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原：文學教育從來如此，便對么

為什麼「文學史」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教育」的重心，「從來如此，便對么」？「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於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現代中國大學將「文學」作為一個專業，設置了相關的院系及科目。此舉使一小部分人得以專心致志地研究「文學」，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很多讀書人從此遠離「文學」。教授不是演員，不要求你一上講台便手舞足蹈或表情豐富；學養深厚且善於表達的教授，即便考據，也能講得引人入勝。

「文學」如何「教育」一直是陳平原教授關注的核心議題。其研究不僅指向歷史，對於當下學界、媒體與普通大眾熱議的「文學教育」話題，也有獨到回應。這些研究心得與體會集中體現在陳平原教授最新增訂的《作為學科的文學史——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一書中。今日微信轉載自《北京青年報》8月8日對陳平原教授進行的專訪。

北京大學出版社新近推出了陳平原教授的專著《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增訂本）》。該書集中討論了過去百餘年間「文學史」學科在現代中國的生存處境與發展前景。與五年前的初版相比，增訂本裁撤了一章舊制，補充了三篇新作，並且增添了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使得全書的問題意識更為顯豁。

文學教育：在「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之間——專訪陳平原教授陳平原、李浴洋

「 教書是良心活，任何外在的評價尺度， 都無法準確丈量李浴洋：陳老師，您好。從您早年治小說史開始，「文學史」問題就在您的關注範圍之內。在您已經出版的《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文學史的形成與建構》《當代中國人文觀察》《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與《假如沒有「文學史」》等著作以及關於大學問題的若干專書中，都有您對於「文學史」學科的思考與論述。但您這次明確提出從「文學教育」的角度入手，考察過去百餘年間「文學史」學科在現代中國的「起承轉合」與「利弊得失」，甚至以此作為一條展開敘述與討論的主線。請問您如何看待兩者關係，以及為何認為唯有在「教育」的視野中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學」在現代中國的位置、功能、境遇與命運？陳平原：在很多人眼中，你是中文系教授，盡心儘力講好或寫好「文學史」，那是天經地義的。這麼做沒錯，且容易出成果，獲得學界的承認。但為什麼「文學史」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教育」的重心，「從來如此，便對么」？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嘗試過小說史、散文史的寫作，也取得一定的成績。後來分心研究學術史，最近十年則主要關注大學問題。這樣一來，我心目中的「文學史」，既是著述體例，也是課程設置，還是知識體系，乃至某種意義上的意識形態。這四者之間互相糾葛，牽一髮而動全身。關心「文學史」在現代中國的生存處境及發展前景，那是因為我認定，此乃現代學術的一個重要裝置，雖很有效，但非萬能，有必要在知識考古的視野中，討論其前世今生。之所以從教育的角度，那是因為，西學東漸以及現代學制的建立，對於「文學史」學科的引進及推廣起決定性作用。說好說壞，都必須抓住這個牛鼻子。我多次說過，進入現代社會，合理化與專業性成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學」作為一個「學科」，逐漸被建設成為獨立自足的專業領域。