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赫魯曉夫訪華及援華方案始末

06-09

編者註：本文作者戈瓦爾時任蘇聯外貿部副部長。

赫魯曉夫親自審定援華方案

1954年初，周恩來從巴黎回北京途中，在莫斯科作短暫停留，會晤了赫魯曉夫。過了一天，赫魯曉夫把米高揚和我叫到他那裡，讓我們把與中國代表團談判的過程詳細彙報一下。在聽我彙報前，他告訴我們，周恩來請他催一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重工業項目建設進行全面援助的談判。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要舉行成立五周年慶典。中國打算邀請一系列國家首腦率領代表團參加這個對中國人民來說是最為重要的盛事。這裡，首先邀請的當然是蘇聯代表團。中國領導人認為，在蘇聯代表團訪問北京以前或者訪問期間，在高層次簽訂經濟援助協議，以及向中國交還大連、旅順港和中長鐵路的協議，在政治上是至關重要的。

從赫魯曉夫說話的口氣判斷，在他和周恩來舉行了那次沒有任何蘇聯經濟專家參加的談話以後，他似乎認為不是中方，而是米高揚和我，阻礙經濟決議。我們還覺察到：中國客人路過莫斯科的時候，給蘇聯新領導人造成了一種印象，即在最短時間裡給中國大規模援助的問題已由他的前任解決了——不是談判問題，不是原則上，而是就總體規模和所有最複雜的具體問題都已解決。看得出，周恩來已經得到赫魯曉夫保證，說蘇聯要履行自己的義務。這義務在事實上蘇聯尚未承擔。

只有米高揚和我明白了李富春口頭外交的含義，明白了他通過領導人的權力、用政治手段解決問題的如意算盤。這些問題對蘇聯經濟來說是極為複雜的，在技術上也還不成熟。赫魯曉夫只看事情的對外政治意義就作了決定，他根本不清楚事情的大小，不知道其中的困難和問題。我們手頭上既沒有中方的申請，也沒有別的文件或者書面結算，我們只能在赫魯曉夫面前作一些辯解。老練的米高揚基本上避而不談。

赫魯曉夫就這樣開始對蘇中經濟關係問題的初次審查。他決心很大，幾乎不放過任何一個項目，他差不多全部否定了那些「難以實施」或者「對蘇聯本國經濟有影響」的意見。他對罕見的長江大橋的建設方案表現出很大興趣。修建蘭州——烏魯木齊——阿拉木圖鐵路的計劃以及組織蘇聯—中國直達鐵路運輸的事，都激起他的特別熱情。這條直達鐵路那時叫作「莫斯科——北京」。

在討論過程中，我一次又一次提請第一書記注意，蘇聯本國重型機器製造業的能力有限。我的觀點越發激怒了赫魯曉夫，每一次他都斷然地毫無根據地否定了我的意見。

赫魯曉夫認為我們的談話該結束了，雖然這次談話更像他一人的獨白。可就在這時我試圖把說過的事歸納一下：這麼說，在總協議里，我們得包括進去22個黑色和有色冶金大型企業，23個礦井和煤礦企業，其中包括2個用稀有重型設備採掘煤和頁岩的露天礦，11個生產能力巨大的化工廠，31個熱電廠和水電站，這些項目是協議的核心和基礎。

我還對第一書記講，這些項目所需的設備都是蘇聯重型機械部極短缺的物資，考慮到蘇聯國民經濟所需要的供貨已經列入計劃，再安排大規模的生產實在難以承受，至於轉出口這類設備，估計也很成問題。

赫魯曉夫用憤怒的目光看著我，恨不得把我化為灰燼。顯然，他已經永遠把我列入敵對派的名單。因為在蘇聯正全力恢復甦維埃工業的那些年代，我對向中國提供大型設備的能力的估計，不能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全部需要，破壞了赫魯曉夫已經考慮成熟的訪問北京的計劃。

我從赫魯曉夫的目光里看出，他馬上就要把我撤職。辦公室里沉悶了好一陣。

米高揚提出折衷意見

折衷大師米高揚救了我，他說：「不管怎麼說，戈瓦爾的意見也許值得聽一聽。因為據我所知，他在重型機械製造系統工作了20年，在領頭的骨幹企業幹了10年，又當了10年副部長。此外，二戰後他還在德國當了5年蘇聯軍事管制會副長官，解決了德國戰爭賠款問題，而賠款的主要形式是大型設備。因此，不能說他不了解我們向中國提供必要設備的能力有多大。」

