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醫經驗集2-1

在闡釋這些經典奧旨的同時，對《內經》 中的哲學思想和辯證法多有發掘創見，推陳出新，茲舉《略論〈內經〉辯證法思想與神經反射學說》一文說明之。《內經》是一部蘊存著古代樸素的唯物論和辯證法 思想的古典醫籍，它以陰陽五行為基本概念，執簡馭繁地概括了有關人體生理、病理的自然現象和本質，從而說明了人體生理過程的矛盾統一性。內在環境和外部環 境是一個完整的統一體，以及個體化生理、病理機能的診斷和病癒機制，這些觀點和現代反射學說是比較吻合的。（一）陰陽學說《內經》記載：「人之有形，不離陰陽」，把人體看作是由陰陽代表的兩種對立的物質組成的。 人體生理過程必須保持相對的平衡才能夠 維持健康，這就是「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這個相對平衡打破了，就會發生疾病。陰陽互相依存和互相制約是人體生長的客觀規律。強調生理的矛盾統一性的自然 法則與現代神經反射學說的大腦皮層興奮和抑制過程的觀點相吻合。神經系統興奮與抑制這兩個過程決定了大腦皮層的活動，反射條件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神經系 統所進行的生理不平衡或者發生不穩定時，表現在機體上也有很明顯的超越正常生理過程中的現象。當大腦皮層的抑制過程減弱，興奮過程加強時就會出現神經衰弱 疾病，表現為情緒欠佳，易發怒，易疲憊和失眠等現象；當著信號系統發生不平衡時，就會發生癔病和神經衰弱，其外在表現為不可遏止的激動情緒和病態幻想以及 神經平衡障礙的癥狀，如多疑、寡斷、恐怖、強迫動作和強迫意向等。 第三卷７６盛氏認為：陰陽在機體內是無 處不有的。一切物質運動和生命的過程自始至終既矛盾又統一。例如，胃為六腑之一，屬陽，但胃系實質有形器官也屬於陰。從胃的機能來看亢進為陽，減弱為陰， 這正如現代醫學認為胃機能是受交感神經和迷走神經所支配。這兩種神經是既互相拮抗又互相統一，當交感神經興奮性增高時，胃分泌減少，運動緩慢；迷走神經興 奮性增高時，胃分泌增多，蠕動亢進。由此顯而易見，中醫的胃氣虛為陰，胃氣實為陽是有科學根據的。《內經》記載：「陽化氣，陰成形……陽 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化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陰陽應象大論）。組織機能是以物質為基礎，又反過來促進物質的形 成。再以交感神經和副交感神經為例，當交感神經興奮時，細胞的機能就配合機體內的能力，使機體外部的活動加強，因此呼吸、循環、氧化過程就逐漸增強，同時 受副交感神經支配的消化、分泌等器官機能卻相應地抑制。當副交感神經興奮時，消化系統的機能和物質代謝的同化過程加強，促使所消耗能量的機體得到恢復，而 循環和呼吸器官的活動以及氧化程度受到抑制，這就產生能量的物質補充。因此，祖國醫學用陰陽這一概念來說明人體生理過程的矛盾統一法則，是符合現代科學 的。 （二）整體觀念《內經》記載：「所謂五 臟者，藏精而不瀉也，故滿而不能實；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五臟別論）它們之間的關係是：「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食氣入 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毛脈合於精，行氣於府，府精神明，留於四臟……」（經脈別論）《內經》強調人體是 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盛氏認為：從整體觀念出發，臟腑的形態和機能都存在著互相資生和拮抗的矛盾統一。若一臟有病，可導致他臟病變。如「心病」不全是由心經 引起病變，臨證有納減、倦怠、心悸、怔忡、健忘等癥候時，則是脾虛所致。肝病也不全是由於肝經陰陽失調，有時可因腎水不足，肺失肅降，脾失健運等所致。按 五行生剋規律來解釋，上述兩列，前者是由脾虛累及心臟，是子奪母氣；後者由於肝木旺盛，金不濟則無以制木。