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與中國政策（三）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力量再次衰落，但中亞板塊並沒有大幅上升，是因為蘇聯和美國崛起並對中亞板塊形成的持續擠壓。蘇聯解體後，中亞伊斯蘭力量出現崛起勢頭，但很快又遭到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自「9·11」事件後的持續打擊，中亞板塊受到西方越來越強的擠壓。2008年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並決定從中亞撤軍後，歐洲統一進程加快並迅速越過地中海向北非推進，這又使本已緩和的西方對印度洋的壓力加強。而巴沙爾政府軍在敘利亞內戰中的勝利，以及「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IS）[174]的迅速崛起，都是中東地區力量對自近新世紀以來西方對中亞板塊擠壓的強烈反彈。根據上述歐亞板塊互動規律，在俄羅斯、歐盟、中國三大力量都保持強勁上升之勢的今天，中亞板塊的這次反彈很難達到中世紀的水平。但這樣的形勢在印度「兩害相權」的比較中，卻是不幸--歐洲再次崛起並開始向印度洋挺進--中的大幸。
蘇聯解體後，歐洲統一進度加快，2008年美國已被伊拉克戰爭拖得精疲力竭，而當年歐洲統一則大幅推進且接近完成：上半年（2月17日）科索沃宣布「獨立」，這使歐洲統一進程在地中海北岸的巴爾幹最後收口；下半年（7月13日）歐盟「只爭朝夕」，決定正式啟動1995年薩科齊提出的「巴塞羅那進程：地中海聯盟」計劃。我們如果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歐洲地圖和現在的歐洲地圖作以對比，可以發現其迅速一體化的趨勢。現在歐洲板塊不僅走向一體化，而且歐洲正在跨越地中海並向非洲進行更有力地輻射，歐洲的軍事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利用北約的名義第一次插入利比亞。法國在打進利比亞的時候還在象牙海岸同時行動，隨後又利用當地危機完成了在馬里的軍事布局。這樣法國就實現了從利比亞到幾內亞灣一線的陸軍控制，這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法國在非洲的傳統勢力範圍和殖民區域的某種恢復。為什麼法國要控制這一線呢，因為幾內亞灣不僅有豐富的石油[175]，礦產資源也非常豐富，像黃金、金剛石的儲量和產量都佔世界前列第一位。法國真是悶聲發了大財，它借利比亞戰爭神不知鬼不覺地控制了西非洲的主要資源。有了這些海外資源，其國內再逢經濟危機就可從海外獲得額外補償，並由此保證國內政治穩定。這說明歐洲在接近完成其統一時，也啟動了非洲新殖民化進程，其勢力範圍正在向凡爾賽時期回歸。 （五）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那麼，歐洲用的是什麼方式實現其初步統一的呢？用挑撥美國和蘇聯的矛盾，以羅斯福之道還治美國之身。1946年丘吉爾發表「鐵幕演說」則意在慫恿美國與蘇聯攤牌。此後，歷史進入約半個世紀的東西方冷戰時代。英國唆使美國人跟蘇聯長期衝突：打了朝鮮戰爭，又打越南戰爭，美國被拖得傷了元氣。尼克松看明白了歐洲的意圖，他轉身跟毛澤東握手。這下歐洲人著急了，讓湯因比到中國來，湯因比隨後就與日本學者池田大作搞了個「展望21世紀」的對話，說了大家要注意，中國將來要起來了，中國不得了啊，中國起來以後的力量就要布置到夏威夷了[176]。 羅斯福、艾森豪威爾特別是尼克松之後，美國人領導人連同國內學者因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和贏得世界霸權已變得輕浮和容易激動。湯因比之後，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又拋出「文明衝突」論，隨後美國人（實際是華爾街）就推出了一個好激動的小布希，即喬治·沃克·布希（George Walker Bush）。小布希這人只要見誰甩紅布，他就向誰沖。他上台那年本是要衝著中國來了，引發南海撞機事件，我們當時沒有著惹他。後來本拉登招惹他，小布希就到印度洋去了。小布希衝到阿富汗給了中國10至20年的戰略機遇期。 現在想想，很多事情不要看當時那個熱鬧，今天再評價當時中國的外交應對措施，就會感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智慧：我們這幾年的海軍大發展及中國在東海形勢改善都和這十幾年外交政策有關。試想當年如果我們激化了與小布希美國的矛盾並導致小布希過來而不是到印度洋的話，那今天的形勢就難說了。如果我們與美國做了玉石俱焚式的死斗，那歐洲就必然會過來。歐洲並沒有放棄恢復凡爾賽利益的念想和努力，它打算用100年的時間將其影響擴張到印度洋和太平洋，香港他們並沒有真放棄。所以，在這方面中國--當然還有印度--不要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 七、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鬥爭必勝的天堂 （一）帕米爾高原被入侵者視為「天獄」畏途 印度洋北岸的「帕米爾」高原在塔吉克語中就是「世界屋脊」的意思，海拔4000米～7700米。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彙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群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峰群立，聳入雲天，號稱亞洲大陸的屋脊。這樣的地形使世界霸權擴張勢力在此倍受挫折，更讓遠道而來的歐洲人和雄居北面的俄國人屢戰屢敗並因此視為「天獄」[177]畏途。 歷史表明，中亞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在帝國擴張實踐方面相當有經驗的英國人對此頗有經驗，英國學者的研究當然就更值得重視。英國政治地理學者P.奧沙利文在《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提出的「距離的摩損」理論，可為「世界霸權的墳墓」說提供了比較有說服力的解釋： 假若一個帝國或是一個霸權勢力的國家核心以一定的能力部署人力和物力，那麼當有擴張邊界的領土野心之時，同樣的實力必定擴散得更為稀疏，從而使它的效力受到損失。若在一片遼闊的平原上勻稱地擴展力量，那麼隨著每一次帝國半徑範圍的擴張，其實力的效能一定以2π的比率削弱。同樣的軍力在越變越大的圓周內擴散，其密度和強度會相應地削減。從另一角度來看，假若各地單位面積的控制花費相等，隨著一個帝國的圓周的擴大，整個控制費用將隨著半徑的平方而增加。為了維持對各地一定的控制規模，當帝國的範圍增大，它的軍事機構建制必須呈指數狀態增加。不管有沒有摩擦效應，隨著野心或償付義務的極度擴大，將會造成軍事力量的分散。同樣的作用也將會對宣傳、顛覆或是經濟援助造成影響。[178] （二）平面與立體：認識地理距離的兩個維度 國家為獲利而擴張，也為過度擴張並由此透支財力而衰亡。造成這種規律性現象的原因是擴張規模如此之大已致需要更多的財力來鞏固已有的擴張利益。如果將這近乎物理力學伸展規律的分析結合前述歷史經驗，我們就會發現，印度洋不僅僅是古今帝國追逐的目標，同時也是帝國擴張力量由「一鼓作氣、再而衰」轉入「三而竭」地帶。 如果考慮到地理障礙的因素，現實中的帕米爾高原的區間距離就不能簡單地用思維中的平面距離來衡量。奧沙利文說： 相關的距離應該反映陸地和海洋的地勢以及由高原低地和海洋對移動造成的不同運動磨損。克服距離的耗費並不是一個常量，即便是在同一傳播媒介里也是這樣。當旅程延長而運輸的邊際費用下降的時候，量度點位之間距離的問題便產生了。相應的端點是國家最近的邊境線還是主要城市或軍事結地？或是政府的所在地？誠然，國家與強大的陸權勢力相對位置的變動，決定於測定距離上所選擇的終點和米制單位。靠近蘇聯港口符拉迪斯托克[179]的地方，並不靠近莫斯科。河內[180]離蘇聯邊境最近的地方有2 000英里，但是筆直地穿越喜馬拉雅山到莫斯科的直線距離超過5 000英里，美國港口聖地亞哥與河內之間跨越9 000英裏海路，但是由於海上運輸的費用是陸路託運的1/10。因此就水陸運輸成本的意義而言，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181] 正如住房面積不應僅以平方而應以立方標準計算才更為科學的道理一樣，地理兩點之間的距離也應分為平面和立體兩類，前者屬於（無限接近）無障礙距離，後者屬於（相對）有障礙距離。