最直接的表現便是，文學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訓練的「詞章之學」，轉為知識積累的「文學史」。如此轉折，並不取決於個別文人學者的審美趣味，而是整個中國現代化進程決定的。「文學史」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在表達民族意識、凝聚民族精神，以及吸取異文化、融入「世界文學」進程方面，曾發揮巨大作用。至於本國文學精華的表彰以及文學技法的承傳，反而不是其最重要的功能。以「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作為此書的副題，目的是表明，我討論「文學史」的功過得失，主要是將其作為文學教育的一種，而不是史學研究的一翼。在我看來，「學術研究」與「人文養育」是有很大差異的，後者需要考慮「傳道授業解惑」，而不僅僅是「突破禁區」或「填補空白」。李浴洋：您在書中自陳「最有心得的」部分，是「對於『文學課堂』的發掘與表彰」。的確，與學界既往討論「文學教育」問題時大都圍繞前人著述與時賢言議做出判斷不同，您似乎更為在意的是實踐層面的經驗教訓。不僅在《「文學」如何「教育」——關於「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這篇長文中，您鉤沉與考辨了二十世紀中國的九個「文學課堂」，在全書其他各章中，您也多能關注到這一視角。請問您為何會將原本在思想史與學術史的框架中很少被認真對待的「文學課堂」作為自己的主要考察對象？陳平原：某種意義上，教育是一種「有情的事業」。一個好教授，除了要有專深的著述，還得能站穩講台。不一定每節課都口吐蓮花，但起碼得用心經營你的課堂。我多次說過，教書是良心活，你用心不用心，只有自己以及自己的學生知道，任何外在的評價尺度，都無法準確丈量。當下中國的評鑒制度，科研成果是硬指標，教學則軟塌塌，只要不缺課就行了。因此，越來越多的教授，研究時專心致志，教學則敷衍了事。可對於一代代從校園裡走出去的老學生來說，最值得追憶的，其實是課堂上那些生龍活虎、神采奕奕的教授身影。我努力鉤稽並表彰一百年間諸多妙趣橫生的文學課堂，是想證明，那些隨風飄逝的聲音在學術史上的意義，一點不比專業著述遜色。這既是歷史研究，也是現實關懷。其實，關注「聲音」是我的另一個研究興趣，比如，關於「演說」，我發表過《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等專業論文。「 學養深厚且善於表達的教授，即便考據，也能講得引人入勝李浴洋：在傳統中國，「文學」是每個讀書人必備的知識、技藝與修養，並不需要專門「教育」。但進入專業化時代以後則不然。在歷史轉型過程中，「文學教育」面臨的最大困難與挑戰是什麼？陳平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文學教育，但宗旨及途徑很不一樣。在傳統書院中，「詩文」乃所有讀書人都必須修習的課程；至於小說戲曲，則不登大雅之堂。現代中國大學將「文學」作為一個專業，設置了相關的院系及科目。此舉使一小部分人得以專心致志地研究「文學」，與此相對應的，則是很多讀書人從此遠離「文學」。這一文學專業化的大趨勢，乃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組成部分，不以個人好惡為轉移。《漢語大詞典》中「文學」一詞，分列十種不同含義，第一孔門四科之一，第二儒家學說，第三文章經籍，第四儒生，第五學校，第六文才等。今人所理解的以詩文小說戲劇為主體的「文學」，那是晚清以降才逐步形成的共識。「文學」的概念一直在演變，這一點，中外都一樣。《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界說「Literature」（文學）的：「用文字記錄下來的作品的總稱。常指憑作者的想像寫成的詩和散文，可依作者的意圖以及寫作的完美程度而區分優劣。文學有各種不同的分類法，可按語言或國別分，亦可按歷史時期、體裁或題材分。」這裡不說在晚清讀書人眼中，「文學」本身就是「教育」，也不說這四大文類（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單講現代中國大學建立起來後，作為一個院系，「文學」的學科邊界、教學旨趣、培養目標、研究方法等，怎樣逐漸地自我完善。