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現代性：社會邊緣人的製造過程

石勇：現代性：社會邊緣人的製造過程時間:2010-08-05 15:46 作者:石勇點擊:450次 　　作為破譯了現代性和後現代性密碼的高人，鮑曼在80歲的高齡以《廢棄的生命》再次引發知識界的震驚：通過對現代性的重新解讀，從所謂進步的「現代化」，發現了常人所未見的本質。　　鮑曼認為，對「人類廢品」的製造——或者更準確地說，對廢棄的生命，對移民、難民和其他被逐者這些「冗餘」人口的製造——是現代化不可避免的結果。經濟進步和對秩序的追求是現代性的特點，而對「人類廢品」的製造則是這兩者的必然副效應。　　傳統現代：「垃圾」設定和生產的不同機制　　「現代化」的圖景對於中國無疑是一片應許之地。經過「五四」對傳統經典的顛覆、多年來對與傳統有關的社會結構、思維模式的全方位蕩滌，「轉型」中的中國社會的確已經可以界定為一個「現代社會」。　　在社會學家看來，在傳統社會，人們是一個共同體，而在現代社會則被解構成了一堆相互離散、只靠利益才吸附在一起的社會原子；政治學家則往往認為，「現代」使個體權利得到凸顯，而以往他們被淹沒於「集體」之中；心理學家發現，很可能「現代」對於人們的心理生活來說是一個災難。因為在傳統社會，人們作為共同體的一部分並不與外界分裂，他是「存在似」的，而在現代社會，隨著一個人從共同體中分裂出來，其存在是「佔有似」的，充滿了「自由」、不確定性和選擇的焦慮；哲學家則指出，在傳統社會，事實和價值融為一體，意味著人對於他所生存的世界有一種基於精神結構的確信，而在現代社會，事實和價值是分裂的，正如人的認知和價值觀念是分裂的一樣。假如要惡狠狠地用一個詞來概括現代性之下人的存在狀態，那麼，他可以說是「變態的」。　　鮑曼當仁不讓地也成為這一關於「傳統——現代」二元區分的著名建構者。從奏響他的「現代性三部曲」開始，他就認為，「現代性」關於「秩序建構」的渴望會製造出異端、陌生人、流浪者這些被排斥、敵視的人群。　　在《廢棄的生命》中，鮑曼更是進一步指出，把很多「過剩」而「無用」的人在社會中像垃圾一樣扔掉，並不是毫無來由的人性之惡，而是內在於現代性的邏輯之中。　　然而事實上，把一個社會中的很多人拋棄到社會的中心之外，甚至加以隔離，並不是「現代性」的獨創，而是一種非常古老的傳統，任何一個社會都概莫能外。　　那麼，有什麼理由認為，僅僅因為這種現象還出現在現代社會，作為現代社會的根本法則的「現代性」就是禍根呢？　　作為一個超越了特殊主義而號稱在法律、權利等方面具有普遍化特徵的社會，現代社會實際上並沒有真正超越特殊主義，只不過把特殊主義巧妙處理為一種無主體的社會經濟法則，通過中心-邊緣、社會價值排序這樣一些設計來把人垃圾化。　　具體來說，在把人垃圾化上，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區別是：第一，從「秩序建構」的意義上講，傳統社會對某些人的排斥是以共同體屬性為標準的，一些人不被認為具有某種可以容納於一個共同體的屬性，因此而被排斥和驅逐；而現代社會對某些人的排斥和垃圾化，則主要是以社會經濟地位為標準，看起來並沒有拿人不可改變的身份或自然生理屬性說事。第二，在傳統社會，把一部分人垃圾化的預設是這部分人和共同體不是同一種「人」，而在現代社會，對一些人進行垃圾化，它的預設卻是他們是沒有生命的物體，也即先對它們進行了物化。　　對人的物化：作為垃圾丟棄的前期工作　　傳統社會把一個人逐出主流生活空間時，訴諸的常常是把他當成動物，忽略了他身上的道德屬性和一個共同體的成員資格。如此一來，人們也就沒有了道德焦慮。而在現代社會，把一個人淘汰，情況則簡單得多，僅僅需要抽掉執行「拋扔」這一行為的主體，把這一行為看成是似乎無主體的市場法則、地位、心理競爭的無形結果。　　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作為「陌生人社會」的現代社會，以及作為「熟人社會」的傳統社會的各自特徵，在今天已經成為常識。