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敏：自由主義思想家的帝國時刻

進入專題：自由主義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

　　 也許我們很難想像《論美國的民主》的作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和《論自由》的作者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曾激烈支持過本國的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政策，而更需要在理論和思想上釐清的是，他們為什麼持這種立場，這種立場對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意味著什麼。珍尼弗·皮茨 (Jennifer Pitts) 的《轉向帝國 ： 英法帝國自由主義的興起》 ( A Turn to Em pire: The Rise of Im perial Liberalism in Britain and France ) 一書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它不僅記述了歐洲十七、十八世紀自由主義興起過程中發生的「帝國主義轉向」 ，而且試圖在理論上對其做出系統的解釋，這在晚近政治思想史研究領域是少見的。

　　 隨著法語版《托克維爾全集》的陸續出版，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者」 形象逐漸清晰。事實上， 早在一八三三年 （即在 《論美國的民主》上、下卷出版之間） ，他就寫了一篇題為《如何使法國獲得好的殖民地》的短文，試圖從法國人的國民性中找出法國之所以未能建立強大海外殖民地的原因。而這篇文章又明顯呼應了一八三○年首次出版的《論美國的民主》 （上卷） 末尾處的感慨 ：「有一個時期，我們也曾有可能在美洲的荒野上建立一個大法蘭西國，同英國人在新大陸上平分秋色。??但是，一連串不勝枚舉的原因，使我們失去了這筆可觀的遺產。 」一八三七年，他發表了兩篇文章，分析法國如何能在北非阿爾及利亞地區維持統治，並儘可能地擴張勢力。而此時他的寫作依據僅是搜集來的各種資料，文中對阿爾及利亞部族政治的描述非常詳盡，足見他在此問題上所下的工夫。一八三九年托克維爾當選為國會議員，對法國在北非的殖民統治興趣日增。一八四一年和一八四六年，他兩次親自訪問阿爾及利亞地區，一如他在北美旅行時一樣，留下了大量的筆記和訪談記錄。一八四一年有《關於阿爾及利亞》一文，一八四七年則有兩份長篇的關於阿爾及利亞殖民統治問題的國會報告。而這些，僅是托克維爾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字中的冰山一角。

　　 而最能說明托克維爾帝國主義一面的，恐怕莫過於這樣兩段話。第一段來自一八三七年的《阿爾及利亞信件》：「我毫不懷疑，我們有能力在非洲海岸樹立起一座象徵著我們國家光榮的豐碑。 」另一句則來自一八四一年的《關於阿爾及利亞》 ，當論及法國當局在阿爾及利亞所應當採取的必要措施時，他說：「我經常聽到我尊敬的法國人說，我們焚燒收成、清空筒倉以及最後抓捕沒有武裝的男人、女人和兒童，這樣做是錯的。但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在我看來，這些都是不幸但必要的措施。 」毫無疑問，托克維爾堅定地站在帝國主義擴張這一邊，這一立場終其一生都沒有大的改變。自由與帝國在此碰撞：一邊是溫文爾雅、追求自由和自治 ；另一邊則是征服、壓迫和暴力。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托克維爾寫作的時代已經是法國大革命以及《人權宣言》頒布後的很多年，自由、平等和人權的觀念早已存在於當時知識界的語言之中。這不禁讓我們思考，這是同一個思想家嗎？如何解釋這種矛盾？

