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與中國現當代文...

來自: 多多多(形銷骨立) 2012-03-10 22:41:06

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 張清芳（魯東大學文學院） 中文摘要：海外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三十年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產生了巨大影響，不但在「文學研究」批評範式和「文化研究」批評模式的不同學術背景下得到不同的學術評價，而且夏著亦對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起到重要作用。 關鍵詞：漢學家、 《中國現代小說史》、 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 在西方現代主義被引介進中國之後，對西方文學理論和文化理論的翻譯成為一股學術熱潮。海外漢學家張隆溪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把英美新批評的英文文本翻譯成中文並在國內出版。因而中國學界在80年代中期就出現了「理論熱」現象。不久之後，「理論過剩」和「理論不足」這兩個既相互矛盾，卻又相輔相成的問題長時間纏繞著中國學界。正是在這個背景下，海外漢學家由英文翻譯的中文論文和著作（有的就是用中文寫的）開始大量湧進中國文學研究界和批評領域。海外漢學家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下文簡稱「夏著」）最早對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產生巨大影響。 夏著英文首版出版於1961 年, 此後於1979年、1985年分別被譯成中文在港台兩地出版，香港中文大學在2001年出版的中文譯本「乃在友聯一九七九年版本的基礎上，增收王德威教授《重讀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文而成。」 其譯本在中國內地的出版則要遲至2005年, 但是早在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被一些去香港放學的學者以複印本方式從港台引入國內學界, 基於「美籍華人學者夏志清先生的英文著作《中國現代小說史》自1961年問世以來，已經風行海外，據說成了歐美一些大學講授中國現代小說甚至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必讀教科書；夏志清先生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也成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重要權威。」 並且很快在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掀起驚濤巨浪。概而言之，夏著在七十末八十年代初被批判、否定的時候居多，但是隨著強調研究文學作品藝術形式和審美特點的「文學研究」批評模式在八十年代國內學術領域逐漸確立主流位置——這是對國內學術界在二十世紀50——70年代側重「外部研究」的「社會——歷史批評」與「政治批評」模式的一種反撥，以及「外部研究」方式和「內部研究」批評方式各領風騷、彼此消長的一個後果。夏著的對「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 、重視文學內部因素研究的批評思維和卻頗吻合當時的「文學研究」批評模式」，並且反過來又對其具有推動作用，因此夏著中越來越多的觀點被國內學人接受，並且他們用學術的眼光來辯證地對國內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現狀進行思考、反思和反省。可以這樣說，夏著在八十年代不僅提供了研究中國現代文學作家的新視角和對很多消失或曰被遮蔽作家的重新發掘，這已被很多研究者認識到，亦成為啟發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重寫文學史」活動的一個重要契機 。這個過程亦相應地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和批評體系逐漸獨立，並形成自己獨特學術品格的一個過程。不過在九十年代中後期重視文學外部因素研究和「理論介入」的「文化研究」批評模式成為國內外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的主流之後，夏著在新的學術背景下和批評體系下又面臨著新一輪的評價。需要指出的是，不管國內學人對夏著中譯中的觀點是全面否定、批駁，還是持讚揚、肯定態度，卻均無法否定它三十年來對國內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所產生的巨大影響。 一 夏著最早在國內被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廣泛注意並加以討論，卻是以被批判的形式。有據可查的最早時間是在1979年，袁良駿當時寫了《誤解與真知》一文「專門批評了夏著的《魯迅》章」。也就是說，夏著首先是因為對魯迅的重評觀點而引起國內學者的批駁和全面否定。在1983年，《文藝報》在北京召開了「現代文學研究座談會」，會議的基調就是批評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會後袁良駿以《評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為標題寫出全面否定夏著觀點的文章，發表在《文藝報》1983年8期上。該文指出「夏先生太熱衷於赤裸裸的反共說教了！難怪歐美學術界的一些正直有識之士對這本書那樣反感了。我們無意改變夏志清先生多年形成的反共立場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排斥態度，因此不想對他的反共立場多加評述。