只有介入「立體距離」概念的計算更準確地反映其中的地緣政治關係。翻山越嶺、由低而高的路程與一馬平川或居高臨下的路程，完全不是一個概念。如中國雲南從緯度看，其位置只相當於從雷州半島到閩、贛、湘、黔一帶的地理緯度，但由於地勢北高南低，南北之間高差懸殊達6663.6米，這大大提升了雲南與較之東部各省的立體距離。如此就不難理解從上述引文中作者得出「美國比蘇聯更接近越南」的結論。從這個視角看，位於印度洋北岸的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帶，就會發現，其間任意兩點並不遙遠的平面距離，由於4 000～7 700米的海拔高度使得其立體距離陡增，這是歷史所有的外來征服者--即使橫卧於帕米爾北側的俄羅斯人--在此屢屢敗北的重要原因。 事實上，立體距離和平面距離，利用「權重理論」是可以換算的。權重換算的基本公式表明：「當每公里水準測量的精度相同時，水準路線觀測高差的權與路線長度成反比。」[182]同理，世界上沒有絕對水平的地理條件，立體或平面距離也都是相對的，比如在同等的立體距離中，由高向低的行程和由低向高的行程就完全不是同一個概念--由此就可以解釋在自然動力為基礎的中國古代，在南北向的同等距離中，位居上勢的北方政治集團總能雄居天下的原因。司馬遷感覺到這個規律並將它概括得更為簡單，他說：「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183]還有在沙漠中的行程與平地上的同距行程也不是同一概念；即使平地，不同氣象和生存條件的相同距離，也不是一個概念，比如北冰洋和歐洲大平原的同距平面完全不能相提並論。因此，美國地緣政治學者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 不管用什麼辦法，想把地球表面變為平面，結果都會擴大或縮小距離、方向、形狀和面積的真實關係。數理地理學家的任務就是想出一些調和的辦法使這些絕不可能完全避免的誤差和歪曲縮小到最小限度。[184] 比較而言，海洋--如果不計洶湧的海浪的話--可算是最接近距離的「水平」條件，而帕米爾高原則可視為「立體距離」的絕對樣板。麥金德形象地說：「心臟地帶是地球上最大的自然碉堡。」[185]中亞--也就是麥金德所說的「心臟地帶」--既是「世界地緣政治的中樞，也是世界霸權的墳墓」[186]。根據上述關於距離研究的新推進，現在可以補上一句，中亞是世界霸權的墳墓，也是人民反霸權鬥爭必勝的天堂。 有人會說，現代科學技術比如航母、飛機、導彈、信息等技術的出現會縮短國家間的距離。但要知道，我們所說的距離並不是用於孤立的個人即馬克思所批評的「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那種「天馬行空」式的空間移動，而是指移動著的人類社會群體及其所需的相應生活物資在不同空間的挪動，其運動規模與移動著的社會群體的大小相適應：一小隊旅遊者所需要的生活資料與遠征軍所需要的生活資料的規模是不同的。比如19世紀的英國已有機械動力艦船和威力巨大的機械槍和炮火器，20世紀下半葉以來的蘇聯和美國已有航母、飛機、導彈，美國還有世界一流的信息獲取和傳播技術，即使如此，它們在中亞帕米爾的侵略戰爭往往是在贏得初次戰役後便很快為這裡的地理條件所消耗並最終輸掉了整個戰爭。這是因為有著「世界屋脊」之稱的中亞帕米爾高原有著幾乎無限大「立體距離」，而克服這樣的「立體距離」需要的是幾乎無限大的物質資源支持。麥金德說：「動物的人的第一個政治特質是飢餓。」[187]歷史上多有不遠萬里來到帕米爾的登高探險者，但沒有遠道而來的長期佔領者。這不是因為遠道而來的人沒有武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大部隊解決不了如馬克思所說的「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馬克思批評一些空想理論家時說： 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定的具體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 我們遇到的是一些沒有任何前提的德國人，所以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188] 馬克思在寫兩段文字時，曾在「個人存在」後面刪去了「這些個人使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的第一個歷史行動並不是在於他們有思想，而是在於他們開始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在手稿「必須能夠生活」邊加寫批註：「黑格爾。地質學、水文學等等的條件。人體。需要，勞動。」這些說明，人與自然界的關係不是想像出來的，而是「受肉體組織制約的」；人的一切活動都是為了物質資料，同時也離不開物質資料。所謂技術改變距離的觀點有相當的想像成分，但若將這位想像者本人放在帕米爾地區，他才會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這就是他將人與自然的聯繫歸結於脫離物質制約的個體人的感覺而不歸於人的「肉體組織制約的他們與自然界的關係」。 這正如我們不能因科技幫助少數人登上珠峰就得出幾百萬人也可以佔領珠峰的結論。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人類社會群體的地理空間的大規模移動，並不取決於「沒有任何前提的」個人的運動能力，而是決定於社會運動所需要的相應的物質資料能夠移動的規模。兵馬已到，糧草不繼，這是佔據軍事技術優勢的入侵者敗在中亞的關鍵原因。 這時還會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即用地緣政治的觀念看待世界政治是不是有點太落後了，說現代技術已超越地緣政治。這種看法可以理解，但不正確。 阿富汗是分析這個觀點的經典案例。在這裡最先進的技術和最落後的部落進行了幾個世紀的較量，每一次總是技術落後卻擁有地緣政治優勢的一方取得勝利。19世紀初的英國可謂是工業最先進的國家，英國三次出兵阿富汗，除最後一次是議和外，其他兩次作戰都是英方損兵折將且無功而返[189]。20世紀的冷戰時期，蘇聯依靠其強大的常規作戰力量和地緣優勢，在阿富汗進行了為時六年的持久戰，結果還是被迫分批撤軍並由此引發蘇聯的解體。2001年底，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聯軍對阿富汗基地組織和塔利班施實軍事打擊戰爭，打了十多年，用盡了先進武器，結果西方聯軍還是碰得焦頭爛額。蘇聯當時在國防科技方面領先於世界，而且阿富汗就在它的跟前，硬是打不下來。如果說蘇聯科技不如美國，那美國入侵結果還是一樣。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的1944年出版《和平地理學》，他在書中用了相當的篇幅專門論及飛機出現對地緣政治的影響，他寫道： 許多論現代軍事戰略的作家都說：大部分後方勤務的問題可以由運輸機來解決。他們建議拿能運載許多噸貨物的大型飛機來代替輪船與火車。大戰的經歷和零星發表的數字說明了，儘管僅僅是部分地說明了，現今作戰部隊所需物資量的龐大。這說明飛機雖然能夠協助和補充行動較慢的運輸工具，但不能代替這些運輸工具。對一個地區施加空軍力量，不僅要飛機飛到那裡，而且還要保持它們的作戰能力。那就是說，要有一條供應充足的中間基地線、大量的特種汽油、炸彈、軍火、零件、備用的機器、修理隊、地面部隊和防空隊。就空軍由空中運輸自己必需品來講，現在沒有一個國家的空軍是能自給的。德國人在這方面大概比其他國家較為先進，但他們在歐洲的作戰地區是一個完整的地塊，而且每100英里或不到100英里就有一個空軍基地，同時這些基地又和世界上最稠密的鐵路網和公路網互相連接。美國無須它的空中勢力在自己的大陸的周邊起作用，而是要它越過海洋和北極的荒漠。對美國來說，飛機在運輸物資方面不能起顯著的作用。[190] 儘管制空權日見重要，但實際情況仍是如此，因為除了運送最特殊的項目外，在運輸一切物資方面佔壓倒性優勢的仍然是在大洋中的船隻。[191] 其他地緣政治學者的看法大致相同。英國地理政治學者P.奧沙利文在其著作中有獨到的研究，他寫道： 自16世紀歐洲人開始征服全球以來，距離的屏障在不斷地削弱，並帶來文化上的匯合，把我們都引入彼此直接相互作用的人類共同體中來。空間的分隔效力已經縮小，甚至有人說，隨著電子通訊和飛機的使用，地理距離在世界政治中已經失去了重要影響。當然，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還是有距離影響的，它把人們的存在和活動分開。即使在國家事務中，儘管穿梭外交的狂熱努力，但不論其作用的好壞，距離仍然有影響。