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遜：《論語》導讀

　　一、《論語》是學習傳承中國傳統文化首選的必讀書

　　《論語》主要是記載孔子的言語和行事的一本書，也記有少量孔子弟子如有子、曾子等的的言論。它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是了解孔子思想的最基本的一本書。

　　《論語》不是一時一人所作，而是由孔子的弟子和再傳弟子，以至三傳弟子，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時間編成的。成書在戰國時期，時間約在孔子死後數十年至200年間。作者和成書的準確時間已不可考。《論語》注本很多，據有的學者輯錄，有3000種之多。其中較重要的有魏何晏的《論語集解》、宋朱熹的《論語集注》和清劉寶楠的《論語正義》，分別代表了不同年代、不同思潮學派研究《論語》的成就。當代學者的注本主要有和錢穆的《論語新解》和楊伯峻的《論語譯註》。

　　孔子《論語》的思想，並非孔子個人的創造，而是反映了中國文化發展的成果。

　　孔子生活的時代，正是中華文明經歷重大變革和發展的時代。孔子思想學說的出現，是中華文化這個變革發展的重大成果和標誌。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小戴禮·表記》）

　　殷商以上，中華文化中宗教思想占著主導地位。直到殷商時期，中國人還是受天命思想所支配，一切都要通過占卜，取決於鬼神；在鬼神面前，人完全是被動的，還沒有意識到自己的獨立地位。

　　西周初年，中國人的思想開始了一個重大的變化。人們從夏、商、周三代的更迭中認識到

　　「天命靡常」（《詩·文王》）

　　「命不於常」（《尚書·康誥》）

　　由此引起了思考。既然夏商都自稱秉承天命而號令天下，又為何終至滅亡？天命為何而轉移？周本小邦，繼商而立，如何才能永保天命不失？思考的結果，得出的結論是：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尚書·召誥》）

　　夏、商之喪失天命，都是因為後王失德，致使百姓生活無著，抱子攜幼，向上天哀告。「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孟子·萬章上》引《尚書》佚文）天憐憫小民的痛苦，於是收回了給他們的天命。所以想要永遠保持周的統治，就要「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尚書·召誥》）

　　這樣，第一次把人作為與「天」不同的力量，思考人在天命轉移中的作用，提出了天人關係問題。天命的最高主宰地位沒有改變，提出天人關係問題和敬德的要求，是為了「祈天永命」。但天命已經失去了絕對的地位；人們開始把人作為與天相對的力量，認為人能夠影響天命。這是一個意義深刻的轉變。有了這個轉變，人們開始把眼光轉向了人，發展了人文方面的思考。

　　至春秋時期，已經有了孝、忠、貞、信、仁、義、勇、知、敏等道德要求、並且形成了「完整的君子人格標準」（傅道彬：「春秋時代的風雅精神和君子人格」，（光明日報2012-7-23）。《左傳》上就有許多當時人提出的政治、道德思想和道德故事。其中如「多行不義必自斃」（《左傳·隱公元年》）的思想，反映出道德已經代替天命成為衡量是非善惡，決定人事命運的最高標準。

　　在這樣的背景下，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獻，繼承上古以來中華文明的優秀成果，又總結西周以下人文思想發展成果的基礎上，創立儒學，標誌著天人關係問題上思想發展進入一個新階段。

　　孔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他立足於人，提出了一個包括為人之道和為政之道的完整系統的思想體系，即仁學的思想體系。；

　　這樣，中華文化的發展，殷商以上是敬鬼尊神，天命思想主宰一切。西周初年天命思想開始動搖，中國人開始把自己當作與天相對的主體來認識世界，提出了天人關係。以後數百年間，人文思想得到發展，人的地位愈來愈提高，但天命的主宰地位並沒有根本改變，對人的作用的認識也還沒有擺脫「祈天永命」的思維模式。至孔子創儒學，擺脫天命鬼神的羈絆，提出了自主、自由的完全立足於人的思想體系，是一個歷史性的突破和轉變。從此，中華文化的發展轉到了以人為本的軌道上來。

　　簡單講，殷周之際到春秋末期數百年間，中國文化經歷了敬鬼尊神-敬德保民，祁天永命-敬鬼神而遠之，以人為本這樣三個階段，完成了從敬鬼尊神到以人為本的根本轉變。孔子和《論語》是這個轉變的標誌。

