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維新」

消失的無非是名，因為順治帝親政僅四十天，就大反多爾袞。原因在於滿洲權貴內訌，還有傳說是由於多爾袞曾納皇帝生母即謚號「孝庄」的太后為妻（所謂清初三大疑案之一，見孟森《太后下嫁考實》）。其實呢？順治帝和他的子孫，無不繼承多爾袞「以漢制漢」的所謂改革取向。順治死時頒布的罪己詔，承認對滿洲「淳樸舊制，日有更張」，而其曾孫於乾隆四十三年（1778）為多爾袞恢複名譽的詔書，盛讚沒有多爾袞「創業」，就沒有帝國一統全盛，都可為此作證。

不過清廷對「維新」之名的忌諱，仍在持續。直到嘉慶四年（1799）孟春，八十九歲的乾隆帝，在做太上皇「訓政」三年後，撒手逝去。此時，貌似甘居傀儡的嘉慶皇帝，卻突然出手，一舉擊倒在四年前曾力薦他為儲君的權相和珅，震撼朝野。同樣令朝野瞠目的，是他轉身與出手也如此疾速，逼迫和珅自殺僅數日，就宣布「脅從罔治 」，「咸與維新」。

和珅案的真相，我已據史簡述（見拙著《走出中世紀》增訂本，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頁239-245），茲不贅。引人注目的是，嘉慶帝又將帝國諱言一百五十年的「維新」二字，再度化作最高指示。

由嘉慶帝再次引用的「脅從罔治」、「咸與維新」二語，可知當年多爾袞的「改革」即「維新」的昭示，出典於明朝頒行的欽定五經中的《尚書·胤征》中四句，所謂「殲彼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據唐宋經學家說，《胤征》原是夏帝仲康命胤國諸侯討伐叛逆貴族的布告，出師前聲明政策，首惡必辦，向王師投降的「協從」可免罪，但必須與所有陳腐傳統決裂，才准許改過自新。

清代經史考證之學盛行。經過閻若璩到惠棟、王鳴盛等在野學者的百年研究，包括《胤征》在內的「古文《尚書》」，絕非孔子及其晚年門徒編定的文獻，而是孔子死後六百餘年魏晉人假造的偽《尚書》，在乾隆欽定的《四庫全書總目》中已視作鐵案。嘉慶帝處置和珅案，分明是權力更迭夾雜私利爭奪的宮廷政變，卻裝扮成有經典依據的義理決鬥。豈知從乃父已否定的《偽古文尚書》中找出的經典依據，恰好暴露這位皇帝以假亂真，信偽經而棄真知，是自覺的。

即使利用偽經，嘉慶帝也只著眼其消極方面。清末章太炎因宣傳「排滿革命」，被囚於上海租界班房裡，在牢中作《論承用「維新」二字之荒謬》一文（刊於《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9日第三號），針對的是康有為等人保皇宣傳，同時也揭露了自嘉慶四年以來滿清官方借假維新掩飾專制的實相——

「新者，一人一代，不過一新而不可再。滿洲之新，在康熙、雍正二世。今之政府（按指辛丑和約後「迴鑾」北京的滿清朝廷——引者），腐敗蠹蝕，其材已不可復用。而欲責其再新，是何異責垂死之翁呱啼哺乳也。」

自嘉慶四年宣稱「咸與維新」，到光緒二十九年章太炎在獄中宣布對滿清「維新」表示絕望，這個帝國又延續了五朝百年。我曾引證，依據國際工合組織經濟學家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的中文版前言（2003年11月），清英鴉片戰爭以前二十年（1820，即清嘉慶二十五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仍居全球GDP的33%；歷經列強侵略，滿清政府屢戰屢敗，不斷向英法俄日德美等割地賠款或出賣權益，但到八國聯軍侵華的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中國的GDP仍佔全球比重的11%，與百年後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相當。那不是所謂主流史學用直線進化的邏輯所能解釋的。

有的清史學者盛讚嘉慶「維新」，稱之曰「嘉慶改革」，是這樣嗎？看來應再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