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凡：探尋蘇聯解體之謎

阿凡：探尋蘇聯解體之謎作者：阿凡前蘇聯的消失，距今已近二十年。國際上對蘇聯解體成因的探究活動，也經歷了近二十年，並且還會探尋下去。為何一個龐然大物突然死亡?這類似於恐龍與猛獁象的死因，是令人著迷的。正如前美國駐蘇大使馬特洛克所言，蘇聯的解體與蘇共的下台，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外部與內部諸因素合力作用的結果。一個超級大國，在瞬間灰飛煙滅，畢竟是令人感慨的。尤其是作為近鄰的同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感觸尤為深切。蘇共建政70餘年，曾經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由於國力強盛曾與美國平起平坐，被世人稱之為二霸之一。還是馬特洛克所言，蘇聯消解的病因，早就存在於早期的蘇聯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由於體制龐大和國力強盛，所有的病因都處於隱性狀態。勃列日涅夫執政以後，這些隱性的病患開始加速擴散，瀰漫到國家的一切領域，彷彿一個衰竭的病人;只要遇到合適的誘因，就會總爆發而一發不可收拾。　　蘇聯解體是經濟上出了大問題?前蘇聯國民大學歷史學教授安德烈-蘭考夫認為：「在前蘇聯統治時期，雖然也存在對政治權威主義和少數民族問題的不滿情緒，但國民對體制持有不滿的根本原因是蘇聯在經濟運營上的無能為力以及國民生活困難。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人終於明白自己的生活水平大幅落後於發達國家。」「雖然蘇聯當時的經濟和生活水平大幅落後於發達國家，但如果蘇聯人不知道這個事實，經濟危機就不會造成政治後果。因為蘇聯人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遠不如發達國家這個事實，所以才開始反對國家的社會主義體制。」　　持上述觀點的人是蘇聯解體成因說的主流，然而事實並不盡然。據蘇聯政府下屬統計局的統計結果顯示，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在1971年至1975年達到7.4%，之後急劇下降，1976年至1980年為4.4%，1981年至1985年繼續下滑至3.7%.而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推測，當時蘇聯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 5.4%、2.6%。數據表明，當時的蘇聯經濟還處於增長，雖然增速是有所減緩，但不至於導致國家解體。　　有的學者認為「蘇聯共產黨喪失政權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遲遲沒有把改革提上日程，從而錯過了改革與發展的大好時機，使得自身執政地位動搖;二是到20世紀80年代中提出並開始改革，但遺憾的是蘇共在改革方面又陷入了重視宣傳效應、忽視實際結果、嚴重脫離國情的失誤，以至於改革的進程與結果都與預期目標與初衷背離，終致執政地位喪失。」並由此推論，蘇聯的解體，是改革的模式出了問題。改革初期，中蘇二國的情形是相似的。上述觀點是基於改革三十年後得出，更是風牛馬不相及。事情果真如此?　　2007年，世界銀行發布了兩份報告：　　俄羅斯經濟增長始於1999年，從1999年至2006年，年均增長大約6%，經濟總量增加了70%。現在俄羅斯的人均產值是3800美圓。在此期間俄羅斯人的工資和人均收入增長了50%，扣除通脹因素，人均收入實際增長超過200%。這就是說，俄羅斯老百姓實實在地分享了經濟增長的成果。這只是俄羅斯人分享經濟增長成果的一個方面，還有一個方面，就是俄羅斯聯邦和各聯 邦主體、地方政府將三分之一的財政支出用於教育、醫療、救濟等社會公共領域，建立和維持了一套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讓退休、失業、兒童、學生等等弱勢人群也扎紮實實分享到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目前在俄羅斯「貧窮」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從絕對意義上說這裡已經沒有窮人了。　　關於中國，世界銀行2007年12月1日發布了一份《貧困評估報告》，報告指出，從2001年到2005年， 佔中國總人口10%的貧困人口實際收入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2.4%;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通過分析發現，在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中國的窮人更加貧窮了，不是相對貧窮，而是絕對貧窮。有跡象表明，中國最貧困的群體正在進一步滑向貧困的深淵。世界銀行說，中國貧窮人口已經不再集中在一些特定區域，比如自 然條件比較差、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東、中、西部所有城市和鄉村，包括北京、上海、廣東等經濟高度發達的城市和地區。如果說世界銀行關於中國的這份報告並不十分具體，那麼下面的這一數據就更說明問題。