「那怎麼辦呢？」赫魯曉夫問道。米高揚建議跟李富春及他的專家們商定，部分設備到1960年以後供貨。例如，鍊鋼能力為350萬噸鋼的包頭冶金聯合企業，是要在戈壁灘上興建的，這需要完備的建築材料，需要經驗和時間，還需要事先掌握礦藏。

米高揚認為，按這個步驟準備協議，不會削弱協議本身的意義，不影響中國擬定的工業化計劃，而蘇聯代表團也能像赫魯曉夫所希望的那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慶典上就此發表演講了。

赫魯曉夫樂了，承認解決問題的辦法已經找到。他指示抓緊談判，以便儘早在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聯部長會議審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草案。米高揚請他指派外交部參加經濟協議的制訂，因為這些協議有如此重大的政治意義。至此，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傳喚」圓滿結束。我開始準備與李富春代表團的談判工作。

我們跟李富春談判的氣氛，以及來的各部委對他們的態度，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李富春也開始一大包一大包地拿文件來。我們的部長們都是第一聲鈴響就按時出席談判。赫魯曉夫明白地告訴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蘇聯跟中國很快就要舉行最高級會晤，這次會晤不能僅限於發表政治宣言、聲明和外交議定書，還需要能夠鞏固聯盟、加深友誼的經濟基礎，以便發展兩國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以及其他領域的最密切的合作。

米高揚召開了幾次和李富春代表團談判的各部委領導的會議，會上全面審議了政治、貿易及法律問題，還研究了貸款能力以及其他一些與此相關的最為複雜的國民經濟問題。外交部方面負責此項工作的是部務委員會委員費多連柯，他曾在中國工作過，熟悉那裡的國家和人民。他本人為準備這次最高級出訪作了重要貢獻，找到並提示了解決許多重大問題的正確方法，維護了蘇聯利益。當然，他也只是在經濟問題上出現盲目樂觀或在政治上出現來自「上面」的壓力的情況下才這樣做。

在跟李富春「喝茶」的時候，米高揚很有分寸地讓對方明白，在協議中不應摻雜「異味」，似乎關於在中國建設工業企業的建議是出自蘇聯一方。米高揚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工業化首先是中國的事。」他懇請中國方面改變外交策略。正如前面已經說過的，李富春也得出了相應的結論，他的那些有頭腦的同事也都投入了工作。

伏羅希洛夫投反對票

最後一次在蘇共中央主席團討論蘇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議及其他相關文件的最終方案，是在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黨政代表團1954年9月飛赴中國之前。啟程定在9月27日，而代表團的工作人員，簡直就像學生臨考一樣，9月25日這天還在夜以繼日地緊張忙碌。

9月25日晚，米高揚再一次仔細讀了全部協議及其他文件的草案，他拿起電話向赫魯曉夫報告：「我把準備在中國討論的全部文件從頭到尾仔細讀了一遍，昨天在中央主席團發表的那些意見，文本中都體現出來了。文件已全部印好，出訪前再沒有什麼問題了。再召開一次主席團會議未必適宜。咱們這樣吧，你第一個，我第二個，簽個『同意』，讓戈瓦爾開車到主席團其餘各成員那裡跑一圈，向他們報告已經作過的修改，並請他們也像咱們一樣簽個『同意』，就算是表決了。只是要麼你、要麼我給主席團各成員打個電話。」赫魯曉夫同意了。「把文件拿上，到他那兒去！」米高揚對我說：「然後回來，我表決。我再給大家打個電話，讓他們接待一下你並要他們表決。祝你滿載而歸。去吧！」我很快就從赫魯曉夫那裡回來，他對要在北京談判的協議草案及其他文件都很熟悉，只就幾個修改過的地方問了問，於是寫上「同意，尼.赫魯曉夫。」

米高揚親自確定了我要去的先後順序。他說：「表決過程中隨時給我打電話。最後一個去伏羅希洛夫那裡，他在郊外別墅度假，上年紀的人了，現在已不大活躍——他未必能有什麼意見。」

我花了足夠長的時間開車跑了一圈，中央主席團所有成員都仔細地閱讀文件，他們看出了文件的分量及對蘇中友好合作的意義，然後也像赫魯曉夫和米高揚那樣，鄭重其事地寫上「同意」，簽上名。

午夜12點，我打電話向米高揚報告，說除了伏羅希洛夫，所有的人都表決通過了。我問米高揚還要不要今天去別墅找伏羅希洛夫，因為時間已經比較晚了。米高揚向我布置：「去吧！他在等著，這麼重要的事，不能辦個半截子，留待明天。」