的確是這樣，就減少那些可以被認為是專橫國家的貿易和社會往來而言，與政治野心保持隔離興許是天上的賜福。當然從軍事上來講，距離仍然是最好的防禦。[192]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教授[193]1962年出版《衝突與防禦：一般理論》（Conflict and Defence: A General Theory， Harper & Bros.1962）一書，他在其中提出「力量遞度損失」理論，認為： 在運輸力量和交通通訊上，距離的摩擦損耗侵蝕了實力的強度。由於海軍，無線電、空軍、火箭和衛星的發展，已經減小這種梯度，以至於有些人忽略了距離因素對實力平衡的影響。但是為了美國在中東行動而建立快速部隊的努力，說明距離仍然是需要花費代價的。福克蘭群島戰爭中，在7 000英里長的供給線上暴露出的種種困難說明，在軍事力量與距離因素之間的成敗之機是相互參半的。[194] （三）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 在地理差異的基礎上，人心向背歷史是決定戰爭成敗的關鍵因素。如果擴張的利益與當地人民利益不一致，那就會更加增大擴張者因距離拉長而出現的阻力。博爾丁教授分析說： 在本國最強大，它離國內基地的距離拉得愈遠愈弱。力量越是擴張，則強度越是減少。除了克服距離損耗的磨擦效應之外，在控制越來越遼闊領土的能量耗費以及對遠離本土的遙遠地方缺乏親熟性（familiarity），可以嚴重地影響擴張者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志。[195] 事實上，當技術和人比較時，人的力量是根本性的；當人與自然比較時，自然的力量起根本性的作用。只有技術、人民和自然地理環境三位一體地優化結合形成的戰鬥力，才是不可戰勝的。辛棄疾說的「自古天下離合之勢常系乎民心」[196]，孟子說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197]，都是這個意思。人只能是環境中的人，一方土地養一方人，同一地理條件可以出現不同的政治結果，不同的政治結果也可產生於同一地理條件。此間的莫測變化取決於人及其所處的地理環境。 地緣政治的真正力量來自人民。人民戰爭再加上有利的自然條件，就可以形成巨大持久的戰鬥力。而技術的作用多在於戰爭初期的戰役層面，這就是「點火」即挑起戰爭的手段更為方便了，但滅火得靠人，還要看能否控制火勢蔓延的方向。「草船借箭」還需東風，火勢蔓延的方向是由風向而非技術決定的。風向即民心，挑起戰爭的一方，如不得人心，往往會引火燒身。保家衛國會激發出無窮的力量，這叫人民戰爭。美國人喜歡技術決定論，即認為技術決定一切。但手握最新科技的美國大兵卻被佔據地緣政治優勢的阿富汗部落武裝打跑了，這是發生在我們眼前的而非只寫在歷史書中的事，眼見的事實說明：高科技不能替代更不能結束地緣政治。 還會有人說，科技可以解決資源短缺問題，如果世界發展到把糧食、資源等通過科技手段實現無限增長時，世界就不需要打仗了，和平與發展歷史條件就可以無限持續下去。
這也不可能，因為這個假設只有邏輯而沒有經驗支持；也就是說，它符合邏輯，但不符合歷史經驗，不是邏輯和歷史的相統一判斷。比如，人類五千多年間發展了很多技術，但還是沒有解決糧食大幅遑論無限增長問題，不同的只是名稱的改變。戰國時期糧食畝產可達到幾百斤[198]，雖然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目前最高可達到畝產2 000斤[199]，即使如此，這樣的產量也很難普及。糧食是從土地里長出來的，而土地不可能用高科技大規模催生，多少耕地大體能生產出多少糧食，這是農民都能算出的賬。所以我們的認識還是要向勞動人民學習，回到傳統的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路線上來。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它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從實踐中產生的[200]。所以要相信這些最基本的東西，萬變不離其宗，這個「宗」就是唯物主義。衣食住行，這都是最基本的東西。出門的時候老太太知道有多少乾糧走多少路，她會告訴你要多帶點乾糧。1905年對日戰爭失敗後，俄國各地流傳著一則笑話，說當時俄國人在遠東對付日本人用的是聖像，而日本人回敬俄國人的卻是子彈[201]。結果是子彈打倒了聖像。馬克思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202]，在國際問題研究中我們還是要從最基本的事實出發，而地理條件從而地緣政治就是國際問題研究者必須面對且不能任意改變的基本事實。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說：「要衡量一國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須根據這個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但是同位置相比較，疆土的大小、地形和自然資源是決定一國在國際關係中的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203] 一般說來，當一個民族處在被壓迫的時候，其外交政策還是有節制的，這時的國家崛起只需要克服困難就可以了；當它崛起後轉向世界性擴張並因此壓迫其他民族的時候，它就必須和世界人民作戰，這時的國家外交就身不由已地失去節制，即使以自毀的方式與帕米爾這樣無人敢碰的「山神」相撞也在所不惜。 古代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III of Macedon，公元前356年～前323年）似乎是歷史上唯一自覺止步於印度的帝王。他從希臘開始東征，越過達達尼爾海峽後於公元前334年在馬爾馬拉海岸的格拉尼庫河附近打敗波斯後，一路征戰南下敘利亞，巴勒斯坦，直到埃及。隨後他率軍北上返回亞洲，向波斯腹地進發，公元前331年9月，在底格里斯河東岸的高加米拉再次擊敗波斯，隨後進入波斯首都蘇撒和巴比倫。公元前330年繼續東進攻佔波斯舊都波斯波得斯。隨後便北上埃克巴達那，然後再到海卡頓比勒、來到裏海邊。後繼續東進蘇西亞，折南特拉後北上至今阿富汗喀布爾，穿過開伯爾山口於327年來到印度。越過印度河後受到當地部族的激烈抵抗。值得注意的是，與18世紀的英國人不同，此時的亞歷山大不是繼續深入遑論佔領印度，而是「自我封閉三日，然後決定班師。大家很想知道他的想法究竟如何，但結論很明顯，即他不是世界之主。」[204]公元前325年，亞歷山大折東返回巴比倫。公元前323年亞歷山大病逝，此後他的帝國隨即分裂為馬斯頓王朝、托勒密王朝和塞琉古王朝。 亞歷山大畢竟曾師從於希臘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臨終前終於明白了自己「不是世界之主」並因此找到了馬其頓帝國的有限邊界。麥金德畢竟是一介書生，他為英國政府提出他的地緣政治理論，首次以全球戰略觀念分析世界政治力量，揭示出中亞是大國建立世界霸權的關鍵地帶，但它卻沒有為英國政府指出哪裡是英帝國的有限邊界，相反他卻將他的國家驅趕到一個無法征服的「心臟」地帶。似乎是歷史的諷刺，儘管麥金德的理論使後來的世界圍繞中東熱鬧了至今，而他的祖國--英國卻在來到印度洋、其海權事業達到頂峰後，其帝國事業開始出現衰落的跡象。這種「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205]的雙重感受合二為一地落在麥金德身上：就在麥金德對英國海洋實踐做出如此經典的理論總結且因此譽滿全球的時候，上帝卻讓他看到了帝國的黃昏。1947年3月6日麥金德去世，同年8月15日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印度獨立。印度是英帝國全球霸權的支撐點，印度獨立敲響了英帝國的黃昏暮鼓。 實踐說明，麥金德的天才理論和實踐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理論邏輯上是通的，但實踐邏輯上是走不通的。在玻璃窗里的學者，不流汗、不打仗、不流血、不死亡，這樣的研究結果往往脫離實際並對國家造成大不幸。 那麼麥金德的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理論與實踐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差錯呢？因為戰線拉的太長。鞏固長距離的戰果要比從它本身獲利要支出的多。