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告密文化：動用國家機器鼓勵告密|元朝|告密者|反告密

　　在中國歷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據《辭源》釋義，「告密」是指告發人的秘密。「告密」一詞還有告發、告訐、告奸等不同說法。而告密文化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儘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秦檜南歸之迷秦檜與王氏跪像

　本文選自《同舟共進》2015年第12期，作者：安立志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告密在我國史書的記載，至少不晚於殷商時期。

　　[漢唐：動用國家機器鼓勵告密]

　　在中國歷史上，告密文化「古已有之」。據《辭源》釋義，「告密」是指告發人的秘密。「告密」一詞還有告發、告訐、告奸等不同說法。而告密文化無論如何也算不上是傳統文化的「精華」，儘管曾被某些朝代所推行。

　　在我有限的閱讀範圍內，告密在我國史書的記載，至少不晚於殷商時期。大約3100年前，「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今河南湯陰縣）」。（《史記》）其中的「譖」字即告密，崇侯虎就是告密者，被告者西伯就是後來的周文王姬昌。西伯姬昌收買民心，涉嫌反叛，加之商紂王又是這樣一個暴虐無道的君主，西伯只能消受鐵窗風雨了。

　　在西伯事件中，告密者是主動的，統治者是被動的。而在另一事件中，則是另外一種情況。周厲王三十四年（公元前845年），「厲王虐，國人謗王……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版）周代才經歷幾代，就出現了一個無道國君——周厲王。為了封住民眾的悠悠之口，他竟然找了一個衛巫，專司告密之職。只要發現有誰對國王有不滿之語，密報王室，立刻人頭落地。白色恐怖之下，國人只好「莫談國事」。在這一事件中，統治者是主動的，告密者則是奉命行事。然而，好景不長，三年後，民眾忍無可忍，起而造反，厲王被迫流亡。這一事件不僅成為成語「道路以目」的出處，而且弘揚了一句名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

　　這兩起事件，毋寧將其視為孤立的、偶發的事件。真正以國家立法的形式，把告密作為必須履行的法律責任、法律義務來規範和要求民眾，則是戰國時期的秦國，其始作俑者則是一向被稱為改革家的商鞅。周顯王十年（公元前359年），變法令下，「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奸者與降敵同罰」。將法律與軍事視為一體，把告密與作戰同等看待，告密等同於殺敵，不告密視為降敵，這大約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嚴厲的告密法律了。這樣的法令，將告密與連坐捆綁執行，剝奪了任何人獨善其身的生存空間。利用國家法律激發、調動、強迫釋放人性深處邪惡、陰暗的成分，作為控制民眾、服務政治的手段，可謂前無古人。通過這樣的變法，秦國雖然國富民強，天下無敵，甚至在秦始皇手裡，席捲六合，一統天下，然而，不僅這個政權國祚不長，二世而亡，而且此惡法的制定者——商鞅在逃亡期間，因被他人告密，最終被秦人車裂（俗謂「五馬分屍」）夷族，誠可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另一個出台告密惡法的非漢武帝莫屬。這個秦始皇式的君主，他的「雄才大略」不過是窮兵黷武，最終導致了國庫空虛。如何解決財政困難，也是通過告密。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他下達了「算緡令」，開始徵收富商的財產稅。然而，不僅富商偷漏虛報、隱匿財產，而且還導致了一些人的投機鑽營，比如一位叫卜式的放羊專業戶，在北戰匈奴時上書，願捐出一半家產；南征時又上書「願父子死南粵」，結果成了「愛國模範」，而且被朝廷封侯晉爵。「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漢書》）「告緡令」表面上為防止偷稅漏稅，實際上是鼓勵民眾對隱匿財產者進行告密，而且「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告密有功，把被告者的一半財產獎給告密者。這一舉措幾乎使所有的貪利者紅了眼，以至於告密者絡繹於途，不絕如縷。通過「告緡令」的實施，「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不過，其社會惡果也是顯而易見的，「商賈中家以上大氐（抵）破」，中國的商貿業終武帝一朝陷入了毀滅性的泥沼。比這更可怕的是，告緡使民風敗惡，誠信淪喪，百姓風行給政府打小報告，做政府的密探，「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漢武帝的政權從此走向了下坡路。

