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中國困頓的民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的一年多時間裡，國民政府雖然對日軍的侵略進行了較為積極的抵抗，但由於敵強我弱，日軍還是佔領了大半個中國，包括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的大部分地區。

我國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和幾乎所有重要的大中城市都落入敵手，國民政府被迫西遷重慶，退居西南一隅。中國半壁河山淪入日軍鐵蹄之下，這不僅僅只是國統區被縮小的問題，更重要的在於日軍所侵佔的都是中國最富庶的地區。

據估計，「戰前中國工業90 %集中在華北華中華南的一些大中城市，日軍佔領了這些重要地區和工業城市，對國民政府的經濟造成了十分嚴重的打擊」。

抗戰初期，作為我國抗戰大後方的西南地區，經濟基礎本就比較薄弱。隨著大批軍政公教人員和難民的湧入，政府財政支出迅速擴大，而收入則由於沿海省區的淪陷急劇銳減。

據統計，作為國民政府稅收主要來源的關、鹽、統三稅(主要在淪陷區) ，1939 年與1936 年相較，分別減少了77 % 、56 %. 、89 %。而財政支出僅戰費一項就遠遠超出收入。有人估計，戰時每天所需戰費五、六百萬元，每年約20 億元。① 如果照此計算，抗戰8 年的戰費開支摺合戰初幣值當在160 億元。

國民政府財政收入若按預算收入每年10 億元計算，僅戰費支出就是財政總收入的2 倍。實際上，國民政府財政收入並未達到預算數字，1938 - 1941 年間，每年財政收入只有4 億元左右，較1937 年財政預算10 億元，只收到40 %。

金融方面，戰前東部富庶地區是國民政府財政收入主要來源地。抗戰爆發後這一地區很快淪陷，使國民政府財政收入迅速減少，1937 年8- 12 月每月財政收入平均只有1600 萬元，比七七事變前減少了一大半；而戰時軍費開支卻大大增加，抗戰前兩年國民政府每年財政支出已增至10 億多元，而「1937 年下半年和1938 年這一年半間財政支出迅速增至3219 億元，與這一時期716 億元的財政收入相抵，虧短2512 億元」，財政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隨著戰爭的爆發和持續進行，金融市場開始出現恐慌，存戶紛紛向銀行擠兌提存，資金大量外逃。

工業方面:抗戰以前，我國西北西南地區工業比較薄弱，以川、湘、桂、滇、黔、陝、甘7 省而言，其近代工業只佔「全國工廠總數的6. 07 % ，占資本總額的4. 04 %和產業工人總數的7. 34 %」，其中「四川僅有電廠一，水泥廠麵粉廠五，紙廠一，機器廠二；陝西有紗廠一，麵粉廠二；貴州有紙廠一？？後方規模較大之工廠，僅此而已」。即使在中央政府搬遷了部分工廠進入西北、西南後，工業依舊非常困難。

農業方面:糧食是關係到前方決勝、後方安定的頭等大事。在1939 年前，大後方由於1937 年和1938 年連續兩年糧食豐收，糧價相對比較穩定。但從1939 年年底開始，由於戰區擴大、軍隊集中，戰區難民遷入後方者甚多，後方人口急劇增加，糧食需求激增。糧價迅速上漲。1937 年上半年重慶米價每市斗為1. 32 元，到1941 年6 月漲至每市斗41. 87 元，增長31 倍。此時，國統區軍隊已擴大到400 萬左右，加上內遷人口5000 萬，糧食供應成為政府的第一要務，僅前方年需軍糧就達7500 萬石。而當時政府手上能掌握的糧食尚不足半數。於是引起糧價暴漲，一些城市甚至發生搶米風潮。

1939年2月日寇攻佔海南島、3月南昌、6月汕頭潮州、8月深圳、11月南寧，阻斷了中國與越南之間的運輸線，同時又迫使法國停止利用滇越鐵路向中國運送商品；1940年7月迫使英國停止開放滇緬公路，至此中國從國外進口商品就更為困難。

除了早已被日軍佔領的東北（所謂滿洲國）以外，中國的現代工業主要集中在東部、特別是東南沿海。全國工廠的70 ％分布於江蘇、浙江、安徽三省。日本「以戰養戰」，侵吞中國的經濟命脈。在敵占區，日偽政權的瘋狂掠奪，使得我國民眾陷入空前的苦難和赤貧境地。

1941年，由國外輸入內地的物資只及1939年的三分之一。加上日軍封鎖長江，鐵路大多陷入敵手，日軍飛機的轟炸嚴重破壞了交通運輸線。商品愈趨緊張，物價迅速上漲。

通貨膨脹的危機（1939-1945）

抗日戰爭時期我國經濟狀況急轉直下，突出地表現在: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飛漲，三者惡性循環，老百姓生活水平不斷跌落。

