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老子「道法自然」

試論老子「道法自然」

天地萬物由自然而產生，亦由自然而運化，所以生長、收藏、治亂、安危、成敗、興衰、吉凶、禍福均屬「自然」。

甲、天地之「自然」。　宇宙形成之後，自然形成天尊地卑的高下對仗之關係。然後隨太陽東升西降，月亮虧盈圓缺，陰陽進退，伸屈盈縮。紫微星居中天之上。斗罡轉向，星辰運移，明生歲成。斗柄東指，天下皆春，陽長陰消，氣候溫和，萬物草木，隨之蔥生；斗柄南指，天下皆夏，陰盡陽極，暴暑炎熱，萬物繁茂；斗柄西指，天下皆秋，陰長陽消，氣候蕭涼，萬物始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陽盡陰極，萬物收斂。故天空中，日月往來風雲雷雨，自然始作。雷以動之，風以撓之，日以煊之，雨以潤之，萬物隨之。山石草木，生長收藏，飛禽走獸，生老病死，無一不在大化中生息。這種造化，是天地之「自然」。故《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敦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即：天地運化，日月往來，無任何主觀意志主宰和操縱，而是自然之造化。

乙、事物之「自然」。　天地之間，一切事物變化生息均屬「自然」。飛禽生羽，自高飛翔走獸四足，陸上行走。蛇無足仍可行，蜈蚣多足亦不累。物體構形，頭上腳下，胸前背後，兩臂左右。鳥不染自黑，鶴不洗自白，均屬「自然」。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稼穡者，深翻土地，調和土壤，選好良種，隨季節令，勤勞耕耘，花繁果豐。反之，則無收。亦是「自然」也《素書》云：「飢在賤農，寒在惰織。」

丙、處事接物之「自然」。　人之處世，禍福安危，因果自然。福在積善，禍在積惡。故常言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惡之家，必有餘殃。」《易傳》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

1.上下調理的自然因果。　　令與心乖者廢，後令謬前者毀。怒而無威者犯，慢其所敬者凶，親讒遠忠者亡，私人以官者浮，淩人取勝者侵，略己而責人者不治，以過棄功者殃。群下外，異者淪，行賞吝嗇者沮，貴而忘賤者不久，念小惡而棄新功者凶，用人不得正者殆，強用人者不畜，為人擇官者亂，決策於不仁者強。所任不可信，所信不可任者濁，牧人以德者集，繩人以刑者散。小功不賞則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則大怨必生。賞不服人，罰不甘心者叛。賞及無功，罰及無罪者酷。輕上生罪，侮下無親。這對人類社會，上治下，下應上，有什麼因必有什麼果，亦自然也。

2.左右交結的自然因果。　　在人群之間，上與下的調理對應，是縱向的自然之關係，然則左右的橫向交接，亦有自然的因果關係。

　以言取怨者禍，好直辱人者殃，自厚而薄人者棄；多許少與者怨；既迎而拒者乖；薄施厚望者不報；厚斂薄施者凋；聞善忽略，記過不忘者累；能有其有者妄；貪人之有者殘。老子云：「富貴而驕，自遺其咎。」這裡講的「驕」有以下兩種含意：一是驕慢不遜，欺淩侵犯，逼迫劣弱。二是奢移不節，揮霍浪費，厭酒食，服文彩，貪淫樂，肆無忌憚。這裡講的「咎」，是殃之兆，禍之果，小則傾家喪身，大則禍國殃民。是怎樣形成的？就因居豪門恃權位，欺淩人，仗富貴，厭酒食所致亦屬「自然」也。又云：「江海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意即：江海為什麼能為百穀之王呢？是因為它善於處下。那百穀之水，自然趨下而歸江海，因之它能為百穀王。那麼，有道之聖人，取法江海處下能為百穀王的這一自然規律。又云：「是以聖人慾上人，以其言下之，欲先人，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人不重，處前而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意即聖人其所以能得到眾人之擁戴，是因為聖人首先謙下禮讓，處後居下，重道德，行規範，賢才出眾，感人心腑。如此日久，眾人欽佩，而被眾人心悅誠服推崇在先，擁戴於上。這樣處先居上的，眾人均感自願，所以樂而不重、不害，最有生命力。這仍屬「自然」。故經中講的：「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仍指此而言又云：「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意即：仁人君子，他不與人爭，但人們亦莫人與他爭，且不爭而得到的，誰也爭不去。與這裡講的「非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均指體自然而不爭之意。如《易》之謙卦。其卦像是上地()下山()，其示意是山在土地下，必然自然穩固。故其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意即：行事謙虛而謹慎的仁人，辦理事務必然亨通。

