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所經歷過的別樣春節

春節是中國人傳統的辭舊迎新、歡聚團圓的節日，不管您是名人也好，普通人也罷，大家都享受著一份節日的快樂。說到過春節，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過法。魯迅先生1924年2月7日創作的小說《祝福》，就以江南鄉村的春節為背景，描寫了農家寡婦祥林嫂幾經逝夫丟子等生活的磨難，最後在魯鎮人的除夕祝福之際，在鞭炮聲中凍死在雪地上的故事情節。魯迅寫出如此凄慘的《祝福》，這與他所度過幾個別樣的春節是有關係的。

兒時的春節經歷冰火兩重天

　　1881年9月25日，魯迅出生在浙江紹興周家老台門一個封建官僚家庭。他的祖父叫周福清，在京城翰林院做官，其父周伯宜是秀才。他1886年進入私塾讀書，跟叔祖周玉田先生初誦《鑒略》。到五六歲時，大人都稱魯迅為「胡羊尾巴」，以示他小而靈活。1892年過了春節後，12歲的他就到「三味書屋」壽鏡吾先生處讀書。在學習中，他喜趁閑描畫，並搜集圖畫。在他12歲以前的春節，都是以少爺的身份在家中歡快度過的。

　　江南水鄉紹興的「祝福」儀式，是當地城鄉春節風俗中最具特色的祭祀方式。據說「祝福」儀式是在元朝的統治下，紹興百姓利用春節暗中祭奠為國捐軀的南宋忠臣義士的一種方式，後來就演變成一種為新年祝福的祭祀活動。

　　作為紹興的大戶人家，魯迅家的「祝福」自然格外排場，在他家的「德壽堂」，擺著擦洗得清清爽爽供「祝福」用的「八仙桌」，「祝福」的場地「德壽堂」也被傭人打掃得乾乾淨淨。魯迅的母親魯瑞親自下廚煮全雞、豬頭等「福禮」，煮好後用作供品。「福禮」是非常豐富的：擺在「八仙桌」最前面一排右邊是一盤用年糕做的兩隻元寶，底下有四塊長方形的方糕放作井字形墊底，四周有四個年糕做的「玉如意」，最上面放一個紅紙剪成的「壽」字，左邊一盤裡放著一串粽子，中間有一個尖頭向上，套一個紅紙糊成的套子。第二排擺著3個筒盤，分別是全雞、豬頭、魚。雞，必須是「仙（鮮）雞」，擺盤時雞頭朝前趴著；豬頭，煮熟後頭朝前擺放；魚是生的草魚，整條擺在盤子里。這3樣「福禮」上面都要放一個紅紙剪成的「福」字，旁邊擺著3杯紹興黃酒和3雙筷子。再後面還要用瓷盤放上桂圓、香菇、木耳、蓮子等供品。祭祀的器具，有錫制的大小兩對蠟燭台，一隻錫制香爐。「祝福」開始時先點好紅色的蠟燭，再每人點上3炷香按長幼次序祭拜，先是爺爺周福清拜，然後父親周伯宜拜，最後是魯迅和周作人、周建人3個孫子輩拜。拜「祝福」前先要洗臉洗手，還要穿上長衫，然後畢恭畢敬地行三跪九叩大禮，跪拜後要燒金銀紙、放爆竹。

　　「祝福」儀式結束後，便開始請祖宗，把祭祀桌子的方向掉過頭來。桌子上的酒盅和筷子也多了起來，香、蠟燭自然要換新的。如此重新安排以後，再依次跪拜祖宗。祭拜活動完成後，一家人便團團圍桌坐下喝「散福酒」。「散福酒」是剛剛請過「祝福」、請過祖宗的酒，以示接福，不管是大人孩子都要抿上一口。這時候桌子上祭祀的供品已收拾乾淨，廚房裡用煮「福禮」的汁湯燒的年糕已經燒好，每人一碗，以示「年年高」。此外還有魚肉、豆腐、蔬菜等擺滿了桌子，一家人吃得歡歡樂樂。大年初一早上，魯迅三兄弟還要向祖父母和父母請安，祖父母和父母也會給他們壓歲錢。由於當時周家的情況不錯，那幾年的春節，魯迅一家人過得非常紅火和快樂。

　　1893年2月16日，農曆大年三十，魯迅的曾祖母戴老太太以79歲的高齡溘然長逝。周福清接到電報後，輕車簡從，從京城急急趕回紹興。按照清朝的習俗，父母去世，兒子必須立即回家料理喪事，並在家服喪3年，稱為「丁憂」。因此，周福清打算在家守孝，等「丁憂」期滿後再進京上任。