　　他的仁學體系是這一轉變的標誌。他總結繼承了他之前2500年的文化成果，又開啟了他以後2500年中華文化的發展。儒學成為這2500年中華文化的主幹，與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並列為人類四大文化思潮。而《論語》則是儒學和今天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

　　二、《論語》的核心思想是講做人的道理

　　《論語》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流傳千年的一句話說「半部《論語》治天下」，許多人都認為《論語》的核心內容是講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是歷代統治者用來鞏固其統治的學說。我今天要提出另一句話，就是《大學》所說的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

　　這是對《論語》精神最好的概括。

　　從《論語》的內容看。孔子確有治國平天下的抱負，改變天下無道的局面，是他畢生奮鬥的終極目標。然而細讀《論語》，卻可發現，為了這個目標，他最關心的是人的完善；孔子治國的根本理念，「政者正也。」是一個「正」字。正首先是正名。要改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不正常狀態，恢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都能各得其所的秩序，使社會秩序歸於正常。恢復社會秩序正常，關鍵在正人，使人自覺走上正道。「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人有德而知恥，知恥而有所不為，自覺走上正道，社會秩序自然也就歸於正常。正人中又有兩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對百姓進行道德教育，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孔子用一個「正」字概括。

　　為達到「正」的目標，孔子主張為政以德。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

　　孔子用「免而無恥」與「有恥且格」八個字概括說明法制刑政與道德禮教的不同特點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強制，它的作用是懲罰犯罪，使人不敢做壞事，卻不能使人為善；道德禮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覺，它的作用是使人知恥，不願做壞事，預防犯罪。通過這樣比較，他論證了「為政以德」的正確和必要，強調以道德教化為治國的基礎，把社會秩序的穩定建立在人們道德自覺的基礎之上。

　　因此孔子重教育，把教育看作為政治國的基礎。無論為政還是教育，中心都是「正人」，此乃孔子全部思想的核心。

　　從孔子思想對後代的影響看。

　　儒家提出的「仁以為己任」，「修己安人、安百姓」的人生理想追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忠恕之道；以及孝悌忠信，溫、良、恭、儉、讓等道德要求，為人們所繼承，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民族的文化傳統。

　　世代傳頌，家喻戶曉，代表著中華民族精神的一些名言，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等等，正是儒學倡導的為人之道最高的、集中的體現；

　　中國民間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道德風尚，是儒學為人之道在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表現。

　　培育了無數志士仁人，英雄豪傑，成為中華民族的脊樑，支撐了民族的發展；塑成了中國人的精神品格，使我們贏得了禮義之邦的美名。

　　儒家關於為人之道的思想，是中國人生活方式的精神表現，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思想基礎，世代中國人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之所在。

　　從古代聖賢豪傑，歷史人物的體會和踐行看。

　　文天祥;「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能，所學何事？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而今而後，庶幾無憾。」

　　顧炎武：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獸相食，謂之亡天下。……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

　　愚以為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顧炎武）

　　他們都是學孔子思想，用於修己，成為中國人時代稱頌的英雄豪傑，民族的脊樑。

　　三、做人的核心價值

　　《論語》講做人，提出了以「君子」為代表的理想人格的要求，學做君子的綱要、途徑和修身的精神、方法。其中最核心的可以概括為五點：義、群、和、禮、恥。

　　義。精神和物質，道義和功利的關係，以精神、道義為上，「義以為上」，這是人生和社會的根本問題。

　　就人生言，以精神生命為生命意義之所在，以精神生命和道義的追求引導、節制物質生活的欲求。先做人，後做事；追求做好人，不是追求做富人貴人。

　　《論語》說「志於道」，「朝聞道，夕死可矣」，「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等，都體現了這一點。

　　《論語》也提出了踐行這一點的不同層次：見義勇為；見利思義；捨生取義。

　　見義勇為。「見義不為，無勇也。」從正面講就是見義勇為。見義不為是常見的現象，又是道德建設中嚴重的問題；一事當前做與不做，兩種選擇：應該不應該？有利不利？見義勇為就是日常生活中，把應該不應該當作言行取捨的標準，放在有利不利，功利的衡量前面，應該做的就做。這是踐行義以為上原則的起點.

