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道德經濟」的價值重塑（下）

【新經濟模式無需大量的資本投資即可創新、製造和營銷產品與服務，並以較低的邊際成本不斷擴大規模，同時也使經濟活動根據信譽進行財富和資源的分配】

□尼古拉·彼得森（Nicolai Peitersen）

邁向道德經濟

生產的邊際成本是新自由主義模型面臨的更大挑戰，在數字化行業中，它逐漸向零發展。新自由主義模型以提高生產力並降低邊際成本的市場競爭為基礎，推動企業降低其產品與服務價格，以便贏得更多消費者和更大市場份額。

1.價值創造的方式和主體正在發生變化。然而，過去幾十年里，全球供應鏈上的數百萬工人學會了如何製造高級產品（如智能手機等），教育水平不斷提高，社會技術也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這意味著人們都受過教育並且彼此之間相互聯繫了起來，製造物品的技能也很豐富，網上也有教如何製造產品的教程。這成百上千萬基於網路來設計、製作、分享市場產品與服務的人，我們現在將其稱之為「生產性公眾」。由於利用在線工具交流和管理任務並設計製作和銷售流程，生產性公眾的組織程度越來越高。

物質生產越來越成為「一般智力群體」的一部分，擁有基本技能的人都可以從互聯網上尋找信息，利用在線工具進行設計，並聯絡到可以幫助製作的人。例如，美國洛克汽車公司（LocalMotors）通過開放式協作，已建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車輛設計師和工程師社區。任何人都能在線加入，設計並研發車輛，甚至可以在其全球微工廠中生產一輛產品。

消費者對定製化產品與服務的需求越來越大，被稱為「單個人的市場」（Marketof One），在這樣一個世界中，從創新速度、靈活性和成本方面來說，傳統企業結構無法再與「生產性公眾」相比。

2.價值設定和分配也在發生變化。有意思的是，逐步興起的道德經濟也在發展它自己的衡量系統。現在通過社交技術就能將數十億人聯繫起來，歷史上首次可以捕捉人們對公司、產品、服務和個人的評價估值。可以通過直接評級也可以通過售後點評來評價，而且很容易累積成一個定量指標，顯示出人們對公司、產品、服務和個人的所謂「普遍情感」。

這種衡量系統的優勢在於它們是自然出現的。估值是由社群自身，即與這些資產直接有接觸的人做出的，例如，價值鏈上的僱員、消費者及其他利益相關方。這樣的話，會對產品、公司或個人的實際價值做出更真實的評估。

我們已經見過普遍情感是如何影響財富與資源分配的，例如，電子商務平台上的購買決定、從哪家供應商訂購產品、與哪些「生產性公眾」合作，以及投資什麼。在做出投資決策之前，利用P2P融資平台去評估一家公司的價值（其眾籌資本的成功率如何）已越來越成為風險投資家的普遍做法。

隨著人們估值的加入，並在普遍情感中捕獲它，一種交換價值也將得以創造出來，可以比較不同的「價值順序」，從而將價格與價值聯繫起來。

無論是比特幣，還是中國人民銀行正在研究的那種貨幣，數字貨幣的引入實現了根據普遍情感進行財富和資源的無縫分配，加強了它作為交換價值的實用性。

機遇

現在應該很清楚了，本文開頭指出的中國的具體發展指的是中國正在向這種新的社會經濟模式轉型。所有這些發展都推動「生產性公眾」無需大量的資本投資即可創新、製造和營銷產品與服務，並以較低的邊際成本不斷擴大規模；同時也使經濟根據信譽而不再是稀有性和少數人的決定進行財富和資源的分配。

在這種新經濟中，根據信譽開展合作和吸引資源的能力決定了你能否取得成功。正是這個原因推動現在的大部分行業（零售、金融、人力資源、城市交通等）去變成一個受信任的平台，使「生產性公眾」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開展合作，人們可以從這個平台收穫所有價值。

然而，中國還需要做出選擇。雖然已具備實現「道德經濟」的所有必要工具和手段，但還需要一些政策選擇。

這些新工具和手段可能更偏向於由當前企業和機構的新生產力量進行控制和使用，所以存在進一步加劇收入不平等、引起社會排斥和不滿的風險。當數百萬人具有創造價值的能力，但價值卻被企業所佔據（擁有數據和IP，通過其品牌價值實現，並在金融市場上獲得回報）時，不僅會抑制充滿活力的新經濟發揮潛力，而且可能會引起社會不滿。

正如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寫，任何系統的基礎都是一個「鐵籠子」，在客觀社會機構中對社會經濟模型進行制度化——市場、法律、貨幣體系。對於傳統資本主義模型，這意味著再也不需要相信或接受持續的資本積累這個總體目標。相反，現在這個總體目標自身也被刻進了社會制度框架的「鐵籠子」里。

這些新平台、數字貨幣、法律、估值體系是喜歡競爭還是合作？喜歡利潤最大化還是社會影響最大化？喜歡企業還是「生產性公眾」？這些選擇將決定中國是過渡到一種新的社會經濟模式還是繼續停留在現有模式中。

今天，我們擁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遇可以對新的「鐵籠子」制度化，通過這個機遇，普遍情感的最大化（即我們所說的「道德資本」）不僅變成了直接經濟利益，而且像早期資本家的持續資本積累一樣，成為取得成功甚至生存的條件。

為了確保財富和資源的分配以人們對它的評價為基礎，這種衡量標準也需要像評級體系那樣以同位評價為基礎。如此一來，生產性公眾不僅創造價值而且也能從中受益。

芬蘭是全世界第一個引入「公民工資」（Citizen』s Pay）的國家，失業公民並沒有領取失業津貼，而是每月會收到一筆560歐元的基本工資，通過這個嘗試，希望能夠減少政府的繁文縟節、消除貧窮、刺激就業。而且不要求領取人報告他們是怎麼花費這筆錢的。

在具備了可以提供給任何人創造財富的工具與資源之後，向每個人提供一筆最低收入，使人人都有成為「生產性公眾」的自由，無需存款便能展示他們的興趣、技能和創造能力，若非如此，他們可能負擔不起。要引入這種方式，需要像芬蘭這樣成熟的社會和經濟，但這個問題值得探討，因為它把社會包容性策略引入了道德經濟。

（作者為維基工廠CEO、歐盟中歐城鎮化領導力項目首席專家。王藝璇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