用現代醫學大腦皮層與內臟器官相關學說去研究這 個問題，也可以從中進一步熟悉五行生剋的矛盾統一性。由於內臟疾病的發生是皮層活動發生病理性減弱或抑制，通過正誘導而使皮層下中樞活動相應增加，於是下 視丘腦就形成了病理的興奮性停滯灶。另一條途徑是通過神經體液反射，若植物神經系統支配內臟器官的活動障礙，機能就發生紊亂，從而發生疾病。但病變的器官 神經衝動，也可反過來引起皮層機能障礙，這就是反饋的道理所在。 《內經》說的心有兩個意思：一指「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的心（靈蘭秘典論）；一指「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的心（六節臟象論）。後者是脾虛導致心病說，可用大腦皮層和內臟器官相關學說來佐證，胃潰瘍病的胃神經衝動，也可引起焦慮、失眠、健忘等一系列神經官能症。 （三）天人合一《內經》記載：「夫自古 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天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臟十二節，皆通乎天地，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蒼天之氣， 清凈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盛氏認為：「天人合一」或「人與天地相參」的觀念，是反映了古人對機體內在環境與外在環境是一個完整的 統一體的熟悉，這種內外環境密切第三卷７７相關的關係與現代神經、體液等學說也是極為相似的。自然環境除四時氣候變化等之外，社會條件和人體也有著不可分 割的關係。社會變遷和戰爭威脅都給機體帶來極大的影響，人體能適應自然氣候或社會環境變化時，就不會發生疾病，否則就會生病。這正如《內經》所說：「天有 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臟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重乃不固。」病的形成，是以外在 矛盾寒暑燥濕風為條件，以內在的矛盾喜怒憂思為根據的。自然條件是引起各種疾病的外在因素；高級神經系統，對於四周環境間的複雜的相互關係，確定機體的感 情活動，改變了它對外界的適應性，是引起疾病的內因。外因必須通過大腦皮層作用於內在環境而產生疾病。 《靈樞經》記載：「天暑衣厚，則腠理 開，故汗出……天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水為留於膀胱，則為溺與氣。」（五癃津液篇）又記載：「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 乃客其形。」（百病始生篇）盛氏認為：氣溫高毛細血管擴張，天氣冷皮膚毛細血管收縮，機體這種隨氣溫高低而調節的機制完全靠神經體液調節。又認為：體質強 健，神經調節功能正常，可以適應自然環境的千變萬化，而不得病。若體質衰弱，神經調節功能差，外界稍有一點寒熱變化就生病無疑。根據《內經》「天人合一」 的基本觀念，一個地方的人與另一個地方的人有著不同的生活習慣。隨著生活習慣的不同，機體對自然條件的適應也不同。由於大腦皮層不習慣這種不同的自然條 件，所以相應變化的時候，大腦皮層活動就有感應，結果就產生不平衡的現象，不是過於興奮，就是過於抑制，它作用於植物神經，就使內臟感到不適。假如人們知 道產生不適的原因，那麼，他們就會很快去適應新的自然條件，也就可以避免生病。可是很多人不明白這種道理，因而對機體的不適抱著懼怕心理和過度強烈的情緒 反應，使人體功能受到干擾，生理紊亂，從而形成了疾病。 二、應用運氣學說指導臨床實踐運氣學說 是古代勞動人民通過長期對天文、地理、曆法以及宇宙萬物生化的直接觀察和體驗而形成的。強調自然界天時氣候變化和人體息息相關的對立統一關係，並以陰陽五 行為核心，以六氣、三陰三陽等理論為基礎，運用天干地支為符號，執簡馭繁，闡述人體生理、病理、診斷、治療等方面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以達到防治疾病的目 的，充分反映出中醫「天人相應」的特點。 