近十年中國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但是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在GDP中 所佔比例卻不斷下降，　　俄羅斯當下的社會經濟現狀，起始於葉利欽執政時期的改革基礎，也就是蘇聯改革模式的成果。數據表明，蘇聯的改革模式並不比中國的改革模式遜色。而在社會分配方面，蘇聯模式優於中中國模式。客觀事實表明，蘇聯改革模式是蘇聯的解體的主要成因一說，顯然是缺乏事實依據，是站不住腳的。　　有些學者認為：滋生於前蘇聯體制內的「利益集團」或者說是「特權階層」，是導至蘇聯解體和蘇共下台的禍因。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曼瑟?奧爾森在其1998年出版《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從經濟學視角探討了利益集團與國家興衰的關係。他將利益集團劃分為兩類：廣泛性利益集團和特殊性(亦稱狹隘性、分利性)利益集團。由於特殊利益集團不關心增加社會生產率只希望坐收漁利，因此其本質是「分利集團」。——分利集團改變了社會動力，而社會動力的變化「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另外，還有源出於「分利壞效應」的三股思潮，腐蝕了社會風氣，也是導致社會動力改變的誘因。媚上思潮：在領導幹部任命制下，許多人通過與上級領導搞好關係得到提拔重用，加入利益團伙，得到無盡好處。院外活動思潮：由於通過院外活動向中央機關示好，一些部委爭得了資金項目，於是乎其他部門紛紛效尤，爭先恐後提供各種物質方便和服務，與中央機關工作人員聯絡感情。腐敗思潮：由於權錢交易可以迅速致富，腐敗之風蔓延。為了實現致富的目標，利益集團的手段花樣翻新，謊報指標、偽造企業賬目、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甚至膽敢踐踏法律，進行非法的權錢交易斂取大量錢財。　　「利益集團」的發展與「分利壞效應」的擴散，使前蘇聯的執政集團失盡民心，在一黨制的國家內，執政集團是決定國家命運的主心骨，在人民中的形象至關重要，主心骨壞死了，國家也就必然消亡。從這個意義上講，「利益集團」及其「分利壞效應」應是前蘇聯解體和蘇共下台的主導因素之一。　　其實要真正解析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的原因，必須回到斯大林時代。因為，斯大林道路才是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的主要推手。前蘇聯從30年代初開始到中期的「清洗」運動，是蘇大林道路的產物。到1937―1938年就發展到了一個全新的階段，即「大清洗」階段。所謂「大清洗」，就是越出了對最高層領導人和「清黨」的範圍，而擴大至社會的各個階層。在整個「大清洗」過程中，布爾什維克政權所清算的既有昔日的夙敵，也有當前的反對者。這在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的「秘密報告」中，對「大清洗」的內幕，有更多、更詳實地披露。　　「大清洗」是在蘇共領導下的，由斯大林發動的大規模鎮壓反對派運動。在歷時兩年的大清洗中，有幾百萬無辜者遭受迫害。「大清洗」對蘇共與蘇聯各族人民乃至國際共產主義事業造成了巨大傷害，也是20世紀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悲劇之一。大清洗髮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蘇聯社會發展和實踐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後，以斯大林為首的蘇共高層為維護一言堂與個人崇拜，極端錯誤地將黨內外各種不同意見，上升為威脅蘇維埃政權的敵對性矛盾，予以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任何一個政黨的領導者，一旦把正常的不同意見與爭論視為敵對，並用對待敵人的辦法進行消滅，最後都會對國家，對民族，也對政黨自身造成無法彌補的傷害和不可饒恕的罪行。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　　「大清洗」的惡果，並不是立即在國家生活里反映出來的，它有一個緩慢的傳導過程。例如在「大清洗」後不久發生的「衛國戰爭」，戰爭起始初期，蘇聯顯然是缺乏思想準備的，蘇軍面對希特勒的進攻，節節敗退，不可收拾。此前，蘇聯有關部門早就提出建議：希特勒有進攻蘇聯的意圖和戰略動作。但斯大林根本不採納，並視之為是對蘇德關係的離間;因為斯大林剛和希特勒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久。在「大清洗」的威攝力作用下，沒有人敢拗著斯大林的態度，而固執已見，從而造成蘇聯在衛國戰爭初期付出慘重的代價。　　「大清洗」運動最直接的後果是，在在蘇共黨內和蘇聯社會裡，再也聽不到與斯大林意志相反的意見，天下一邊倒，呈現出充分和諧的景象。僅就黨內高層，對斯大林的阿諛奉承，到了無恥的地步。　　2007年10月30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擊場」的大清洗紀念地，悼念死於斯大林時期「大清洗」運動的遇難者。普京是對大清洗歷史正式表態的第一位國家元首，俄羅斯人為此已經等了整整70年。