在帝國擴張方面實踐方面也相當有經給的美國人的研究也值得重視，《大國的興衰》作者保羅·肯尼迪寫道： 財富永遠是加強軍事力量的基礎，而獲利並保護財富又往往需要軍事力量。然而，如果一個國家把過多的資源用于軍事目的而不用於創造財富，那麼，從長遠看，就很可能導致該國國力的削弱。同樣，如果一個國家在戰略上過分擴張--如侵佔大片領土或發動耗資巨大的戰爭--那麼它就會冒這樣的危險：為此耗費的巨資可能超過對外擴張所帶來的潛在利益。16世紀西歐進步以來，大國體系中各領先國家--即西班牙、荷蘭、法國、英帝國和當今的美國等--的勃興而後又衰落的歷史說明，從長遠看，生產能力獲取收入的能力同軍事力量兩者之間有很重要的相互關係。[206] 從邏輯上推，麥氏的理論符合幾何力學的原理。但圖上的邏輯與能力邏輯或說理論邏輯與歷史邏輯並不總是一致。如上所說，中亞是世界上區間平面距離與立體距離極不成比例的地區，一段不太遠的平面距離卻包含著極為巨大和極難克服的立體距離。戰爭本質上是拼裝備的，在國力不及之處開展軍事活動將對國家會造成很大的負擔。 恩格斯說：「任何民族當它還在壓迫別的民族時，不能成為自由的民族。」[207]英國曾是一個受歐洲大陸封建國家壓迫和欺辱的邊緣島國，它也因此成為最有希望的島國。歐洲中世紀在大陸無法傳播的許多先進思想在英國落根並使之成為歐洲反封建教會勢力的大本營。1640年英國發生了開闢世界近代史里程碑的資產階級革命，帶動了法國等歐洲資產階級運動的發展，加速了歐洲封建制度的衰落。18世紀英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巨大的生產力的出現改變了英國人的生存狀態，市場和利潤成了社會活動的中心，國家成了為資本開闢市場的機器，由此，向世界擴張，不斷開闢新市場，就成了保持國家穩定的基本手段。這使得世界的不穩定就成了英國穩定的前提。英國在世界擴張中推行了殖民地制度，殖民地制度讓英國從世界得到豐厚的利潤，同時也使英國為此與世界各民族的矛盾更加不可調和，以至戰爭成了促進英國工業發展的基本手段。當時有評論說英國「把大大超過其稅務收入的錢用於戰爭，這樣一來它就把具有決定性優勢的艦隻和兵力投入同法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而沒有這種優勢，它先前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便都付諸東流」[208]。戰爭使英國擴張為帝國，到19世紀末，一般英國人都形成了這樣的觀念，即「英國分明是命中注定要統治其他國家的人民，英國是『日不落帝國』」[209]；「帝國的感情是每一個英國人生而有之的。這是我們的世襲財產的一部分，和我們同生共死」[210]。19世紀60年代，印度已完全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此同時，英國自身的寄生性也更強了，「它越來越依賴世界的貢賦來維持生存」[211]。高額利潤需要高成本的戰爭。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看出這一點，1868年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認為英國的殖民政策的「代價太大」[212]。 中國有個字非常好，就是幸福的「福」，它給人的喻意就是拜一口田。為什麼要拜一口田呢？一口田裡的糧食能消化，不至於把你撐著。人餓死的不多，撐死的不少。現在好多病都是撐出來的，與自己的消化能力相適應的飲食才是有福之道。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極力擴張，在戰役上基本沒有輸多少，而戰略上卻日益接近失敗，因為消化不了那麼多戰果。他們不懂「有福之人善退財」的道理，結果大量的戰果背面都是越燒越旺的被佔領國家人民對日本侵略者的熊熊的怒火。日本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日本人已沒有哲學了。1895年和1905年日本打敗中國和俄國之前，還是比較節制，知道不可過分，因在適當的時候及時止戰才贏得了對華對俄的戰爭。當時日本人是借錢打仗，在獲利最大化時及時停戰。1905年對俄作戰時日本方面在戰爭開始前考慮較多的是如何結束戰爭。那個時候日本軍人知道下坡比上坡難，因為這些人都是在幕府內戰中打出來的軍人，有經驗，所以說話有譜。打贏中國和俄國後，日本的陸軍大學很多人都對戰略不感興趣了，一付捨我其誰、敢作敢為的「少帥」作派。學戰役容易出成果，而政治則需要的時間和等待。由此發展下去，政治家在日本日益失勢，槍杆子失去政治節制的結果就是國家無法消化日本軍人抱回來的大堆戰果。1931年日本軍費佔國民總產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戰線也開展拉長，其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14%，到1941年增至18%；1942年日本對美宣戰，戰線已遠超出日本國力的極限，其軍費已佔國民總產值34.6%，至1943年達46.7%；到戰爭結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的戰線已拉到印度洋並進入緬甸，與此相應，其軍費與國民總產值的比例也迅速沖至98.5%[213]，也就是說日本國民總產值已近全部投入戰爭，由此日本全面失敗已不可避免。但這時的日本還是一味蠻幹，最後只有在原子彈爆炸後才徹底認輸。與此相反，1943年是中國在戰役上失敗得較多的時候，可我們的國際地位卻進入開羅會議的四大國之中，儘管在其中比較勉強，但是中國畢竟是參加了開羅會議，成了後來的四大戰勝國之一。還沒有戰勝就進入了戰勝國行列，這其中贏輸，全在哲學境界的高下。 進入21世紀的美國也在進入印度洋的路上由盛而衰的。 2011年6月2日，美國國防部長蓋茨卸任之前到新加坡參加會議時說，美國不想遏制中國的發展，並提醒中國不要學習蘇聯[214]。當時很多報紙、媒體都將這則新聞解讀為蓋茨意在警告中國不要搞軍事競賽，不要發展軍備。這--與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人對尼赫魯「有聲有色」曾作出誤讀的經歷相似--都沒有抓住要害。 （四）石油美元迫使美國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 美國是在蘇聯解體後開始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帝國。布熱津斯基說： 美國對手的垮台使美國處於一種獨一無二的地位。它成為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國。可是，美國在全球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聯想起早期帝國，儘管那些帝國規模較小，只是地區性的。[215] 「有過多少往事，彷彿就在昨天。」[216]布氏寫下這句話時是1997年，三年後便發生了「9·11事件」，隨後美國便揮師阿富汗和伊拉克。2008年，美國便決定從阿富汗、伊拉克撤軍，美國也由此迅速衰落。這一幕就發生在我們的眼前，也發生在布熱津斯基面前，美國在新世紀起步時豪情干雲，在結束時瞬間就成了一場鬧劇。 美國這幾年的國防部長似乎都有些身不由己，上任後都要打仗。這是因為今天的美國已出現美利堅民族利益與華爾街利益的分裂。美國這幾年因拉的戰線太長，以至今天已經打不動了。真正要為美利堅民族做事，就要收縮戰線，但美國現在沒有自己的實體工業，底特律老工業基地也垮了，美國也沒有國有銀行，只有華爾街控制的私有銀行，這樣美國就成了一個華爾街金融財團獨控的國家。華爾街是身處美國的國際人，他們並不反映美利堅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華爾金融的基礎不是美國的產品，而是中東石油。而要抓住石油，那就得逼著美國人民去到中東打仗。但華爾街要石油不是為了它的使用價值而是它的價值。它要保證石油必須用美元交換，獲勝後是華爾街美國而不是華盛頓美國發財，華爾街按戰時表現再發點「補貼」給白宮。蓋茨這些人上任前都雄心勃勃要為美國做事，上任後就發現不是那回事。但是他們又不能不聽華爾街的，所以每個任上的總統或防長都得衝進印度洋到海灣地區去打仗。但當他們卸任以後大部分都有良心發現，比如蓋茨、鮑威爾、奧爾布賴特等。蓋茨說中國別學蘇聯，意思是別學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本來這個世界是美蘇共同劃分的，美蘇本是周瑜打黃蓋的關係，不能當真。結果勃列日涅夫當真了，打得美國沒有退路了，以至美國全民動員起來一致反蘇。艾森豪威爾時期美國與蘇聯已恢復了雅爾塔框架下的合作。