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這個時代很難再有人當教父了

日本人有一句俗語，叫被時間忘記的人，指那些樣子心態永遠也不變化的人，他們總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個傳奇，活成一個奇蹟，活成一個雕像。這樣的人，日本很多，中國很少，很少裡面張藝謀應該算一個，你怎麼也不會想到眼前這個男人生於1950年，他身材樣貌和30年前拍《老井》時並無二致。「我是閑不住的人。」據說他保持狀態的秘訣就是少吃多干。他長年處在超負荷勞動中，看片開會談事討論局面，特別是和前任搭擋張偉平分開之後，他一面要拍《歸來》，一面要同人談劇本，一面還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東家，一面還要面對無錫市計生局雪片一般發來的罰款通碟，以及全國媒體「尋找張藝謀」鋪天蓋地輿論圍攻。可是任爾東南西北風，張藝謀也挺了過來，「放到一般人身上就會搞亂。我還好。還好。」他淡淡地說。

從偶像成靶子

還好，是因為比這更驚險的大風大浪，張藝謀見過不少。

他的成功幾乎是一個比「頭髮絲」還要驚險的神話，出身反動家庭，苦巴巴從咸陽棉紡八廠里掙脫出來，賣血買相機，1978年終於成了電影學院的一名超齡學生。整個上世紀80年代，張藝謀處於男人30-40歲這個最好的時光里，飛揚個性，勇猛精進，成為最好的攝影師，當上了影帝，拿到了柏林金熊獎，談了一場和國際影后轟轟烈烈的婚外戀，也和80年代那一批最熱血的青年拍出了當時最具時代氣質的電影。當時他的每一部電影都是人們議論的中心，張藝謀成為八九十年代中國最引人注目的電影導演，而且沒有之一。

因此，不論是過度解讀還是可以營銷，新片《歸來》從第一次露面開始，就被認為是對80年代的張藝謀的回歸。

1994年的《活著》為他帶來國際榮譽和知識分子的青睞，但隨之也遭到被禁的命運。從此之後，他的人生似乎轉了一個彎，他慢慢由知識分子的偶像變成了他們的靶子，從《一個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議，到《英雄》巨大票房後的嚴厲斥責，以至於到《山楂樹之戀》和《三槍》為他帶來的巨大職業諷刺，而奧運總策劃以及神秘的葫蘆娃傳聞則讓張藝謀的形象更加複雜難辨，正邪難分。

「我的這個模樣，我的這個樣子，我在公眾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來。其實，我還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個老頑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願意嘗試的心態。」對於自己忽左忽右的思想取向，他顯然沒有太多糾結：「我其實一直都沒有變，我算是用影像講故事的人，我導演的畫面的素質和想法要高於我的文學想法，我從來就不是一個作家型的導演。」事實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傳里說的，張藝謀對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歡迅速將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歡在手藝里找到那份實實在在的快感，「我覺得我在視覺上還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導演中都不輸給他們幾位，我特別想拍大視覺的特棒的東西，大銀幕，4K，3D。」他一直平穩的聲音在最後陡然有了一點拔高，臉上眉飛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終於明白了那些追隨在他身邊的人對他的敬意，作為一個西北男人，執固和驕傲是他們的本分。

電影手藝匠人

如果和張藝謀聊得夠久，你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許多個不同側面的張藝謀。

這其中有作為名人的張藝謀，對於媒體，他打得一套極精到的太極拳，他那滔滔不絕的口才具有強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離在安全線之外。還有作為西北人張藝謀時的那份血性的剛硬，新片《歸來》開始就開誠布公，這部片子我們不談票房，他把「為什麼不直面『文革』」的問題用更平靜卻意義嚴厲地拋回給記者，那後面的意思是難道只有「把殘酷和困難呈現出來就最牛嗎？」當然還有一個舊派男人的老實與真誠，提到鞏俐的時候會不自然地沉默和迴避，當然實在沒辦法了，他也會坦然承認她一直是他的繆斯。除此之外他還有平常男人的那種平凡的自得，比如他把他的潮歸結於「我有個80後的太太」，他甚至不迴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罵你庸俗。但我個人的選擇是鍛煉我自己，跟上這個時代，如果這個時代庸俗，我跟上這個庸俗。我磨鍊它，看我能不能適應它，而後改變它，所以我一直會試水商業電影。這是我自己自覺的選擇，不是別人想像的我是被強迫。」

「你一生能認識幾個人？大部分人不會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說你是大師應該是怎麼樣怎麼樣，說你拍的這太小兒科了，什麼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歡嘗試新的東西，我真的沒有負擔。」

「時代變了。」在採訪中，張藝謀起碼說了五次同樣的話，但對於時代變了，他沒有別的50後導演那種痛心疾首，他看上去有些微惆悵但看得出很開心，「時代變了，這個時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種真正「自由主義者的洒脫」，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沒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體也很好，我自己認為我可能拍的時間還很長。」他平靜地說，那語氣里絲毫沒有中國現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氣，而是一個精力過於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熱，「我們手藝人掙的都是辛苦錢，但我是真的喜歡拍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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