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推薦】孫衛華 | 近代以來中國政治話語模式的歷時性考察

近代以來的中國，經歷了頻繁與劇烈的社會轉型，轉型期對大眾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動員成為社會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近代以來的中國，由文化精英、政治精英所主導的社會動員主要藉助了三種話語模式，即國民性批判與啟蒙、民族主義、革命與階級鬥爭。三種話語模式的動員對於有效進行社會整合，推動社會轉型具有重要的意義，但基於動員而發生的政治參與也蘊含著非制度化和非理性的誤區。同時，在全新的網路大眾政治模式下，網路政治動員及參與模式的特點、根源、作用等將是以後探討的重點。

一

引言

深刻的社會轉型往往與廣泛的社會動員和政治參與密切聯繫在一起。根據亨廷頓的觀點：社會轉型的速度與新的目標被社會認同的程度呈現緊密正相關效應。因此當新的社會目標確立，政治傳播的一項重要功能就是進一步進行廣泛的社會動員，便於更多的社會成員參與進來。這個過程正如卡爾·W·多伊奇在《社會動員與政治發展》中論述的那樣：社會動員是一個「人們腐蝕和摧毀舊的社會、經濟和心理的主要信念，開始接收新的社會化和行為模式」的過程。「這意味著人們與傳統社會有關的態度、價值觀和期望值轉變為現代社會所共有的態度、價值觀和期望[1]」。

近代中國百年來的變遷史，其實就是一部充滿革命、改良的歷史。清末民初的維新變法運動，辛亥革命從帝制中國向民族國家形態的轉變，抗日戰爭時期政黨國家的整合和統一，解放戰爭時期政黨國家的分裂與戰爭，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社會主義國家的摸索和建設等，劇烈的社會轉型與變革，不僅需要精英層面的制度設計，更需要廣泛的社會成員的觀念革新與行動支持。從這個層面來說，百年中國的變遷史，也可以視作一部「啟蒙與動員」的歷史。這種主要由文人和政治家承擔的啟蒙和動員，不僅有利於打造全新的「公民」主體身份及「公民文化」氛圍，通過全社會範圍內普及身體力行的政治實踐，還旨在構建理想的現代民主政治體制。

二

文化傳統與政治參與

民主政治需要適合的文化土壤，民主政治的成功立足於公民文化的普及。美國研究者阿爾蒙德將公民文化界定為：傳統文化和現代文化的結合；是一種擬在溝通和說服基礎上的多元文化，是一致性和多樣性共存的文化，是允許變革，但必須有節制進行的文化[2]。以這樣的公民文化標準來審視近百年來中國民眾的政治實踐，我們顯然難言樂觀。其中，漫長的封建專制體制所導致的「臣民」文化心態、重農輕商的傳統經濟結構對市民社會的遏制，以及「家」傳統文化導致的公共領域的長期匱乏構成了百年來中國現代化經濟和制度轉型的巨大障礙。

劉澤華將中國民眾的「臣民」文化意識概括為幾點：第一，傳統社會中「君權至上」的價值準則規定和教化，導致在政治生活中，從官員到庶民，只有忠君的義務觀念，而無任何法定政治權利的自覺和政治參與的主動性；第二，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強調倫理與政治的統一，將個人的道德修身作為政治生活規範化和秩序化的起點。推崇社會和政治領域中的「等級制」與「忠孝」理念；第三，中國文化中嚴格的等級觀念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導致了中國社會中普遍的「盡人皆奴僕」的政治心態[3]。施雪華則從傳統中國社會「重農輕商」的文化意識和經濟結構出髮指出：「東方君主專制政治對城市商品經濟的壓抑和排斥，使中國具有相對獨立自治地位的市民社會難以自發生成，因而，從中國傳統社會內部難以生長出一股強有力的近代式的政治民主化力量[4]」。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指出：在中國的差序格局中，社會關係的構建主要是以「己」為中心，根據親屬和血緣關係的遠近一個一個推出去，最後構成私人聯繫的增加，而社會範圍則是一根根私人聯繫所構成的網路[5]。美國研究者福山認為，家庭在華人文化里所扮演的角色比其他文化更具中樞性質，這導致華人的信任半徑很窄。這種文化傳統反映到政治領域，便形成了中國人「自發性」的公民意識極低，家族之外的社會聯屬性差等弱點[6]。