伏羅希洛夫穿著睡衣在前廳迎接了我，低聲抱怨了一句什麼，拿起文件夾，嘴裡嘟嚕道：「你在這兒坐一會兒，讀讀報紙，我來看你們給北京準備的所有材料。」說著就進屋去了。

他讀了將近一個小時，走出來，把文件歸還給我，聲明說：「你向米高揚報告，就說我反對。」說完就去睡覺了。我立即撥通了米高揚的電話，向他報告說伏羅希洛夫拒絕簽字。「不可能，」米高揚感到驚訝，「你馬上到我這兒來，我還在克里姆林宮。」

我趕回米高揚辦公室的時候，赫魯曉夫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並布置任務，要在第二天上午11點召開主席團會議。要我在主席團會議上彙報表決經過，並說明伏羅希洛夫反對。

第二天上午11點整，中央主席團所有成員全部到齊。當我被請進會議廳時，赫魯曉夫立即吩咐我彙報表決經過，說說表決怎樣在伏羅希洛夫那裡結束的。我簡短地講了一下。伏羅希洛夫聽完我的彙報，點點頭，意思是我說的情況屬實。

接著赫魯曉夫發言了，他說：「科里姆，你怎麼搞的？大家剛剛把這一切談妥，馬上就要出發去北京了，你卻執拗起來，要反對。這不行，到底怎麼回事？你反對什麼？」

伏羅希洛夫的回答很乾脆：「首先，我得感謝黨和中央委員會，因為現在不再因持不同意見就被抓起來關進監獄，現在可以心裡怎麼想嘴上就怎麼說了。我認為，我國人民在現在，在到處依然可見法西斯可怕戰爭留下的創傷的時候，還擔負不起中國這樣的事。這要搞多少設計，提供多少複雜設備！這得我們幾千名專家去干。此外，還是在不久前，我們講過我們對日本這個法西斯德國的夥伴宣戰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就是要收回旅順港和其他在俄日戰爭中由沙俄丟失的領地。而現在我們卻要把這些地方讓出去。也許，該向大家問問這件事，如果不問，起碼也得讓人對此有個準備。」

伏羅希洛夫發言後，赫魯曉夫開始硬性說服他和中央主席團的其餘成員，要他們相信自己是正確的。赫魯曉夫明白，在這個原則性問題上已無法即卻。他強調說，這裡所說的從前的俄國領地，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土地，這些地方現在已由我們按租賃協議跟中國共同使用，這也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至於旅順港，應中國政府1952年9月15日的請求，該租賃協議已經延期。

赫魯曉夫還著重指出：「在當前這個重要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慶祝自己成立五周年之際，當他們請求我們幫助克服若干世紀以來的落後的時候，如果我們不去幫助他們在眼下的發展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五年計劃中實施一些最為重要的措施，我們就將失去與中國建立並鞏固友誼的歷史良機。」

赫魯曉夫表示，如果沒有這些東西，蘇聯如此高級的代表團去北京，在慶祝活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發表演講以及跟毛澤東談判，就都沒有意義了。「我們不能不奠定堅實的基礎，不能不簽訂這些經濟協議。就這樣我們還把一系列重要項目挪到1960年以後，這一點中國人可能還會不同意呢。」他這樣說服大家。

中央主席團的成員都講了話，其調子跟赫魯曉夫講話的精神大體一致。最後伏羅希洛夫站起來憂鬱地說：「好吧，我來表決。」他寫上「同意」，簽了名，會議到此結束。

赫魯曉夫吩咐我留一下。他把裝協議的文件夾交給我，提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意見，用懷疑的目光注視著我，問道：「你去伏羅希洛夫那裡簽字時，是不是對他說什麼了？」我回答說我不可能這樣做，儘管也是因為伏羅希洛夫不想和我交談。但是赫魯曉夫懷疑的目光並未消逝。

北京機場風波

1954年9月27日，將近凌晨4時，坐落在列寧格勒公路上的機場指揮部加強了警衛。去北京的飛機共有12架，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謝洛夫、斯維爾尼科和伏爾采娃各乘一架伊爾—14專機，代表團的其他成員和保安人員以及生活保障人員，分乘其餘的飛機。

從機長的報告我們得知，飛機預定在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著陸，在那裡給飛機加油，稍事休息，用餐。接下來，天黑前到新西伯利亞斯克，休息過夜，第二天再飛伊爾庫茨克，加滿油，第二次用餐，天黑前抵達北京。

飛機準時起飛，一路上還算順利，當我們到達伊爾庫茨克準備第二次用餐時，副駕駛員打斷了我們的美餐，他說，接到命令，要我們立即起飛。謝洛夫的部下抓起那些已準備好的裝有食品的袋子，我們向飛機跑去。

