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的故事：一篇文章讓你全面了解顧炎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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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思想舉要　　在這一部分，主要談談顧炎武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政治思想。顧炎武沒有專門的哲學著作，他的哲學思想散見於《日知錄》和其他一些文章中，還沒有構成完整的哲學體系。他繼承了張載的「太虛即氣」的唯物主義觀點，他說：「張子《正蒙》有雲，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大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日知錄·遊魂為變》說明宇宙間是充滿了物質性的氣，因此他提出「盈天地之間者氣也」（同上）的唯物主義命題。萬物都是由氣構成的，最後又回復為氣，這就是萬物生滅變化的必然規律。規律不能離開物質而獨自存在，因此他說：「非器則道無所寓。」（《日知錄·形而下者謂之器》）器是具體的事物，規律存在於事物之中，這些都是唯物主義的觀點。　　顧炎武在哲學上的主要貢獻，還在於對宋明唯心主義理學的批判。明代中叫一以後，在意識形態上，王陽明的主觀唯心主義佔了統治地位，知識分於中人人講良知，言心性，束書不觀，從事情談，置民生疾苦。國家安危於不顧。顧炎武對這種空虛不實的學說深惡痛絕，在他看來，明亡正是王學空談誤國的結果。他說：「劉石亂華，本於清談之流禍，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談有甚於前代者……以明心見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實學，股防惰而萬事荒，爪牙亡而四國亂，神州盪覆，宗社丘墟。」（《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固然，把明朝的滅亡歸咎於王學，與歷史實際相去甚遠，但是，顧炎武在這裡對王學末流的鞭撻，以及他所闡述的「空談誤國」的道理，卻又無疑是正確的。他把心學與魏晉清談並提，認為其罪「深於桀紂」，王守仁和李蟄都是惑亂天下的小人，從根本上否定心學。　　他不僅批判王陽明學派，對程朱理學也加以批評。他說：「理學」這個名詞，宋以來才有的，「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他認為研究經學需要幾十年的長期努力，研究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而當時講理學的一些人，連《五經》也不讀，抱著幾本語錄，空談一陣，妄想一日頓悟。他們所謂的理學其實是禪學，在顧炎武看來，不惟心學是內向的禪學，而且以「性與天道」為論究對象的整個宋明理學也不免流於禪釋。因此，他提出的「理學，經學也」的新命題，實際上是否定了程朱陸王所標榜的理學。他把經學視為儒學正統，在他看來，不去鑽研儒家經典，而沉溺於理學家的語錄，就叫做學不知本。因此，他呼籲「鄙俗學而求《六經》，號召人們去「務本原之學」，在經學中去談義理。於是乎；已學也罷，理學也罷，統統作為「不知本」的「後儒」之學被摒棄了。顧炎武反對講心講性，不結合實際的空虛之學，主張學以致用，批評死抱著書本的口耳之學，他曾經歷南北，自謂「九州歷其七，五嶽登其四」（《亭林文集·與楊雪臣》），留心天下郡國利病，注意把書本知識與實際考察結合起來，他說：「若既不出戶，又不讀書，則是面牆之士。」（《亭林文集·與人書一》）他認為那些既不去實際考察，又不讀書的人，是一竅不通的。在治學方法上，他具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在認識論上屬於唯物主義的範疇。　　顧炎武說：「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亭林文集·與人書二十五》）他認為研究學問的目的在於「明道救世」。所謂「道」，用他的話說即「博學於義，行己有恥」。「博學於文」是他針對王學末流「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說」的空疏學風提出來的。他說：「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無下，制之力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日知錄·博學於文》）這裡所說的文，絕不僅僅限於文字、文章之文，而是人文，是包含著廣泛內容的社會知識，即「習六藝之文，考北王之典，綜當代之務」（《日知錄·夫子之言性與天道》）。「行已有恥」是他鑒於明末士大夫寡廉鮮恥，趨炎附勢，當明清易代之時，「反顏事仇」而提出來的，「恥」不僅是立身做人的一些基本原則，而且主要指對待民族、社會、國家的負責態度，強調做講求廉恥的有本之人。顧炎武特別把「博學於文」與「行己有恥」並提，作為「聖人之道」來大力提倡。他說：「愚所謂聖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也……恥之於人大矣……嗚呼！士而不先言恥，則為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為空虛之學。以無本之人而講空虛之學，吾見其日從事於聖人而去之彌遠出。」