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對十一國「宣戰」的前後

慈禧對十一國「宣戰」的前後　　西摩爾聯軍進軍北京的消息在清廷內部和北京城內都引起了恐慌，這種氣氛使得仇洋情緒急劇高漲，載漪等人也由此獲得了朝政輿論的制高點，誰要是在這個時候輕言妥協，必然有「通敵賣國」的漢奸之嫌疑。在這種情緒之下，任何理性的聲音都將被淹沒。　　6月16日，慈禧太后在紫禁城儀鑾殿東暖閣召開了第一次御前會議。這次是擴大會議，包括大學士、軍機大臣、六部九卿，總共有一百多名在京官員參加。當時，慈禧太后還沒有打算和洋人決裂，只是派那桐、許景澄去楊村面見聯軍，要求其不要進入北京。但那桐、許景澄在路上沒見到聯軍。6月19日，慈禧太后再次召開御前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卻是風雲突變。　　據稱，慈禧太后在會上拿出江蘇糧道羅嘉傑輾轉送來的一份密報，這是一份洋人的照會，其中提出四條要求：一是指明一地，令中國皇帝居住；二是代收各省錢糧；三是代掌天下兵權；四是勒令皇太后歸政。　　慈禧太后將這個消息公布後，全場驚愕，據說端王以下的親貴二十餘人，竟相擁哭成一片！激動之餘，這些人發誓要效忠慈禧太后，不惜一切和洋人拼了。慈禧太后也說，既然戰亦亡，不戰亦亡，那只有和洋人決一死戰了！　　其實，真正讓慈禧太后下決心與洋人決裂的不是洋人的假照會，而是來自直隸總督裕祿發自天津的報告。裕祿在6月17日上午六時接到洋人一份遲到的最後通牒，要求在17日凌晨二時將大沽口炮台交出。　　作為對洋人最後通牒的外交反應，慈禧太后令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索佔大沽「顯系各國有意失和，首先開釁」，並要求各國公使和使館人員在二十四小時內離開北京。這個照會總共有12份，分別由總理衙門在19日下午送交十一國公使，另一份則是單獨送給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的。這個照會實際上是要將外國公使和使館人員全部驅逐出境。考慮到洋人在天津的無理要求，清廷的反應也不算過分。　　6月20日，清廷發布上諭稱朝廷已經陷入了洋兵和義和拳的雙重困境，要求各省督撫通盤籌劃，聯絡一氣，接濟京師，共挽危局，這道上諭隨後以六百里加急的速度發給各省。6月21日，清廷正式發布「宣戰詔書」，稱列強「三十年來，欺凌我國家，侵犯我土地，蹂躪我人民，勒索我財物，日甚一日，無所不至」，「昨日復公然有杜士立照會，令我退出大沽口炮台，歸彼看管，否則以力襲取」，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清廷決定對「彼等」「大張撻伐、一決雌雄」。　　這個詔書頗耐人尋味。首先，詔書以洋人強行索要大沽口炮台為由進行宣戰，殊不知此時大沽口炮台早在6月17日便已失陷，只不過直隸總督隱瞞未報而已。換句話說，聯軍在6月17日攻佔大沽口炮台的行為，已構成了事實意義上的宣戰，6月21日清廷的宣戰反落在了後面；其次，詔書宣戰並沒有具體對象，而只是使用了一個帶有藐視的代稱「彼等」，因此，這在國際公法上能不能算是對外宣戰恐怕還是個問題（事實上，後來沒有任何國家宣布正式應戰）；其三，這個詔書向國民解釋了朝廷為何要做出如此決策並呼籲共同禦敵，這似乎更像是一個對內的戰爭動員令而不是什麼宣戰書。由此，說慈禧太后對十一國「悍然」宣戰，顯然是重大誤解，在法理上和邏輯上都是站不住腳的。　　誤解，可能基於以下事實的發生：6月20日上午，德國公使克林德單獨前往總理衙門，路上被清軍小隊長恩海所殺；在此之前，日本使館書記生杉山彬也被董福祥的甘軍所殺。外交人員特別是德國公使克林德的被殺，使得外國公使們徹底失去了對清廷的信任，在清廷已經失去了對局勢控制的情況下，他們當時唯一能做的便是在使館中堅守待援。由此，清軍對使館長達一個多月的圍攻開始了。 (《女人當國》 作者 金滿樓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謝臻 摘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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