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中，美蘇在聯合國聯手把英法趕出了地中海；當時也有波匈事件，但美國只是喊話而不介入，就是因為美國承認那裡是蘇聯的勢力範圍。1962年，赫魯曉夫跑到古巴搞導彈基地，破壞了雅爾塔體系確定的美國的勢力範圍，結果惹得美國輿論不滿，古巴導彈危機後，美國就大規模介入越南戰爭。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兩人沒有斯大林的有限哲學的智慧，他們有執行和貫徹上級命令的能力，但這類幹部往往缺乏掌控全局的能力。朝鮮戰爭的時候，赫魯曉夫就想對朝鮮出兵，被斯大林教育了一番[217]，斯大林覺得蘇聯已無力在戰後繼續在朝鮮半島擴大戰爭。 現在我們再回來重讀蓋茨說的那句話，其意思是讓我們汲取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莽撞的教訓，外交上不要重複他們的錯誤。這話顯然是善意的。 可這句話被我們有的一些媒體解讀為中國不要發展裝備，這客觀上會使我們自廢武功、向西方妥協。這是不可以的。我們在西太平洋是要有我們基本的安全底限。毛澤東曾說：「一百多年來，帝國主義侵略我們都是從海上來的，不要忘記這一歷史教訓。」[218]所以第一島鏈[219]必須突破並堅決守住。中國東西兩面安全要有個平衡，東海的「安全帶」還沒系好又往西跑，這是跑不遠的。安全帶的系扣在哪裡呢？就在釣魚島，除了主權的因素外，這裡既是中國暢通太平洋的關鍵出口，更是「台獨」分子與日本右翼勢力的「接榫」地帶，釣魚島回歸中國可以斷絕了「台獨」分子對日本右翼支持的念想。因此，在沒有系好東海「安全帶」的系扣之前，空論西進是危險的。 世界大國為什麼都要爭奪印度洋，這是因為他們的擴張使其經濟發展與印度洋有某種依賴關係。英美要控制世界，因為他們的經濟是世界性的體系，誰佔有了世界貿易和世界資源，誰就會擁有世界財富流向的主導權。而佔領世界市場和資源，從地緣政治上看，就必須控制印度洋。英國和美國略為不同的只是，英國基本上打的是市場，英國佔領印度是因為英國需要印度為其工業產品的銷售市場。 與今天的美國不同，當年英國依靠的是民族工業的產品。英國人起家的時候對民族工業要求特別嚴，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的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後，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220]。所以英國本土的工業原創能力特別發達，發達的生產力要求更多的產品銷售市場及其利潤迴流。由此英國與印度形成了依存關係，同時印度洋也成了透支英國財政並由此拉倒英國的「百慕大」：支出大於收入，英國就這樣給生生地耗倒了。現在的美國表現就更差了。今天的美國是金融資本控制的國家，石油美元使其對印度洋有更深的依賴。因為支撐美國金融的基礎在中東石油。這樣，與以工業產品為基礎的英國相比，美國的國力尤顯不足。這就是擁有同等擴張規模的美國比英國控制印度洋能力相對更弱，退出的時間更早、速度更快的原因。 （五）美國的教訓及其啟示 美國輿論把凱南炒作成一個大戰略家。現在我們國內某些學者也是認為昨天的凱南和今天的布爾津斯基都是大戰略家。事實上，他們只是華爾街的大戰略家，不是美國的戰略家。大家看一下布爾津斯基設計的方案，將烏克蘭列為支點軸心國家，將整個中東列為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但美國沒有這樣的國力，沒有這樣的國力，為什麼還要這麼設計呢？這隻能解釋為對華爾街有利。大家可以看看電影《北京人在紐約》，面對王啟明和大衛，經銷商安東尼是唯利是圖，誰給我利潤多我跟誰做生意，至於說是不是美國人我不管。華爾街就是只認錢不認人。這麼折騰，如果美元垮了怎麼辦？垮了以後再去歐洲搞歐元，將來在歐洲坐大；歐元跨了怎麼辦？美國長胖後再回美國來吃美元。但是有一點，就是這些地區不能有國有銀行和本土工業。國家有「腎」即國企就能造血，再有自己的「血庫」，這就是銀行，這樣國家就能強大。華爾街到哪也不能接受這些。 從小生長在猶太人家庭的馬克思最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他認為不將法蘭西銀行收為國有是巴黎公社失敗的重要原因。1891年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總結巴黎公社失敗教訓的著作《法蘭西內戰》寫的導言中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為什麼公社在經濟方面忽略了很多據我們現在看來是當時必須做到的事情。最令人難解的，自然是公社對法蘭西銀行所表示的那種不敢觸犯的敬畏心情。這也是一個嚴重的政治錯誤。銀行掌握在公社手中，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這會迫使整個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加壓力，要它同公社議和。[221] 國家不將銀行抓在自己手中，就將一事無成。資產階級國家是這樣，社會主義國家更是這樣。在這方面，當代國際金融資本與各民族國家爭奪金融權的熱情絕不亞於中世紀教皇與世俗政權爭奪教權。 最近美國汽車城底特律的破產發生在奧巴馬提出「再工業化」的當口，這是因為華爾街不喜歡這些民族的企業。就是美國不能有民族之「腎」，有腎就能自己造「血」，這直接威脅到華爾街「血庫」的利益。在尼克松之前，美元靠黃金結算，這時美元靠勞動產品支撐。尼克松上任以後與華爾街有個交換，就是將美元放在石油上，要求國際石油貿易以美元結算。這樣華爾街的錢就可以大量地在增值中迴流，只要印鈔票就行了，美國只給世界提供各式債券。尼克松是用戰略收縮挽救了美利堅民族，同時又把黃金美元換成了石油美元挽救了華爾街，一舉兩得。即使這樣，華爾街財團還不滿意，最後還利用「水門事件」讓尼克松下台。最近美元為什麼衰落，它跟石油脫鉤了，控制不了石油了。美國為什麼打薩達姆，薩達姆要用歐元買石油。拿歐元買石油的話，就動了美元的根本了，這對華爾街美國壓力太大了。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將來還是要發展本國實體生產，不然就會重複今天美國衰落的路。 美元建立在石油之上是美元國際化的基礎，現在也有人建議人民幣國際化，若真如此，我們就得將手伸向全世界，全世界每個國家的大小事都和你有了關係，中國沒有解決世界問題的力量，因而需要有亞歷山大不做「世界之主」的智慧。美國自從將美元的支撐點拉到印度洋北岸的海灣後，它就與戰爭有了孿生關係：戰爭拉動軍火，還控制中東石油，這一舉兩得的結果使華爾街軍工集團和金融集團都高興。為什麼今天美國的禁槍法案屢試屢敗，因為軍工集團不願意。美國現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還要它打，如果不打的話，華爾街就來「財政懸崖」，不給白宮發工資。「斯諾登事件」說明美國人已對國家沒有感情了。電視中常有美國軍人拿槍掃射同胞，斯諾登還是國安系統的人，他也不願意幹了。為什麼？美國人對國家沒有榮譽感了。法國大革命時，人民佔領巴士底獄、佔領市政府，現在美國的中產階級有忿恨情緒不到華盛頓的白宮發泄，而是去「佔領華爾街」。這說明美國政府已被華爾街控制，其本身已沒有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華爾街給美國帶來的危害太大了，這直接導致了美國的衰落。這個衰落將會持續下去，因為華爾街不會向美利堅民族讓步，而美國對外戰爭又步步受挫，支出已遠遠大於收入。為了華爾街，今後美國白宮的目標將是中國，如果其反華行動持續受挫，那就還得重返印度洋、去海灣抓中東石油。 2014年8月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應該致力於在全球範圍以盧布來出售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氣，他表示，使用美元作為能源貿易中單一的定價貨幣正在傷害俄羅斯的經濟。普京是在當天訪問克里米亞地區時做出該表態的。他說：「我們應該謹慎從事。我們目前正在說服一些國家，使用自己的貨幣來開展貿易。」[222] 可以預計還會有更多的國家放棄石油美元。如此，華爾街更將雪上加霜，其反撲也會更加窮凶極惡。 八、北印度洋與中國安全有重大關聯 （一）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山帶是中國西南安全的戰略屏障 那麼，印度洋北岸和中國有什麼關聯呢？如果特別注意一下立體地圖上的扎格羅斯-興都庫什-喜馬拉雅這條山帶，就會看到這條山帶對中國西南安全是一條巨大戰略屏障。這是由世界最高山脊連接一線且難以逾越山帶；因其特殊的地理形勢，它幾乎成了古今侵略者的死亡地帶。