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婦女的榜樣----鄧穎超大姐

鄧穎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周恩來夫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她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毫無保留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她是20世紀中國婦女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婦女的驕傲，在國內外享有崇高聲譽，深受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尊敬和愛戴。目錄人物簡介臨終喊李鵬生平經歷情感生活編輯本段人物簡介鄧穎

超（1904年2月4日－1992年7月11日），曾用名鄧玉愛、鄧文淑，河南省光山縣人，出生於廣西南寧；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總理周恩來的妻子。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名譽主席，中紀委第二書記，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等職；她還是鄧小平主政時期的「中共八大元老」之一。1992年7月11日，在北京病逝。編輯本段臨終喊李鵬本文摘自《西花廳歲月》 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作者:趙煒（全國政協原副秘書長，長期在周恩來、鄧穎超身邊擔任秘書，現任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鄧穎超研究中心顧問。）199

1年7月27日，鄧大姐又一次住院了，病因還是因為肺炎引起的高燒。住院後的第五天，經中央批准，鄧大姐接受了一次手術，以後她的情況略有好轉，在江澤民和李鵬來病房看她時還能清楚地同他們講話。到了8月17日，鄧大姐開始出現腎衰，昏迷中的她已經不認人了，我們也已經開會研究她的後事。但鄧大姐的生命力十分頑強，經搶救她又脫離了危險。那次，她醒來後我正好回西花廳辦事，值班的同志一打電話告訴我這個好消息，我馬上就趕回醫院。沒想到，鄧大姐見到我居然不認識了，可對其他同志卻能一一叫出名字。我很難過也很奇怪，就問醫生是怎麼回事。醫生說，當病人長時間昏迷後就會出現這種情況——對越熟悉的人越不認識。他讓我別著急，慢慢情況就會好。果然，一天以後鄧大姐認出我了。後來，當同志們告訴她清醒後最後才認出趙秘時，她居然還有點不相信。1992年的夏天來臨了。從6月下旬起，鄧大姐的情況就一直不穩定，她的心率加快，胸部憋悶，全身多器官功能都不好。7月9日中午，我還沒吃完飯，鄧大姐突然讓護士叫我，說有事要和我說。我馬上來到她的床前，這時鄧大姐拉著我的手清楚地說:「趙煒，我同你見最後一面。」「大姐，別這樣說，你養養神吧，該睡午覺了。」我強忍著淚水勸慰鄧大姐。鄧大姐當時為什麼要同我說那樣一句話，也許那次醒來她已經感覺到了自己將要走向生命的終點。但7月9日中午確實是我和清醒的鄧大姐見的最後一面。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到了10日早晨，鄧大姐的情況更糟了，她脈搏加快，呼吸緩慢，醫生說病情危重，需要向中央報告。為防不測，下午我和警衛秘書高振普、保健醫生季建華一起開始安排鄧大姐的後事，哪些需要我們做，哪些要請示報告，整整列了兩大張紙。同周總理去世時的情況不同，此時我們已經有了充分的思想準備。10日晚上8點左右，李鵬和夫人朱琳來到病房，我趴在鄧大姐耳邊向她報告，她用微弱而沙啞聲音吐出兩個字:「李鵬……」這是鄧大姐臨終前說出的最後兩個字。那天夜裡，我起來看了幾次，鄧大姐的情況一直沒有好轉。到了11日清晨五點多鐘，護士叫鄧大姐，她沒有任何反映，我就急忙起來趴在她床前喊:「大姐，我是趙煒，您聽見沒有？您要聽見就睜睜眼睛點點頭。」但鄧大姐別說睜眼睛，就連一點兒反映也沒有。這時她的血壓和脈搏都降了下來，我和護士分別去叫人。1992年7月11日6時55分，鄧大姐在平靜中停止了呼吸，享年88歲。她老人家走得十分安詳。病榻前，我吻著鄧大姐的額頭，兩行長淚順著臉頰流下……官方對她的評價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著名社會活動家，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黨和國家的卓越領導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德高望重的第六屆全國政協主席……」[1]曾照顧三歲喪父的李鵬[趙煒]：也不叫養育，因為當時總理和鄧大姐的工作關係，尤其是在國統區，我們共產黨員被敵人給殺害了，這個時候組織必須去找他的老婆孩子，否則敵人就給你全家剷除，所以這樣的話，他們就關心，像這樣的孩子，總理和大姐關心有十來個人，不像有人說這個是養子，那個是乾兒子什麼的，有些人不張揚。我跟你講，雖然大家都知道，那是他們認的，你像李少石的女兒，也是他們的乾女兒，從來不張揚。總理給他寫的信，寫題詞都寫「乾爹周恩來」。因為在解放的時候，在華北什麼大學念完書要到外地工作，她不願意在北京，她就給總理寫封信，總理馬上回「必須在北京」，跟她媽媽在一起，不許到外地去，她只好聽乾爹的意見。所以有的人不是什麼養子，又是乾兒子什麼的。真正的人不張揚，所以這些東西，不能說他兩個人關心過的烈士孩子都是撫養起來的，不能這樣說。[2]周恩來