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夏氏這種反共立場如何誘發了他對中國社會、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系列錯誤觀點；而這些觀點又如何構成了夏著的致命傷。」 主要圍繞著「政治實用主義」、「錯誤的宗教觀」、「歷史觀」和 「藝術觀」幾個方面，把夏文批判地體無完膚、一無是處。這種分析方式不是用商榷的、討論問題的學術方式，而是依然帶有文革時期的政治批判文章特點：從階級論、反映論的視角全盤否定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但是在世隔二十多年後的2007年，袁良駿重新回憶1983年所寫《文藝報》中所寫文章的開頭部分最初並非上面所提到全盤否定觀點，而是比較客觀、嚴謹的學術評價：「無論如何，夏著是海內外第一本中國現代小說史專著。在海外資料比較缺乏的情況下，夏先生這本二十年前的舊作還是難能可貴的。加之著者學貫中西，能透過世界現代文學發展的潮流來評價作家作品並觀察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變化，也的確提出了一些很有參考價值的見解和論斷。這些方面，是不容忽視和抹煞的。但是，眾所周知，無論是對中國革命、中國社會、中國文學還是對具體的作家作品，著者都有很多偏見；而這些偏見嚴重傷害了這部學術著作。」 不過因為當時迫於上面的政治壓力就修改成《評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否定觀點。 然而，袁良駿最初所寫的開頭部分實際上代表著當時相當一部分學者對夏著的辯證認識。換言之，雖然當時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主流觀點是否認夏文的學術價值，但是很多學者卻已經能夠辯證地認識到夏著的一些優點。最早持既肯定又對其「政治偏見局限」進行否定的文章是出現在1982年的《藝術探索與政治偏見之間的徘徊傾斜——評美國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茅盾專章》。作者丁爾綱主要以夏著「茅盾專章」中的觀點作為標的，他否定夏著的原因依然在於後者「反共」造成的「政治偏見」：「可惜, 夏志清先生的政治偏見局限了他的學術探討, 一遇到革命作家及其創作所具有的無產階級傾向、所體現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他就失卻了嚴肅的學者應有的科學態度, 偏頗之見與武斷之語時有所見」 ，「只是反對宣傳共產黨, 宣傳無產階級, 宣傳馬克思主義。」但是丁爾綱肯定夏著優點的角度卻頗耐人尋味：「儘管夏氏持反共觀點, 評論作家作品及文學史現象時使夏著受到很大局限, 但夏氏佔有的材料相當豐富, 敘述文學史實較為翔實, 立論也不乏獨到的見解。它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精神,反帝的愛國主義精神, 追求民主、自由、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的奮鬥精神, 不少地方作了肯定。作者的視野比較開闊, 評論所及, 既有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世界聞名的大作家, 也有已不大為國內青年所知的如張愛玲、錢鍾書等小說作家；對周作人、沈從文等在中國長期受到批判或冷漠的作家, 也放在論述範圍之中。儘管夏氏對他們的文學史地位的評價有明顯的失當之處, 但從廣泛深入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角度看, 這種努力也大有裨益。善於從縱橫兩個方面探索作家所受影響的源流, 所起作用的大小, 也使作者開闊的視野得以深化。在作家作品評價方面, 也有其獨到的見解。」 也就是說，他把夏著界定為擁護「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義精神」、「反帝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具有「人道主義」等精神的一部學術專著，並在此基礎上加以肯定其學術價值。但實際情況卻是，夏著並不推崇「反封建和反帝」的文學精神。舉例來說，他把沈從文作為「獨立作家」的主要原因則歸因於「一開始就能夠拒絕接受共產黨解釋中國社會結構的濫調：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以及「拒絕接受馬克思主義烏托邦的幻想」。他對張愛玲的反共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評價極高的原因亦在於此。那麼，為何這一部分國內學者當時卻有意淡化夏著的「反共」政治意識形態傾向，而是盡量從學術角度尋找其可被國內學界所接受的一些觀點，甚至不惜為夏著貼上「反封建和反帝」的「民主精神」之標籤，以此作為他們能夠辯證接受夏著觀點的正當理由？這不能僅僅用學者自身擁有的「道德良知」和「實事求是」的正直學術精神等主觀原因來解釋，否則失之簡單。今日重新回眸歷史，會發現80年代初期的學術背景已經在悄悄發生變化。對夏著的不同評價，不僅代表著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當時開始有限度地對英美資本主義國家海外漢學研究存在的正視，而且更表現出力圖藉助「異域新聲」來改變當時依然由政治挂帥的「社會——歷史批評」範式的現狀，以便建構起一種新式的、能夠與世界學術接軌的新時期批評話語體系的努力來。 具體到學術背景來說，就在80年代初期，尋求不同於50——70年代的、專門探討作品的「文學藝術技巧」的新批評範式已經成為學術同人的一種共識。葉君健在當時曾經說過：「在這樣一個文學大國中居然至今沒有形成研究文學技巧的風氣，居然至今不把文學技巧當做一門重要的、專門的學問，居然至今還沒有出幾本（其實最起碼也應該幾十本）探討文學技巧的專著，這不是咄咄怪事嗎？」 