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之子：造成父親悲劇的根源還未徹底剷除

南都首席記者韓福東發自上海

傅雷(1908.4.7—1966.9.3)，著名翻譯家、文藝評論家。「文革」中與妻子雙雙自殺，1979年平反。2013年10月27日，傅雷夫妻合葬於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園。

傅雷、朱梅馥夫婦的骨灰，合併在一處，葬在了上海浦東福壽園海港陵園內。10月27日，著名翻譯家傅雷在自殺47年之後，於長子傅聰彈奏的莫扎特和肖邦的鋼琴曲聲中，與他摯愛的妻子名正言順安眠於斯土。

墓碑甚為簡單，一塊高1.8米的普通碑石，上面鐫刻著《傅雷家書》中的一句話：「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左下方是傅雷夫婦的生卒年：傅雷生於一九零八年，朱梅馥生於一九一三年；兩人有一個共同的祭日：一九六六年的九月三日。

骨灰合葬儀式結束後，早已享譽國際的鋼琴家傅聰站在墓碑後，佇立良久。在傅雷夫婦自殺之前，留學波蘭的他搭機去了英國，成為一名「叛逃者」。等他可以返國的時候，父母已經過世十年。而在他們所留遺書中，以這樣的方式提及長子：「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何況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早在1979年被平反時，傅雷就恢復了他的舞台。作為撥亂反正的一種表現形式，上海龍華革命烈士公墓容納了他的骨灰，但其妻子朱梅馥只能葬在家鄉青浦公墓。「當時只讓父親的骨灰進革命公墓，不讓母親的骨灰進去。但實際上，當時我就將父母的骨灰各一半做了混合，他們早就葬在一起了。」傅雷的次子傅敏對南都記者說。

而今正式的合葬，讓傅雷的後人又勾連起傷心的往事。傅敏說：「這是一個悲劇，有著特定的歷史根源。這個根源還沒有徹底被剷除，但我堅信隨著時代發展，邪惡的東西終將被陽光所取代。」

後人曾長期反對遷葬

在安葬儀式舉行之前，傅聰說：「我太傷心了，心裡很亂，做夢都夢見父母，請轉告記者們，不要採訪我。」

他是在北京家中對王樹華說這番話的。王樹華是上海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這次傅雷夫婦合葬儀式，就是他提議並挑頭完成的。

「遷葬是我的意見。我覺得傅雷的骨灰安放在革命烈士公墓，既與事實不符—他不是烈士，也不符合傅雷的意願，他不應該被葬在那裡。而且他們夫婦一起自殺，如能葬在一起應該更好。」王樹華對南都記者說。

但他的這個想法，卻難以徵得傅雷後人的同意。「這個工作我做了4年，他家人反對的理由主要是，認為人死了不要樹碑立傳。傅雷生前坦蕩，反對陋習，也不會希望身後搞這麼多複雜的名堂。傅聰和傅敏都反對遷葬。」

傅敏在接受南都採訪時證實了這個說法：「他們一直做我們的工作。父母生前向來低調，我們原本打算將骨灰都撒到大海里。但是浦東那邊很看重，說想要留個緬懷的地方。」

在王樹華看來，作為浦東人的傅雷，不僅是上海也是中國優秀文人的代表，應該將他們的墓碑以看得見的形式保存下來，供後人緬懷與瞻仰。他最先做通傅敏的工作，並請求傅敏與他一起做傅聰的工作。

「傅聰到今年八九月份才同意。但簽字委託浦東傅雷文化研究中心具體負責此事之後，還連續打電話給我，他有點想不通：這是否符合傅雷的精神？」

傅敏對墓碑製作和傅雷生平展覽的參與相對較多。一開始，王樹華請雕塑家將墓碑設計為一個紀念碑的樣式—用上好石料做成類似於兩本書的外形，其中一本線裝書表徵傳統文化，另一個精裝本的譯著，指向傅雷在翻譯領域的傑出成就。這兩本書都是不完整的，意味著傅雷的寫作事業沒有完成即早逝。而碑上則有傅雷夫婦的頭部雕像。但是這個方案最後遭到傅聰的否決。

「傅聰希望簡單一點，不要搞得太複雜，他提出不要傅雷夫婦頭部雕像，並要求只用普通碑石。」王樹華說，後來傅敏提出更具體的意見，在墓碑刻上『赤子孤獨了，會創造一個世界』。」

傅敏說，「這是父親家書中很精彩的一句話，顯示出他是一個擁有赤子之心的人，大寫的人，所做的一切就是為了愛人民、愛藝術、愛朋友……父親生前不喜歡花里胡哨的東西，他很樸實。我們也希望將墓碑弄得樸實。」