和鄧穎超都很喜歡孩子，在和孩子們一起的時候，他們也天真得象孩子。有時得知某個孩子和他們夭折的孩子是同年出生時，周恩來也會頗為感慨地和鄧穎超說：我到上海參加領導三次武裝起義，失敗了；你在廣州難產，我們的孩子夭折了。我如果不離開廣州，我們的孩子可能活下來了。在這種時候，鄧穎超總是內疚地說：我不該背著你打掉第一胎。那時我才21歲，年紀輕，看著廣州革命形勢好，你忙我也忙，就開了點中藥打了胎。但這種父母思兒之情，一瞬就過去了。他們以父母慈愛之心，去關心、愛護革命的後代。所以，當周恩來的表姐龔志如遺憾地說：「唉，美中不足的是你們沒有一個孩子」時，周恩來反駁說：「誰說沒有？我們有十個！他們的父母是為革命而犧牲的，我們就擔當起父母的責任。他們都生長得頂不錯！」這十個

孩子是誰？或者這數字只是一種泛指，可以不必考證，但他們撫養革命後代的故事，卻早在革命隊伍中流傳。1937年，16歲的孫維世獨自找到武漢八路軍辦事處，要求到延安去。辦事處的工作同志不認識她，覺得她年齡太小，沒有同意她的要求。她站在門口不肯離去，剛好為周恩來遇見。周恩來看到她哭得傷心，一經查問，才知道她是老戰友孫炳文的女兒。於是馬上把她帶進辦事處，端詳著這個早在廣州就熟識的機靈孩子，連連叫著她的名字。不久，周恩來與鄧穎超就派人把她送到延安，並寫信給她的媽媽任銳，願把這個孩子當作他們自己的女兒。此後，他們所給予孫維世的關懷，遠比父母所能給與孩子的為多。參加南

昌起義的二十五師黨代表李碩勛是在1931年被捕遇難的，烈士的夫人趙君陶（趙世炎的胞妹）那時也帶著孩子李鵬關在牢中。直到1939年，周恩來、鄧穎超得知李鵬住在成都的親戚家中後，才得以把他接到重慶，後又送到延安學習。從那以後，周恩來、鄧穎超就象對自己的孩子一樣，關心著他的學習、思想與生活。1945年11月，李鵬被分配到前方工作，那時他已入黨。當他去向「周伯伯、鄧媽媽」告別時，周恩來對他說：光組織上入黨還不行，要思想上入黨，才能象先烈那樣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鄧穎超也勉勵他要和群眾打成一片，不要有幹部子弟的優越感，還送他一床延安出的毛毯，而他們自己床上擺的仍是兩條洗得發白的普通戰士用的舊棉被。1983年6月，李鵬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後，鄧穎超已八十高齡還專門到他辦公室諄諄囑咐：「不要驕傲，不要脫離群眾。」[2]編輯本段生平經歷學生時代在鄧文淑考入直

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今天津美術學院）後，老師為她改名「鄧穎斌」；但她自己又改為「鄧穎超」。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年15歲的鄧穎超積極發動同學參加到這場愛國運動中；她和郭隆真、張若名等人組織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自任執委、兼講演隊隊長；走上街頭，宣傳鼓勵各界婦女參加運動。後來，她和來自其他學校的學生——周恩來、馬駿等人組織了覺悟社。社會活動1920年後，鄧穎超先後在北師大附小、天津「達仁女子小學」任教。1923年她和覺悟社社員李峙山成立「女星社」，繼續從事婦女社會活動；還於1924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次年3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婦女部長。1925年，鄧穎超來到廣州後，出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兼婦女部部長。當時中共中央鼓勵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中國國民黨，鄧穎超也是其中之一。1926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有八位中共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其中就包括鄧穎超和毛澤東等人。當時，鄧穎超是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並在中國國民黨婦女部為部長何香凝擔任秘書。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事件，許多中共分子被捕，鄧穎超不得不拖著難產後還尚未恢復的病體，輾轉尋找當時在上海的周恩來。來到上海後，鄧穎超先後擔任中共中央婦委書記、中共中央直屬支部書記等職；和周恩來一起在上海工作。1928年，她還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中共領導人顧順章、向忠發相繼叛變後，鄧穎超協助周恩來和中共機關度過了危險；兩人又先後輾轉到達了江西瑞金。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瑞金後即出任中共中央的重要職務。鄧穎超半年後來到瑞金，就主動淡出了領導層，默默支持周恩來工作。在瑞金期間，鄧穎超歷任中共中央局秘書長、中共中央政治局秘書、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機關總支書記等職。1934年，她帶病隨部隊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在到達陝

