深的撒旦的痕跡。

　　對中國文化的這種界定，固然激起了美國人的對華傳教熱情，使得美國一直把中國作亟需傳播福音的地方，對在中國的傳教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是，這種界定也一直讓美國人對中國有著警覺，這個警覺就是，中國這樣一個長期受撒旦影響的文明會不會哪天也成為一個勢力強大的鮮明的反基督教勢力？黃禍論過去反映了這個警覺。

　　現在，這個警覺又反映在中國與反美勢力結盟的猜想當中。

　　中國在傳統上就與非洲和阿拉伯世界友好，當年反對霸權主義的外交策略讓中國與這兩個地區的許多國家結下深厚友誼，近年，中國出於國家的自身利益，主要是為了獲取更多的資源的緣故，發展了與這兩個地權國家的傳統友誼，其中包括一些反美情緒嚴重的國家，如衣索比亞等等。這種友誼讓美國人警覺中國會與反美國國家結成一個反對基督教文明的聯盟。

　　儘管中國一直在宣布不與任何國家結成聯盟關係，但是美國人一直相信，由於中國傳統文明的撒旦色彩，以及現在的意識形態的特色，實際已經存在著一種旨在對抗基督教世界的「儒教-伊斯蘭聯盟」，這個聯盟的現實目標是對抗美國的基督教全球化戰略，在將來，會帶來全世界範圍的基督教與儒教伊斯蘭登異質文明的對抗。伊斯蘭世界一些領袖的發言，也讓美國人對這正聯盟的存在更加深信不疑。卡扎菲說：「我們希望看到，以中國為首的儒教陣營與以美國為首的基督教十字軍之間的對抗，我們沒有理由不對十字軍的參加者持有偏見，我們和儒教站在一起，與他結盟，與他同一條戰線作戰，消滅我們共同的敵人」。美國著名者學者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的一書中》，基於對文明和現實政治的考察，也認為這種聯盟已經存在或將會產生。

　　這種神學上的偏見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上的警覺，也加深了美國國民對中國的敵意，這種敵意既是神學上的也是政治上的。

　　《聖經》說，在世界的末日會有一場善與惡的世界範圍的大戰，這場大戰之後將是基督的再臨和千禧國的實現。在千禧國的信奉者當中，就如前面所說，有人認為在人類掃除了撒旦勢力之後耶穌才降臨，他們說，現在進行的善的勢力的鬥爭是在為耶穌的再臨做準備。統治神學說，神的國已經開始了，現在進行的善與惡的鬥爭世紀末大戰的序曲。

　　在這些末世大戰的信奉者當中，由於中國與伊斯蘭和其他反美力量的關係，由於中國的近年的令人眩目的崛起，以及對唯物主義意識形態的堅持，有的人就認為，末世大戰看來已經進入了序曲階段，善的勢力與惡的勢力都大概整合完畢，中國崛起了，而且改變不了傳統的世俗主義和偶像崇拜，又加上了一個反基督的唯物主義無神論，離神越來越遠，伊斯蘭世界又與中國同氣相求，所以，末世大戰將是在美國為代表的基督教聯盟與以中國為首的「龍—伊斯蘭聯盟」之間進行。

　　這種敵意將中國看成了上帝命定的撒旦，看成了宗教的最終的標第。

　　但是，同樣在美國，也有一種觀點對中美關係未來的演變表示樂觀，這種觀點同樣立足於對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的認識，立足對美國的意識形態形態外交的考察。

　　這種觀點說，中國與美國的關係不會惡化，不會在對立以至對抗這條路走下去。中美即將和好，甚至有可能結成同盟。

　　為什麼？這種觀點說，中國的傳統意識儒教並不是像「龍論」所說的那樣充滿了撒旦要素，是一種現實指向的世俗主義意識，雖然遠離神，但不敵對神，不像伊斯蘭那樣直接否定耶穌的教義。中國長期奉信的佛教也只是偶像崇拜，雖然不信神，但也不敵對神。因此，傳統的中國文化是「上帝缺如」的文明，是「上帝不在」的文明，並不是赤裸裸敵對上帝的文明。

　　這樣的文明不敵對基督教，中國自唐朝開始的基督教傳入以來，並沒有國家組織的大規模的針對基督教的迫害，甚至在唐朝唐太宗的時候，對基督教表現得相當有善和容納。朝廷那時幫助傳教士傳教，提供資金，那時的基督教傳教士被封以朝廷命官，基督教人口也占人口的相當的一部分。在清朝的很長一段長期，傳教士也被朝廷重用。