感傷得聲音顫抖的普京說：「大清洗導致幾百萬人被迫害致死，他們是有著自己觀點的民眾，他們並沒有害怕說出自己的觀點，他們是民族最優秀的人物。」「它(斯大林時期)是蘇聯歷史上最恐怖、最黑暗的時期，它的災難原因今天才開始總結，它留下的歷史苦果，全蘇聯國民都早已品嘗，且遠未結束」　　關於「大清洗」運動的殘酷性，僅舉一例，就可說明整個事件的恐怖程度。在列寧遺囑中提到的6位蘇共領導人，最後除斯大林外，另外5人：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在「大清洗」時期，全部被處決(托洛茨基雖流放海外缺席審判，最後還是被斯大林派人暗殺)。　　此外，領導十月革命的蘇共第6屆中央委員會成員，有三分之二被處決;蘇共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的27人中有20人被處決;政治局委員共計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處決或暗殺;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15名成員中，除5人已去世外，除斯大林外的9人也全部遭處決。高層尚且如此慘烈，遑論社會各界的民眾。　　斯大林道路與「大清洗」運動，導致蘇共黨心渙散，人心動蕩，對國家的前途徹底喪失信心。在赫魯曉夫時期，儘管做了些修修補補的改革，但仍難以挽回局面。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蘇共的主要領導層，徹底喪失了對社會主義、馬列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迷思。據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在1990年移居美國後寫的回憶錄說，連勃列日涅夫自己也「不再相信社會主義的勝利、馬列主義的原則或者共產主義的前途」。他告訴他的弟弟：「什麼共產主義，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當時的官僚特權階層儘管仍願意維持社會主義制度，主張加強黨的領導，只是維持現狀而已。至於對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以挽回社會主義的前途，根本棄之腦後。　　《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一書作者大衛?科茲，在2000年就蘇聯解體以及蘇聯存在的社會和經濟問題作了闡述：「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領導人後不久，公開性政策就開始出台。此後不久，也就是在1987年中，聲勢浩大的經濟體制改革拉開了序幕。最後，作為蘇聯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三部分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化也開始啟動。經濟體制的改革是可以修正甚至逆轉的，而政治制度的徹底民主化，卻可能大大削弱執政者手中的權力，甚至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真正的民主化。」「為什麼戈爾巴喬夫會採取這樣一種冒險的做法呢?顯然，領導層是基於這樣三個理由的：首先，戈爾巴喬夫及其幕僚認為，只有通過民主化，才能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其次，因為部分官僚機構已經成為了經濟和社會改革的阻力，所以戈爾巴喬夫得出結論，民主化是消除這種阻力、推進政治和經濟體制改革的必由之路，將會使每一個蘇聯公民受益，他們是克服這場改革的阻力的生力軍。第三，戈爾巴喬夫及蘇共領導層已經注意到民主本身就是社會發展的目標之一。」　　大衛·科茲還認為：「戈爾巴喬夫及其改革派們堅信，政治改革將會鞏固社會主義，而不是拆社會主義的牆腳。他們為什麼會犯這樣一個錯誤呢?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民主化將會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拒絕。」此言，耐人尋味的是，將民主化與社會主義，確認為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也不經意間表明，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不可能再有民主。　　至於有人將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歸究於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個人的原因，顯然是唯心主義史觀，也不符合歷史的真相。至於說到赫魯曉夫與勃列日涅夫二人，前者不過是個「蹩腳醫生」，並沒有看出病因所在，更不可能對症下藥;而後者不過是個平庸的「重症監護」的陪客，除了應付了事，不可對「病人」有所作為。　　大衛·科茲還認為：「戈爾巴 喬夫及其改革派們堅信，政治改革將會鞏固社會主義，而不是拆社會主義的牆腳。他們為什麼會犯這樣一個錯誤呢?他們根本沒有想到，民主化將會導致對社會主義的拒絕。」此言，耐人尋味的是，將民主化與社會主義，確認為是一種對立的關係。也不經意間表明，實行社會主義的同時，不可能再有民主。　　