如上述所言，中國民眾不僅缺乏政治參與的舞台，而且缺乏政治參與的自覺意識。基於此，對大眾觀念層面的啟蒙及行動層面的廣泛動員，是近代以來中國的歷次政治運動與變革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在具體的運作環節，為滿足不同時代的文化語境和政治訴求，啟蒙與動員的話語呈現模式各有不同。

三

三種話語模式的歷時性考察

（一）話語模式一：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憲政為摹本，以文人政治家為主導，以書籍報刊為載體，倡導新民新制批判與啟蒙文化傳統

與批判與啟蒙話語傳統相關聯的辭彙有：國民劣根性、阿Q精神、專制落後、民主自由科學精神、思想解放、新文化運動、傳統反思、國民性改造、民主自由、權利意識等。19世紀中後期西方國家的入侵打破了中國緩慢的社會進化進程。面對強大的西方入侵者，變革成為中國迫在眉睫的課題。這種變革經歷了由技術到制度再到文化層面的重心轉移：從洋務運動的「器物革命」，到制度創新的維新運動，再到重在觀念和文化革新的「新民」運動，政治觀念和實踐活動經歷了一個不斷「下移」的過程：由傳統「文人士大夫」主導的精英政治模式逐漸轉向強調廣泛參與的大眾政治模式。在這一轉變的過程中，知識分子所主導的重在改造國民性弊端、強化國民權利主體意識的新文化啟蒙運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02-1903年間，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新民說》，全面提出了國民性改造的問題。旨在革除傳統國民性之弊，塑造具有公德心、有明確的權利主體意識，擁有自由意志和自治精神的現代國民。這種「新國民」是塑造新制度、新政府和新國家的基礎。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以魯迅為代表的新文化人士承接了「新民」說，以《新青年》《語絲》《晨報副鐫》等報刊和雜誌為主要陣地，發表系列「國民性」文章，將國民性的批判與改造進一步推向深入。近代知識分子對國民性的反思中，對政治意義層面的關懷要遠遠大於文化意義層面的關懷。肇始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對傳統文化和傳統國民性的批判性反思歷經左翼政治革命話語的衝擊與洗禮，始終保持了強大的生命力，並且往往在社會重大的轉型期集中呈現出來。比如，20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20世紀90年代面對市場化、商業化的衝擊,中國社會再次引發了一場較大規模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縱觀這些新文化運動，自覺而強烈的政治關懷始終是其重要的使命。基於特定的社會情勢，文人政治家在這些運動中表現出鮮明的「工具理性」：文人政治家或自覺地將文學的使命與民族國家的救亡圖存和發展大計聯繫在一起，或自覺將文學的使命與對政治權力的約束和監督聯繫在一起，或自覺以批判與啟蒙的視角來促成與民主政治體制相適應的現代獨立人格等。這種以精英知識分子為主導的批判與啟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雖然為社會的順利轉型提供了較為充分的輿論先導和觀念創新。但是，基於精英知識分子與平民大眾的「天然隔膜」（包括階層的區隔與文化的區隔），這種批判與啟蒙的話語影響力範圍極其有限。20世紀20年代，作為對這種新文化運動缺陷的修正，帶有較強的「政黨和革命色彩」的左翼文聯的「文藝大眾化」運動興起。文藝大眾化運動倡導從文藝形式到內容層面，積極向工農無產階級靠攏的主旨方針。文藝大眾化經由40年代延安如火如荼地運動成型，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成為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的文化主導話語。

（二）話語模式二：由「他者」到「我們」，以強化民族國家的認同、建設現代化民族國家為宗旨的國家統一體啟蒙與社會動員傳統

與民族國家主義敘事傳統相關聯的話語有：帝國主義、殖民主義、東西方、侵略、文化霸權、救亡圖存、民族統一戰線、保家衛國、中國崛起等。中國近百年來的民族獨立和國家建設，民族主義充當了重要的意識形態功能，它「為民族國家的締造提供了思想保證和理論依據，是民族國家整合的國民和進行社會動員的最好的、最重要的思想武器。[7]」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共同體的意識，產生於近代。19世紀末期的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20世紀30年代的抗日戰爭、1949年以後東西方冷戰對立等，緩慢地促成並鞏固了中華民族的統一體意識。「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8]。這其中，東西方入侵的「他者」在中國民族國家統一體形象的建構中，發揮了重要的參照意義，這種民族統一體「根據對他者的印象而『邏輯地』去推論自己有什麼樣的相反特點，並由此想像出自己的族性特徵，最終獲得強烈的自我認同感」[9]。