　　這樣的文明也容易接受上帝，接受基督教，有一個例證可以說明這一點，這個例證就是中國的鄰國韓國，韓國也儒教與佛教是傳統文化中心的國家，但韓國自七十年代開始，短短的三十年里，基督教人口增長到占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成為韓國的第一大宗教。

　　這個觀點說，中國的現在的唯物主義無神論，也不是基督教世界的致命的敵人，因為中國共產黨的主流不是一些意識形態的教條狂，而是崇信實事求是的務實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中國共產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是在尋找富國強兵之策，而不是要把中國當作意識形態的實驗地，所以，中國一直在不斷地依據現實在改變它的指導思想，這個指導思想改變的依據就是實事求是原則。依據這個實事求是的精神，中國的意識形態現在變得越來越務實，越來越脫離共產主義說教，國家也在朝脫意識形態化的方向邁進。

　　因此，中國不是長久的敵人，不是註定要與基督教世界對抗和對立的撒旦的子孫、龍的傳人。

　　相反，鑒於中國文明的「上帝缺如」的特性，鑒於中國人對心靈安寧的渴求，中國很可能會變成像鄰國韓國一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而且現在正顯示出這樣的趨勢，基督教信徒呈幾何級數地增長，而且越來越向中國的經營層滲透發展，越來越有影響力。

　　中國與美國的聯盟，將產生於中國變成基督教國家之後。

　　這種觀點說，如果中國變成像韓國那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的話，那麼，隨著中國的越來越明晰的脫意識形態化，中國將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基督教大國，成為世界的重要的福音力量。中國因此會受到美國的歡迎，就會與美國徹底和好，甚至很可能會像民國時期國民政府與美國的關係，結成盟國，共同維護建設和維護世界的文明秩序。那時，基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本質，美國那時將會支持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台灣問題將迎刃而解。

　　比較代表性地反映這種樂觀觀點的，是美國《時代周刊》長期在華的一位記者埃克曼寫的書，中文翻譯為《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

　　這本書的作者在華多年，一直是《時代》周刊的中國地區的負責人，是美國知名的大牌記者，在華期間，與政府官員、學術科研單位學者有著廣泛的關係。

　　作者依據自己的在華經歷說，近十年來，中國的基督教力量獲得了迅猛的發展。首先表現在人數上，據作者斷定，中國的基督徒人數已經不少於五千萬，這個包括官方教會和各種沒有登記註冊的家庭聚會。其次，在基督徒的人員構成上，也呈知識分子化趨勢，說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產生了許多基督教徒，他們通過自己的知識優勢，對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產生了很大影響。再次，是在官員中也產生了一批基督教徒，他們主要是受在美國等海外親戚的影響。

　　作者說，現在，在中國，無論你去那裡，無論是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還是偏遠的西北山區，你都可以看見聳立的眾多的教堂，在教堂里，聚集著多得都站不下擠得密不透風的信徒。除這些官方的教堂之外，同時在許多的家庭中，也舉行著同樣敬拜耶穌的聚會。

　　作者認為，中國政府的愈來愈明顯的脫意識形態化傾向，也在助長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

　　作者說，中國政府由鄧小平時代經時代，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務實色彩和脫意識形態化，由改革開放黑貓白貓論，到三個代表論，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沒有表現出僵硬化，而是依據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斷地在脫意識形態化道路上邁進。尤其是令人矚目的是，與這種脫意識形態化同步發生的是，中國政府對基督教顯示出未曾有的寬容，盡管在一些小地方，官員對基督教的聚會還嚴格掌控，但在大城市，基督徒的聚會已經不受什麼外界干涉，這使得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獲得了寬鬆的環境。

　　作者推斷，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寬容，可能與美國政府的壓力有關，美國政府對保護基督教的傳播很重視，美國國民的宗教熱情，都不斷地引起務實的中國政府的注意，並逐漸看清美國的國家和意識形態的本質。

　　作者認為，這種狀態將促使中美之間的形成良好的互動。為什麼？作者說，因為，隨著中國對美國意識形態外交的認清，隨著中國對美國政府的政治本質的看清，務實的中國政府將會拿對基督教的寬容來與美國做交易，以獲取美國百姓對中國政府的好感，讓美國國內的反華主張沒有市場，以減輕美國國會中右派人士對中國的壓力，並換取其他的中國的國家利益。這種利益表現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國政府急於獲得的，比如貿易上的利益，國際政治如台海問題上的利益的等等。而美國基於基督教的國家性質，也樂於並鼓勵中國政府來做這種交易。