古代的希臘人、羅馬人，近代法國人（拿破崙）英國人和現代史上的蘇聯人和美國人都沒有征服這道山帶，再先進的科技在這都不靈。這個屏障給中亞地區和中國帶來了極大地緣政治優勢，也給中國大西南帶來優質且低成本的安全環境。由於這個屏障的存在，當年亞歷山大打到印度就停了下來；蒙古人算是猛一些，1259年蒙哥大汗親自率領四萬軍隊越過這道屏障進入中國四川，但最終還是困死在重慶釣魚城下[223]；1914年，佔領印度的英國人曾打到拉薩了，最終還是抗不住地高天寒而南撤。 但凡事都得兩面看，保護中國的屏障同樣也是限制中國的屏障。連通中國西域與中亞繼而西方的絲綢之路被今人賦予了過多畫意，其實這條路開發最初的開通是為了中原政權的安全需要。漢朝為了聯合西域部族合擊匈奴，而不主要是為了商業的目的，張騫才冒死率人進西域才開發出這條道路。同樣的道理，我們今天的絲綢之路建設同樣也不會只是一個牧歌的進程。當前我們有些研究提議以修建整合亞洲大陸的鐵路的方式推進中國西進的「新絲綢之路帶」，這想法非常好但很浪漫。但回想一下當年俄國人在中國境內修的那條中東鐵路，開始說是共同抗日的需要，後來竟由此演化為兩國的宿怨，這種怨氣一直影響到20世紀50年代；相反幾乎是同期開工的在俄國境內修建的橫貫東西的那條近萬公里西伯利亞大鐵路[224]卻迄今一路暢通。設身處地，今後我們在其他國家境內修的路，我們難道就不會再碰到同樣的尷尬嗎？沒有歷史經驗支持的建議，提出來還是要謹慎些。目前我們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修的鐵路已碰到我們曾經歷過的相似問題。你修的鐵路從人家領地上過而你又不能控制，這是說不通的；而控制就要有矛盾，大些的還難免是衝突。前陣有朋友到烏克蘭置地產，說是雙贏的事情，大有前景，很有一副海外莊園主的范。烏克蘭危機尤其是克里米亞歸併俄羅斯後，人再回來情況就變了，這時地還在，法律不一樣了，得重辦手續。要知道，重辦手續意味著利益重新分配。以前我們知道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今後我們也要知道生意尤其是國家間的大單生意也是政治的繼續。可見，通心要先於通路，通心要有持久的耐心，在心未通而又力所不及之處，路不可過於深入，重資產投資還得做相應收縮。 （二）世界視野中的「絲綢之路」 連接中國與中亞的絲綢之路關係中國西陲安全，而在向當地人民學習中加強與中亞國家的交往才是化解中國西陲安全風險的政策基線。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願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都說明中國與中亞國家交往遠不只是一種物流的過程，更多的應是交心的過程。通關貴在通人，通人貴在通心。如無這些，僅有武帝的武功而沒有武帝的文治，絲綢之路不會有後來的延續。習近平主席「一路一帶」構想所包含的哲學思想已經不能僅從經濟發展的思路來理解，而應當從「環球同此涼熱」即世界共同發展、共同富裕的共產黨人的大情懷來理解。 絲綢之路也是東西方相互影響之路。現在北約東擴已經合併了東歐的部分，地中海南岸也為歐洲控制，那下一步怎麼辦？依據歷史經驗，就是打通敘利亞。敘利亞是歐洲人進入麥金德所說的控制世界的「心臟地帶」的門戶。拿下敘利亞，也就打通了經伊朗高原[225]進入中亞並經此即可由帕米爾高原[226]進入中國新疆。當年亞歷山大大帝、羅馬軍團、十字軍和蒙古人的東進和西出，這裡都是必經要路。法國學者魯保羅認為：「那些不想經北部繞過裏海的行人，則必須穿越伊朗這一富饒、人口稠密、接近肥沃的新月形地區，這一切都使這條道路變得非常繁忙。如果政治事件有時會使這條道路封閉，那麼它也必然會重新開放。」[227] 從敘利亞沿伊朗高原東進中國的那條路在歷史上是傳統的絲綢之路之一。這條屏障的最西端是敘利亞，這裡是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在歷史上也是歐亞兩大陸對沖的第一道關口，也可以說它是歐亞大陸力量變局的第一個旋轉門。羅馬人東擴，蒙古人西進，都是到了這個地方受到抵抗並因此固定了東西方的政治格局。當年張騫派副手到安息帝國訪問，因為他們的鬥爭關乎漢朝的安全，安息國王派了2萬多兵騎迎接[228]，因為他們也需要中國的支持。當時的安息位於今天的伊朗高原，其西端就是今天的敘利亞，位於今天歐洲東擴的前線。今天的北約東擴就是昨天羅馬東擴的重演，在敘利亞激烈抵抗前，今天歐洲的妥協也是昨天羅馬在此妥協的再版。可見，敘利亞至伊朗一線的地區安全與中國的西陲安全息息相關。1904年，哈·麥金德在《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說： 這裡是早期文明地帶中最脆弱的地點，因為蘇伊士地峽把制海權分成東西兩部分，而從中亞延伸到波斯灣的波斯乾旱荒原，使游牧勢力總有機會打到那一片把東面的印度、中國與另一面的地中海世界分隔開來的大洋邊緣。每當巴比倫、敘利亞和埃及綠洲的守備薄弱的時候，草原民族就可以把開闊的伊朗高原和小亞細亞作為前進的據點，從那裡穿過旁遮普而進入印度，經過敘利亞而攻入埃及，越過博斯普魯斯和達達尼爾的斷橋而進入匈牙利，維也納地當歐洲內地的入口處，抗阻著從兩方面--直接穿過俄羅斯草原與繞道黑海、裏海以南而來的游牧民族的襲擊。[229] 十五年後，哈·麥金德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以更為簡煉的語言再次重申這樣的觀點說： 誰佔有大馬士革，誰就有旁門通向另一條路--在兩洋之間沿幼發拉底河谷而下之路。這同一個區域，既是歷史的發祥地，又是現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點，不可能完全是一種巧合。[230] 印度是北印度洋最重要的國家，但對中國西域安全權重排序上卻不是最重要的國家。常有媒體看著平面地圖說印度對中國有大威脅。如果看看歷史，再看看立體地形圖，就會知道印度沒有大規模北上強攻的能力，當然中方也沒有大規模南下並實行控制性佔領的能力。這還得歸因於喜馬拉雅山的屏障作用。曆數古代史，印度人什麼時候打到過西藏、佔領過拉薩？沒有，都是北方游牧民族從西面順印度河南下進入印度。當然這也不能說印度人沒有北上的想法，也不是說中原人沒有南下念想，只是說在這一地區雙方實在沒有實現這種想法的地理條件。1962年底，我軍橫掃盤踞在藏南的印度侵略軍後為什麼馬上退回來呢，地形不行[231]。喜歡讀《三國演義》的毛澤東[232]自然會注意曹操佔領漢中後又不得不放棄漢中退回秦嶺的原因：藏南孤懸且直抵於印度西北平原，由北而南，攻易守難，且後援難以為繼。如陷南地，無以迴旋，極為被動。由南而北，則是攻難守易。毛澤東充分利用藏南地形的這種特點，對入侵者發起凌厲的攻勢，勢如破竹，速啟速合，沒有留給印軍占其地利以逸待勞的時間。 上文說敘利亞是歐亞格局的轉換門，現在再加一句，敘利亞也是歐亞力量交鋒的晴雨表。從中國西陲安全的角度看，較之於印度，敘利亞至伊朗高原直至阿富汗一線的國家對於中國西域安全有著更大的地緣政治關聯。（待續） [167]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5頁。 [168] 李慎明主編：《世界社會主義跟蹤研究報告（2010～2011）》，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26頁。 [169]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12頁。 [170] 《默克爾稱歐元區各國應為讓渡部分主權做準備》。 [171] 上古史在歐洲一般是指最早國家出現到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這段歷史。 [172] 中亞帝國，比如古代的波斯帝國（前550～前330）、亞歷山大帝國（公元前334～前323年，筆者認為，它本質上是歐洲人建立的中亞帝國，是希臘人對波斯帝國西擴的逆推和重演，這與後來的沙俄帝國是對蒙古人西擴的逆推和重演一樣）、安息（公元前249～226）、貴霜帝國（公元1世紀至5世紀）、阿拉伯帝國（公元7世紀至11世紀）和蒙古帝國（12～13世紀）等。 [173] 伊斯蘭對印度的真正征服開始於11世紀，是由中亞的突厥人進行的。伽色尼王朝的蘇丹馬茂德入侵印度12次以上，在北印度造成嚴重破壞。1526年，帖木兒的直系後代巴卑爾從中亞進入並佔領了德里，被尊為「印度斯坦的皇帝」，由巴卑爾建立的政權被稱為莫卧兒帝國，意為「蒙古人的帝國」，因為巴卑爾的血統由母系可以上溯到成吉思汗。 [174] 「伊拉克和大敘利亞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 Shams，縮寫為ISIS）是一個基地組織下屬的極端組織，其前身是2006年在伊拉克成立的「伊拉克伊斯蘭國」。