五運六氣研究自然氣候變化對人體的影 響，是在整體觀的思想指導下，以陰陽五行理論來闡述人與天地相參的學說，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早的氣象醫學理論。運氣學說以天干與地支為基礎，猜測和推算每年 及各季節的地理氣象正常和異常的情況，以作為診斷和治療的參考。歷代醫家對運氣學說雖見解不同，評價不一，但對四時氣候變化與疾病發生的密切關係，有較為 一致的熟悉。雖然運氣學說繁瑣奧秘，也滲入唯心主義的成分，但是只要通過實踐，去粗存精，是會給祖國醫學寶庫增添異彩的。隨著科學的發展，自然界許多事物的變化 規律逐漸被人類所熟悉。《內經》運氣學說以樸素辯證法思想為指導，認為宇宙萬物無時不在運動變化，人處在天地氣交之中，氣候必然會對人體的一切產生影響。 這些觀點已引起不少科學家的愛好。我國聞名科學家竺可楨指出：「物第三卷７８候現象的周期性波動與太陽黑子變動多少有關，即太陽黑子最多年為物候特遲 年。」（《物候學》）東漢王充《論衡·變動篇》指出：「醫家有五運六氣之術，大則候天地之變，寒暑風雨，水旱螟蝗，率皆有法；小則人之眾疾，亦隨氣運盛 衰。」隨著「醫學氣候學」的發展，生物鐘學說已越來越為醫學家所重視，產生了愈來愈大的影響。１９７８年美國佛羅里達州召開了一次國際性的生物學節律與葯 物學、藥理學、治療學關係的討論會，引起各方面的普遍關注和重視。此外如死亡與時辰節氣及季節的關係的研究，又有新的發展。誠然，全盤否定運氣學說是片面 的，但是如陳無擇的《三因方》，根據六十年運氣主病，分別處以方葯；元人劉完素、程德齋的《傷寒鈴法》，以病人得病日期和出生年月，用五行、干支推定疾病 等，這種刻舟求劍、按圖索驥的方法，違反祖國醫學辨證論治的原則，也是不足為訓的。 （一）治療乙型腦炎熟悉運氣學說 １９６０年，廈門市發現的乙型腦炎，其特點是發病急驟，病情變化較快，常出現深度昏迷，抽搐不止，兩目上竄，喘急痰鳴，面唇發紺等癥狀。從五運六氣學說來 看，１９６０年是庚子年，乃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泉。《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所謂歲金，乃六庚之年。天乾的「庚」與地支的 「子」均屬陽，故謂太過之年。本年乙型腦炎發病最高峰是在處暑前後（農曆七月二日），主運在金，客氣在火，又庚運下，加上在泉的燥金，是天氣克運，又是天 刑年，在一周六十年中只有一年，而主運和季節適值燥金（處暑後七日卯三刻起）。本市位居閩南，又屬丙火，從六月上旬起，每旬平均溫度都超過２５℃，七月下 旬已達到最高２９℃，一般溫度都保持在２８℃上下，尤其在六月上旬至八月下旬經常保持在２０℃左右的恆定氣溫，也是本病發生最高峰的時候。從運氣方面來 說，客主加臨，燥從火化。《素問·至真要大論》說：「諸熱瞀?，皆屬於火。」吳鞠通說：「暑溫者正夏之時，暑病之偏於熱者也。」又說：「溫者熱之漸，熱者 溫之盛也」，「暑有兼風兼燥，而燥有寒化熱化」。因此，從病因學說來看，本市本年乙型腦炎所發生乃燥金流行之年，為暑燥火三者合併而形成，所以不僅發病急 驟，病情亦較嚴重。 從臨床所見，本年乙型腦炎患者絕大多數有角弓反張、肢體強直、兩目上竄或斜視等表現。這一病理機制，從五行來說，是由於運氣所造成的「金」和「火」的矛盾。故《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素問·至真要大論》指出：「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所以在治療方面，清燥金以白虎湯，平肝風以羚羊角、全蠍、蜈蚣、地龍等。又考慮到暑熱過盛，火能克金，遂以西洋參之苦甘補土生金。此外，危重症病例多見有喘急痰鳴，呼吸衰竭，這與《素問·氣交變大論》所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甚則喘咳逆氣」相吻合，故用珍珠、猴棗之咸寒，牛黃之苦平，麝香之辛溫通竅，直達肺經，瀉熱清痰，通竅安神，以治其標。根據本市十年來氣象台的氣候記載調查，結合運氣學說作為辨證論治的指導思想，病情雖然嚴重，但卻收到良好的療效。 本組１３８例臨床所見癥狀與往年不同，治療亦有差異。