前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的瓦爾拉莫夫教授說：「問題應歸究於斯大林時期，對社會主義有幾方面的歪曲。第一，無視社會主義最主要的價值是人，搞非人道主義化;第二，違反了民主的原則;第三大規模的迫害和鎮壓。」「蘇聯的解體和蘇共的下台，有其深刻的原因，即『歷史必然性』。如果沒有長期以來不斷積累的導致蘇聯解體的一系列條件，葉利欽和蘇聯的民主派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個民主制度的。　　最尖銳也是最客觀而準確的結論之一，體制僵化是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最根本性的原因。所謂的「斯大林道路」，就是僵化集權的政治經濟體制的代名詞。就是這一體制，將蘇聯送進了墳墓。這種集權體制，在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時，能集中一切人、財、物力，可以取得暫時的速效。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發展的規律。另外它在政治上的非理性和非人道主義，從表面上看，雖然消滅了各種反對派和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達到意識形態對社會的嚴密控制;後果是整個社會處於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　　蘇聯長期誇大自己的成就，百般掩飾蘇聯模式的病症，更不探究病源病因，諱疾忌醫，拒不改革。從斯大林起，歷經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戈爾巴喬夫六任領導人，長達半個世紀之久，六次錯過進行體制內改革的機遇，以致各種社會矛盾積累到總爆發的地步。　　這種體制導致經濟結構疇形，經濟比例嚴重失調，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成了「鏡中花」與「水中月」，根本不能滿足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上的需求。　　體制僵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考察蘇聯的國情和斯大林體制的全過程不難發現，封建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幽靈。封建主義是一種以土地佔有權和人身依附關係為基礎的關於權利和義務的社會制度 。儘管封建主義制度已不復存在，但是，在斯大林時期的蘇聯現實中，封建主義殘餘，諸如：專制極權制度、家長製作風、人治行為、特權等級觀念、官本位等等，嚴重侵觸著蘇共和整個蘇聯社會。　　文化專制主義可以說是中央集權體制與封建主義殘餘在文化領域中的具體表現。文化專制主義的表現是： 崇奉個人迷信、排斥文化的多元性與開放性。對知識份子的政策，是最具代表性的。回顧蘇聯的歷史，不難看出，蘇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存在重大罪錯。知識分子不僅不被重視，反而深受歧視;並且是歷次政治運動和大清洗的對象。 斯大林時代的「政治犯」多達120萬人，基本都是知識份子，可以說「政治犯」就是知識份子的代名詞。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當政時代，情形稍有好轉，但知識份子的生態仍然相當惡劣，許多「持不同政見者」多被驅逐出境。(如以著名的科學家薩哈羅夫為代表的一大批科學家、記者、作家、藝術家、演員等。)　　一個典型的例子，也許更能說明斯大林時期的知識份子問題。在列寧當政時期與斯大林當政時期，兩個時期的領導層人員構成，是有較大區別的。列寧身邊聚集了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一批精通外語、有留學經歷、演說天才、著述頗豐的人才。列寧曾稱布哈林為「黨內最受歡迎的理論家」。李可夫、托姆斯基都因懂經濟，會處理工業問題而受到列寧的器重。加米涅夫有特殊的文學天才，在1924年前的著作已出版十幾卷了。托洛茨基時年25歲，一人領導1905年的俄國革命，表現出極高的組織才能，是一個天才的社會活動家。但就是這些人，在斯大林時期全遭遇迫害，無一倖免。當然，這些人並非無故，他們也是蘇聯體制的擁躉，但就是因為他們多少還有點人道主義的精神，換言之，缺乏斯大林那種「鬥爭精神」，結果成了所謂敵對勢力在蘇共黨內的代理人，其結果也就可以想見。　　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是，社會變遷的原因應該從社會經濟與政治制度中去尋找。蘇聯劇變的根本原因亦應從制度中去找，而不能 簡單地歸結為某些領 袖人物的行為。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時就指出，制度問題「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 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這確實是個重要的科學論斷。也正如美國研究俄羅斯問題的學者弗蘭克?奇福德說：「蘇聯共產黨是惟一的一個在自己的葬禮上致富的政黨。」需要指出的是，「斯大林道路」或「斯大林模式」的發生及其惡果，全歸究於斯大林一人，是缺乏理論說服力的。　　