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文解字五 | 陳寅恪「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我國的文字本身就蘊藏著極為豐富的文化信息，對於每一個字的解釋，都可以是從某一歷史片段去窺看整個中華文化。對當下而言，學習《說文》的意義，絕不能僅僅停留在「小學」範疇，變成一派「乾嘉考據」之貌，而是需要站在更廣闊的視野，站在文化史的高度，通過跨學科協作，如考古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構築一部「文化史」。
先舉一個例子
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這話聽來似乎玄了一點，但漢字的深邃與學問卻真的字字如經，意蘊萬千，奧妙無窮。打開漢字學開山之作《說文解字》，且聽：
「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為王。凡王之屬皆從王。」
又，「三，天地人之道也。從三數。」
《說文》在解釋「王」這個字的本義之外，還對「王」做了推源分析，說明君王為什麼被稱為「王」。要解釋「王」這個字，就得把「三」這個字也解釋清楚。而解釋「三」這個字的時候，所引用的「天地人之道」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易傳·繫辭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又《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對「三」的認知可以看出，這個漢字不僅有「計數」的功能，更有深層的文化意義。將「三才說」「三生萬物」的流源考據清晰，或能窺看先秦時期的文化思想。
《說文》通過「引通人說」的「訓詁」方式，引用董仲舒的解釋為「王」字作註解。而董仲舒利用漢字字形的特性，將「王」解釋為貫通天地人三道之人，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其「天人合一」「天人感應」「君權神授」思想的一種體現，也是解釋「君權神授」歷史合法性的「文字性證據」。
雖然這樣的解釋未必是「王」被創造出來時的本意，但就這一個歷史片段，兩漢時期對「王」字的理解，卻大體上能夠窺探兩漢政治與哲學思想的一部分。
可是，再古老一點的文字中，一二三和王的寫法與小篆是不一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有些一二三是這樣有「弋」字部的「弌」「弍」「弎」。對於這個也有兩種詮釋：或是因為「弋」是小木樁的意思，因此，一二三就純粹是計數而已；而這個「王」也就跟那些天地人三才沒有多大關係了。
甲骨文的王是這樣的「
對於「王」字源頭與發展的研究還在繼續，圍繞這一個字的相關文化，上至原始文明狀態，可與人類學、考古學相聯繫，又是先秦百家思想的另一體現，還可窺探兩漢思想文化，整體上又縱貫了我國學術史。這一部「王的文化史」，足以成為陳寅恪先生「凡解釋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論斷的佐證。
漢字尋根
倉頡造字只是傳說，考古發現則提供了較為有力的證明。清代王懿榮於1899年在「中藥」的「龍骨」中發現甲骨文以來，各地考古均有發現。就目前的學術考證而言，殷墟甲骨文是較為成熟的漢字文字系統，此前有漫長的歷史。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今9000—7800年）出土的「賈湖刻符」，一些在龜甲上的符號，被部分學者如北京大學歷史系古文字學家葛英會認為 「應該是一種文字」。著名學者饒宗頤先生較為客觀的稱「賈湖刻符」對漢字來源的關鍵性問題，提供了嶄新的資料。」
由殷商甲骨文開始，漢字經過如下幾個階段：
1，金文（又稱鐘鼎文、銘文），主要刻在青銅器上；
2，大篆、籀（zhou）文與六國文字，主要流行於春秋戰國時期，刻於竹簡等物上；
3，小篆，秦統一後的文字，書/刻於竹簡上；
4，隸書，漢代出現的文字形式，書於竹簡/帛書之上；
5，楷書行書草書階段，書法發展，呈現碑刻、絹帛、宣紙等多種書寫載體；印刷術發展，出現雕版、活字印刷；
6，簡體字，為新中國成立後推行，簡化漢字在隸書時代就存在。
許慎《說文解字》所解讀的漢字主要是甲骨文之後、隸書之前的文字，以大小篆、籀文為主，集中詮釋東漢時期發掘的先秦典籍所記載的文字。
這個文字的發展史是簡單的以字形為依據，並沒有包含和解釋：發音的變化、字義與結構的變化發展等。字的發音一般分為上古音（周秦至兩漢）、中古音（魏晉至唐宋）、近古音（元明清）以及現在的普通話標準音。這一區分的主要原則是依據韻書（規範發音的書籍）的發展情況、社會文化相關考證為標準。
許慎所考據的基本屬於上古音，
因為沒有規範的韻書，
書中對於單字發音有很多不同的標註法。
許慎怎麼理解
「文」與「字」
與現代人理解的「文」「字」有所不同，許慎認為「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而寫出來「著於竹帛」的稱之為書。
《說文解字》中的文與字都是「漢字」，所謂「文」是「獨體的字」，他們比較早被創造出來，不能分割，多數是象形字，比如「日」「人」這樣的，也有一些原始的指事字，比如「上」「下」。很多「獨體字」被用作了部首。而「字」則是「合體字」，由兩個或多個獨體字組合而成。因此，所謂「說文」是直接講述獨體字的構造、本義；「解字」就是分析、分解合體字的結構、解釋這個字的本義。
漢字尋根
要將漢字的起源探究清楚，勢必要運用到考古學和人類學。說起來，甲骨文的發現是那麼的偶然，1899年秋，年過半百的王懿榮患病，一位老中醫開了葯，其中一味葯是「龍骨」。王懿榮無意中發現龍骨上有許多規律的符號，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字體非籀非篆。
「細為考訂，始知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則確在篆籀之前。」王懿榮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是我們的祖先創造的古老文字。這些被當作中藥的龍骨其實是從「殷虛」挖來的，1880年左右，安陽小屯村的村民從泥土中挖出刻有明顯符號的龜甲和牛骨，稱之為龍骨。他們發現這些龜甲和牛骨有止血作用，治療外傷療效尤佳,因此收集起來賣給中藥店。這些中藥，其實承載了目前為止最早的成熟的漢字系統。
王先生若無足夠的金石考據功力，若無大膽推測小心求證的精神，可能我們依然會堅信「秦之隸書為倉頡時書，雲『父子相傳，何得改易！』」 研究要跨學科，而不是固守一處。章太炎先生始終不認可甲骨文的真實性，或許永遠也無法完整寫就一部「王的文化史」。
1983～1987年間，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的舞陽縣北舞渡鎮賈湖村，這裡便是著名的「賈湖遺址」，C14、釋光測年結果顯示其距今約9000―7500年。遺址出土了「舞陽甲骨」（又稱賈湖符刻），早於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4000多年，領先於素稱世界最早文字的古埃及紙草文書，比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劃符號和山東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文字早2000年。從部分契刻符號的形體來看，個別與安陽殷墟甲骨卜辭的字形近似，從這種現象看來，安陽殷墟的甲骨卜辭應與此一脈相承。它為探索中國文字的起源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而《說文解字》並沒有對甲骨文做出訓詁，解讀甲骨文的方法就一定要仰賴考古學、符號學、人類學相關的知識，與《說文》相互佐證了。訓詁之學發展到今天，絕不僅僅是一門獨立的工具學科「小學」，而是必須融匯各種學科的專門研究。
正如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所說
「任何一門學科離開其他學科的幫助便將一事無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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