根據溫病的一般治療法則，以下列方劑為主：（１）初起偏於熱者：石膏、知母、銀花、連翹、蓮子心、黃芩、黃連、竹葉心；（２）抽搐甚者：羚羊角、全蠍、蜈蚣、僵蠶、地龍、雙鉤藤；（３）喘急痰鳴者：竹瀝、天竺黃、川貝、猴棗、珍珠、牛黃；（４）高熱昏迷者：犀角、川菖蒲、清心牛黃丸、紫雪丹、安宮牛黃丸、牛黃抱龍丸；第三卷７９（５）高熱呼吸困難者：西洋參、麥門冬、五味子、玉竹、麝香；（６）煩躁驚厥者：局方至寶丹、酸棗仁、夜交藤、石決明、龍齒、茯神；（７）陰液虧損者：高麗參、石斛、生地、麥冬、元參、龜板、鱉甲、牡蠣、澤瀉、山茱萸、沙參；（８）癥狀危重陰陽俱虛者：以白虎湯加西洋參為主。治療結果：（１）１３８例中治癒１２２例，治癒率８８．４％；一例因故轉院；死亡十五例，病死率為１０．８７％，其中四例住院後２４小時死亡，故修正病死率為８．２％。死亡的１５例均屬於重型及凶型，其餘無一例死亡。死亡的主要原因以中樞性呼吸衰竭為最多見，計１１例；循環衰竭２例；過高熱１例；持續性抽搐１例。（２）治癒患者中退熱時間及神志清醒時間的觀察：１２２例痊癒患者中，平均退熱日數為３．５天，７５例重型及凶型而有昏迷患者，平均神志轉清日數為３．２天，重型平均２．４天，而凶型則需５．４天。總結：（１）本年腦炎較之往年兇猛，盛氏認為其發病原因是暑燥火相合所致。由於運用了運氣學說作為臨床辨證論治的思想指導，病情雖然嚴重，卻收到良好的療效，從而說明了運氣學說的科學內容和實用價值。（２）部分危重病例，在表現陰液虧損陽氣不足徵象時，採用白虎湯佐以西洋參，獲得滿足療效。據臨床所見，未用西洋參以前，在７０例重型及凶型中死亡１４例，而在使用西洋參的同型１５例中，僅死亡１例，相差懸殊，可見西洋參對 痰涎壅盛，呼吸衰竭，有著一定的作用。據初步體會，當發現高熱而深度昏迷或高熱而呼吸迫促，脈象即呈細數或散大，或體溫忽然下降，四肢厥冷，險狀叢生的時 候，必配合獨參湯或參麥飲，否則往往在幾小時之內忽然死亡。由於本組病例系由暑傷人，火克金，燥從火化，如單純養陰，則生氣滅絕；單純固陽，則燥熱更熾。 所以用白虎湯清熱，以西洋參補氣固陽而生津液，必要時還必須配合珍珠、牛黃、麝香等，以芳香化濁，清痰利竅，這是陰陽兼顧之法。（二）治療肝病熟悉運氣學說從１９５８ 年至１９６１年，我們共收治肝病患者５３８例（包括急慢性肝炎），其中以１９５８年為最多，佔三年中總病例的３４．８％。而在１９５８年中，又以秋季為最 多，佔全年的４１．２％。《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太陽司天，寒淫所勝……胸腹滿……胸肋胃脘不安，面赤目黃。」而１９５８年（戊戌年）為太陽寒水司 天，太陰濕土在泉，其太過之火氣與本病的發生有一定的關係。其所以秋季發病率為最高，因本年之客氣為厥陰風木，主氣為土，客勝主，濕土受風木之制，使陽明 及燥。 從氣象方面來說，全年溫度秋季為攝氏 ２６．１℃，而夏季平均溫度為２５．９℃，夏秋對比，則秋季平均溫度高於０．２℃。從最高溫度來說，夏季是３２．８℃，秋季則為３４．１℃，夏秋對比，則 秋季溫度高１．３℃。從濕度來看，夏為８０，秋為７３。從氣壓來看，夏為１００５３，秋為１００８４，亦有一定距離。這與秋季發病率最高，亦有一定關係。 １９５９年（己亥年）為厥陰風木司天， 少陰相火在泉。據住院４３例分析，發病率以冬天為最多，佔３０％。從運氣學說來看，己亥年為相火在泉，民得無病，發病較少，似與此有關。但因病例尚少，只 能作初步的分析，不能作為發病的統計。從氣象來看，本年春冬兩季溫度之比，冬季第三卷８０較之春季高０．２℃亦有一定關係。 １９６０年為少陰君火司天，陽明燥金在 泉。《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就發病率來看，本年有１９２例，僅次於１９５８年，佔三年中總病例３４．４％。從全年發 病季節來看，以秋冬兩季為最多。《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四之氣，民病寒熱、嗌干，黃癉。」此因為客主氣皆濕土，又承君相火之後，故發濕熱之病特多。 《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少陰司天，熱淫所勝。」又說：「少陰司天，客勝則衄……頭痛，少氣，發熱，甚則?