雖然在此階段，強調反映論、階級論的社會歷史批評模式還佔據著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領域的主要位置，但是在思想啟蒙和「人的文學」、「文學回歸自身」的思想指導下，分析文學作品藝術特點的「文學研究」方式正逐漸取代前者。而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學界對西方文學理論的引介和吸收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趙稀方指出：「1984年，中國最早的形式批評開始出現」 。而經過「理論旅行」之後的、帶有中國特色的形式主義批評把「結構」、「張力」等術語和概念融入當時「文學研究」批評話語中。就在1984 年1月，國內出版了被稱為是國內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由田仲濟、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 雖然還殘留著「政治批評」的某些特徵，但是該書從八種人物形象和性格的角度進行分析，其特點主要體現在「『文學是人學』, 特別是小說, 主要的是要真實地反映出時代的面貌, 是要寫出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 ，可說這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走向「文學研究」批評模式的一個顯著標志。 如果說八十年代初國內學界對夏著的否定和反對，其主要原因都在於袁良駿所說的夏著違反了「普羅文學中心論」和「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價值標準，國內學人大部分針對夏著對魯迅、茅盾、許地山 、張愛玲等具體作家的具體評價觀點進行反駁，依然是強調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的「外部研究」的社會——歷史批評模式；那麼隨著「文學研究」批評方式在80年代中期佔據主流位置，學界對夏著的看法卻已經發生變化，從全面否定和批判轉向有意識地接受一部分所謂的「精華」觀點。而夏志清推崇的「普遍的人性」和「不朽的傑作」的審美標準，以及「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的「生命觀」均無形中契合當時「文學是人學」的「文學批評」觀點，從此開始被國內學者「批判地接受」並且納入新時期批評話語的建構中，倒是頗符合魯迅的「拿來主義」精神。 二正是在國內「文學研究」批評範式的背景下，國內學人從80年代中後期開始較為客觀地評價夏著的學術優點和缺點，正視夏著的「洞見」和「偏見」，並且從中大量吸收某些因素，用於建構自己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體系中。王元淳的態度頗有代表性，他在發表於1986年的一篇文章中承認：「由於作者自身在政治上和藝術的傾斜以及當時美國特殊的政治環境,使得這部歷史著作摻雜了大量的偏見。但是,也不應當忽視的是,正是因為作者與我們拉開了距離,能見出和道出某些我們過去視而不見或見而不說的現代文學史上的真相來,有助於我們更好地認識自身。因此, 這部書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發展歷程中是應當有它的位置的。」 而楊義在1987年發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絮語》一文中指出：「作者的反共意識甚濃, 他的書實際上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崩毀10餘年之後, 一個外籍華裔學者充滿失落感的歷史反思。中國的現代文學研究者在重新思考自己的歷史的時候, 責無旁貸地應該正視和接受這種學術挑戰, 寫出一部有魄力、有工力的小說史論著, 把新小說發展的真實的全貌告訴我們的青年, 告訴海外的學者」，「時代呼喚著產生氣魄恢宏的小說史著作, 以結束夏著在海外風行20年, 近日又衝擊國內學術界的這段歷史」,而且認識到「夏志清著作的一個根本弱點, 就是缺乏對思潮、流派的宏觀（更不用說公正了）的把握。」 他把夏著看作是對國人學者的學術挑戰，夏著因此成為國內學人重寫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重要激發點和學術推動力。這也是夏著「反共」的政治傾向逐漸不被國內學人強調，甚至忽略的重要原因。正是在彌補和修正夏著學術缺陷的基礎上，楊義三卷本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形成自己的學術特點：「以每卷的總論作為主幹, 流派作家群論作為繁枝, 作家論作為密葉, 形成一個多層次互補的生命整體, 像一株繁茂的大樹, 把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歷史脈絡, 包括思潮、流派和文體的來龍去脈清晰地梳理出來, 突破了以往中國文學史著述中某些單調、平板、封閉的思維定勢。」 也就是說，夏著是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一個潛文本，後者的淵博豐厚和宏觀視野是專門針對夏著的。這同樣標誌著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已經開始超越夏著，走向學科的成熟和獨立。不妨再列舉新世紀之後北師大的王岳川對茅盾《子夜》的過低評價事件。雖然沒有直接證據說明夏著對王岳川產生影響，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夏著是新時期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重評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一個重要源頭和開端。雖然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在八十年代初開始發生變化，即使沒有夏著的引介也會逐漸發展起來併產生多元化特點，但是夏著的確起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和方向引導作用，卻是必須要承認的一個學術事實。