1921年4月，列寧在《論糧食稅》一文中說：「我們要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論他們是公開的或裝扮成『非黨人員』的，統統關進監獄。」1922 年，對這些過去的「社會主義同志」——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逮捕變成大規模的行動，全俄肅反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局因此得以順利完成「在較短的時間 內徹底消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任務。俄共中央委員會提交給黨的十一大的《關於黨的鞏固和新任務》的綱領中說，俄國共產黨「是國內唯一合法的政黨」。 不允許任何政治派別出版物「以寫作為掩護」毒害人們的思想。歷史表明，這是一種制度行為，是一種惡性互動的組織活動。一旦形成，就成了一部沒有制動器的機器，轉啊轉，直至徹底散架。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主席久加諾夫從蘇聯整個歷史和整個體制進行探究，他在1995年8月和10月二次對記者提問時指出：「蘇聯解體和蘇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對財產、權力和真理的壟斷。」所謂「三壟斷」，其實質就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主要弊病——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全面極權與腐敗。共識網:http://www.21ccom.net　　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壞黨內民主，實行個人迷信，明顯帶有沙皇君主專制體制的特徵。他從上世紀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個黨政高薪特權官僚集團;這個集團為維護其特殊權益，拒不進行體制內改革，它是蘇聯模式社會主義的真正掘墓人。　　除上述論點以外，還有以下一些觀點：　　國家結構特徵說。此觀點認為：蘇聯是最早建立聯邦制的社會主義國家。單一制和聯邦制是國家結構的兩大基本形式，並都以中央集權作為其共同特徵。但是，聯邦制國家在維護中央權威方面面臨著比單一制國家更為艱巨的任務。蘇聯的解體是中央權威衰落的直接後果。　　信息不對稱格局的崩潰。此觀點認為：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國門的暢開打破了封閉的管治方式。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了解外部世界、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使國內民眾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對本國當政者的不滿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嚮往，從而為蘇聯解體埋下了人心背離的基礎。　　軍備競賽說。此觀點認為蘇共執政集團，置國家實力和國內現狀不顧，長期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造成經濟結構疇形與經濟比例失調。是被美國人拖垮的。　　這些觀點不能說沒有事實依據和邏輯性，但是，他們只說出了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的表象與細節，但沒有從事變的軌跡上，挖掘出深層次的導因。綜合起來加以觀照，導致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的主要原因有三條：執政體制長期落後與僵化，無法適應蘇聯社會發展的需要;蘇共高層的特權階層及其腐敗糜爛之風，徹底侵觸了蘇共的肌體，導致蘇共在蘇聯人民的心目中，失去了執政的合法性;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運動，摧毀了蘇共尤其是高層領導對馬列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從核心價值，管治體制到執政形象，蘇共全面失守，除了崩潰沒有其他道路可走。　　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考量，對無能為力改變現狀的人而言，恨的極致就是冷漠。為什麼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蘇聯人民除了興高彩烈的以外，就是沉默，為何沒有人為這巨變而發出悲痛的呼號?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蘇共對軍隊的政治工作，是相當重視和有力的，各層級都設有政治委員與相應機構。對事變，為什麼蘇聯的軍隊也沒有任何抵制的動作?雖然有少數蘇共上層的官員，作出過抵抗，就是有名的「八、一九」政變。令人感慨的是，這一抵抗性動作，不僅不能挽回頹勢，反而成為蘇聯解體與蘇共下台的導火索。凡此種種，值得世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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