時至今日，公開質疑「文學（評論、教學、研究）」算不算學問，已經不多了，但還不時會碰到這樣的提問：你們中文系教授是不是都在寫小說？我想強調的是，大學校園裡的文學教育，其工作目標主要不是培養作家——能出大作家，那最好，沒有，也無所謂。不是辦作家班，而是養成熱愛文學的風氣，以及欣賞文學的能力。這樣來看待校園裡各種層次的「文學」——包括科系設置、課程選擇，以及社團活動等，會有比較通達的見解。李浴洋：與其他學科的教育相比，「文學課堂」的獨特魅力與獨到價值何在？陳平原：「文學」作為一種知識，兼及經驗、修養、技能與情懷，確實有其特殊性；講授「文學」的課堂，本該比其他課堂更具趣味性與觀賞性，可實際上並非如此。教授不是演員，不要求你一上講台便手舞足蹈或表情豐富；學養深厚且善於表達的教授，即便考據，也能講得引人入勝。魯迅的借題發揮，顧隨的天馬行空，以及朱自清的按部就班、台靜農的沉潛木訥，風格迥異，但同樣獲得聽眾的愛戴與追懷。我們喜歡說「因材施教」，似乎只要明白學生的趣味與能力，你想怎麼教就能怎麼教；其實並非如此。教授的學養與性情不同，只能要求他用心準備，在課堂上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家才華。因此，教育中的「因材/才施教」，既指向學生的資質，也指向教授的才華。「 討論歷史人物，無論說好說壞，分寸感最重要李浴洋：我注意到，您在書中重點討論了四位/四組學人個案。無論是身影模糊的黃人，還是作為「新文化」的對立面而長期被「打入另冊」的林紓，皆屬「生不逢時」卻又在歷史夾縫中「百折不回」的前輩學人。即便談論魯迅，您的立足點也是對其「學界邊緣」心態的抉發。而晚年「風光無限」的「北大中文四老」，在您看來，其實是蹉跎半生的疲憊旅人。您似乎更為關注那些被「一路高歌」式的時代潮流所遮蔽的堅持與努力。陳平原：成功與失敗、得意與失落、內心感受與社會影響，其實都是相對而言的。我並沒有專門揭短，只是希望更為精細地描述歷史現象及人物的複雜性。比如你說的「學界邊緣」，那是魯迅真實的生存狀態；不了解這一點，就無法明白魯迅為何對「正人君子」以及「為學術而學術」刻意貶抑。這其中有體制的緣故，有人事關係，也與魯迅的性格與志趣有關。至於身處「邊緣」的得失利弊，不能一概而論，需要仔細辨析。大時代中的人物，即便奮發圖強，也有無可奈何的地方。你說的「北大中文四老」，都是我非常崇敬的師長，下筆時十分謹慎，深怕誤解或唐突前賢。拒絕寫成「一路高歌」，在我是力圖存真；但給你「疲憊旅人」的閱讀印象，並非我的初衷。記得三十年前王瑤先生帶我進入學術史研究領域，討論「近百年來中國學者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貢獻」（成書時改題《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進程》），特彆強調史家的立場：「儘管撰稿者中不少是研究對象的學生或私淑弟子，但不想為尊者、賢者諱，更不想寫成懷念文章。要正視這百年學術發展中的缺陷，也要正視學者性格中的缺陷。比如，談郭沫若不能不談晚年的《李白與杜甫》，不是專門揭短，而是展示學術道路的曲折坎坷。」討論歷史人物，無論說好說壞，分寸感最重要。真的做到「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 」，實在太難了。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李浴洋：您的專業背景是中國現代文學，而全書的最後一章也是《重建「中國現代文學」——在學科建制與民間視野之間》。您提到「過去談學科建設，對學問背後的政治關注不夠；現在則反過來，受福柯影響，滿眼看過去，『知識』全都變成了『權力』，這同樣是一種遮蔽。在中文系所有課程中，很難找到比『中國現代文學』跟意識形態的關係更為緊密的了。可即便如此，這一課程的建立與拓展，也並非只是從屬於政治，仍有其學理上的依據」。與政治「鬆綁」以後，曾經作為「顯學」的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如今「已經不再年輕」，在當下的學術版圖中甚至略顯寂寞與挫折，參與時代核心話題的激情與能力也明顯減弱。在您看來，這一學科繼續存在與發展的歷史勢能與現實潛力何在？陳平原：二十年前，我寫過一篇《學術史上的「現代文學」》，結尾處談及這個學科的特點：「對於具體的學者，選擇什麼樣的研究策略，除了審時度勢，還必須考慮自家的興趣與能力；可對於學科來說，則有可能藉助經常的自我反省，調整方向與步伐。