　　作者說，中國政府將認識到，僅僅靠游廊說客和貿易利誘來爭取中國的利益是不夠的，決定美國政策的根本，是美國民眾的好惡。美國民眾和政治家中一部分人反華，主要是因為媒體對中國迫害基督教等負面報道。相反，如果美國民眾了解中國基督教的態度，那麼，對中國的好感也會增加，政治家和商人的對華友好政策，就會有市場，就會獲得支持，這樣，就會給中國帶來利益。這種認識將會成為中國政府的共識，中國也會沿此道路掌走下去。

　　作者說，在不久的將來，會有一天，中國的基督教人口將站國民人口的30%以上，中國政府的高官當中也會有眾多的基督徒，儘管他們可能還是共產黨員，但不妨礙他們的基督教信仰。那時，親基督教的國民與親基督教的政府將會與美國結成良好的關係，中美不再對立，甚至在許多國際問題上形成一致的意見，從而為同盟關係的形成打下基礎。

　　作者說，由於中美關係的和好，旨在針對中國的美日同盟關係將不再重要，那時中美將更加接近，美國將承認並尊重中國在東亞的領導地位。

　　同時，作者認為，因為中國與伊斯蘭國家的傳統的良好關係，中國將成為向伊斯蘭國家傳播福音的重要力量，因為，中國的官員和商人會向伊斯蘭朋友傳教，而且，由於伊斯蘭世界人對中國人的傳統好感，在這種傳教活動中，中國人不會被他們敵視。

　　《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這本書基於對美國國家性質的考察，結合中國的現狀，對中美關係的演變描繪了一個很美好的前景。

　　對中美關係持樂觀展望並且同樣立足與中國將福音化依據的，是國外基督教界對中國的一種期待，這種期待主要存在於海外的華人基督教界。這種觀點說，《聖經》的傳播是由西向東，現在輪到中國了。上帝在現在開始揀選中國人了，中國人吃盡了苦頭之後，現在終於明白了什麼是真理，上帝已為中國人做了很好的預備。中國將像鄰國韓國一樣，實現了基督教化之後，將實現真正的經濟騰飛，將國泰民安，進入蒙上帝祝福的時代。當然，那時，中國與美國的矛盾將不象現在這樣尖銳，將和平友好相處。

　　在這種「揀選中國論」當中，還有一種頗為著名的「最先揀選中國論」，這個理論說，實際上帝在揀選猶太人之前，最先揀選了中國人，只是中國人沒跟上帝走，被撒旦誘惑，神才轉而揀選了猶太人。這種說法頗為一些人欣賞，鼓舞了一些華裔基督教徒，讓他們頗有了一些中國仍是最先的感覺。但是，這種說法也被一部分人苟病，說是中了撒旦的詭計，因為這個理論完全沒有《聖經》的依據，屬於沒有神學依據的論斷。

　　無論是「先揀選論」還是「後揀選論」，由於海外華人基督教界與美國基督教界的密切關係，這些說法也在影響著美國基督教民的對中國的認識，影響著美國人對中國的界定，對緩和上述神學上對中國的偏見和敵意起著一定的作用，因此，也一定程度地影響著中美之間的關係。

　　當然，從我們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美國人認為中國將要基督教化的看法，難免有些天真和一相情願，生活在中國的公民很難贊同這種說法。但是，美國人自與中國接觸以來，就一直抱著福音化中國的夢想，並且為了這個夢想，眾多的美國人包括政府和基督教團體付出了巨大心血和代價，吸收中國留學生、派遣傳教士、支持國內基督教團體，支持親基督教政府等等，美國人為了這個夢想在一直努力，為此很多人把一生都給了中國，比如那位司徒雷登，是美國把中國福音化努力的一個縮影，終生在中國傳教，最後骨灰也灑在中國。因此，在現在美國的價值觀在世界大行其道，中國相對開放的時代，美國人又重溫起福音化中國的夢，一點也不奇怪。考慮到美國國家的基督教性質，考慮到美國政府的外交實質，再考慮到美國人民的基督教熱情，美國人所說的因為中國的福音化而實現的中美之間的和好及結盟，姑且可以認為是中美之間有可能存在的前景之一。

　　無論是中美關係悲觀論，還是中美關係樂觀論，都是基於美國的基督教國家性質做出的預測，可以說把握住了美國的對外關係實質，把握了問題的關鍵，跳出了利益論的傳統窠臼，不再從力量均衡和利害得失的角度來把握中美之間的互動，一語中的。至於是悲觀論證卻還是樂觀論正確，主導權似乎在中國，因為中國政府和百姓一直是務實的，但究竟如何，只有拭目以待了。

　　補論中美日關係中的基督教因素、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

　　此補論尚未寫，因為這一章又是另外一個大的主題，展開至少兩萬字左右，如以上文字基本已成一書，就不寫了。如果有必要，可以再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