腫。」在１９２例中，發現有輕度浮腫１６例， 佔８．３％，這與氣候並非無關。從氣象方面來說，全年溫度秋季年均為２６?３℃，夏季為２５．６℃，秋季高於夏季０．７℃。夏季濕度為８３，秋季為７４， 相差９度。在秋季中，有３３天下雨，為往年所未見，這與四時之氣，太陰濕土用事，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黃疸、衄血，亦有一定關係。 １９６１年（辛丑年）為太陰濕土司天， 太陽寒水在泉。《素問·氣交變大論》說：「歲水不及，濕乃大行……民病腹滿身重濡泄……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部滿浮腫。」在當年上半年收治的１２９例中， 從春夏兩季來看，以春季為最多。《素問·六元正紀大論》說：「太陰司天之政……民病寒濕、腹滿、身月真月賁、月付腫、痞逆。」此因「陰凝於上，寒積於 下」，故所病背寒濕也。《素問·至真要大論》說：「太陰之勝……胃滿……少腹滿……頭重，足脛月付腫，飲發於中，月付腫於上。」據當年臨床所見有浮腫之 症，與寒濕合病非無關係。 ５３８例患者中，男性３７０例，多於女 性，年齡以２１歲至３０歲為最多。臨床主要癥狀與體征除肝腫痛，食欲不振等外，而無黃疸占多數。發病季節，１９５８年以秋季為多，１９５９年以冬季為多， １９６０年以秋冬兩季為最多，１９６１年以春季為最多。因此，從發病季節和臨床癥狀的不同特點來看，可說明自然界氣候變化對人體的影響。茲舉臨床病例說明。患者武某某，男，５０歲，已婚。 １９６１年４月６日，以肝腫大４年為主訴而入院。患者肝區陣發性疼痛，上腹部悶脹，常於下午全身瘙癢，睡眠夢多，心跳甚劇，頭暈，全身疲乏無力，偶有乾咳 無痰，口苦而干。最近上下肢及顏面有輕度浮腫，食慾較差，大便不正常，時秘時瀉，偶感煩躁，腹內煩熱，眼珠有紅絲，舌苔老黃厚膩而乾燥，脈弦數。體溫正 常，營養中等，面色紅潤而略帶黃色，肝腫大於右肋下２．５ｃｍ，有叩擊痛。肝功能檢查：總蛋白７．４６，白蛋白５．１０，球蛋白２．５４，麝濁３單位，鋅 濁５單位。經過反覆治療，住院三次，療效未見鞏固。在住院時，曾用中藥疏肝養肝如逍遙散加減及補脾健胃如參苓白朮散之類，以及平胃消食健脾之劑，配和西藥肝精、維生素Ｂ１２、王漿維生素、人蔘精等，治療效果不甚明顯。腹部脹痛，打呃，全身睏倦，頭暈，口乾，小便短，大便瀉等癥狀反覆出現。後乃考慮當年為上土下水，寒濕內蘊。《素問·本病論》說：「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蓬，勝之不前。又或遇太陰未遷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 水運以至者，升天不前，即寒務反布，凜 冽如冬……暄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暄不時。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中。」因丑未之歲，陰專其令，陽氣退避，民病腹脹跗腫適相符和。乃以李東垣清暑益氣湯，辛 甘化陽，酸甘化陰，亦即《素問·至真要大論》所說：「太陰司天，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甘辛。」李東垣說：「以黃芪、人蔘、甘草補中益氣為君；陳皮、當歸甘辛微溫，養脾氣和血脈為臣；蒼朮、白朮、澤瀉滲利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善解肌熱；又以濕勝則食不消而作痞滿，故用神曲之甘辛，青皮之甘溫，消食快氣；腎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柏之苦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五味子、麥冬酸甘微寒，以生津養肺。服至四劑，頭暈、腹脹減，食慾增進，舌第三卷８１苔轉薄白，再經此調理匝月而愈。 總之，五運六氣是古代研究自然氣候變化對疾病影響的一種學說。它雖以生克制化，運氣盛衰的關係為基本規律，但不等於機械的推斷，必須因地制宜，通權達變，靈活把握，去粗存精，取其合理應用於臨床，才是繼續和發揚祖國醫學的正確態度。