　　第二年秋天，浙江舉行鄉試，周家有5戶親友有兒子應試。他們打探到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進士，便湊了白銀1萬兩，懇求周福清去賄賂考官，以求中舉。周福清自然知道這樣做有「脫烏紗」甚至丟性命之風險。然而，看看兒子周伯宜參加舉人鄉試屢試不第，步入仕途希望渺茫，為改變兒子的境遇，周福清心存僥倖，決定鋌而走險。周福清知道，京官南下順大運河赴杭，必取道蘇州，思忖再三，他便給殷如璋親筆修書一封，說明具體情況和要求，還在信封內附放銀票1萬兩。1894年8月31日，他帶著僕人陶阿順到蘇州等候。9月7日，殷如璋的官船抵達蘇州，停泊在蘇州閶門碼頭。周福清隨即差陶阿順僱傭小船，設法靠近殷如璋的官船，並將親筆書信送上。

　　不巧的是，當時另一副主考周錫恩正在主考船艙里向殷如璋彙報事情，殷如璋接信後，當時不便拆閱，便將信擱於茶几之上，仍在聽副主考周錫恩彙報。沒有想到的是，素來辦事精明的僕人陶阿順這時卻幹了一件蠢事，他唯恐銀票有閃失，便高聲嚷道：「信里有萬兩銀票，怎麼不給一張回條？」殷如璋當時認為這是老朋友的一封信，並不知裡面有萬兩銀票；即便是猜到信封裡面有銀票，他也只有在神不知鬼不覺的情況下才敢「笑納」。經陶阿順這番大呼大叫，且副主考周錫恩在場，他已無他法解圍，為示自己清白，便將信交周錫恩啟閱，果然發現信封中有大額銀票，於是當場就把陶阿順逮捕，並押送到蘇州府審訊。陶阿順挨了幾棍後，便供出案件的前後經過及幕後主謀周福清。

　　周福清一案因光緒皇帝的親自過問而轟動全國，為不禍害累及家人，周福清只得去會稽縣（即紹興縣）投案自首，並被投入浙江府衙大牢。審訊中，周福清堅持供稱是他一人作案，獨自承擔了全部責任。科場賄賂雖是大案，但因清末綱紀廢弛，官場也敷衍其事，不願深究處理。1895年1月18日，浙江巡撫崧駿將歷次審訊情況再次報告光緒，盡量為周福清減輕罪責，說周「一時糊塗，聞拿畏罪，自行赴縣投首」等，並提出根據大清律令，「聞拿投首之犯於本罪上減一等」的處理意見。但是，光緒皇帝堅持對周福清施以重刑，當天就下了一道諭旨：「周福清著改斬監候，秋後處決，以肅法紀而儆效尤。」所謂的「斬監候」，就是在秋決前，把所有「斬監候」犯人的姓名，按各省份分開，以圓形排列紙上，由皇帝用硃筆在犯人的姓名上畫圈，圈到者就地處決，其餘仍監禁獄中。如連續3年未被圈中，就改判為無期徒刑。周福清在經受了一次次的斬首恐懼後，居然幸運地成了「牢固監候」（無期徒刑）。

　　周福清淪為朝廷欽犯後，魯迅的父親周伯宜也受到牽連，坐牢頂罪，身心受到嚴重傷害，不久得了肺結核、水腫病，在魯迅16歲那年去世。在此前後，魯迅的四弟和唯一的端妹也相繼病亡。直到1900年，恰逢刑部大赦，次年4月9日，周家把在省城監獄中度過近7個春秋，年已65歲的周福清接回家中。出獄後，周福清每逢祭拜祖宗，仍穿上禮服、頂戴。他說：「我雖然被革職了，但是，我還有誥命。」在日薄西山、氣息奄奄的清末，魯迅祖父的下獄，父親受牽連病故，周家人賣田賣屋為周福清打通獄中關節保命，也為周伯宜治病，花費了大量錢財，最終使周家徹底破落了。

　　因此，從魯迅13歲那年開始，每個春節一家人都非常難熬。吃的、穿的都很差，連以前很隆重的「祝福」儀式也只能勉強應付了之。

成年時的春節大多在外奔波

　　由於家境破落，魯迅在成年之初，飽嘗了太多生活的辛酸，甚至「吃」過一些人的白眼。作為周家長孫的他，必須與母親魯瑞一道撐起周家這艘「破船」，讓一家人的生活繼續前行。為了改變周家的現狀，1898年暮春，18歲的魯迅懷揣母親借來的8塊大洋奔赴南京，先後在免費的江南水師學堂、南京路礦學堂求學。

　　1899年，魯迅因沒有路費回家過春節，就打算在學堂里過春節。在春節前的臘月十七日，他給母親和弟弟寄了一封家書，信封中附有 「功課單一紙」，還有書、紙等物。這也是魯迅在外過的第一個春節，大多數老師和同學都回去過春節了，學校里冷冷清清，吃得不好，玩得也不好，心裡還思念著家人。他曾寫道：「四顧滿目非故鄉之人，細聆滿耳皆異鄉之語，一念及家鄉萬里，老親弱弟必時時相語，謂今當至某處矣，此時真覺柔腸欲斷，涕不可仰。」所以，這個春節過得真是不舒心。