　　在我國歷史上，另一個告密高峰，出現在武則天時期。垂拱二年（公元686年），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則天為脅制君臣，威服天下，竟然動用國家機器公然鼓勵告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投機分子魚保家專門為武則天設計了方便告密的硬體設施——銅匭，其功能主要用來接受告密信件。為激發告密者的積極性，武則天專門下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問，皆給驛馬，供五品食，使詣行在。雖農夫樵人，皆得召見，廩於客館，所言或稱旨，則不次除官，無實者不問。」告密無論是否屬實，均可受到朝廷高度重視，隆重接待。如此一來，告密成了一樁害人利己，且毫無風險與成本的好生意。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資治通鑒》）有什麼樣的惡法，就會孳生什麼樣的惡徒——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類的酷吏，因告密有功，被武則天重用，個個封官晉爵——索元禮擢為游擊將軍，周興累遷秋官侍郎，來俊臣升為御史中丞。

　　武則天時代的告密有多可怕，以下事例可見一斑。武則天廢黜唐中宗李顯的帝位，貶為廬陵王后，十幾個飛騎軍士在客店飲酒。朋友聚會，酒席筵上最不該的是議論前任君主，一人發牢騷曰：「早知今日得不到獎賞，不如去扶持廬陵王了。」於是，一人乘人不備離席，去向上司告密。酒席未散，羽林軍破門而入，宴飲者全部被抓。經審問屬實，告密者官授五品，發牢騷者被處斬，其餘在場眾人「知反不告」，一律處以絞刑。（《隋唐嘉話·朝野僉載》）

　　[明清：告密之風橫行]

　　明代是我國古代又一個惡政橫行的政權。太祖朱元璋之子、燕王朱棣，以「靖難」為名，憑藉武力，從侄子手中奪得皇位，這在傳統政治中可謂「名不正，言不順」。朱棣為控制局面，穩固皇位，動用國家機器，實行特務政治，大興告密之風。「山陽民丁鈺訐其鄉誹謗，罪數十人。法司迎上旨，言鈺才可用，立命為刑科給事中。」（《明史》）這個丁鈺其實是踏著他人的骷髏向上爬，用他人的鮮血染紅官袍。朱棣的兒子朱高熾登基之後，也感到過去的制度有些過分，可惜他是一個短命的皇帝，十個月後就龍馭賓天了。

　　有明一代，是中國古代政治中最黑暗、最殘暴的時期之一。錦衣衛、東西廠、鎮撫司，這些特務機構都是前代所無、本朝獨有的專政機器。這些特務機構經常「遣邏卒刺事四方」，鷹犬們隨時可以將刺探的消息上報皇上或廠衛，人人都被置於危險的境地之中。明末名臣楊漣遭宦官陷害致死，仍然為正直的官員所欽佩，「中書吳懷賢讀楊漣疏，擊節稱嘆。奴告之，斃懷賢，籍其家」。（《明史》）一名朝廷官員，只因在家閱讀落馬官員起草的文件時發出幾聲讚歎，竟被家奴告密，不僅抄沒家產，而且腦袋搬家。

　　不僅官場中人如履薄冰，在民間也是防不勝防。明代也有一起著名的酒局，「有四人夜飲密室，一人酒酣，謾罵魏忠賢，其三人噤不敢出聲。罵未訖，番人（揖捕犯人的差役——作者注）攝四人至忠賢所，即磔（凌遲處死）罵者，而勞三人金，三人者魄喪不敢動」。（《明史》）罵權貴者竟被分屍，其餘三人早已嚇得三魂蕩蕩，七魄悠悠，哪裡還敢領取獎金！清代康雍乾三位皇帝，也是慘烈的文字獄的主導者。在長達100多年的時間裡，他們大規模地實施文字獄，不僅殘酷迫害知識分子，

　　而且借修《四庫全書》為名，大規模毀滅作為華夏文化載體的古代典籍。而文字獄的構築，就是由告密開端的。成為文字獄的告密者，有兩個前提，一是告密者擁有相應的文化素質，二是告密標的是書籍與詩文。由此可見，清代的學術環境與文化氛圍之可怕。

　　浙江烏程（今屬湖州）人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學盲人史家左丘明，撰寫一部史書，其岳父朱佑明則予以經濟贊助。書成不久，庄廷鑨病死。在這部擬名為《明史》的書中，奉尊明朝年號，否認清朝正統。其父庄允誠將書刻成，定名為《明書輯略》。不想卻被歸安（今屬湖州）知縣吳之榮兩次告發。順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年幼的玄燁剛剛登基，鰲拜責令刑部到湖州徹查，並嚴懲涉案人員。庄允誠被捕進京，不久死於獄中。庄廷鑨死後也不能倖免，竟被掘墓開棺焚骨。康熙二年（公元1663年），凡作序者、校閱者及刻書、賣書、藏書者及庄廷鑨族人均被處死。告密者吳之榮卻攫取了庄允誠、朱佑明兩家的大量財產，並被清廷擢為右僉都御史。因損人利己的告密行徑，既升了官，又發了財，為後人樹立了作惡的榜樣。（楊鳳苞《秋室集·記庄廷鑨史案本末》）