三、論氣化及臨床應用氣，這一概念的產 生，是我國古代人們通過長期觀察和體驗得出來的。最初，是指天空中的氣，地上的風氣，呼吸可以感知的自然大氣。《說文》說：「氣，雲氣也，象形。」說明原 始的氣的概念的形成，是緣於自然形象。引申之，凡與雲氣相類似的現象都可歸為氣。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者認為，宇宙間一切有形之物都來源於無形之氣。早在春秋 時名醫醫和就提出固定形體的萬物是由氣生成的，認為：「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其中六氣是指變化無形的現象，因此說：寓無形化生有形之義。戰國中期的莊周 使這一思想更加明確，提出「氣變而有形」的思想。他在《莊子·至樂》中云：「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認為無形之氣先於有形之 物，有形之物是無形之氣變化產生的。在《知北游》中，莊子還指出：「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故曰：通天下一氣耳。」這不僅把生命過程 歸之為氣的聚散，而且在「通天下一氣耳」的表述中蘊含著氣一元論這一東方傳統文化中佔主導地位的自然觀。 盛氏認為：古代哲學中，「氣」是表示物 質的普遍概念，而在中醫學中，就形成了許多名詞術語。這些名詞術語既有區別，又有聯繫，大多是在不同層次上體現了物質這一概念。它可分為廣義與狹義兩類。 如「氣聚而有形」的氣，就是廣義之「氣」，誠如《素問·天元正紀大論》所說：「太虛寥廓，肇基化元，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布氣真靈，總統坤元，九星懸朗， 七曜同旋，曰陰曰陽，曰柔曰剛，幽顯既位，寒暑弛張，生生化化，品物成章。」《素問·氣交變大論》：「善言氣者，必彰於物。」狹義的氣，如「血氣」、「精 氣」、「谷氣」等概念，都有特定所指，表示的是對人體有不同作用的一些物質。這些不同的物質之間有時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據分析統計，《內經》１６２篇中， 用氣作篇名的有１９篇，全書僅有１２篇中未見一個「氣」字，其它１５０篇中皆有多少不一的氣名。《內經》中各種氣名共２９９７個，氣名分類有２７１種，如 細緻地將這些「氣」再作分類，其中物質內氣１０７種：如真氣、谷氣、精氣、營衛、陰陽、神、五臟、六腑、經、脈、氣穴等；功能性內氣７９種：如氣化、脫氣 等；物質性外氣６８種：如天氣、地氣、大氣、六氣、毒氣、殺氣、金、木、水、火、土、雨、雲等；功能性外氣９種：如氣交、氣迫等；此外，尚有指內外氣４ 種：如「邪氣」、「其氣」等有時指內氣，有時指外氣。 《內經》中有關的氣學說，實為中醫理論。如攝生，陰陽五行，天人相應，五運六氣，臟象經絡，病因病機和辨證施治等的科學核心，由於「氣」的貫穿和滲透其間，乃形成了祖國醫學獨特的理論體系。 《內經》中闡述有關「攝生」的原文不下１７篇，主要內容著重說明人之可以延年益壽，防病抗老，須注重三個環節：一要使體內的陰陽二氣在運動中保持平衡協調；二須注重體外環境的變化；三要儘可能做到內氣與外氣平調的養生法則，這都是關乎「氣」的。 《內經》中有關「陰陽五行」的原文更多，過去一般均認為陰陽五行學說是中醫理論的核心。 盛氏認為，五行的生克乘侮和歸類離不開陰陽的氣化作用，而陰陽雖看似兩物，實則一氣也，故第三卷８２可以說明陰陽五行是氣學說的衍生和發展。《內經》中闡述有關「天人相應」的整體觀，究其實質，乃在於人體內氣與外氣的交相呼應，相互協調，用於說明內外環境的統一性和人與四時五方的相關性。 《內經》所闡述的「五運六氣」的基本觀 點，不外乎說明：六氣為天氣，五運為地氣，天氣降，地氣升，相互為用，是萬物（包括人體）正常生化的機理。盛氏認為：運氣學說和陰陽五行學說一樣，作為氣 學說的分支理論，相輔相成地用以表明，陰陽五行是萬物的綱紀，年歲的四時，人的生長衰老等生理和病理變化，都離不開這個基本規律。 《內經》闡述的有關「臟象經絡」，不論 是指形臟、神臟或經絡俞穴，更多地重視其氣和氣化作用，故作出了「凡有皆象，凡象皆氣」的概括，並明確指出「人之精氣津液血脈，分則為六，合則一氣耳。」 