　　 當代著名政治哲學家梅爾文·里希特 (M elvin R ichter) 的反應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態度：憤怒，甚至失望。他在《托克維爾論阿爾及利亞》一文中詳細梳理了托克維爾的帝國主義立場，最後總結道：「托克維爾明顯未能將他在研究美國時所展現出來的社會學洞見和倫理自覺運用到法國在北非的行動上去。」他甚至宣稱，「托克維爾值得被稱讚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是不是要走到這一步尚可存疑，但起碼另一位政治理論家希瑞·威爾奇 (C heryl W elch) 也大體贊同里希特的看法，她將托克維爾的帝國立場看成一種自由主義者面對世界政治時表現出來的典型的「軟弱性」 ，而且這在當代西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也不少見。皮茨在這方面的思考要細緻和深入得多。她並沒有簡單地將自由主義思想家的「理論」與其帝國立場相對立，而是將這些所謂的「帝國自由主義者」 (im perial liberalist) 放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政治思想史脈絡中，試圖尋找出一些歷史變化模式，進而探索這一變化的意義所在。根據皮茨的說法，較托克維爾和密爾早的許多自由主義思想家， 如貢斯當 （Benjam in Constant） 、狄德羅 (Denis Diderot) 、邊沁 （Jerem y Bentham ） 等， 都是堅定的反帝國主義者。比如貢斯當在其著名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之比較》之前，就曾寫過一本題為《征服的精神和僭主政治及其與歐洲文明的關係》的小冊子，在其中他說：「有些政府，當他們派兵到遙遠的地方時，仍然在談論保家衛國；人們會想，他們可能是將所有他們放火的地方叫作祖國。」皮茨將十八到十九世紀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對帝國主義對外征服的態度做了一個歷史縱向的比較，她發現這其中存在一個巨大的轉變 ：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左右，對特定帝國主義行為和無限制的擴張計劃的懷疑在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幾乎是毋庸置疑的共識。然而，僅僅五十年之後，我們就很難看到有重要思想家批評歐洲帝國主義。的確，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包括托克維爾和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都是熱心的帝國主義者。如何理解這一轉變？從表面上看，自由主義既可以與帝國主義對接，又可以與帝國主義相排斥。這在理論上似乎是一個死胡同，或者是一個無法解決的「自由帝國主義悖論」 (Paradox of liberalim perialism ) 。自由主義往往強調普世性的價值，包括自由、平等和對個體的尊重等，它們完全可以被用來反對帝國主義對外征服和擴張，因為自由和征服在字面意義上就不契合。然而，在另一些時刻，它們又可以被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對普世價值的過分強調往往導致文明話語的單一性和文化上的等級觀念，對外的征服可以被「解釋」為更高級的文明向外擴散的過程，這一過程雖然要藉助一些暴力和強制手段，但其目的卻是世界的大同和普世性的自由。或者，換句話說，這種帝國式的自由主義認為征服即是「使人自由」 。典型的如密爾，他認為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即起到「提升」印度人文明水平的作用，從而使其更接近《論自由》中所描述的自由社會。

　　 在這一點上，印度裔的政治理論家烏代·梅塔 (U day M ehta) 有著頗具代表性的看法。在《自由主義和帝國》 ( Liberalism and Em pire ) 一書中，梅塔指出，自由主義經常持一種狹隘的進步觀，無視特定地域中文化群體的特殊性，這使得它天然地具有一種帝國主義的傾向。在他看來，西方的帝國主義在信念上的基礎正在於此，他們相信 —或努力說服自己相信 — 其帝國主義政策是正當的。正因如此，梅塔認為自由主義即便不被完全放棄，也需要嚴肅地被修正。但皮茨對此並不以為然，她相信思想史縱深的維度告訴我們，自由主義的普世性同樣可以用來反對和批判帝國主義。或者，在皮茨那裡，真正的自由主義一定是反帝國主義的，而所謂的「帝國自由主義」在理論上說一定是一種偽自由主義。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是托克維爾還是密爾，於自由主義的「理想」而言在理論上都有所欠缺。那麼，如何解釋自由主義思想家轉向帝國這一現象？

　　 皮茨訴諸的是一種歷史維度和社會語境的解釋。她認為自由主義是一個在歷史中不斷發展變化的思想形態，事實並不存在一個客觀的所謂「自由主義理論」 。自由主義雖然有一定的共同基礎，但它在歷史中的具體表現從來都是多樣化的，有時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反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和「帝國主義的自由主義」就是這方面極端的例子。從廣義上說，狄德羅和托克維爾都可以被歸入「自由主義」的思想陣營，但他們對法國帝國政策的態度卻大相徑庭。皮茨認為，在理論上尋找個中的原因是徒勞的，之所以會有這樣的「大轉變」主要在於歷史環境的變化及其對個體思想家所造成的影響。皮茨列舉了十八世紀下半葉至十九世紀幾個重要的變化 ：在政治方面， 隨著對印度南部和非洲地區的佔領， 英帝國從一個相對「自由」的殖民帝國轉變為極具壓迫性的帝國。而同時，法國失去了北美和亞洲的大片土地，大革命使法國的民族自尊膨脹，但也進一步加強了其不安全感。在文化方面，隨著歐洲霸權向東方的擴張，東西方的交流日益增多，但這種交流帶來的直接結果卻是文化上的進一步隔閡。如果說伏爾泰的時代許多歐洲人還將東方看作某種理想社會，並能反襯出歐洲社會的腐朽的話，十九世紀的歐洲知識分子明顯開始將東方看作文化上更為落後的存在。在經濟方面，十九世紀初期歐洲工業和科技方面的巨大進步拉大了東西方之間的距離，這在塑造歐洲知識界對外部世界的看法方面起到關鍵的作用。最後，在種族觀念方面，皮茨總結道，隨著政治、經濟和文化方面的巨大轉變，歐洲人開始形成一種普遍的種族上的優越感，在對非歐洲人的描述中，「野蠻」和「落後」這樣的詞語明顯多於前代。