中華民國成立以來的前25年內，從1912年到1936年，中國的物價是基本穩定的，升降平緩、浮動不大。有時反而出現了通貨（銀根）緊縮、物價下跌的反常現象。但是，抗戰爆發後，到40年代開始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經濟危急。

1939年以後，中國各地（無論是敵占區或是大後方）發生了持續十年之久的通貨膨脹危機，表現為:物價指數迅猛上升；對金銀和英磅美金等外鈔的兌換率大幅度跌落；出現緊缺物品和外匯的黑市。

國民政府推行「戰時財政」，逐漸形成了以通貨膨脹（增大法幣發行量）為手段平衡財政收支、彌補赤字的政策。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供應軍費、收買物資，使用多量法幣，則籌碼之流通，自無不足之慮。」（引自《中國國民黨歷次會議宣言決議案編》第二冊第441頁）

抗戰初期的兩年內，通貨膨脹較慢、物價上漲還不算特別不嚴重。

但是從1940年以後，局勢迅速惡化。物價上漲的幅度明顯超過法幣發行增加的幅度。1939年12月法幣發行指數為305 ％，物價指數升為355 ％；1940年12月法幣發行指數為560 ％，物價指數猛升為1276 ％，而薪金、工資的相應調整遠遠趕不上物價飛漲的速度，三者差距日益擴大，國統區的通貨膨脹陷入惡性膨脹階段。

1940年，國民政府又大規模徵兵，三年內每年徵兵 50萬人，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直接影響生產。同時，在各省修建軍事基地，運輸軍需物資，大大增加了軍費，並使消費品的供應越來越緊張。從1939年到1941年，政府總支出增長3.5倍以上，其中國防開支占國民政府總支出的73 ％；政府入不敷出，赤字驚人。1941年，政府收入僅占支出的13 ％，（支出100.03億元，收人13.10億元）；赤字達86.93億元，巨額赤字只有靠發行鈔票（通貨）來彌補。到1941年12月，法幣發行額達到151億元，使得批發物價比1939年12月上漲6倍。

除了政府對於貨幣的過量需求外，流通過程出現了大量投機活動。面對物價飛漲，投機者紛紛囤積工業原料及其它商品，轉手倒賣就可牟取暴利；民眾家裡普遍儲存糧食和其他消費品，把手中貨幣換成實物以保存價值。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加劇了供求矛盾，物價進一步上漲，造成惡性循環。

在縮小到全國三分之一的國統區，擠壓著過量的法幣，加劇了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的惡性循環。這迫使國民黨政府改變以法幣為收支單位建立的財政預算，稅收中以徵收實物代替徵收法幣。社會上也開始採用糧食或「生活費指數」為薪金、工資的計算標準。甚至恢復（半明半暗地）使用銀圓。

大後方工薪階層生活下降

在四川成都地區，從1940年1月到1942年6月的兩年半中，職工平均工資增長2－4倍，而一般物價上漲10倍，大米上漲35倍，一般每月伙食費用由4元提高到100元。……

國民黨政府彌補財政赤字和擴充軍費的辦法，已不能再依靠發行公債，而只有依靠銀行墊款--大量增加法幣發行量。到1945年8月，法幣發行量已經達到8年前（1937年7月）的300倍，約為52億元。

根據張公權《中國通貨膨脹史（1937－1949）》一書提供的資料，抗戰期間大後方四川一帶，薪金階層和工資階層實際收入指數如下（以1937年＝100 ％）:

年份小公務員教師服務人員 一般工人 產業工人農民

1937 100100100100100100

193877 87 93143124111

193949 64 64181 95112

194021 32 29147 76 63

194116 27 21 91 78 82

194211 19 10 83 75 75

194310 17 15 74 69 58

可見，抗戰時期大後方人民的實際收入（特別在1940年以後）總趨勢為大幅度下降，而景況最為悲慘的卻是教師和小公務員等腦力勞動者。這是20世紀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腦體倒掛」反常經濟分配現象。

而經過歷經三年多的戰爭消耗，特別在1940年以後，全國各地（包括敵占區、戰事區和大後方）通貨膨脹愈演愈烈，普遍的時局艱難、物資匱乏、物價飛漲，我國民眾和文化人的經濟生活越來越貧困。到1941年越南和緬甸被日軍侵佔後，國際對華援助的通道全部阻斷，外援盡失，國民政府面臨事實上已經到了生死關頭。

（摘錄《統制經濟與抗日戰爭》作者:陳 雷 戴建兵 來源:抗日戰爭研究【季刊】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