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有悟】蘇軾詩詞的「理趣」

宋詩與前代詩作相比，不能不說有偏離詩歌抒情寫意之本，使語言表達缺乏蘊藉之嫌。但宋代詩詞並未因此黯然，也創作出了許多藝術珍品。

蘇軾把對社會、人生、前途等各方面的感受以高超的藝術手法巧妙地融入詩詞之中，在創造藝術美的同時又賦予了哲理美，從而打破了詩詞傳統，保持了宋詩特色，推動了詩歌發展。

理趣的和諧美

蘇軾才華橫溢，文學碩果頗豐，一生仕途坎坷，但他始終以超然達觀的心態笑傲江湖，以積極睿智的思想看待人生，並借詩詞抒發了對生活的熱愛和理解，構建了富有「理趣」的美學境界和追求質樸率真的自然哲學觀。

要談蘇軾中的「理趣」，不能不提到《題西林壁》，一句「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既寫出了廬山的奇峰疊嶂和千姿百態，又闡述了一定的哲理——角度不同，結論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道出了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的現實。

他借賞廬山寫觀察之理，寓理於詩，富有情趣，且不生硬。

此外，他以大膽的想像和達觀的心態開釋生活中的煩惱；借對自然風雨的蔑視表達對政治風波的鎮定從容。

在「烏台詩案」後作《定風波》，勸人們「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並豪邁地說，「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

面對人生遭際，他不是困惑沮喪，而是向更為廣闊的時空觀照自我、尋求超越，字裡行間充溢著洞明世事、樂觀豁達的胸懷。

蘇子詩詞無論詠物、吟志、獨作、唱和，均做到了思辨而不損意興，說理不傷情境，極少出現宋詩常有的因發議論造成的「生硬僻澀」「病於意興」。情與理、意與趣都得到了和諧完美的統一。故李東陽在《懷麓堂詩話》中評蘇軾詩「情與事無不可盡」。

道常人之未道

以詩論理或以理入詩皆不是詩之本分，「詩可以觀、可以群，可以興，可以怨」，唯獨不可以辨。辨是文的職責，詩歌的創作必須遵從以形象為主的規律，因此李夢陽有「何不作文」之言。

但比之唐代的名家大作，蘇軾作品毫不遜色，他傳誦廣遠的佳作正是他含有精深「理趣」的作品。

再以《題西林壁》來說，面對廬山，蘇軾沒有因李白《望廬山瀑布》而發出「眼前有景道不得，『他人』題詩在上頭」的感嘆，而是充分發揮宋詩擅理的優勢，道出常人未道之處。

故趙翼評說，「廬山名作如林，若再實做，斷難出色。坡公想落天外，巧於以偏師取勝」。這「偏師」正是「理趣」。

蘇詩寫景未如李白豐腴絢麗，但氣骨意味深邃，尤其巧妙地在議論中深化主題，使有限的形象表達出了無限的景觀。

即便同樣寫月，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純寫遊子思鄉之情，蘇軾的《水調歌頭》卻縱橫馳騁、蘊意豐富，以大膽的想像創造了神奇瑰麗的境界，議論深刻，又曲終奏雅，寄託了美好願望。理性、格調、氣韻均更勝一籌。

「理趣」一旦為蘇軾掌握，便為其作品增添了無限的魅力，與以浪漫蘊藉著稱的唐詩相比意蘊更為豐富，思想更為深刻，與現實生活的聯繫也更為緊密。與同時代的宋詩相比，則又意態盎然、雋秀清新，於藝術表現上高出一層。

獨步詩的秘訣

重視思想、以理為詩成為宋代主流文風有深刻的社會原因，蘇軾能超越他人、獨步當時，還有個人的因素在內。

首先，佛學思想對宋代士大夫的影響較唐代更深，「就詩歌理論及創作實踐來看，宋詩人比唐詩人更自覺地借鑒禪宗的思維方式，以禪喻詩、以禪入詩蔚為一代風氣。」如此，禪宗講的辯理、頓悟成了宋詩「理趣」和議論的淵源之一。

其次，為科舉讀書作文是過去文人的共同選擇，「宋代科舉考試由重詩賦轉向了重經義和策論，尚文的風氣減弱，由於經義、策論考試偏重於義理的闡發，如何生動地闡述義理是應試者必須講求的。」政府的提倡自然使文人帶上了辨論尚理的習慣。

再次，唐代詩歌已發展到頂峰，宋人難出其右，只好在唐人未涉之領域求新求變，所以以理入詩也是他們無奈的選擇。但詩主情、文主理，詩一言理便有些捨本逐末、失卻天籟，這正是宋詩不及唐詩之處。

蘇軾能成為有宋以來最為成功之詩人，其詩詞「理趣」如此可觀，當與他本人高深的藝術修養和人格力量密不可分。

他博聞強記、才思敏捷，駕馭語言的能力高超，根據不同需要對詩料做出選擇，為其所用，在創作上得心應手；擅長捕捉瞬間感受，並貼切傳神地表現出來；能道出常人未道之事。

故施補華在《峴佣說詩》中評論：「人所不能比喻者，東坡能比喻，人所不能形容者，東坡能形容。」

他為文不拘一格、豪邁洒脫，既效法前人又不拘泥。作品取材廣泛、隨物賦形、自成一家。他強調作詩要「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寓妙理於豪放之外」（《書吳道子畫後》）。

葉燮在《原詩》中也說，「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罵，無不鼓舞於筆端。」

他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反對「貴華而賤實」，在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風騷以來的現實主義精神。

他天性樂觀，始終以哲人的眼光看待無常多變的人生，作品充溢著豪邁雄雅之氣，給人以愉悅向上之感。

這些都是蘇軾能獨得「理趣」之實際，在情理上遠逾前人，意象上超邁當代，具有永恆魅力的主要原因。

其實，宋詩偏向知性所帶來的缺點在蘇詩中也有。

知性思維本來就不是詩之根本，只是蘇軾能更多地發揮有利一面，把哲理與抒情恰到好處地融為一體，將抽象思維自然化入形象思維中，化腐朽為神奇，做到說理不落俗套。

可以說，蘇軾詩詞中的「理趣」既沉澱著他個人的心性內容，也反映著他主體的審美觀念，使他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現實人生中獲得了無限的自由的藝術解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