　　如果說庄廷鑨案結案時，由於玄燁年僅9歲，尚未親政，並非由其決策，那麼「黃培詩案」則是由這位時值15歲的少年天子直接處理的。黃培是山東即墨人，曾任明末錦衣衛都指揮使，明亡後隱居在家。他的《含章館詩集》中有「一自蕉符紛海上，更無日月照山東」「殺盡樓蘭未肯歸，還將鐵騎入金徽」「平沙一望無煙火，惟見哀鴻自北飛」之句，反映出黃培的反清思想。告密者是黃家的世奴家僕黃元衡。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文字獄案審結，黃培被判絞刑，余者被釋放。

　　乾隆年間，曾任戶、吏、兵、刑、工五部尚書的梁詩正說過：「筆墨招非，人心難測，凡在仕途者遇有一切字跡，必須時刻留心，免貽後患。」「一切字跡最關重要……即偶有無用稿紙亦必焚毀」。（《清代文字獄檔》，上海書店1986年版）在其返鄉奉父期間，弘曆居然派遣滿官富勒渾，使用「釣魚」與告密的方式，試圖獲取梁詩正的悖逆證據。這已經不是下屬向上司告密了，其性質是上司在官員身邊布設眼線。好在梁詩正老於世故，未授話柄，不過從他的話里也可看出，時人憂讒畏譏、臨深履薄的恐怖心理，恰恰說明文字獄造成了多麼重大的災難和恐懼。

　　[「反告密」的歷史線索]

　　在漫長的中國社會中，「告密」特別是親屬之間的相互告密，致使整個社會倫理盡喪，人性墮落，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受到有識之士的譴責、反對與禁止。

　　《論語·子路》中有這樣一個故事，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大意是說，葉公告訴孔子：我們那裡的人很直率，某人的父親偷了羊，兒子就去告發。孔子道：在我們那裡，對直率的定義與你們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就體現在這裡。孔子以風俗不同為由，間接譴責兒子對父親的告密行為。而法家學派的韓非子也認為，這種行為不可接受，並主張乾脆把告密者殺掉了事。他的原話是：「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韓非子集解》）甚至這一看法也為道家學派所贊同，莊子指出：「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

　　孔子、莊子、韓非子分別代表儒、道、法三家，但他們的觀點，只是春秋戰國時期學界或者知識分子的看法。直到數百年後的漢宣帝，才動用國家權力正式頒布了禁止告密的詔令。漢宣帝劉詢是西漢中期比較有作為的皇帝。由於王室政爭，他在襁褓中就曾體驗過鐵窗生涯。正因這一經歷，使其執政較為謹慎與開明。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劉詢頒布「親親相隱，均不論罪」的詔令：「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漢書》）。在皇權時代，這一詔令，不僅極具人性意味，也代表了當時的社會正義——這大約是我國歷史上以國家名義明令禁止告密的唯一一條詔令。

　　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開明皇帝。但在如何對待告密的問題上，他也曾犯過糊塗。只是由於當時君臣關係較為和諧，才不致產生嚴重的社會後果。貞觀五年（公元631年），侍御史權萬紀與李仁發二人均以告密得到唐太宗的寵信，許多大臣因此被遷怒。魏徵進諫說：「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依勢，逞其奸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奈何昵奸以自損乎！」魏徵的諫言可謂一針見血，他所揭示的，其實是許多權勢者利用小人告密，控馭下屬的共同心理與常用做法。李世民畢竟與其他皇帝不同，雖然魏徵的話說得很重，他並不以為忤，唯「默然」而已，還對魏徵進行賞賜。事情的結果如何呢？「久之，萬紀等奸狀自露，皆得罪」。（《資治通鑒》）

　　宋高宗趙構由於殺害岳飛、對金求和，在歷史上臭名昭著。但趙構絕不是一個昏君，在宋金對立、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能夠保持政權穩定、經濟繁榮，殊非易事。他在處理告密問題上也並非毫無可取之處。趙構在殺害岳飛14年之後，仍然是南宋政權的主要領導人，他於紹興二十五年（公元1155年）下詔：「近歲以來，士風澆薄，恃告訐為進取之計，致莫敢耳語族談，深害風教。可戒飭在位及內外之臣，咸悉此意。有不悛者，令御史台彈奏，當置於法。」（《續資治通鑒》）次日，三省樞密院就令刑部開具告密者名單，議加黜罰，並指出：「傾者輕儇之子，輒發親戚箱篋私書，訟於朝廷，遂興大獄，因得美官。緣是相習成風，雖朋舊骨肉，亦相傾陷，取書牘於往來之間，錄戲語於醉飽之後，況其間固有暖昧而傅致其罪者，薄惡之風，莫此為甚！」12天後，刑部開具一個九人名單。趙構對此指示道：「此等須重與懲艾」，於是「併除名勒停」。