　有偉大成就的君子，因廉必能保持善終，故曰：「……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終也。」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者也」。

常人不知自然之妙用，不修道立德，崇德廣業，反而有意去爭先居上，結果適得其反，不但爭不到，反而因爭招殃引禍。《易》訟卦「上九，或錫(賜)之磐帶，終朝三褫(剝奪)之。「意即：以逞強用爭而贏得的，即使得到不會持久。在一天之內，被人剝奪三次。《易》剝卦，其卦象上山()下地()，正與謙卦相反。其示意是高山突出屹立在平地之上，必不穩固。其卦辭為「剝」，不利有攸往，人如行事，驕奢而處於眾人之上，必被人剝奪，且浸蝕，不利於繼續向前往。

　同時人之安危，仍有因果之自然關係。故《易傳》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於包桑。」這段經意是說：安而思危，治而防亂。時時刻刻對滅亡有警惕，且作準備。譬如開車的司機，常有傾覆之準備，對車時有檢修，對道路觀察細緻，方免肇事突發。常人不知此妙，在安載的時局中，卻任性逞狂，草率疏忽，其結果在此而導致危亡。這亦屬自然。

丁、「自然」一意在治國理民方面。　治國理民的唯一目的是國政昌榮，禁民為非，豐衣足食，安居樂業《道德經》中涉及治國之方、理民之策較廣。如五十二章講的：「大道甚夷，而民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這節經意是說，理民之道是平常，亦是自然的，但執政者，好走歧途險徑。朝廷不顧民眾，為了分外安亨，而大量修除，濫用民資民力，而百姓將大量耕耘的勞力投入於不必要的修除，結果田禾被荒蕪，導致欠收，倉虛無有積蓄。民以食為天，因之導致出不足食引起不能安居樂業。七十五章講「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此章經意說明兩個問題。一是闡說人民的飢苦由何產生。它是說執政者，貪圖享樂，奢侈不節，只求宮廷豪華，縱科派之條，橫徵暴斂，不怕民之饑寒，民因此而遭饑饉之患。二是講說民難治的原因。民之難治者是因為政令繁苛，執政者隨心所欲，任意妄為，民必抗拒而難治。故在五十八章中講的「其政悶悶(寬容大度)，其民淳淳(樸實敦厚)，其政察察(在這裡當苛察、煩瑣、顯示精明講)，其民缺缺(戰溧不足)」，仍指朝廷所有的政令與百姓安危有自然之關係。《道德經》中五十七章中講的「……我無為而民自化(上順天理，下應民心，而不任性妄為)，我無事而民自富(不求分外之厚享，不濫用民資民力，而人民自然富裕)，我好靜而民自正(執政者虛心恬淡，自然而然舉措有常，物物各安其分內，事事有條不紊。而百姓亦自正矣)，我無欲而民自朴(執政者真誠不妄，而百姓呢？自然敦厚真朴)。」由此可見，百姓庶民，安危災禍，饑寒富貧，是與執政者的道德水準、情慾動態、言行舉措，有同呼吸共命運的自然之關係。戊、「自然」在人的養生方面。　人的生命長短，健康病患，是與人們日常食息動止有自然關係，亦是自然形成的。故《陰符經》中講：「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常言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人之飲食必須適時可節。例如：肉膩大飽，酗酒酩酊，酸甘不調，沉滯酒色，流吹慾海，破傷元陽，神魂昏迷，五臟不調，六腑不泰，久持必病。再如人之喜怒無常，以致情緒失度，神經錯亂，氣滯不通，血凝不暢，百脈不調，表裡疾生，不能盡其天年，中道而夭。因之人的飲食必須生熟相一，五味調和均勻，飲食有規律，舉止謙柔，言談真誠，處理和順。如此日久，五臟清涼，六腑調泰，骨骸之間通暢，氣血營衛不紊。自然體健而長壽。享盡天年。由此可見，人之健康、病患，生命長短，均與人之日常舉止生活有自然之關係。