北後，鄧穎超又先後出任中央機要科科長、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內政司法部秘書等職。抗日戰爭爆發後，鄧穎超跟隨周恩來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統戰工作，並先後出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婦委委員、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員、婦委書記等職。1938年1月，她當選「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中國分會」常務理事；同年3月，和沈鈞儒、郭沫若、李德全等人共同倡議組建了中國戰時兒童保育會，並出任該會的常務理事；5月，參加起草了《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建國工作大綱》；6月，又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出任「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的參政員。1943年7月回到延安後，鄧穎超接受了「整風運動」的考驗，曾在中央黨校一部進行學習。1945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穎超和蔡暢、陳少敏作為僅有的三位女性，一起進入中共中央委員會；並出任中共中央婦委副書記、兼解放區婦聯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國共內戰時期抗戰勝

利後，鄧穎超又作為中共唯一的女代表，出席了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她當選為國際民主婦聯理事。自1947年3月起，她歷任中共中央後方工作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婦委代理書記等職。1949年6月，入選全國政協籌備委員會委員，成為《共同綱領》起草小組的成員之一。後來，受毛澤東、周恩來的委託，親赴上海，邀請宋慶齡到北京參與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在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鄧穎超先後當選為全國婦聯第一至三屆副主席，第四屆名譽主席；中國人民保衛兒童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自中共八大以後，鄧穎超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始終沒有擔任政府職務；直到1976年丈夫周恩來逝世後，才再次回到了中共的政治舞台。於當年12月，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被增補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在197

8年3月，連任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後，鄧穎超於當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出任剛恢復設立的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書記，並同時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此後不久，鄧穎超利用早年和國民黨方面的接觸和聯繫、以及她在統戰工作中的人脈和聲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對台工作，併兼任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1983年6月，年近八十高齡的鄧穎超，當選為第六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此外，她還曾兼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譽會長、中國三S研究會名譽會長、中國人口福利基金會名譽會長等職。1985年9月，鄧穎超主動申請辭去了中共中央委員的職務；並在1988年4月全國政協主席一職任期屆滿後，離職休養。編輯本段情感生活周恩來鄧穎超和

周恩來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兩人在中學生涯分別就讀女校（直隸第一女子師範學校）和男校（天津市南開中學），同樣有參與學校的話劇團，他們在話劇團內有份兒參與的話劇也同樣有鬧「角色性別腳色荒」（女校沒男生飾演男角／男校沒女生飾演女角），而他們的相貌條件又同樣被認為適合飾演跟自己性別不同的角色，因此他們也同樣在中學時期於話劇團內反串起來。在周恩來赴法國求學後，二人保持書信往來。直到1923年的某天，鄧穎超收到周恩來寄來的一張明信片。在這張印有卡爾·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畫像的明信片上，周恩來寫道：「希望我們兩個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一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時，才確認了兩人間的關係。兩年後，在周恩來回國後不久，1925年8月8日，鄧穎超和周恩來在廣州結婚。鄧穎超

和周恩來都不避諱地承認兩人的結合首先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其次才是「一個屋檐下的伴侶」。周恩來曾對家中晚輩說，當時自己在法國有一個女朋友，但是他覺得作為革命的終身伴侶，那個人不合適。無兒無女婚後不

久，鄧穎超發現自己懷孕了；為了工作，她背著周恩來將孩子打掉了。一年後，她再次懷孕，臨近生產時發現，胎兒過大而且難產，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此時，政治環境發生逆轉，中國國民黨開始對共產党進行搜捕。鄧穎超在母親的陪同下，不得不離開廣州。由於難產後得不到休息，身體損傷很大；後來，醫生判定鄧穎超很難再有懷孕的可能。建國後，著名婦產科大夫林巧稚曾建議她做輸卵管疏通手術，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鄧穎超最終還是選擇了放棄。所以，她和周恩來一直沒有子嗣。但是，他們收養、照顧了很多中共革命烈士的子女，其中包括在文革中慘死的藝術家孫維世、以及後來擔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等。家庭背景鄧穎超出生在一個晚清地方官吏家庭。父親鄧庭忠曾官任南寧鎮台。母親楊振德，出身官宦世家，從幼學習中醫。在楊振德嫁給鄧庭忠的第三年里，生下女兒「鄧文淑」（即「鄧穎超」）。由於傳統「重男輕女」的思想，鄧庭忠要將女兒送人，楊振德以死抗爭。在鄧文淑三歲時，父親因得罪上司遭到陷害，被流放新疆；隨後，客死異鄉。楊振德決心獨自把女兒撫養成人。他們曾先後輾轉廣州、上海等地，過著顛沛流離的日子；最後在天津落腳。楊振德以行醫和當家庭教師為生，日子清貧，但卻絲毫沒有放鬆對女兒的教育。鄧穎超因此，深受母親的性格影響。2005年，天津電視台拍攝了《鄧穎超和她的媽媽》的18集電視劇，展示了從鄧穎超出生到母親去世的36年中，母女的坎坷經歷和不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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