「al Shams」的意思是「大敘利亞」，即敘利亞、黎巴嫩、約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ISIS組織的目標消除在一戰結束後，由溫斯頓·丘吉爾所創建的現代中東的國家邊界，並在這一地區創立一個由基地組織運作的酋長國。也稱「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175] 幾內亞灣是非洲最大的海灣，沿岸10多個國家及臨近地區擁有豐富的石油資源，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儲量超過800億bbl，約佔世界總儲量的10%。2001年全球新探明的80億bbl原油中有70億bbl出自幾內亞灣地區。同中東的波斯灣一樣，幾內亞灣正因石油而升溫，成為世界關注的熱點地區。幾內亞灣資源潛力巨大。 [176] 參閱張文木：《湯因比的歷史研究與英國戰後外交政策》，載於《世界經濟與政治》2011年第3期。收入張文木專著《國家戰略能力與大國博弈》，山東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99頁。 [177] 南鄭縣位於陝西省漢中地區南部。曹操多次告誡下屬：「南鄭直為天獄中，斜穀道為五百里石穴耳。」[晉]陳壽：《三國志·魏書十四·劉放傳》引《資別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6頁。 [178]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13頁。 [179] 符拉迪沃斯托克，位於亞歐大陸東面，阿穆爾半島最南端。 [180] 河內，越南首府。 [181]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93頁。 [182] 引自《維基百科·權重》。 [183] 司馬遷：《六國年表第三》，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史記》（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248頁。 [184]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9頁。 [185]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譯者引言》，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15頁。 [186] 張文木著：《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1頁。 [187]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28頁。 [188] 馬克思、恩格斯：《費爾巴哈》，《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2頁。 [189] 1838年，英國以阿富汗拒絕和英締結反對波斯和沙俄的同盟為借口，入侵阿富汗。次年國王多斯特？穆罕默德（1793-1863）棄都北逃。8月英軍攻陷喀布爾，立舒加（1816-1845）為王，此後，阿富汗人展開游擊戰爭，迫使英國於1841年12月簽訂撤軍條約；次年英軍復克喀布爾，再遭重創後徹底退出阿富汗。1878年11月英國以阿富汗拒絕接受其保護而投靠俄國為借口，二次出兵阿富汗，迫使阿富汗於次年5月與之簽訂《甘達馬克條約》，9月阿富汗人民起義並開展游擊戰爭，迫使英軍於1881年退出阿富汗。1919年阿富汗國王阿馬努拉即位後，致信英印總督，要求廢除英國的外交控制權，英國拒絕並於同年5月出兵阿富汗，阿人民奮起反抗。8月雙方締結和約，英國承認阿富汗獨立。1979年12月蘇聯因不滿阿富汗阿明政權，出兵阿富汗並佔領喀布爾。在阿富汗人民的激烈反抗下，1986年7月，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被迫宣布從阿分批撤軍。 [190]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6～87頁。 [191]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7頁。 [192]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1頁。 [193] 肯尼思·艾瓦特·博爾丁（1910～1993年），1910年出生於英格蘭，畢業於牛津大學，1948年成為美國公民。1949年至1967年，執教於密歇根大學。1967年，執教於科羅拉多大學波爾得分校，直至退休。 [194] 轉引自[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頁。 [195] [英]P.奧沙利文著，李亦鳴、朱蘭、朱安譯：《地理政治論--國際間的競爭與合作》，國際文化出版社公司1991年版，第12頁。 [196] [南宋]辛棄疾：《美芹十論·觀釁第三》，《中國兵書集成》（第7冊），遼寧書社、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頁。 [197] 《孟子·卷四·公孫丑下》 [198] 戰國李悝說：「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漢書·食貨志》，許嘉璐主編：《二十四史全譯·漢書·食貨志上》（第一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年版，第488頁。）陳文華先生說：這五口之家如果按照《周禮·小司徒》的標準，只能分到「下地」，因此，這則這應該是當時最低水平，根據吳慧先生《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農業出版社1985年版，第4頁）的計算，這「畝一石半」合今一市畝205.8市斤；由此結論：「西周每個勞動力可耕18.63市畝地，則最後可以生產3 834市斤糧食（粟）。」（杜青林、孫政才主編，陳文華著：《中國農業通史·夏商西周春秋卷》，中國農業出版社2007年版，第160、161頁。） [199]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超級稻畝產首破1000公斤》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 [200]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載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頁。 [201] 「由於我們在1904年整個一年和1905年戰場上遭到節節慘敗，所以德拉戈米夫將軍就編了一則挖苦的笑話，後來在俄國各地傳開了。他說：我們總想用聖像去打日本人，他們卻用炮彈和炸彈來揍我們；我們用聖像來對付他們，他們用子彈對付我們。」參見謝爾蓋·尤里耶維奇·維特著，張開譯：《俄國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維特伯爵的回憶》，北京：新華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頁。 [202] 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頁。 [203] [美] 尼古拉斯·斯皮克曼著，劉愈之譯：《和平地理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41頁。 [204]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頁。 [205] [宋]蘇軾：《水調歌頭·丙辰中秋》，載沙靈娜譯註：《宋詞三百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頁。 [206] 保羅？肯尼迪著，蔣葆英譯：《大國的興衰》，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第2頁。 [207] 馬克思，恩格斯：《論波蘭》，《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版，第288頁。 [208] 轉引自[美]保羅。