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空里的文明記憶（品鑒）

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世界記憶工程」旨在喚起人們對世界範圍內瀕危、散失或正遭受厄運的文獻遺產的關注。如今，全世界已有240多項檔案文獻入選《世界記憶名錄》。中國的候選項目非常多，包括意義重大的甲骨文，而今年所選擇參評的，是繪於明崇禎七年（1634年）的《赤道南北兩總星圖》。這是怎樣的一幅圖，能夠脫穎而出？這幅收藏於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文物，為木印彩繪紙本，屏掛式，由8條幅縱向拼組而成，拼後全圖版框高171.5厘米，寬452厘米。兩個大圖分別是南赤道所見星圖和北赤道所見星圖，外圈標有赤道和黃道12宮。在兩幅主圖之間及外沿，分別繪有《赤道圖》《黃道圖》等各種小星圖14幅，黃道經緯儀等各種天文儀器4幅；同時在整幅圖的首尾，還印有徐光啟所撰《赤道南北兩總星圖敘》及湯若望署名的《赤道兩總星圖說》兩篇長文。它的唯一性是一目了然的：它是現存於世的時間最早、尺寸最大的東方皇家御用星圖原圖。作為獻給皇帝的作品，實用性之外無疑還有藝術再加工，木版墨印之後是填色，包括將全部星座鍍成金色。據湯若望的書信記載，崇禎皇帝很喜歡這套星圖，一直留在身邊。到了清朝，該圖被收藏於內務府，內務府輿圖房的目錄中就有記載。星圖由明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主持測繪，德國傳教士湯若望等參與繪製，見證了中西方科學文化的交流。圖中所使用的數據，既繼承了我國古代星圖的內容，又吸收了當時歐洲天文學的成果。比如在此圖上既有星座，也有星雲，甚至銀河系。比如在星座的命名上，凡我國古代已經組合、命名了的，就沿用原組合，並在圖上寫出其名稱；凡我國古代沒有組合、命名的恆星，則採用歐洲天文學上的組合法，並譯出西方的星座名。在星座的測量與定位方面借鑒了西方測量法，更加準確。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這幅星圖是近代恆星天文學理論和實踐結合的產物。從這幅圖開始，中國歷史悠久的傳統星圖的形式和內涵都發生了變化。在中國，歷來有「知地者，智也；知天者，聖也」的表述。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就明確地指出，對於以農業為本的社會而言，天文曆法的知識，具有首要的意義。誰能把曆法授予人民，誰就有資格成為人民的領袖。所謂「觀天象授民時」，天文學也是中國古代王權的基礎。正因如此，中國古代天文學所取得的成就也極其輝煌。傳說黃帝首創曆法，《尚書·堯典》中已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記載，證明在堯的時代已經確定一年分四季，並有閏月的設置。殷墟時期的甲骨文記載，殷人已能夠準確地記錄日食、月食和星象，將一年分為12個月。此後千年間，先後有近百種曆法實施。但各種曆法使用的時間並不長，出於統治的需要，改朝換代時，曆法都會重新修正。但有明一代，一直使用的是元代郭守敬編製的《授時歷》，從16世紀末開始，對天文曆法進行修正的呼聲日益高漲。當時正好一批具有先進西方科學背景和專業天文學知識的西洋傳教士來到中國，被還算開明的崇禎帝批准參與了中國的天文曆法測制。《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誕生的背景，可謂千載難逢。這種交流、這種參與並不總是能夠發生。中國幾千年的天文星象觀測繪圖史，基本上由少數人壟斷。在晚明清初時期，由於西方先進技術的衝擊，以及中國本身在天文學上的改革需求，才有了中西曆法的融合，也使中國天文學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峰。這裡不得不提的是兩位主要參與者——徐光啟與湯若望。徐光啟是中國明朝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軍事家，在儒學、西學、天文學、數學、農學等領域均有相當的造詣，又官至高位，有足夠的條件開中西文化交流之先河。在湯若望之前，徐光啟的另一位好友利瑪竇已經在北京逝世。我們學習的那些幾何學基本辭彙如點、線、平面、對角線就是由他和徐光啟辛苦翻譯過來的。正是在利瑪竇、徐光啟和湯若望的影響下，晚明士大夫研習西學蔚然成風，先後有150種西方典籍譯成中文，西洋近代天文、曆法、物理、醫學、水利諸學，音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入中國；而在利瑪竇之後，以湯若望為代表的更多傳教士以數學家、建築家、宮廷畫家、輿地學家的形象走入中國宮廷，他們寫下了更多關於中國的著作，其中僅17世紀出版的單行本就有66種。中國擁有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這些年成為世界記憶的中國檔案主要有《本草綱目》、古納西東巴文字手稿、《黃帝內經》、清代科舉考試金榜、元代西藏官方檔案等九項。但它們並未有多少涉及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之間不同尋常的相遇，往往伴隨著衝突與矛盾，而科學是建立對話的最靈活的手段之一，從這個層面上講，《赤道南北兩總星圖》自有其特殊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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