　　元朝是一個外來異族政權，統治中國不到百年。元朝的歷代皇帝，並非都是金戈鐵馬、沙場征戰的馬背蠻族，元英宗孛兒只斤·碩德八剌作為元朝第五位皇帝，奉行「以儒治國」，在位雖僅四年，卻實施了不少新政，史稱「至治改革」，使元朝國勢大有起色。但由於這些改革觸及了既得利益集團，致其本人在「南坡之變」中被刺殺。英宗在位時，就處理過一樁告密案件，他的指導思想與儒家的「親親相隱一脈相承。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駙馬許訥之子蘇拉告發說：「臣父謀叛，臣母私從人。」他告發的是其親生父母，所關事由大約是父親謀反，母親出軌之類問題。英宗斥之曰：「人子事親，有隱無犯。今有過不諫，乃復告訐！」英宗的斥責義正辭嚴——身為人子，侍奉父母，可以隱瞞，不可忤逆。父母有過，不加勸阻，豈可告密！如此逆子，不可容忍——於是下命殺掉蘇拉。（《續資治通鑒》）

　　歷朝歷代都有一些為民請命、不避刀斧的骨鯁之士。乾隆初年，康熙、雍正年間的文字獄餘燼未熄，曾任雲南道監察御史的曹一士上疏稱：「比年以來，小人……往往挾睚眥之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文，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臣愚以為，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為生今反（返）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為援古刺今……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為戒，殊非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為此，他建議「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苟無的確蹤跡，以所告之罪依律反坐，以為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矣」。（《清史稿》）曹一士的奏摺極有針對性，顯然是針對乾隆皇帝的祖（康熙）、父（雍正）兩代縱容告密、大興文獄而言的。這無疑觸碰了清廷的禁區。雖然弘曆表面上「亦如其議」，但在其當政的幾十年里，在縱容告密，製造文字獄方面，不僅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

　　在我國歷史上，即使是專制的獨裁者，也不一定執意把告密進行到底。一旦他們認為皇圖穩固，大局已定，其縱容、鼓勵告密的政策也會發生變化。武則天就是一個顯例。

　　長壽元年（公元692年），「時告密者不可勝數，太后（武則天）亦厭煩」，她支持監察御史嚴善思一舉清除「虛伏罪者八百五十餘人，羅織之黨為之不振」。（《資治通鑒》）然而，嚴善思卻遭到告密者的誣陷，一度被流放到驩州（今越南義安省榮市——作者注）。不久，又被武則天召回任渾儀監丞。當初被重用的如索元禮、周興、來俊臣之流，均遭清算，個個結局悲慘。

　　當年五月，武則天曾下達一道禁屠令，「禁天下屠殺及捕魚蝦」。右拾遺張德喜得貴子，孩子三天時，「私殺羊會同僚」，擺下一桌喜筵慶賀一下。不想補闕杜肅酒足飯飽之後，藏起一塊羊肉作證據，跑到武則天那裡去告密。次日，武則天對張德說：「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張德自知違反了禁屠令連忙叩頭謝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擇人。」意思是說，朝廷禁止屠宰，吉凶之事並不干涉。不過，愛卿今後請客，可要有所選擇。武則天甚至當場公開了杜肅的告密信：「肅大慚，舉朝欲唾其面。」

　　[結語]

　　在我國歷史上，圍繞告密文化這條線索，持續了幾千年。回顧這一歷史過程，似乎有一些看不見的規律，比如告密往往是自上而下縱容與發動的結果；縱容與發動告密往往反映了統治的不自信；告密的內容雖然有人事與文字之不同，但其本質都是權力鬥爭等。

　　「告密」二字，其實值得探討。告的既然是「密」，那就是只有你知我知、他人不知的秘密，這在現代社會應有一個隱私權的保密與保護問題。然而，告「密」並不等於告「罪」。他人的隱私與秘密並不能與罪狀畫等號。因告密而肇禍，因告密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並不因為所告之「密」在法律上已經符合量刑定罪的法律範疇，而是與法律毫無關係的政治迫害。所以，建立民主的法治國家，才是杜絕此類冤案發生的根本途徑。

　　（作者系文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