　　見利思義。「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以精神生命、道義的追求，指導和節制對物質生命、富貴的追求。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生死抉擇，惟義所在。

　　就社會言，「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不僅是君子人格的最高要求，也是孔子的社會政治理想。

　　群（公）。群己關係，個人作為群體的一分子，個人發展和社會、民族、國家發展統一。可稱之為「群己統一」。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這是講人生的責任；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山下，民到於今稱之。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這是講人生的價值。中國人追求的不朽，是把個人的小生命融入群體的歷史的大生命中，在歷史長河中」雖久不廢「，青史留名，永垂不朽。

　　忠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踐行的要求。忠恕之道是處理群己關係的基本原則；修己安人，是對君子的要求；以天下為己任，」修己以安百性「，」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理想的聖賢目標。

　　義和群，是人和禽獸相區別，人之所以為人的所在，所以是為人之道的核心要義。二者是統一的。重義的人不會孜孜於私利，熱心助人為群的人必定重義。二者的集中表現就是以天下為己任，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精神貫穿古今，代代相傳，不斷獲得新的內容，更新、豐富、發展。支撐了民族的全部歷史，培育了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塑造了民族的形象。

　　義利和群己，也是當今世界面對的兩大問題。當今世界，是個人第一，物質利益至上的時代；是一個」處處爭端，人人為己，頌讚自我主義，只顧經濟利益而違背道德準則的世界「。」利己主義和貪慾仍在不斷地加重人民之間、國家之間的不平等，長此以往便會引發世界各地的衝突「。(坦尚尼亞前總統姆卡帕)

　　和。義、群(公)是從為人角度講，和是從宇宙觀和社會整體講。《論語》講到」和為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前一點是根本的價值觀，後一點是待人處事的根本原則。

　　和的實質是」各得其所「。程子說;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於各於其所而已。」

　　和而不同，各得其所，是世界的本來面目，也是我們最高的價值追求；由此，待人處事必以承認差別為出發點，以達成各得其所為終極目標。和而不同既是對世界萬物的根本認識，也是待人處事的根本原則和終極目標。是貫穿始終的核心價值。孔子為政，以「正名」為當務之急，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為目標，則是以和為貴在當時環境下的具體內容。

　　中庸、中道是致和的基本方法。

　　禮。是從落實的角度講。遵守道德、禮制的規範。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政》）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義、群、和三項都通過禮而落實。《論語》說為政：是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說教育，是說「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說君子，是說「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都離不開禮。禮的功能是「齊」「約」，把德的要求落實到言行舉止，是人們在共同的規範下達到社會的和諧。

　　總之，一切行為舉止，不離禮的規範。所以說「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立於禮」，「不學禮，無以立」。禮的實質和功能是「別追求和」，在承認和釐清差別的基礎上求各得其所。

　　恥。是從道德的基礎講。行己有恥，有所不為。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羞恥心是做人的底線，是道德自律的基礎，有恥才能有所不為。《論語》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憲問》）

　　都是強調有恥的重要。

　　西方人的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信上帝，違背了上帝的旨意就要受到責罰。曾有外國人認為，中國人沒有宗教信仰傳統，行為不受上帝約束，所以道德狀況不好。這是對中國文化的無知。中國確實沒有單一的延續幾千年的宗教傳統，但並不代表中國人對自己沒有約束，「行己有恥」就是自我約束。這約束不是建立在對外在世界的信仰上，而是建立在內在的道德良心上，是真正的自律。中國人的道德建立在行己有恥的基礎上。

　　以上五項，從人之所以為人之所在，宇宙萬物的本質和存在形式，道德踐行的落實和道德精神的基礎等幾個不同角度，反映了做人的根本要求，構成中國人為人之道的核心價值體系。用今天的語言說，可以概括為崇義、樂（葯）群、貴和、守禮、知恥。

　　這五項核心價值，是我們民族文化的重要基因，民族精神的核心內容。在幾千年的歷史發展中，古代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自古人生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與現代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以至抗震精神、航天精神；范仲淹、文天祥、顧炎武……和劉胡蘭、董存瑞、焦裕祿、雷鋒……一脈相傳，貫穿古今。今天，它仍然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礎。脫離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將成為不可能。同時，傳統的核心價值也在歷史發展中不斷發展，獲得新的內容，更新、豐富、發展。今天也應該對它作新的闡述，賦予它新的時代內容，使它有一個適應時代需要的新的升華。

　　這五項，，都反映了中西文化在思維方式上的根本差別，同時又都具有普遍的意義，為人類社會發展所不可或缺。在現代條件下繼承、發揚這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僅可以成為我們實現中國夢的強大精神動力，而且可以促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為人來發展做出更大貢獻。（2016年7月6日）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