　　此後兩年，魯迅處境有所好轉，他便回到紹興和家人一起過春節。這時的他，在寫作方面已有些長進，他「祭書神長恩，作文侑之」，與同長輩一起祭祖；他還向諸位長輩賀歲，並去壽鏡吾老師家拜年，按紹興習俗到開元寺數羅漢，春節過得還算輕鬆。

　　1901年，魯迅二弟周作人也進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求學，翌年的春節兄弟倆一起留在南京度過。1902年3月，魯迅獲得官費留學的機會東渡日本，先在東京弘文學院學日語。1904年春天，他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學醫。當一心想學醫救國的魯迅在一次上課前放映的電影幻燈片中，看到一個中國人慘遭日本軍人砍頭，而邊上卻有一群國人在看熱鬧的場面後，他憤怒地大聲吶喊，並棄醫從文轉向文學救國之路。退學後，他在東京與好友許壽裳等人創辦過《新生》刊物，還在《河南》雜誌上發表了《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摩羅詩力說》《破惡聲論》等文章，這是他從事文學創作的最早時期。

　　在日本留學的7年間，魯迅無法回家過春節，只有與留學同學們在一起過。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那7年間，魯迅每年春節前都會給母親和弟弟寫信，表示節日的問候。由於手頭不寬裕，他只能給家人寄點兒日本的小禮物，以示慰問。

　　1909年夏天，魯迅回到了祖國。經好友許壽裳邀請，先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任教，後回到紹興師範學堂任校長，總算有幾年時間與母親等家人在故鄉團聚過春節。1912年5月，他經許壽裳向時任民國臨時政府的教育總長蔡元培力薦，來到北平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同年8月被任命為教育部僉事。1913年的春節，他獨自居住在北京宣武門外南半截衚衕紹興會館藤花館裡，春節期間大多是逛琉璃廠，與朋友聊天，讀書睡覺等。年夜飯，還是朋友送來的。

　　1917年，魯迅之弟周作人到北京大學附屬國史編纂處做編纂，半年後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文學院）教授。到了1919年底，魯迅的母親魯瑞與三弟周建人也來到北平，全家12人遷入新購的北京八道灣11號大院。初遷來時，魯迅的母親住中院北房，周作人一家住後院北房的西側三間，周建人一家住後院中間的三間，東側三間是客房。為了便於照顧母親，魯迅把中院西廂房三間作為自己的書房和卧室；後來他為了靜心寫作，又改住到前院前罩房的中間一套三間里，這裡即是《阿Q正傳》的誕生地。

　　當年，八道灣11號大院可謂是時代巨子、著名學人經常出入的地方。這裡留下過李大釗、毛澤東的足跡，蔡元培、胡適曾造訪於此，許壽裳、錢玄同、俞平伯、孫伏園、沈尹默、劉半農、章廷謙、馬幼漁、齊壽山等人，更是這裡的常客。八道灣的春節自然也就有了濃濃的年味兒。「祭祖先」「添菜飲酒、放花爆」都成了必不可少的傳統節目。

　　1923年秋，周氏兄弟為「新文學革命」改造社會的戰鬥正酣時，周作人竟然聽信了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一面之辭和謊言，不顧魯迅對他的情義，給魯迅寫下絕情信，不許魯迅再到他住的後院來，並拒絕了魯迅要與他交換意見的要求，從此摧毀了往日周家的祥和。魯迅無奈之下搬出八道灣，他的春節不但又回到了在紹興會館時的孤獨冷清，而且內心更增添了許多苦悶。1924年春節，是周氏兄弟分手後的第一個春節，除夕夜，魯迅「飲酒特多」；初三「夜失眠，盡酒一瓶」。以後，心情漸漸平復了些，仍多是招待朋友，讀書譯書，接受朋友饋贈的食物，收薪水。春節過得雖然平靜，但並不快樂。

在廣州、上海與妻兒度過的幾個春節

　　1923年10月，魯迅兼任了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學校（後改名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國文講師，每周講授1個小時的「中國小說史」。許廣平當時是國文系二年級的學生，思想進步，她最喜歡聽魯迅先生的課，每次上課她都爭著坐在第一排，並積極向魯迅提出問題，給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1925年3月11日，已擔任學校學生自治會總幹事的許廣平，在與女師大校長楊蔭榆的鬥爭中感到壓力很大，她便給魯迅寫了一封信，請魯迅支持她。從此他們便在鬥爭中相互支持，在事業上相互幫助，在生活上相互關心。「三一八」慘案發生後不久，魯迅的名字就上了敵人通緝的「黑名單」。他與許廣平結伴南下，到廈門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和國學研究院教授。許廣平則到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1927年1月，魯迅又到廣州中山大學任中文系主任兼教務主任，許廣平任他的助教。這年的春節，魯迅被時任中山大學校長又是浙江老鄉的朱家驊邀請至家中，共度除夕，喝了不少酒，品嘗了一些浙江和廣東菜。當時，還有許廣平和一些學生陪伴身邊，所以這年的春節比在北平過得好多了。