就民族國家的話語表現形態而言，經歷了從民族統一體向國家統一體的重心轉變。早期的民族主義動員話語如「驅除韃虜、恢復中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等，尚具有較強種族排外色彩的話語模式。辛亥革命勝利後，旨在促進各民族融合與團結的「民族平等」「五族共和」逐漸佔據了主導，在一批留學國外的進步黨人孫中山、吳貫、李大釗等的積極倡導下，「中華民族」成為新的民族國家認同符號，它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立準備了先決條件。逾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旗幟鮮明地主張：「今日欲抵擋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救生靈，唯有我行我民族主義之一策。」孫中山「三民主義」的首要主張便是民族主義。20世紀20、30年代，左翼文化運動勃興，在中華民族國家的動員敘事中，左翼陣線呈現出更為鮮明的「他者-我們」的二元對立敘事模式。西方與中國的關係被明確塑造成「帝國主義對殖民地」「侵略者對被侵略者」「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二元對抗模式，擺脫這種帝國主義的殖民和侵略，謀求民族國家的獨立成為明確的政治使命。

基於這種政治使命的政治宣傳和動員，在隨後的抗日戰爭中成為爭取民心，贏取戰爭最終勝利的利器。1937年7月，面對日本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中國共產黨、國民黨抗日統一戰線形成。建黨之初就堅持走群眾路線的中國共產黨同樣把「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提上了首位。在《論持久戰》中，毛澤東指出，進行抗日，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進行普遍而深入的抗日總動員，抗日動員的首要任務就是把戰爭的目的告訴人民。「抗日戰爭的政治目的是『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必須把這個目的告訴一切軍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熱潮，使幾萬萬人齊心一致，貢獻一切給戰爭。[10]」而在動員的方式上，則要藉助於一切可能的渠道與方式，將動員常態化。「怎樣去動員？靠口說，靠傳單布告，靠報紙書冊，靠戲劇電影，靠學校，靠民眾團體，靠幹部人員[11]」。此後國共兩黨相繼以《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大公報》等正規報刊和民間各種宣傳形式為載體，通過揭露日寇的殘暴罪行、宣傳持久抗戰方針、反對投降主義、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等策略和主張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了廣泛的政治動員。事實證明，這種民族主義的敘事是極為有效的話語資源，它在激勵民族士氣、最終贏得戰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毛澤東所說：「如此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沒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動員，是不能勝利的[13]」。

（三）話語模式三：以強化反抗和革命合法性為主旨的「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話語模式。

與此敘事傳統密切相關的話語有：革命、解放、翻身、運動、憶苦思甜、剝削和壓迫、階級鬥爭、造反等。「革命」一詞經歷「中國創製的古典詞-傳入日本並發生演變-近代日本藉以意譯西方辭彙-日本翻譯西方辭彙的『革命』一詞從日本逆輸入中國」這樣一個跨國和跨文化的遷衍過程[14]。早在20世紀初期，革命就成為主流的政治話語，並在接下來的大部分時間裡，被中國諸多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當作實現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必然手段[15]。

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樣定性革命：「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16]」。不同於俄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具體實踐，有基於中國本土國情的特色創新。這主要表現在革命戰爭倚重的人群定位上，農民而非工人被當作了中國革命的主體力量。1921年發表於《共產黨》月刊的《告中國的農民》一文指出：「中國農民人口的大多數，無論在革命的預備期，和革命的實行期，他們都佔有重要位置。若他們有了階級的覺悟，可以起來進行階級鬥爭，我們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有了十分的可能性了。」在1925年所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進一步指出，工人、農民由於其歷史和社會際遇，成為最具有革命可能性的兩大社會群體。作為占人口大多數的兩大社會階層，工人、農民不佔有任何生產資料，他們處在社會的最底層，同時經受著地主階級、資本買辦、帝國主義、軍閥等階層的多重剝削，生活隨時都可能因一些突然的變故陷入絕境。這兩種階層，由於其生存狀態的窘迫性，他們有著一個要變更現狀的革命訴求，也很容易加入到革命的隊伍中來，成為富有較強戰鬥力的革命力量。[17]這種對工農、尤其是對農民力量的重視幾乎貫穿了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政治領導人的整個政治生涯。從1920年以來的革命戰爭、到1949年建國以後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工人、農民群體的配合與支持成為中共諸多政治運動與實踐得以順利推行的決定性要素之一。