每一次理論反省，每一次方向調整，每一次隊伍集結，都是為了重新出發。『現代文學』的不確定性，促使我們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未嘗不是好事。」每到歷史轉折關頭，這個學科都會率先進行反省與批判。現正處在這樣的節骨眼上，即如何詮釋新文化運動，將影響日後中國思想文化的走向。最近二十年，國學熱的興起、保守主義思潮的泛濫，還有新儒家對於五四運動的批判等，使得「中國現代文學」的光環迅速消退。這也是去年中國學界借《新青年》創刊一百周年大做文章的緣故。為紀念北大中文系創辦一百周年（2010年），我曾寫過《「中文教育」之百年滄桑》，提及本國語言文學（以及歷史、哲學、宗教、社會、經濟等）的教學及研究，集中最多的精英，也最有可能深入展開，並對社會產生較大的影響：「因此，我以為中文系師生有責任介入當下的社會改革以及思想文化建設。不是不要專業，而是在專註自己專業的同時，保留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說到底，『人文學』是和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它不僅是一種『技術』或『知識』，更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懷』。」而在中文系8個二級學科中，最能體現這一「社會關懷、思想批判、文化重建的趣味與能力」的，很可能便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有感於此，這個學科的日漸成熟，不該以放棄「參與時代核心話題的激情與能力」作為代價。「 所有思想探索及學問傳播，最終都必須通過教育來實現李浴洋：與您近年在大學研究中多有建樹，並且頻繁討論「文學教育」問題相呼應，同為北大中文系中國現代文學專業的錢理群與溫儒敏兩位教授也在教育問題，尤其是中學語文教育的理論設計與實踐探索等方面投入了相當的熱情與精力。您與他們二位既屬同門與同輩，又同為現代文學背景，在幾乎同時轉向關注教育問題的背後，雖有具體發言領域的差別，但是否也可以視為一代學人相似的經歷與情懷使然？

陳平原（後排左一）在北大讀研期間與導師王瑤（前排右二）及同門溫儒敏（後排右一）、錢理群（前排左一）、吳福輝（前排右一）等人的合影陳平原：在東方出版社剛推出的《六說文學教育》中，我專門談大學教授介入中學語文的合理性——同樣是教育，中學與大學是有區別的，但這區別到底有多大，誰也說不清。民國年間，中學老師進大學教書，很正常，如歷史學家錢穆、呂思勉，文學家朱自清，美學家朱光潛等。至於特定年代大學教授因經濟困難到中學兼課（如抗戰中西南聯大教授），那就更容易理解了。但五十年代以降，大學教師與中學教師之間的鴻溝，變得幾乎不可逾越。這很奇怪，可絕少被追問。大學教師良莠不齊，中學教師則同樣藏龍卧虎。只是因教學對象及教學內容不同，久而久之，前者較為專精，如此而已，無所謂高低雅俗。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起，因為特殊的因緣，不少大學教授參與中學語文教育的討論，甚至主持編寫教科書。這其中，我的師兄錢理群與溫儒敏十分活躍，且取得很好的成績。但他倆介入的姿態不太一樣，錢取獨立的民間立場，溫則得到更多政府的支持。我偶爾關注中小學教育，但不成功，還是以大學史及大學現狀研究為主。至於為什麼如此關注教育，那也是新文化人「啟蒙」立場的一種「遺風」。在他們看來，所有思想探索及學問傳播，最終都必須通過教育來實現。作為大學教授，若不滿足於閉門著述、獨善其身，想在一定程度上介入社會改革進程，其路徑大致有三：第一，積極上書中央，扮演智庫的角色；第二，縱橫捭闔在各種媒體上，談論時事，表達立場；第三，關注教育問題，希望從根本上改造中國。這第三種最為迂闊，不顯山不露水，需要長時段才能見成效。錢、溫兩位師兄並沒委託我發言，我只能說自己的想法：之所以如此選擇，根源於我對百年中國知識分子道路的思考，有興趣的朋友不妨參看我二十多年前撰寫、當初引起不小爭議、日後不斷被引述的《學者的人間情懷》（《讀書》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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