　　 在皮茨看來，正是這種「大氣候」的轉變，影響了個體思想家對帝國主義的傾向和態度。如果說自由主義都支持某種普世主義的話，那麼多元、開放和承認文化差異性的普世主義在十九世紀逐漸讓位於單一、封閉和線性進步觀的普世主義。在微觀層面，具體的思想家在歷史「大勢」面前也會做出一些反應或選擇，儘管他們本人並不一定意識得到這一點。就托克維爾來說，他非常強調共同體(com m unity) 的價值，而當時法國在大革命後被專制和革命的動蕩不斷撕扯，國家內部存在前所未有的分裂。因此，法國急需一些能夠加強國民凝聚力和共同歸屬感的東西，而戰爭和對外征服在這方面看起來非常有用。皮茨認為，正是托克維爾對這種國民凝聚力的過分強調，以及他在這方面深深的不安全感，使得他倒向了一種接近民族主義的立場。無疑，對皮茨來說，這種思想傾向是幼稚的和未加深思熟慮的。皮茨指出，托克維爾並沒有能夠具體分析對外征服到底是如何轉化為國民榮譽感和凝聚力的。在這方面， 「托克維爾的思考往往受一廂情願的影響，而非仔細的社會學分析」 。因此，皮茨認為，托克維爾的自由主義思想本身也在其帝國立場面前顯得不再那麼真誠和透徹。

　　 但是否真的如此？這裡起碼有兩點值得商榷。首先，這種心理學式的解釋實際上將托克維爾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字降到一個很低的層次，皮茨和里希特最終都將這部分文字看作托克維爾整體著作中的「邊緣」存在，在某種意義上甚至是一個「錯誤」 。但事實上，托克維爾自己可能並不這樣看。如前所述，托克維爾關於帝國的文字與其他更為「嚴肅」的作品的形成時期幾乎重合，有許多正是在他寫作《論美國的民主》期間所作，他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所花的時間和精力可以說並不亞於美國。如果自由和帝國在托克維爾那裡看起來有矛盾的話，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思考其「自由」的觀念，而不是一味地為這一自由主義的「歷史性錯誤」惋惜？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在皮茨的解釋中，托克維爾對共同體價值的關心也被看作一種負面的傾向，對它過度的強調會導致某種形式的民族主義，因而與真正的自由主義觀念不符。這一點尤其值得重新檢討，托克維爾的自由觀念到底如何？他與現代自由主義傳統的關係又如何？

　　 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首先要看一看托克維爾自己給出的支持帝國的理由，在這方面我們實際並不需要依賴隱晦的心理分析。在《關於阿爾及利亞》一文中，托克維爾明確說道：「我不認為法國可以認真地考慮放棄阿爾及利亞。在世界眼裡，這將被看作法國衰落的明顯象徵。 」而在另一處，他指出，如果法國放棄阿爾及利亞在地中海的重要港口，它們將迅速落入其他歐洲列強之手。而這一旦成定局，法國將不可避免地在歐洲強國之爭中被降為第二等的國家。在托克維爾看來，這是法國無法承受的後果。因此，就本人而言，他盤算的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政治，一種國際領域中殘酷但無法迴避的權力較量。這種盤算極具馬基雅維里的風格，以至於他所用的語言也很有馬基雅維里的色彩。托克維爾稱佔領阿爾及利亞的行動為「政治上的必要性」，這與馬基雅維里的「國家理由」在內涵上實際並無二致。而且這裡的關鍵在於， 「政治上的必要性」獨立於道德、價值和文化觀念，托克維爾並未試圖在後者的意義上貶低被征服地區的人民，從而為其帝國立場尋找某種道德上的正當性。在這一點上，他同密爾構成了一種戲劇化的對比關係。密爾同樣支持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但與托克維爾不同的是，他試圖從道德和文化方面為這種帝國主義立場提供合法性論述。在《論自由》中，密爾說 ：「專制主義是對付野蠻人的合法統治方式，只要目的是為了他們的進步，手段因達成這種目的而合法。」這句話表達得再清楚不過：帝國的等級結構是以文明進步為合法性基礎的，對落後人群的支配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可以說，在托克維爾的著作，包括關於帝國主義的文字中，很難找到這樣的文化等級觀念。事實上，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花了大量筆墨描述美洲印第安人在與歐洲「高級」文明接觸時的悲慘遭遇，他曾激烈批評當時法國著名的種族主義知識分子戈比諾 (A rthur de G obineau) 的觀點，稱其為「極其錯誤」 。從而，皮茨關於歷史大勢的論述，尤其是十九世紀歐洲人對外部文化態度的轉變，在托克維爾身上也並不是很適用。托克維爾為帝國的辯護主要是出自「政治」上的需要，其基礎是馬基雅維里式的「國家理由」。而如果國際領域的權力制衡關係不再如十九世紀「帝國主義時代」那樣依賴對外擴張的話，他很可能會反對帝國主義政策，正如其二十世紀的追隨者雷蒙·阿隆 (RaymondAron) 在後來的阿爾及利亞獨立問題上所採取的立場一樣。