當然，同其他階層相比，基於生存環境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農民具有更為濃厚的文化保守主義色彩。詹姆斯·C·斯科特指出，現實生活中基於要面臨種種不期然的自然災害、戰亂、沉重的稅負、疾病等變故，促成了農民獨特的「以能確保生存為中心」、而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生存倫理。[18]袁光鋒認為，中國農民有安於現狀的心理、飲水思源的報恩思想和很強的尊卑觀念，這些氣質觀念成為中共發動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最大障礙[19]。

對此，毛澤東也指出，中國農民雖然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但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基於此，中共對農民群體的有效組織和動員成為革命能否成功的關鍵所在[20]。在對農民群體廣泛的政治動員中，中共採取了政治、經濟、文化三位一體的動員方式和手段。政治上，在農村廣泛設立中共領導下的基層組織，如農民黨員先進分子、農民協會、農民運動講習所等，動員培養基層革命力量。在經濟上，針對農民最為關注的土地問題，發動減租減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合作社，切實解決群眾的穿衣、吃飯、住房、柴米油鹽、疾病衛生乃至婚姻等實際生活問題。文化層面，針對農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階級鬥爭意識不強的特點，倡導宣傳的群眾化路線，鼓勵多樣化的宣傳形式和喜聞樂見的宣傳內容。宣傳形式不僅僅局限於報紙廣播等大眾媒介，還包括了標語、傳單、口號、畫報、歌謠等形式的宣傳。基於文藝作品的喜聞樂見性，文藝工作者也被賦予了很重要的宣傳使命，文藝的政治功能被強化。「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轉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21]。

四

結語

不同於西方悠久的共和主義民主參與傳統，19世紀末期中國社會才開啟從帝王政治、精英政治向平民政治的轉型與過渡，精英的政治實踐中社會大眾的支持與行動具有了決定性的作用和意義。從某種程度而言，近百年來政治、文化精英對大眾的啟蒙與動員具有重要的制度與文化創新意義，對於凝聚民心、喚醒國民權利自主意識、幫助國民樹立獨立自由人格、推動社會進步、建立民族統一國家等方面意義重大。

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這種主要由啟蒙與動員而發生的大眾層面的政治參與，更多呈現為一種激情式的、被動型的政治參與，欠缺持久性與恆定性，也很難轉化為自覺的制度化的努力。比如以「民族主義、階級鬥爭」為號召的動員在政治實踐中很容易滑向極端化的誤區。「民族主義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以民族主義動員起來的基層社會，在滿足政府動員社會、抵禦外侮的同時，也可能對現有社會秩序形成巨大的威脅，甚至可以釀成劇烈的社會動蕩[22]」。19世紀末期的極端民族主義運動義和團運動，就是這種動員與運動式政治參與弊端的鮮明印證。20世紀70年代末，基於對「文革」這種激進的群眾政治模式的反思，發展與秩序化問題被屢屢提及。「人民需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對大規模運動厭煩了」「經常搞運動，實際上就安不下心來搞建設[23]」。「中國要擺脫貧困，實現四個現代化，最關鍵的問題是需要穩定[24]」。與這種對穩定問題的強調相適應，人民代表大會制、信訪制度、媒體監督、聽證會、民主投票、政治協商會議等規範化、制度化的政治參與逐漸成為主流。

網路普及，大眾獲得充分話語賦權的時代到來。在網路空間內佔據話語高地的網路大眾形成了一種「激增」的大眾政治模式。這種網路大眾政治模式的主體是誰？網路政治動員與參與的模式具有什麼新特點？它的社會根源是什麼？它對中國政治結構的影響和意義何在？這將是今後我們探討的重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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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3]《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0-48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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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袁光鋒：《「解放」與「翻身」：政治話語的傳播與觀念的形成》，《新聞與傳播研究》2013 年第5期。

[16][17]《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頁、第7-8 頁、第183頁、第866 頁。

[18][美] 詹姆斯·C·斯科特著，程立顯、劉建等譯：《農民的道義經濟學：東南亞的反叛與生存》，譯林出版社2007版，第3頁。

[19]同[15]。

[20][21]同[16][17]。

[22]陸勇：《民族主義動員方式與義和團「仇教」、「抗官」雙重屬性的嬗變》，《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23][24]《鄧小平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9頁、第348頁。

本文作者：孫衛華，天津師範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在站研究人員，天津師範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