　　1927年10月3日，魯迅與許廣平來到上海，並以夫妻身份開始共同生活。隨後，魯迅謝絕教學之邀，擔任了《語絲》雜誌主編，幫助柔石等進步文學青年創辦「朝花社」，平時主要從事創作。1928年春節是魯迅在上海過的第一個春節。除夕之夜，與許廣平和定居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前往明星戲院觀看電影《瘋人院》。大年初一在家看書、寫作；初二、初三各有三四位朋友到他家拜年；初四與許廣平和周建人去老朋友林語堂家裡吃飯，並遇見了紹興同鄉、開明書店老闆章氏兄弟……這在魯迅日記中都有記載。

　　1929年9月27日，兒子周海嬰的降生，讓魯迅和許廣平感到非常欣慰，所以1930年的春節才真正算得上合家團聚。因此，魯迅和許廣平給兒子買了新衣、糖果，還買了酒菜，年夜飯吃得比較快樂。2月1日年初三，上海大江書店在新雅茶店請魯迅等一批文化人為籌辦《文藝研究》雜誌聚餐，他與馮雪峰同往，同席有傅東華、施復亮、汪馥泉、沈端先、馮三昧、陳望道、郭照熙等。晚宴由大江書店的陳望道主持，魯迅支持創辦《文藝研究》雜誌，春節期間又在構思和寫作《〈文藝研究〉例言》。

　　1931年春節，魯迅為營救1月17日在東方旅社被捕的柔石等20多位革命者，去找蔡元培先生幫忙，但沒遇上。其實，柔石等革命者已於2月7日被反動派秘密殺害，魯迅後來得到這一消息後非常憤慨，這是個痛心的春節。

　　1932年春節，日本侵略軍進攻上海，魯迅寓所淹沒在戰火中。經內山書店老闆招呼，魯迅全家和周建人全家避入內山書店支店三樓（今四川中路福州路附近），10人居一室，只能席地而卧。直到3月19日，魯迅一家才回北四川路舊寓。這年春節，魯迅是在侵略軍炮火下的避難中度過的，是一個非常難熬的春節。

　　1933年春節，魯迅讓許廣平燒了幾個菜，請老朋友馮雪峰一起吃年夜飯。飯後，一向厭惡爆竹的他，竟「買了花爆十餘」，拉著5歲的兒子海嬰爬上屋頂的陽台，破例放了禮花和爆竹。大年初二，蕭紅、蕭軍登門拜年，晚上周建人夫婦攜兩個女兒來共進晚餐，算是過了其樂融融的春節。

　　1934年春節期間，魯迅除了與朋友歡聚外，夫婦倆還和海嬰放了爆竹。他在1934年農曆正月初二寫的《過年》一文，對過年及其習俗有了某種認同和肯定，文中說：「我不過舊曆年已經二十三年了，這回卻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1935年春節他忙於寫信寄信，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今年卻亦借口新年（即春節），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人亦何苦不暫時吃一通乎。」

　　1936年1月，魯迅在上海度過了最後一個春節。這年春節期間，他收到了文委和左聯的聯絡員徐懋庸寄來的一封信。當時中國歷史處在一個轉折關頭，在文壇應往哪裡去的問題上，左聯內部發生了爭執。先是爭「左聯要不要解散和怎樣解散」，後是爭論「國防文學」還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等問題。當時文委和左聯的領導人很少與魯迅見面和溝通，而是叫徐懋庸當聯絡員，來迴轉告雙方的意見。魯迅據此發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使爭論達到了高潮。除夕收到徐懋庸的信，意味著魯迅在大年初一也在思考爭論的事。他曾經寫道：上海今年過年，很靜，大不如去年，內地窮了，洋人無血可吸，似乎也不甚興高采烈。

　　回顧魯迅過春節的經歷，總讓人心中泛起一絲複雜的滋味。青年時的魯迅，因家境的原因，春節是愉快和傷感混雜的。成年後的魯迅似乎習慣了安靜的春節，也許只有在爆竹聲中，眼前才會閃過童年時在紹興過春節的情景。在與周作人失和後的許多年裡，他的春節更是籠罩著一絲淡淡的苦悶，只是在有了海嬰之後，他的春節才增添了些許的歡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