由於戈壁灘上刮著充滿沙土的風暴，從伊爾庫茨克到北京的飛行並不輕鬆。給人的印象是我們似乎不是在飛行，而是乘一種神奇的船在沙海里漂游。領航員通知說，飛機已達「升限」，如果飛機「吃進」空氣中的沙粒，那就糟糕了。

飛機發動機在極限狀態工作，感覺並不舒服。不過沒過多久駕駛員就從駕駛艙里走出來，他說：「現在不要緊了，北京的天氣很好。」我們大家都高興起來。一會兒機長出來了，他說：「快到了，能見度很好。瞧，飛機的右舷方向就是中國的長城，真漂亮。很快就要降落了，可我還不清楚，我是第幾個降落。」說完他就回駕駛艙去了。

北京機場出現在我們下面，我們收拾好行裝準備降落。機長利落地把飛機停靠在離機場大樓不遠的地方。大樓前站著一大群人。我和費多連柯透過弦窗向外看，歡迎的人群正向我們的飛機走來。費多連柯第一個意識到是怎麼回事，他急忙衝進駕駛艙對機長說：「快，把飛機拉到旁邊去！」「無線電沒有任何命令呀！」機長這麼說，可還是打開了飛機發動機。歡迎的人們站住了，看著我們的飛機避開他們在遠處停下。只見有個人上氣不接下氣地向我們跑過來，他身後是累得滿頭大汗的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尤金，他們問：「赫魯曉夫在哪裡？」我們自然說不知道。走出機艙，我們跟著他們向歡迎的人群走過去。差不多過了20分鐘，廣播里才莊嚴宣布：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同志的飛機現在正在降落。於是，我們也成了歡迎隊伍中的一員。

接著，每隔不長時間，廣播里就宣布一次，說布爾加寧的飛機正在降落，米高揚的飛機正在降落，斯維爾尼科的飛機正在降落。事後我們才知道，是謝洛夫事先未告知任何人，下命令讓我們的飛機在前面飛。從新西伯利亞斯克到北京，這一路我們的飛機實際上充當了「特別先鋒」，以防空中或地面發生攻擊。這一點只有謝洛夫和他的副官知道。謝洛夫的這種荒唐主意破壞了外交禮儀。要不是經驗豐富的費多連柯反應快並採取果斷措施，要不是機長機靈，這種難堪的事不知道還會產生什麼後果。

在機場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後，蘇聯代表團全體成員來到下榻的官邸。

中國方面給蘇聯代表團的每位團員安排了單院住宅。大家都住下後，周恩來在赫魯曉夫住所的院子里會見了代表團全體成員，他問我們要吃什麼飯菜——中餐還是西餐，或者中西餐同時吃。經過商量，赫魯曉夫代表大家說：「吃中餐吧。」這時周恩來吩咐把中餐廚師留下，他祝願我們晚飯吃得開胃，好好休息休息，於是告別了大家，乘車離去。

9月30日在懷仁堂舉行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的隆重集會，上午7點15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在雷鳴般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來到主席台就座。和他們一起出現在主席台的，還有蘇聯代表團成員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斯維爾尼科以及其他外國政府代表團的首腦。

會議主席劉少奇宣布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講話。周總理在講話中感謝蘇聯對中國的援助使得中國在五年當中取得許多成就。接下來蘇聯政府代表團負責人赫魯曉夫發表了長篇講話。

前來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慶典的其他外國政府代表團首腦相繼發言，向偉大的中國人民表示祝賀之後，會場里莊嚴地響起了「莫斯科——北京」的歌聲。

下午三點慶典結束的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接見了蘇聯政府代表團。

出席接見的有朱德、劉少奇、周恩來、陳雲、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懷、彭真、鄧小平、鄧子恢、李富春。會見時雙方商定，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副總理陳雲、彭德懷、鄧小平、鄧子恢和李富春與蘇聯代表團的成員進行談判。談判從10月1日進行到11日，談判是在誠摯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氣氛中進行的。

談判中雙方還討論了蘇中關係和國際形勢問題，討論了對日關係和其他一些問題。

1954年10月12日，蘇聯政府代表團與中國政府簽訂了《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中蘇關於蘇聯政府給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五億二千萬盧布長期貸款的協定》和《中蘇關於蘇聯幫助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新建十五項工業企業和擴大原有協定規定的一百四十一項企業設備的供應範圍的議定書》。至此，中蘇雙方共簽訂了156項工程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