（《亭林文集·與友人論學書》）明末的知識分子有兩種極壞的風氣：一是空談心仕，不顧民族國家的安危；一是唯利是圖，至於「無官不賂遺」，「天守不盜竊」。他說北方的學者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的學者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日知錄·南北學者之病》）。顧炎武說他們「自其束髮讀書之時，所以勸之者不過所謂千鍾粟，黃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懷利以相及，遂成風流」（同上書，《名教》）。他們讀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官發財，明亡以後，清朝貴族統治中國，這類人毫無氣節，卑躬屈膝投降清政府，以求得一官半職。顧炎武看到這種情況非常痛心和氣憤，他說「薊門朝士多狐鼠」，因此特彆強調廉恥。他說：「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尤所個為。」他痛斥那些投降清朝貴族的人是「閹然媚於世者」（同上書，《廉恥》），「改形換骨，學為不似之人」（《亭林文集·廣宋道民錄序》）。面對明清更迭的現實，顧炎武從歷史的反思中得出結論：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這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所謂」亡國「就是改朝換代，統治者的政權轉手，這只是封建統治階級內部的事，因此說」保國者其君臣肉食者謀之，「這同廣大人民沒有什麼關係的。君主的罪惡方面，顧炎武不及黃宗羲那樣深刻和尖銳。顧炎武反對君主」獨治，主張」眾治。他說：「人君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獨治之而刑繁矣，眾治之而刑措矣。」（《日知錄·愛百姓故刑罰中》）在《日知錄·守令》條中，顧炎武進一步申述了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的主張，他說：「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於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因非一人之所能操也……」（《日知錄·守令》）他所說的「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顯然並不是指的把權寄之於人民，而是指的由公卿到縣令各級的封建官吏，就是要天子同公卿大夫以至縣令來共同掌握政權。儘管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顧炎武沒有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的藩籬去否定君主專制，然而，他對君權的大膽懷疑，並進而提出「眾治」、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等主張，這確是很可寶貴的思想。

第七節地位影響　　作為愛國志士、傑出的學者、進步的思想家的顧炎武，他的道德學問、治學精神、思想方法，都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顧炎武一生堅持民族氣節，決不屈服於清廷，為抗清復明進行不懈的努力，對後世影響很大。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主義思想，在當時就具有反清復明的含義，到了清末更為維新志士所繼承，用以發動和組織反對清朝腐朽統治的鬥爭，其作用更為深遠。　　顧炎武一反宋明理學家的思辨玄談，以嚴謹精勤的學風和樸實的經驗歸納方法，廣泛涉足於經。史、方誌地理。音韻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詩文等學科，在眾多的學術領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著述繁富，「卷脹之積，幾於等身」（王弘撰《山志·顧亭林》），今可考見者，幾近五十種。《日知錄》三十二卷為其代表著述，一生為學所得，大都薈萃其中，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音學五書》三十八卷，為他的另一重要作品，在清代的音韻學研究中，是一部創辟路徑的力作。《天下郡國利病書》。《肇域志》，為其中年以前所輯，卷帙浩繁，用力極勤。雖僅系長編，尚需作過細整理，然而對考論中國古代，尤其是有明一代的經濟史，以及方誌、輿地諸學，都極有價值。顧炎武的這些著述，旨在「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以亭林文集·初刻日知錄自序》），無不滲透著他經邦濟世的實學思想。　　顧炎武崇實致用的治學精神，嚴謹縝密的考證方法，以及他對廣闊的學術門徑的開拓，對整個清代學術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清代二百六十餘年間，音韻文字學之所以能夠從經學的附庸而蔚為大觀，顧炎武有著不可磨滅的開創之功。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在學術思潮從宋明理學向清代漢學的轉化過程中，作為一個開風氣者，顧炎武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