正如王德威指出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問世近四十年後的今天,此書仍與當代的批評議題息息相關。世紀末的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也許碰觸許多夏當年無從預見的理論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爐灶前,不參照、辯難、或反思夏著的觀點。」 在從1988年開始的，其影響甚至一直持續到今日的「重寫文學史」事件中，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本作為成為啟發、推動該事件的一個重要原因，即「海外學者和著作的影響」。古遠清對此有較為詳細的闡釋：「大陸雖沒有引進，但此書對一些重要作家的不同評價標準，已有不少作家、學者所認同或部分認同，……一些現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受了夏志清的影響後，亦認為『有些現在大家已經公認其優秀和重要的作品，恰恰並非出自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家筆下，不屬於追隨革命最緊的作品。』」 以此為開端，不斷對中國現當代作家作品進行重評，亦成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種學術常態，亦是其保持學術活力的一個有力舉措。就在1999年左右，國內出現了多部具有影響力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包括錢理群等人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97（上、下冊）》、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和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等等。這些文學史均具有比較成熟的框架結構和經得起推敲的學術觀點，代表著中國現當代批評話語已經被成功地建構起來，而且已經完全成熟。 從上文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夏著激發、推動了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重寫，可說夏著的影響在此階段達到鼎盛時期。可借用袁良駿在2007年「重評」夏著時的話來說明：「不能不承認，根本無視『普羅文學中心論』的夏志清先生以及台、港、海外的一大批作家、批評家，在分析、論述中國現代文學時，恰恰較之為『普羅文學中心論』所囿的大陸學者(包括我自己在內)有了先天的優勝之處。他們儘管也有矯枉過正的偏頗，但總的說來，他用的許多精闢分析和真知灼見，往往發大陸學者之所未發，甚至具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袁良駿對夏著的全面肯定，不僅因為九十年代後國內學術界的開放和多元，也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在九十年代後所寫文學史過高評價現代文學階段和過低評價「當代文學十七年」的學術現狀有關。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和朱棟霖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17——19997（上、下冊）》最為典型。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評價體系中，洪子誠等學者以「文學一元」和「文學多元」為衡量標準，認為新中國在1949年召開的第一次文代會，是充滿藝術生命力的「多元」的中國現代文學走向單一、僵化的「一元」的中國當代文學的轉折點，而粉碎四人幫之後的新時期因為恢復了文學「多元」特點，因此在學術價值上又超過了50——70年代的當代文學階段。同時，這亦與近十年來學術圈內盛行的「研究古代文學的學者看不起研究現代文學的，研究現代文學的看不起當代文學的研究者，研究中國大陸當代的看不起研究港台的學者」 不良學術風氣有千絲萬縷的聯繫。雖然已經有學者對此學術標準和現象進行過反思，這種學術思維也在慢慢改變，但是想完全根除卻需要較為漫長的時間。夏著經常用「最有價值」、「最好」等辭彙毫不吝嗇地讚美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一些作家作品，有意無意地契合了國內學界高度評價「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的學術趨勢，所以它在九十年代被全面肯定亦不足為奇。 三 隨著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體系的成熟和進一步發展，夏著在近幾年又有「過時」之說，這亦和當下「文化研究」批評範式的流行有關。高教出版社剛出版的三冊《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對張愛玲的重新評價，可看作是對夏著的反撥和再次「翻案」。《20世紀中國文學史》對張愛玲人品的評價如下：「封閉衰腐的舊家庭里缺乏愛與關懷的生活氣氛，繼之以同樣封閉的教會學校偏至的西化殖民教育，無行中推動著張愛玲對家與國的疏離，助長著她對人間責任的淡化，使她既缺乏傳統士大夫所謂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感時憂國情懷，也缺乏五四以來大多數現代知識分子救亡圖存的現代國民意識，而漸漸成長為一個疏離於家國、疏離於社會、淡然於責任的孤獨個人，一個如她自己所坦承的『自私的人』。」 而張愛玲人品的自私使她脫離了時代，她和胡蘭成之間被廣為傳頌的「歲月靜好」婚戀傳奇其實質是兩人之間的相互利用關係，而且張愛玲作品在「婦人性」的人性書寫中宣敘一種但求個人自由安穩於現世不妨苟且偷生於亂世的妥協迷思，遂將「人的文學」引入歧途 。