墓碑的最終定型，基本遵從傅雷後人的意見。

「親美反蘇急先鋒」

傅雷夫婦是在1966年9月3日上午自殺身亡的。傅雷在躺椅上結束生命，他吞服了大量的毒藥，朱梅馥則自縊於窗框之上。傅雷58歲，朱梅馥53歲。

在此前大約兩周，在北京女一中教書的傅敏內心忐忑不安，「文化大革命」轟轟烈烈，他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紅衛兵對黑五類的抄家漸入高潮。「我還能出校門，我不放心父母，就打了一個長途，是我媽接的。那時上海還沒開始抄家，我媽說，沒什麼事，讓我放心。然後問我怎麼樣，我說沒事。其實那時候父母已經有事了。」

在三個多月前，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擴大會議上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宣告了歷時10年的「文革」就此發動。該通知稱：「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敏銳的傅敏在那一天就知道，如果自己的父母沒有受到波及還好，一旦被批鬥，必然會出事。

1958年，傅雷被打為右派。傅敏記得，父親那時即有輕生打算：「他被戴『右派』帽子那天晚上半夜回家，對我媽媽說，如不是考慮我還在念書就要走了……現在我也立業了，他沒什麼顧慮了。在家書里，他也有這麼說。」

傅雷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證之一，是他1947年翻譯斯諾和史各脫有關蘇聯的文章，編成《美蘇關係檢討》出版，該書代序《我們對美蘇關係的態度》先刊於《文匯報》上，隨即遭到左翼人士的「反蘇」、「親帝」指控。傅雷於當年7月撰寫《所謂反帝親蘇》，發表於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對左翼進行回擊。十年後，這成為他思想反動的一大罪狀。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為親美反蘇急先鋒、上海「中間路線」代言人，遭到滬上各大報紙連日批判。第二年4月30日，他被劃為右派。

1966年8月下旬，在傅敏從北京給上海家中打去電話後不久，傅雷夫婦被紅衛兵抄家，而後是四夜三天的批鬥。家中搜出的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蔣介石舊畫報，成為了「反黨罪證」。在上海市江蘇路284弄5號住所「疾風迅雨樓」內，感到徹底孤獨的傅雷夫婦，相約告別人間。

「乾女兒」冒險領骨灰

「傅敏人秀：儘管所謂反黨罪證(一面小鏡子和一張褪色的舊畫報)是在我們家裡搜出的，百口莫辯的，可是我們至死也不承認是我們自己的東西(實系寄存箱內理出之物)。我們縱有千萬罪行，卻從來不曾有過變天思想。我們也知道搜出的罪證雖然有口難辯，在英明的共產黨領導和偉大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決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無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還要難過……」

這封寫給傅敏和朱梅馥哥哥朱人秀的遺書，被保姆發現。朱人秀給傅敏發去電報，要他回來處理後事。「我當時在北京，自顧不暇—三年後被打成現行反革命，沒辦法回去，就回電報說：逝後事你處理。我舅舅也是『當權派』，同樣自顧不暇，沒有去領骨灰。我們都不在現場。」傅敏說。

據王樹華介紹，因親屬不在場，傅雷夫婦的火化是公安局操作的，在萬國殯儀館，是一個叫江小燕的29歲女「社會青年」代領了骨灰。

「江小燕是我父親的崇拜者，她說是傅雷的乾女兒，戴個大口罩，去找到我舅舅，帶著我的表弟，把骨灰領了回來，放在永安公墓寄存，骨灰盒上沒有留傅雷的名字，但做了一個記號。江小燕促成了這個事，如果沒有她，別人不會冒頭這麼做。江小燕也因此遭難。」傅敏說。

江小燕將骨灰盒署上傅雷的原名「傅怒安」後，還給周恩來總理寫過一封信，希望他整肅亂局。結果惹來麻煩，被造反派抓去審訊，幸而最終逢凶化吉。傅敏說，1979年4月，傅雷被平反後，他們在朱人秀的檔案中找到骨灰證，將其領回安葬。

待到當年4月26日，上海出版局局長馬飛海主持傅雷追悼會時，在悼詞中稱：「上海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和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鄭重宣布：一、為傅雷同志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幫』強加給傅雷同志的一切誣陷不實之詞，統統予以推倒；二、傅雷同志1957年所寫的文章和在會上的發言不是右派言論，被定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根據政策，應予改正，恢復其政治名譽。」新華社刊發了電訊。

倏忽間又過了二十餘年，曾經不被整個社會所容的傅雷，成為了上海浦東的重要文化標籤之一。除了夫妻合葬，他的出生地周浦鎮美術館還舉辦了他的生平展和銅像落成儀式。

他們試圖經由傅雷來展現新世界，但赤子依然是孤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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