可以略微補充的是，熟人社會在對人與人之間關係的預設上，表現的是一種情感聯繫，是具體人對具體人的關係，相互熟悉意味著與一個人打交道的另一個人必然是一個有其情感、思想等特質的人，這樣的人無法用契約或符號的方式加以抽象界定。　　人被物化，意味著他已經被預設為潛在的垃圾，因為其不能適應鮑曼筆下的現代社會。同時，也不排除一些人「出人頭地」逃離被拋棄的命運。　　從今年3月開始風靡網路的乞丐「犀利哥」，某種程度上就是這樣一種被社會淘汰的物化形象。只有在被公眾關注後，他才從社會的最底層破土而出，又在大眾傳媒的推波助瀾下，憑藉演繹自己的「原生態」而成為公眾眼中的「明星」。當然。這不是一個值得提倡的個案，因為產生的前提是以犧牲其自我空間及尊嚴為代價的。　　具體來說，現代社會對人的物化體現在以下兩方面。第一，在契約之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體現為角色與角色之間的關係，他們在私人情感上已失去任何聯繫，每一張臉看上去都是面具。工作、談判、僱傭、購物、聚會，都沒有涉及到每個人應該扮演的角色以往的東西。在這種意義上，人的價值被異化為經濟成功，或他能夠給某人帶來多少好處。第二，人成為一種商品或原材料，具有某種使用價值，這個社會幾乎每個大一點的公司都有的「人力資源部」，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價低的是「廉價勞動力」，價高的就是「人才」。在這裡，人被異化為一種商品。　　現代化過程中的「人口廢品」生產機制　　現代化進程並不僅僅如鮑曼所說，消滅了一些人所賴以為生的生活手段，並宣布他們是不合時宜的和過剩的垃圾。更重要的是，為保證權力資本攫取利益最大化的衝動，以及一些群體的利益，某些階層必須被驅逐出既有的經濟社會系統，或另一些群體只能被隔離而無法進入「現代化」生活的中心。　　因此，弱勢群體的出現，絕不僅僅是經濟進步所產生的一種副作用。正如講究「更新換代」的現代生活必須把「利用」過後的東西視為垃圾予以拋棄一樣，被利用過後且垃圾化的某些群體，也必須被逐出權力資本以及城市市民所置身的生活空間，因為他們無論對一個城市的形象、公共資源，還是利益獨佔、秩序美學，都是一種威脅。　　就「農民工」來說，按照「現代化」的邏輯，城市化和工業化本來意味著，佔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將在經濟發展中變成城市居民，而進入城市打工的農民工，無疑是首先應被「市民化」的人群，即從「農民工」變成城市裡真正的產業工人。然而，在政治、經濟秩序的設計中，他們往往只被當作取之不盡並且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對此，整個社會將農民工「物化」已經心安理得，一些人甚至以中國擁有這麼廉價的工業原材料而沾沾自喜)。正是如此，他們必須恪守不倫不類的「農民工」身份：只是流動到城市裡作為一種原材料投入使用，本質上還是農民，他們的勞力投資和喪失勞動風險的購買只由農村承擔，城市不需對他們的使用承擔多少成本，更不需對他們承擔一個政府對「城市公民」的義務。　　第一代農民工，整整走完了這一「現代化設計」的過程。在中國的現代化中，他們完全是一個極度邊緣化的歷史客體。　　而「80後」、「90後」的「二代農民工」有可能在將勞動用於「交換」之後，繼續遊盪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以一種新型的邊緣人的身份出現。　　（《廢棄的生命》【英】齊格蒙特·鮑曼著，胡欣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石勇為媒體評論人來源:中國改革 [文章來自共識網：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80515013.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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