這致使張愛玲的文學成就有很多局限。 頗有意思的是，袁良駿在2010年再撰文評價夏著，也一反2007年的全面肯定的觀點，而是主要批駁夏著中的「反共」傾向，並且從四個角度來嚴厲痛批夏著。這四個角度分別為「充滿政治偏見，評價標準失衡。『捧張貶魯』成為全書要害」、「否定『左翼文學』，貶低茅盾、丁玲、趙樹理等一系列左翼作家和革命作家」、「用高度評價沈從文和錢鍾書，進一步貶低『主流文學』」，以及「用為張天翼、吳組緗立專章，來顯示自己的『公正』，其實是掩耳盜鈴」 。同一個學者的學術觀點僅隔三年的差別就如此之大，從全面肯定夏著到全盤否定，頗具有戲劇性。學術研究自有其嚴肅性和嚴謹性，袁良駿無論是對夏著的全面肯定抑或是全部否定，應該不會是因為個人恩怨的私人原因所致，那麼就只有一種可能性：在當下「文化研究」批評模式的背景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文中的研究方式和思想觀點已經過時，或曰在當下「文化研究」背景下越來越暴露出更多的學術缺陷。因為它既沒有強調「文學體制和當時社會文化背景」等「文化研究」批評模式所需要的因素，也缺乏對最新西方理論的引用，王德威在新世紀之初就敏銳認識到：「性別主義者可以指陳夏書對女性/ 性別議題辯證不足,解構學派專家可以強調夏書對立論內蘊的盲點,缺乏自覺。後殖民主義者可以就著全書依賴『第一世界』的批評論述,大作文章,而文化多元論者也可攻擊夏對西方典律毫無保留的推崇」 。其實早在1992年，夏著就被國內一些學者認為有「過時」之嫌。古遠清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及其小說評論》一文中指出：「此書的編著宗旨是為了使海外讀者對中國現代小說既有系統而又有重點了解,故著者論的重點在作家的小說創作。一些章節的概述部分, 只作為論述小說作品的背景資料, 因而整本書大致上是作家作品論的彙編, 在框架上顯得非常老套。這種框架無法突出現代小說歷史發展演變的線索, 缺乏前呼後應的聯繫, 整體的歷史感不甚鮮明。」 與70末80代初夏著觀點被國內學界主流全面否定、批判的情形相比，夏著在三十年之後被批判的著眼點竟然如此相似：均是認為夏著的政治意識形態問題導致的學術偏頗。這也是頗為令人玩味的學術現象。當然現在的全面批判與三十年前的並不相同，它從另一個角度表明，中國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三十年來對夏著的否定——肯定——再否定的過程，實際上經過了馬克思所說的螺旋式前進的過程，表明國內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體系已經成熟，可說是從另一個角度對夏著的呼應。 四概括而言，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譯文三十年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啟示主要體現在：一、用「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的學術標準重評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家作品的思路為國內學者打開一條新的研究之路，指出多元的研究方式。二、夏著對西方文藝理論的使用和與西方文學的比較，用學術實踐為當時尚帶有疑慮的國內學者指出了一條可行之路，恢復了從王國維起就運用西方文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的學術傳統。三、夏著所倡導的評價標準可看作是對周作人在20、30年代所說的「文學作品評論是賞鑒」，「批評家不是檢察官」觀點的遙相呼應，為八十年代流行的「文學研究」批評模式從學術傳統上提供合理性理由。四、國內學人對夏著的多種評價，也說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具有不斷創新求變的品質，不斷追求新的批評範式和獨立品格，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正在逐漸成為王爾德所說的「是一種創作」。可以這樣說，在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後，不論是他寫的《中國古典小說史》，還是在九十年代後逐漸躋身國內學術圈內、成為著名漢學家的李歐梵的《鐵屋中的吶喊》和《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1937——1945）》等中譯本，以及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劉禾的《跨語境實踐》等中譯文著作，雖然引起了國內學者的關注，並且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到中國當代批評話語建構的過程中，但是卻再也沒有一部學術專著能夠像《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樣對國內學術界三十年來產生如此大的影響，參與到對新時期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話語的建構中來。從這個角度來說，夏志清的學術貢獻就無法比擬。 作者簡介：張清芳（1973——），山東臨沂人， 2008年7月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得文學博士學位，現為魯東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迄今為止，已經主持並完成省社科項目一項，主持國家社科後期資助項目一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本專著，並且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中國圖書商報》等刊物發表學術論文三四十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