肯尼迪（Paol Kennedy）著，王保存等譯：《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遷與軍事衝突》，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96～97頁。 [209]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8～9頁。 [210]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8頁。 [211] 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68頁。 [212] 轉引自帕姆·杜德（R. Palme Dutt）著，蘇仲顏等譯：《英國和英帝國危機》（The Crisis of Britain and the British Empire），中文版，世界知識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頁。 [213]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編：《抗日戰爭時期重要資料統計集》，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388頁。 [214] 《蓋茨聲稱美不會遏制中國發展 警告中國「別學蘇聯」》。 [215] [美]茲比格紐· 布熱津斯基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譯：《大棋局--美國的地位及其地緣戰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頁。 [216] 歌曲《好人一生平安》歌詞。 [217] 此事參見張岱雲等譯：《赫魯曉夫回憶錄》，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34~535頁。 [21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頁。 [219] 1950年1月12日，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發表《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的講話，針對太平洋地區軍事安全形勢，提出美國的亞洲政策。艾奇遜提出一條將朝鮮半島排除在外的「從琉球群島延伸至菲律賓」的防禦線。他說：「日本的防務必須得到維持，而且能夠得到維持。這條防線從阿留申群島經日本到琉球群島。我們在琉球群島擁有重要的防禦地位，我們將繼續保持下去。為了琉球群島上的居民的利益，我們將在適當的時機，要求在聯合國的授權下託管這些島嶼。但是，它們是太平洋防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須守住，而且能夠守住。防線從琉球延伸至菲律賓群島。」「亞洲的危機--對美國政策的檢討」（國務卿艾奇遜的講話，1950年3月1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87、188頁。 [220] [烏拉圭]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著，王玫著：《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頁。 [221] 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222] 《普京呼籲終結石油美元 稱其傷害俄羅斯經濟》 。 [223] 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命忽必烈進攻鄂州、察塔兒進攻兩淮及兀良哈台進攻雲南，自己則領兵往四川。1259年2月，蒙哥大汗親自率領4萬軍隊到釣魚城下，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堅嚴辭拒絕並殺了使者，蒙哥開始進攻釣魚城，然而釣魚城主將王堅與副將張珏的頑強抗擊下，大將汪德臣戰死，蒙哥更被城上火炮擊傷，後逝於溫泉寺，蒙古軍因此撤退。直至1279年，在守將王立帶領下釣魚城軍民投降，正式結束釣魚城之戰36年抵抗歷史。 [224] 西伯利亞大鐵路（Trans-Siberian Railway）是橫貫俄羅斯東西的鐵路幹線。東起自莫斯科，經梁贊、薩馬拉、車裡雅賓斯克、鄂木斯克、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赤塔、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參崴）。總長9，33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鐵路。從1891年起，這條鐵路從東西兩端同時開工，於1916年全線通車。 [225] 伊朗高原（英文：Iranian plateau，又稱Persian plateau）是亞洲西南部的高原地帶，亦是古代文化的發源地，伊朗高原由小亞細亞和高加索開始，一直向東延伸，包括現今阿富汗的絕大部分和巴基斯坦的很大部分。 [226]「帕米爾」是塔吉克語「世界屋脊」的意思，高原海拔4000米～7700米，擁有許多高峰。該高原是地球上兩條巨大山帶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山帶和帕米爾－楚科奇山帶）的山結，也是亞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主要山脈的彙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脈、喀喇崑崙山脈、崑崙山脈、天山山脈、興都庫什山脈五大山脈，它群山起伏，連綿逶迤，雪峰群立，聳入雲天，號稱亞洲大陸地區的屋脊。帕米爾高原的最高峰為興都庫什山（Hindu Kush）的主峰蒂里奇米爾峰（Tirich Mir）海拔（7690米）。 [227] [法]魯保羅著，耿昇譯：《西域的歷史與文明》，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頁。 [228] 公元前129年，位於小亞細亞的拍加馬王國 起義，羅馬鎮壓後將其劃入羅馬行省。公元前124年，塞人與安息（帕提亞）衝突，安息王敗死。安息向西敗西徐亞人，西北敗亞美尼亞人，與羅馬締訂和約；同年中國張騫副使至安息，安息王以兩萬騎迎中國使者。 [229] [英]哈·麥金德著，林爾蔚、陳江譯：《歷史的地理樞紐》，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63頁。 [230] [英]哈·麥金德著，武原譯：《民主的理想與現實》，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85頁。 [231] 「中印邊界衝突中，軍事後勤條件對印度有利，因為喜馬拉雅山離中國的力量中心過於遙遠。」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譯：《論中國》，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200頁。 [232] 1962年1月12日，毛澤東會見日本社會黨由顧問鈴木茂三郎率領的訪華代表團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麼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並沒有看過。」（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54頁。）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在接見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率領的代表團，在被問到在打仗之前是否看過軍事著作時，毛澤東回答說：「一本也沒有看過。《三國演義》我看過，《孫子兵法》沒有看過。打過仗以後，那是到了西北之後，為了總結經驗，看了一些中國的、外國的軍事書。書是靠不住的，主要是要創造自己的經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5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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