　 在自由與帝國的對勘中，自由也包含共同體的獨立和自主。如果法國被降為第二等的國家，在托克維爾眼中，法國人作為一個群體、一個民族將淪落到受其他國家支配的地步。顯然，在他看來，這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結局完全與法國人的自由相背。在這個意義上，自由與帝國似乎並沒有乍看上去那麼針鋒相對。而這種自由觀念事實上早已存在於以馬基雅維里為代表的那個共和主義傳統之中，古典共和主義的自由觀念與戰爭和征服從來也都不是絕對矛盾的關係。這種自由並不是密爾在《論自由》中所描述的個體私人領域中的自由，它不僅強調共同體的價值，而且以它為核心 ； 它也不是霍布斯所說的外界障礙的不存在狀態，而更接近昆廷·斯金納 (Q uentin Skinner) 在《自由主義之前的自由》一書中所闡釋的「支配的不存在狀態」 。為了免除支配，人必須參與政治，具有一定的公共美德。由此而延伸，人們需要愛共同體 （或祖國） ，並在必要的時候為它而戰。而這正是托克維爾的自由觀念的重要內涵。明白這一點，我們便也不會對《論美國的民主》中的這一句話感到驚詫了：「我不想貶低戰爭；戰爭幾乎總是能擴展人民的思維，並提升其心靈。」

　　 這兩種自由傳統的對比在托克維爾和密爾那裡表現得再明顯不過。更有甚者，這二者不僅在思想和私人層面有過密切交往，而且就帝國這一問題本身也有互動。在一封寫於一八四一年的信中，托克維爾對密爾說 ：

　　我不必向你指出，親愛的密爾，像我們這樣組織起來的人民面臨的最大威脅是民情的逐漸軟化、心靈的降格、品位的平庸化，??我們不能讓這一民族輕易染上這種習慣，使其心中的崇高為安寧而犧牲，使偉大事物讓位於微小事物；讓這樣一個民族相信它在世界上的位置其實應該更小，它已經從其祖先留給它的位置上掉落下來，它應該用建造鐵路和在以任何代價獲取的和平環境中使個人富裕來安慰自己，這是不健康的。

　　 密爾的回信同樣值得一提，他對托克維爾說 ：

　　我最近常常想起你為英法之爭中的自由派所做的辯護 — 民族驕傲的情感是僅存的公共精神和崇高的情感，因而不能允許它衰落。?? （但是） 最愚蠢和無知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在外國人眼中，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對自身重要性的喧囂和吵鬧的強調，這給人們的印象是憤怒的虛弱，而不是力量。一國的重要性實際上依賴於工業、教育、道德和良好的國家治理。

　　 在密爾這封語帶譏諷的回信之後，兩人之間的私人關係也告一段落，再也沒有恢復到以前的狀態。他們的帝國立場在這兩段話中也清晰可見：托克維爾強調國家的榮譽，密爾則強調文明進步的成果。如果說在自由主義思想家那裡存在著帝國的時刻，那麼這一時刻中不同的自由傳統也值得仔細區分和理解。托克維爾所處的歐洲帝國主義時代最終的走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無獨有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同樣可以被稱為「自由主義者」的馬克斯·韋伯 (Max Weber) 也在德國的對外政策上持非常激進的立場。我們當然不必為帝國主義辯護，反而應該在道德上極力批評帝國主義，但我們實際上也並無太大必要因這種立場而降低對韋伯或托克維爾思想的讚賞。在思想史中，流淌著一些傳統的暗河，思想家在現實政治問題上做出一些個人的抉擇往往也在河岸的範圍之內。

　　 (《轉向帝國 ： 英法帝國自由主義的興起》 ，珍尼弗·皮茨著，金毅、許鴻艷譯，江蘇人民出版社二○一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