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監聽風波中的政治倫理困境

美國監聽風波中的政治倫理困境

未來很長時期內，關於國家權力與個體權益之間如何平衡，關於國家利益與全球正義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新課題，斯諾登只不過撕開了一道口子，以非常規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這一議題新的面向和可能。

彭曉芸 鳳凰評論特約評論員/

符合程序的，是否就一定是正義的？

泄露美國監視項目最高機密信息的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近日的行動，強烈地衝擊了「程序決定正義」的政治道德。斯諾登對美國政府以維護公民安全的名義收集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電話記錄和恐怖主義嫌犯互聯網通信信息的權力感到不安。 斯諾登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表示：「我想讓香港法庭和民眾決定我的命運。」

「我有許多機會離開香港，但我寧願呆在這裡，在法庭上與美國政府鬥爭，因為我對香港的法治有信心。」

對公民來說，恐怕也有必要在遭受如同廈門公交車爆炸案那樣的無妄之災和讓渡部分隱私之間交出自己的道德選項。未來很長時期內，關於國家權力與個體權益之間如何平衡，關於國家利益與全球正義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是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新課題，斯諾登不過撕開了一道口子。

《南華早報》頭版的最新專訪中，斯諾登更是爆料稱美國政府已入侵中國大陸與香港特區的網路多年。他向媒體公布證據，表示美國政府網路入侵中國網路至少有四年時間，美國政府黑客攻擊的目標達到上百個，其中還包括學校。

斯諾登此舉給兩國首腦剛剛「甜蜜」會面的中美關係出難題。斯諾登表示他的舉動「不是要逃脫正義，而是要揭發罪惡」，但他卻已陷入罪惡與正義的囚徒困境當中：背叛他與美國政府之間的保密協議，對獲得授權的政府權力日益擴張感到憤憤不平。「背叛」成為了通向他認為正義的行動的必經之路。

根據現實的法律系統，斯諾登恐怕難以逃脫美國司法部門的控罪，而鑒於香港與美國簽訂的引渡協議，斯諾登恐怕也難以如願以償地獲得他期待的「庇護」和「全球正義」。但理論上，斯諾登對美國政府的發難提出了一個問題：誰來監督「監督者」？當公民對地方正義表示不服從和質疑時，誰是全球正義的裁判？

這涉及共同體主義和世界主義的爭論。共同體主義更相信，政治道德的根源在於共同體的存在，共同體主義不期待世界主義的普遍道德為共同體內部的成員提供道義的外援。而世界主義則相信一個更為普遍的政治道德的存在——地方正義之外，全球正義更符合人類道義上的福祉。如果承認共同體正義的價值，那麼，斯諾登的行為背叛了他對共同體的承諾，與他達成協議的共同體有理由宣告他的背叛是不正義的，但看起來不幸的是，斯諾登似乎是一個世界主義者，他相信全球範圍內，總會存在同情他的普遍道德和全球正義。

這似乎只能從「9?11」恐怖襲擊給美國公民乃至全世界帶來的巨大不安全感說起。基於防範恐怖主義襲擊的需要，「 9?11 」之後，美國政府獲得了一系列強大的監控權力，如恐怖襲擊之後立刻獲得通過的《愛國者法》(Patriot Act)，就開始賦予了美國政府監聽公眾電話的廣泛權力。

據《華盛頓郵報》和英國《衛報》報道，以反恐的名義，美國允許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和聯邦調查局(FBI)搜集各種數據，這項秘密計劃始於喬治?W?布希政府時代，代號為「稜鏡」(Prism)，始於2007年。最新曝光的內容則顯示，布希時代的許多反恐政策在奧巴馬任內是如何得以保留，甚至被加強的。歐洲媒體及美國媒體開始譴責奧巴馬政府的全面監控策略做法「令人髮指」。對此，奧巴馬辯護說，「你不可能在保持百分之百隱私、保持零不便的情況下，獲得百分之百的安全。作為一個社會，我們將不得不作出一些選擇。如果你好好看一下具體細節，我想你會發現我們找到了恰當的平衡。」

的確，奧巴馬說出了制約政府權力和保障公民安全之間的兩難，至於政府方面是否做到了恰當的平衡，評價的權力似乎不應當在操縱者手裡。也就是說，即便斯諾登對政府權力擴大和公民隱私遭到侵犯的反抗是違背他和美國政府之間的契約的，即便他對權力的警惕是過敏的，對隱私保護是有潔癖的，他仍然在客觀上充當了敲響警鐘的批判者角色。國際社會如何評價斯諾登和他的行動，是一件極為微妙的事情。他究竟是反抗強權的公民英雄，還是背信棄義的叛徒？這取決於人們心目中的天平-----程序與正義、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之間如何傾斜。

其實，給斯諾登貼上什麼標籤並不是最重要的，世界各國的公民有比這更迫切的訴求需要被正視：在當下這個風險社會，個體的安全感是否越來越依賴於國家機器的強力保障，如果是這樣，那麼，公民如何確保自己由於日益依賴於權力的庇護而讓渡的隱私權不受嚴重侵犯（奧巴馬錶示目前帶來的影響是「對隱私的輕度侵犯」）？還有，誰來界定究竟是輕度侵犯還是重度侵犯？如果公民對輕度侵犯也感到不安呢？如果社會成員對是否基於安全的需要而讓渡隱私權並未達成共識呢？再有，如果恐怖主義的蔓延是全球化的，那麼，反恐是否也是跨越國界的，如何協調一種恰當的國際秩序來應對世界公民的安全需要？

這一系列問題，恐怕將會藉助斯諾登案例使得「全球正義」再度成為學者們和政治家們爭論的焦點。世界主義代表博格就曾經提出，只有通過改變全球制度規則，才能實現全球正義。共同體主義派內格爾的思想比較複雜，他認為可以通過不正義不合法的暫時性策略走向正義的社會：「全球正義最可能的路徑是通過建立不正義和不合法的全球權力結構實現，那些結構容忍當前最強大國家的利益。只有以那種方式，為了更民主的目的，才能產生值得採納的制度；也只有以那種方式，才會有某些具體的東西使合法性要求繼續起作用。」他認為，「正義的全球範圍將只有先通過增加世界的非正義來擴大，引入有效的但不合法的制度，正義的標準適用於這些制度，藉助於那些標準我們可以最終改變那些制度。這也許是歷史的可愛之處」。

「有效的但不合法的」，這樣的措辭也許可能為斯諾登的違背契約和保密協議提供了道義上的辯護。而斯諾登選擇中國的香港，也許正是基於對「全球正義」的迷信。需要審慎觀望的是，這些偶發的或許史無前例的案例，將會給中美兩國政府帶來怎樣的衝擊和改變？如果維護公民安全的責任日益全球化，與此同時，公民對隱私權遭到侵犯的憂慮也同樣日益全球化，那麼，中國扮演怎樣的角色，就成為了值得期待的事情：中國政府如何重新認識自己在世界格局當中被日益賦予的國際化角色？如何考量國家內政與全球正義的政治道德及其可能的張力？

當然，對公民來說，你恐怕也有必要在遭受如同廈門公交車爆炸案那樣的無妄之災和讓渡部分隱私之間交出自己的道德選項。未來很長時期內，關於國家權力與個體權益之間如何平衡，關於國家利益與全球正義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一個新課題，斯諾登只不過撕開了一道口子，以非常規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了這一議題新的面向和可能。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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