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立場是一種稀缺性資源

有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從底層出生的知識分子比比皆是，能站在底層立場的很少，或者說很難衝出精英話語權包圍圈，成為主流。於建嶸教授是一個異數，做到了。雖然並不是底層困境的根本性解決，但很少人為底層說話。雖然我相信絕大多數的，內心都有這種情感，但是一思考一言說，就與這個截然相反。所以需要有一套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的底層關懷的學說和主義。而這樣的可能性，必須將自由主義等同於法治，將自由主義言說從道德啟蒙撤出來。

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周克成，是中央電視電視台報道過農民工經濟學愛好者，後來到了網路媒體工作，按道理來說出身底層，至少情感上靠近，而周克成不是，他們主流經濟話語掏空了腦袋和肉體記憶，還不時地在我們面前說一套可笑的無政府主義，此時我朝就笑不反駁，就朝他笑。

為窮人說話，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確，要遭遇強大的嘲諷。這樣的思路下去，窮人沒有嘴巴是必然的，被拋棄也是必然的，除非他有一種強大的暴力力量。正面的影響力沒有，就只能靠反面的破壞力，沒有嘴巴，就只能靠拳頭。窮人對社會構成威脅了，就進入了政治。自然就會進入主流的視野。有人形象地說，富人越富帶著印幣機走路，窮人越窮帶著悲憤想翻身。

《2004年維權十大人物》一文中，我對於建嶸的評語如下：作為底層的兒子，他是不叫維權者的維權者，因為農民從來是歷史上的失蹤者。這五十多年來，誰曾合理化過農村的憤怒和抗爭？《農民有組織抗爭及其政治風險》一文石破天驚。免除農業稅和中共一系列「休養生息，藏富於民」的農村政策轉型，我認為有著於建嶸的影子。今年他還推動了信訪改革。如果說影響中國，於建嶸做到了。

過去中國社會的階級矛盾為什麼總是以造反和推翻的形式來解決的。關節點就是穩壓階層儒家知識分子，老把自己放在天平統治者一邊。興，百姓苦。在世道好的時候，他們尊君維護王道樂土，維護禮教。危，百姓更苦，在世道不好的時候，他們更是扼住抗爭的喉嚨。

可是這並不是對窮人諄諄教誨可以行得通的。窮人其實比富人害怕革命，沒有實在沒有活路的時候，其實都是受氣包。可是即使每一個人窮人、知識分子都贊同「告別革命」，並且「告別革命」當成紅寶書天天念誦好不好，可是美好的意圖不能當飯吃。

違法腐敗富人權貴一步一步緊逼，不給活路，這時候知識分子如果要為窮人做事，那就是擋在「推土機」前面，對富人訓誡說理，對富人說話，把溫暖的背影給窮人好不好。也就是對富人說話，為窮人辦事。一步一步緊逼的情形之下，知識分子就好心辦了壞事，明顯拉偏架。

知識分子從廟堂之高走下來，下降到公民社會中間，和人民組成聯盟，避免人民自發變為暴力流血革命。才能夠形成可以與權貴相對抗的政治力量，以政治對抗政治，以力量對抗力量，形成均衡，才有可能讓富人妥協 ，才有可能讓窮人不用造反。

我一直相信自由主義的法律淵源是真正的源頭，而道德化的，是一種變形，最後會變形為無政府主義。我自己對自由主義的理解，絕大程度上來自民法。徐友漁研究員在給我《待建的諸神之殿》寫的序言（發表在《明報》）也強調了這一點。

法律人的憲政進路，不會丟棄社會革命，而不像啟蒙文人的自由主義言說。英國一位歷史學家也說道，當普通人越來越多捲入政治風波的時候，對法律改革的要求，就會演化為對社會革新的需要，就會要求保護生活在社會中層和最低層認識的利益。卡爾.施密特在《羅馬天主教與政治形式》中說，歷次革命運動都確證一個事實：法學家被看成特殊的敵人，他們是「現存秩序的神學家」，其實，法學家是一些支援革命的人，他們是革命充滿激情，去爭取額被壓迫者和被傷害者的權利。

於建嶸有著超越與體制內外的憲政研究成果，例如三農問題，底層抗爭，司法直屬，為維權運動的背書。也就是當下的努力，不是排斥將來的憲政中國，而是鋪路，與當下的而言，就是建設公民社會，維護底層生存的基本秩序。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於建嶸是維權運動思想提供者的先驅之一。

底層群體是最受迫害的群體，改革成本承擔最重的群體，其問題的解決，就意味著整體性的解決，也就是群體利益與公共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底層立場是根本出路的立場，而當下頗為稀缺。

對底層的關懷，有著兩種不同的思潮路徑。一種自由主義的，一種新舊左派的。在過去的三十餘年內，來自由主義的底層關懷和平等公正的追求，被看成沒有，而且可疑排除。自由主義被等同於經濟自由主義，自由被等同於精英的法外特權和中產階級的財富特權。而這種左右的長久對立當中，新舊左派代表了底層關懷和平等公正的追求。然而新舊左派的這種代表性，僅僅是意識形態的，或者口頭的，還遠不及從基於法律的自由主義權利意識所迸發的維權運動來得實在。我們可以看到維權運動幾乎與下崗工人的以理維權之間，有著一種格格不入的潛在衝突。