己、「自然」在人生道路之環境方面。　人的處境寬鬆，人情和融，則使人生愉快。反之如處境乖戾，時局北扭，心情苦悶，神態不悅，仍由自我舉措所致。本身心地動機，言行舉止，不自我突出，順應「自然」，其環境可以自然調理。《道德經》中涉及到這方面的章節較多，如二十四章「……自見者不明(在眾人前顯示自己有主見)，自是者不彰(突出自己為是)，自伐者無功(在人前誇耀自己有功)，自矜者不長(認為自己比人長)」，「自見」、「自是」「自伐」、「自矜」，此四者均令人討厭，反被人們厭棄不悅，導致眾人反感。這是因心念動機，為了在眾人面前突出自身，讓人們尊崇自己超越了「自然」，反而被眾人拋棄，就「自然」造成環境惡劣，事局艱難因之在二十二章中說：「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足，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二十八章講「知雄守雌，知白守黑，知榮守辱……」。五十八章中講的「是以聖人方(行事規範)而不割(不以規範而傷不規範者)，廉而不劌(不以清廉而害別人)，直而不肆(不以仗己知見而顯耀於人)。」二十章講「……俗人昭昭(顯示自己聰明)，我獨若昏(我仍糊塗一樣)，俗人察察(煩瑣苛察顯示精明)，我獨悶悶(我愚昧無知)……。」　人的境己乖戾不諧者，就因本身心地動機，及言行舉措，失去「自然」，超常越分，顯露自己，突出本人。使人們對自己猶如「餘食」(吃飽飯而剩下的)贅行(人身多生出的肢體)般厭惡。《道德經》二十四章對在眾人面前超越「自然」突出自我的行為，說「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為了顯示自我，使人尊自己，因失去「自然」，反而被人厭棄，以致人際關係紛爭糾結。

庚、「自然」涉及到教育方面。　無論是先生教育學生，或者父母教育孩子，以及對愚頑之徒的教育均須順應「自然」，因勢利導，方可能達到最佳效果。如父母對孩子，不能因孩子是本身生養，而過分的愛，父母對孩子愛戴是正常的，但過分的愛是溺愛，這樣就導致成嬌生慣養，故盪不羈，行不規範，事不勤奮，墮落為庸者。如過分嚴厲，高聲怒責，執杖強制，倒使孩子相抗不屈，以致不諧。總之，對孩子溺愛慣養與執杖嚴厲，都是失去教育孩子的「自然」法則，以致有不良之效果。凡事逼迫過分時，別人就會興起惡念來報復自己，當遭到對方以惡舉對付本身時，還不知是何緣故。在此期間常人還怨天尤人，就是對自己的親生孩子以自己超常的知見而逼迫強加在對方時，同樣會遭到對方產生惡意對付自己。故孔子倡導「循循善誘之」的教導方法，也就是因勢得導，潛移默化，由此方能達到最終目的。這是教育人的「自然」之道。

辛、「自然」在人的動態及言行、舉止方面。

人的言行、舉止均順應「自然」，才能有生命力。如人之行走，必須根據自身的氣力強弱，腿足長短，道路環境優劣，一步一步向前行走，不但自身感覺不到疲睏，且還能持久而繼行，最終能達到目的，自自然然不勞不累，這是行走的「自然」之道。同樣，在站立時，立端，大足著地，穩穩噹噹,自然平均舒服,可以久立而不疲倦。這是站立的「自然」之法。相反，如不根據自身氣力與腿足的大小，邁開大步向前奔躍，一步跨越兩步或腳跟翹起，腳尖著地，自感走的快，或立的高，但決不會永行且久立。這是因為超越了行、立的「自然」之道。故《道德經》中講的「〖FJF〗？〖FJJ〗者不立，跨者不行」，即指此而言。人的心情動為亦應順應「自然」。在眾人面前顯示自己有知見的人，其結果是不明蟮覽淼娜耍約何欽擼約？未必處的是正確；在人面前誇耀的人，未必有功勞；自感比人長，且在人前傲慢者，顯示自己有知見，自以為是，誇功，比人長，結果未必比人有長處，這是超越「自然」。故老子講不能樹己峰而異於人。無人我之分，高下之等，賢愚之介，物我一體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由此可見，人之言行動態，均須順應「自然」。如超常越分，定無有生命力。同時在人的衣食仍隨著自身之處境，順應「自然」。在富貴時，因富貴而處之，貧窮時，同樣以貧窮處事。如超常，便是不符合「自然」。如人的衣著，隨著環境及年齡的大小而穿不同，本是在青少年階段，必須穿上青少年的衣裝，老年人穿上老年人的衣裝，這樣自己感覺舒適，眾人亦觀之雅緻。相反如青少年穿上老年人的衣裝，或老年人穿上青少年的衣裝，不但自己感覺到不舒服，且眾人之觀之討厭。同樣，在官府者應著官服。為民的根據環境條件，應著地方的民服。如清代一個府官，其生性是貪贓枉法，但為了在皇上面前表示自己清廉，專意命手下人四處索購舊官服，與此同時，將現有新官服命手下人在地上人為的弄髒，從而表示自己清貧廉潔。這些超常的舉措，超常表示清貧、廉潔者，不屬於「自然」，是「自然」在反面，正是富有、貪贓的真相。故《中庸》中說：「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而行乎富貴，素貧賤而行乎貧賤，素夷狄而行乎夷狄，素患難而行乎患難，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這裡講的「素」之一意是說現在的環境及條件。這處講的「行」是遵循現在的環境條件運身處事及對應。這裡講的「不願乎其外」的「外」，其意思是不可超越現在之環境及條件，如超越了，就是違背「自然」。如違背「自然」，就屬於虛偽。違背「自然」虛偽的舉措，是無有生命力的。老子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仍指事物應遵循現在的環境及條件而處之。