盛氏認為：人之經絡為「氣」之經隧。經氣、脈氣可衍為營氣、衛氣而內外交通；臟腑的功能也無非是通過陰陽、營衛等氣機而完成生命活動。 《內經》中在闡述有關「病因病機」時， 明確提出「審察病機，無失氣宜」的熟悉。盛氏認為：中醫病因學不外乎說明病氣（即外感六淫之氣，內傷七情之氣，內外邪氣併合）或傷經、傷絡、傷臟、傷腑， 或在表、或在里，然皆由於氣機失宜。所以《內經》中明確提出「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還認為：中醫病機亦不過是陰陽二氣的偏勝偏 衰，五行之氣的乘侮，臟腑之氣的盛衰和逆亂等四端所引起的不同病證。 《內經》中記載的有關「辨證診斷」，不論在診則、四診合參，或是猜測疾病之轉歸等方面，要害在於辨別陰陽氣之偏盛，五行氣之乘侮，六經氣之消長，臟腑氣之虛實，天人氣之相應等方面。盛氏認為《內經》中所闡述的這種整體觀的診法，為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提供了雛形。 至於《內經》中所闡述的有關「方葯論治」，其宗旨亦在於調氣，其中所涉及的治則、方葯和針灸、氣功等，都不外乎在於調理氣機。 在《內經》的基礎上，歷代醫家對氣學理 論多有所發展。如金元時劉完素提出氣的「亢害承製論」，從而使中醫的「元氣論」更為深化；李東垣的「內傷學說」也以論氣為中心，深刻地揭示了氣的升已而 降，降已而升，如環無故，這一對生命活動起著重要作用的理論；明清時喻嘉言著「大氣論」，明確指出，人的生命「其所以統攝營衛臟腑經絡，而令充固無間，環 流不息，通體節節皆靈者，全賴胸中大氣，為之主持」，其大氣一衰，便「出入廢，升降息，神機化滅，氣立孤危」；此外如徐大椿倡導「命門元氣論」；林佩琴論 治「諸氣」；唐容川論「氣血」以及近賢張錫純論「大氣下陷」，及許壽仁談「調氣」等，都從不同的側面闡述了氣學理論。明代吳有性總結創建了「戾氣」、「雜 氣」病因學說，對溫病學派的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分析《內經》及歷代醫家有關氣學說研究的發展，盛氏指出：氣不僅是人體生命的基礎物質，有其相應的功能活動，而且對人體也起著重要的調節作用，從而成為祖國醫學整體觀的重要核心。盛氏認為人體是氣所生的，人體的生理是 氣化的協調，病理是氣化的障礙。因此，一旦氣有虛實盛衰，氣之運化失調，臨床上便會產生諸多氣病證候，這誠如《丹溪心法·六郁》所云：「氣血沖和，百病不 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郁……戴云：郁者，結聚而不得發越也，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當變化者不得變化也；此為傳化失常，六郁 之病見矣。」張景岳所說「凡病之為虛為實，為寒為熱，至其病變莫可言狀，欲求其本，則止一氣足以盡之矣。 第三卷８３蓋氣有不調之處，謂病本所在之處也。」盛氏認為，這是對疾病病機的根本性熟悉，證之於臨床，信不可誣也。 盛氏治療氣病證候，總離不開直接或間接 地調理氣之偏勝，氣化之紊亂，使其恢復正常的功能和運轉，則諸氣病可迎刃而解。在《調氣論》一書中，提出了方葯調氣、針刺得氣、氣功調息和太極拳運氣等四 種調理氣機的方法。這裡重點對方葯調氣一法進行探討。如氣不足而致的氣虛之證，當採用補氣益氣；氣虛下陷者則當補而升之，氣脫不固者則又當斂氣固脫。氣有 余而致的氣實證，又當視其證候，分別採用宣氣、鎮氣、降氣、行氣或破氣等不同治法。如氣鬱氣滯者，當予行氣解郁；氣結者則當宣氣散滯，甚或破氣散結；氣逆 者則又當鎮氣降氣。為了刪繁就簡，從博返約，臨床上可將調氣諸法，概括為：補氣、疏氣、升氣、降氣等四類：氣虛則補之，氣滯則疏之，氣陷則升之，氣逆則降 之。在補氣類中，有補益中氣，補氣升提，補養肺氣，益氣固表，溫補腎氣等法；在疏氣類中有疏肝理氣，和胃理氣等法；在升氣類中有升提中氣，升降氣機等法 則；在降氣類中有降氣寬胸，降氣止嘔，肅降肺氣，平降沖氣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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