維權運動反噬了新舊左派對底層關懷和平等公正的追求，因此來自由主義的底層關懷和平等公正的追求成為主流，而經濟自由主義逐漸被開除出自由主義陣營，也迫使新舊左派產生了分化，迫使其中一大部分成為中國模式的支持者和官僚專制的公開擁護者。另外一部分成為2003年崛起的，基於作為改革受害者的新毛主義者

奠基於法律之上的自由主義，是三民主義相統一的。對自由或者民權的追求，與民生不可分離，也就是有了濃厚的底層關懷，強烈的對公正和平等的追求，讓自由是平等的自由，讓平等是自由的平等。同時是民族的，憲政愛國主義的。奠基於道德至上的自由主義言說，會因為時代條件和對抗性的需要，成為無政府主義，虛無了民生與民族，甚至都定了民權與自由本身。他們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種特權，例如無止境地攫取財富，拒絕承受義務和改革成本。只有在與專制對抗的語境中，有很大副作用的起作用，就像一個魔鬼對抗另外一個魔鬼一樣。

於建嶸《底層立場》中的學術底色是法學，不再是《岳村政治》或者其他學術著作中的政治社會學。改革時代中的顯學，從80年代美學哲學，到90年代的經濟學，再到21世紀的法學。前二者都是通過推動個性解放，可是個性解放本身能量有限，到今天如果還是依賴個性解放作為推動力，個性解放承載過分的政治使命或成為無政府主義，走向極端。其經典體現就是經濟自由主義，言論自由絕對化，性自由極端化。21世紀之前，確實有一股社會學思潮對美學和經濟學的糾正，例如最為用心的是劉小楓《現代性社會理論緒論》，還有例如朱蘇力的法律社會學等等，但是無法讓自由主義政治成熟。於是條條大道通羅馬，美學哲學或者經濟學的反思，加上社會學的助推，法學成為顯學。

法學成為顯學不僅僅在學院內，而且在學院之外。2004年我在新京報評論部工作的時候，就時常聽到很多新聞人談到法律對新聞的重要性。遍觀網路主導輿論江湖，最為出色沖在最前面的記者是法學院出身的，很大一部分的評論員時評作家也是出於法學院，因此時評替代了雜文寫作。著名作家十年砍柴對此在2003年就有一個網文，發在「關天茶舍」，進行很好的探討。而且最好的詩人海子，也是法學院的。影響很大網路作家慕容雪村，雷立剛等等也是。

於建嶸從學院外，進入學院內，但又超越學院內外，這不僅與底層立場有關，同時也與法學主導學院和公共空間有關，也就是法學背景將二者貫穿成一體。這樣一來，就讓於建嶸具有多種面具，同時是學院內知識分子，學院外的維權律師和公民記者（律師與記者於建嶸早年干過）。維權律師和公民記者在公共領域的主導地位日益隆起，《底層立場》的出版，也可以看出，後二者已經是於建嶸日重一日所關注的事業，而學院內的身影逐漸淡去模糊。

李澤厚曾言90年代思想淡出學術突出。21世紀不是思想，也不是學術王者歸來的途徑，思想革命帶動政治革命的範式，已經告別，主義與思潮對現有政治格局，都是瘙癢，沒有改變現實政治社會格局的政治能量。這樣的進程，也與維權律師維權記者的崛起，相一致。

我在9月26日「我推中國」嘉賓訪談第一期《改革與後改革》評論南方系報系。我說現在整個社會對南方系頗有微詞，媒體少談主義少研究問題，多搞一些維權。這麼多年來，言論自由的擴張，取決與維權運動撐大的。南方周末一搞起主義，例如汪暉事件，就有爭議，茅於軾一在南都為富人說話，就引起爭議。媒體並不是真理的化身，而是社會公器，社會變換了，媒體也必須隨著變，走則就走向沒落，或者淪為一方政治力量的宣傳機器。所以多搞一些維權，少談主義是正道。搞維權大家都稱頌。

過去文以載道，當下文已經不能載道，一個抗爭行動或者一把菜刀所載之道，都要大一篇文章文一千倍。意見領袖或者評論員的出現，更多以人作為載體，而不是以文作為載體。意見領袖或者評論員的出現已經不解渴，武器的批判才可以。

值得慶幸的是，維權律師維權記者與90年代的學院知識分子不同。知識分子與社會割裂開來，可以自成一個體系，有自己封閉的話語空間，有自己的評價體系。因此能夠相對獨立於社會。而維權律師維權記者斷無此條件。90年代知識分子之所以可以被分化，那是他們都是從80年代的體制內活著，是一種體制內人文性生存的延續，而是當下的維權律師維權，經過市場經濟的淬鍊，體制外生存已經升為自由本性，斷不可能與90年代知識分子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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