壬、「自然」與事物發展變化的因果關係。　事物之發展，無論是禍，是福，均有前因。如人們開始認為吸一點毒品，能興奮一時，是小事，如不察覺它的危害性，便導致影響社會及人類，直接危害家庭、本人生命。再如不務正業，小偷小摸，以為方便甚至能得大利,搞到一定程度,罪大不能自拔，以致家破人亡。故《易》坤卦之初爻「履霜，堅冰至」。其意思是：開始踏上霜，如不謹慎,再逐漸前進，可以遇堅冰。《易·傳》云：「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又去：「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益，而弗為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意即聲名卓著的人，都是素日積累了善行，所有遭到殺身滅絕之禍者，都是素日累積惡事。所以小人因為作點小善見無益處，就不去做。以致惡行累積，大而不可掩飾，以致犯罪到無法解脫的地步。所以《易·噬嗑》卦的九之爻辭說：脖項負上刑枷，磨傷了耳朵，這正是因惡積而不能掩飾致凶的結果。《老子》第六十四章中講的「……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台，起於壘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它是說合抱之大木，開始由毫末一點一點逐漸長大，九層高的台階，由一筐一筐土而壘起的，千里的路程，是由一步一步行至的。仍指小人從惡而不戒慎，直至最後形成滅身之禍，所以人的心念之動機及人身的行事之舉措，是禍、福之因，不可不慎。

癸、「自然」在天下治亂、社會安危的運用。

天下的治亂，社會的安危，仍出於「自然」。天下之大，社會之眾，但治亂及安危在一人。故道家思想對治國平天下的首要條件主張修身。《莊子》中講：「黃帝聞知廣成子有道，故往問：『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轂，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奈何？』」廣成子因為黃帝所問的不是根本問題，故不願答。因此黃帝第二次復往再問曰：「『……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蹶而起，曰：『善哉問乎！』。」廣成子由此給黃帝傳授了修身之法。那麼，自後儒家思想，在治國平天下方面仍取法這一宗旨，因之儒家《四書》中最核心的一部《大學》中將修、齊、治、平之道講的層次分明，條理井然。《大學》開宗明義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此節經意，是《大學》之綱領，其中講的「明德」者，其涵義至廣至深。人稟天地正氣而生，人之本性，是將天地之理，人間之情而具備矣。因人情慾過甚而遮蔽，以致背理徇私。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社會天下不太平。故首講，是屬一個人，均須明其本性。此處講的「親民」的「親」，古多作新講。也就是使人先修自身，讓自身先明曉我之本性。然後以此而教人們仍須摒除私慾，明其本身之德。由此可見，治國平天下，人們的自我修身，是為最根本的先決條件。故經中講的：「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往古迄今，執政者，為官者，往往想辦法治人，越治越亂。不先修好自我，捨本逐末所致。故老子云：「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大學》中又講：「故君子先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這裡講的「恕」，它的含義是以己推人之義，本身有善之舉，無惡之行，然後可以遵人之善，正人之惡。故經中講的「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僨：覆敗墮落)，一人定國」。故常言道：「國正天星順，官清民自安。」結語　 「自然」是天地萬物的始母，天地萬物的歸宿。故老子云：「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這裡講的「靜」是指宇宙未形成之先的原始狀態，即無聲、無色、無味、無形之境地。講的「命」是天地萬類的生命淵源(自然)。常言道「由那裡來(自然)，最後仍向那裡去(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