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後現代的教育技術學研究方法及方法論

作者:徐曉東

【摘要】 實證研究長期以來作為教育技術學研究體系中的主要方法，奠定了教育技術學方法論基礎,促進了教育技術學學科理論體系的發展。可是，近年來，後現代主義思潮對這一神聖信念提出了挑戰，同時質的研究得到廣泛應用，由此造成質的研究與量的研究兩者對峙的局面。但質的也好量的也好，都是有一定條件制約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在分別介紹實證研究、質的研究的意義與局限的基礎上，主張「質」、「量」結合，並探討了今後教育技術學研究可能的途徑。

【關鍵字】 後現代； 實證研究； 質的研究； 建構世界； 研究方法論； 實驗計劃法； 學科建設

　　一、 教育技術學方法論對學科建設的影響

　　教育技術學的方法論決定了教育技術學研究者採用什麼樣的研究範式、確立什麼樣的研究目標、選擇什麼樣的研究對象、堅持什麼樣的研究原則、採用什麼樣的研究程序與方法，同時也決定了教育技術學工作者如何看待教育技術學的性質，怎樣描述、解釋和改變教育的實踐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技術學的學者所持方法論不同，勢必造成這一學科的複雜性、交叉性和研究領域的廣泛性這一結果。

　　上個世紀90年代初，日本教育技術學界具有代表性的一群青年學者聚集在一起，試圖為建立一個統一完整的教育技術學學科體系而徹夜不眠地展開過激烈論辯。然而，經過一年多的討論得出的最終結論卻是：「教育技術學不是一個具有統一方法論的研究領域，相反它是一個由眾多的研究領域和持不同方法論的多數研究者集團集結而成的學科體系。」（永野，2001）

　　如果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一結論的話，那麼多元化特徵對於教育技術學學者來說應該是不言自明的。但是，很多教育技術學工作者並不認為它是合情合理的。在我國或在國外，長期以來雖然教育技術工作者、教師都在利用斯金納（B.F.Skinner）的程序學習原理開發CAI、CAL；利用布魯納（J.S.Bruner）的發現學習理論開發問題解決學習活動；利用西蒙等開發的口語報告分析法（Protocol analysis）研究教學效果和改良教育工具；利用皮亞傑（J.Piaget）、羅傑斯（C.Rogers）、加涅(R.M.Gagne)、布盧姆(B.S.Bloom)、加德納（H.Gardner）等人的理論與技術進行教學設計，但卻視這些學者與自己為不同領域的人，而視教育媒體，即計算機、電視、多媒體、網際網路等的應用研究才是教育技術學領域的研究對象和目標，由此過分誇大了媒體與技術的作用，視這些硬體和技術為教育技術學學科的全部，以媒體應用研究作為該學科的主要內容，從而極大地限制了教育技術學學科的發展。

　　事實上，從後現代觀點所強調的研究方法論多樣化視角來看，教育媒體的應用研究只不過是教育技術學研究中的一部分而已。就目前的應用情況來看，今天學校教育中導入的網際網路，與以往的衛星傳送教育電視節目、校園閉路電視教育並沒有太大的差異。而以往教育技術學中所沒有解決的問題，諸如個人與個人之間溝通，集體與個人關係中的社會因素等這些實踐中的問題並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因此，並不是說網際網路導入校園就解決了所有問題，教育技術學學科的主要問題不僅僅是媒體的運用研究，恰恰相反，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互動才是當前乃至今後教育技術學研究的重點。因此在後現代視野下，這些不同領域的學者及其研究成果、方法論完全是可以相互和平共處的。

　　這就是教育技術學的方法論對學科建設的影響。同樣，教育技術學的研究方法也存在著上述同樣的問題。

　　二、 質的研究方法和實證主義

　　教育技術學的研究方法是隨時代變遷而變化的。近年來，研究者採用質的研究方法開展研究的論文數量逐年增加（赤崛，2001），同時以實證研究方法為基礎的心理學研究日益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並正在受到理論心理學者的猛烈批判（高峰強，2001）。這樣一種現狀在客觀上造成定量研究與質的研究雙峰對峙的格局。其實，從後現代觀點來看，可以認為，質的研究方法作為一種「科學表現的方法」被重新獲得而已（徐曉東，2001）。

　　事實就是這樣，定量研究方法的使用是有一定條件的，即為了驗證（或予以否定）某一命題（假說）時，如「短時記憶可以記住7±2個無意義音符」，可以用定量的研究方法，當然在這一條件下也可以使用質的研究（如口語報告法）。由此可見，在很多條件下定量研究和質的研究可以和睦相處。因此，為了獲取某一現象的數據，質的研究的數據也好，量的研究的數據也好，都只不過是廣泛數據群當中的一部分而已，並非互相排斥、也不存有什麼不合適。比如在上述認知心理學的記憶研究中，以毫秒為單位的反應時間，與當時想到的事情利用口語報告獲得的數據（如果可以的話姑且把它稱之為語言數據），都只不過是為了驗證假說援用的數據而已。

　　質的研究方法有下面三個特徵：

　　——作為驗證假說的前階段的、為發現假說的方法；

　　——在假說驗證中，採用質的研究對定量研究的數據進行補充；

　　——作為超越假說驗證（實證主義）研究的一個方法；

　　以下，對這三個特徵進行解釋。

　　——作為假設驗證的前階段的、為發現假說的方法作為發現假說的方法，質的研究方法中的「實地考察」是一種強有力的方法，這是眾所周知的。如考古學、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等，在建立假說之前，一定要開展「野外觀察」或「實地觀察」的研究，即為了發現假說採用質的研究法，這也是實證研究的程序中經常採用的。

　　——在假說驗證中採用質的研究對定量研究的數據進行補充在驗證假說中，有時僅靠定量研究獲取的數據並不充分，這時若再利用質的研究獲取數據，就可以豐富驗證數據。只有在這種情況下使用質的研究法才會使研究更具意義。同理，光是利用概率的和平均值的描述，有時會感到有所不足，而質的研究數據則會使研究結果增添說服力。同樣，在因果推論研究中，個體各自的記述也會成為概率描述的補充，兩者成為相輔相成的互補關係。儘管對於研究者來說，兩者並行使用可能是一項艱巨的工作，但是它會對驗證假說提供強有力的證據。可以認為，量的數據和質的數據相互補充的方法，今後會得到更多研究者的採用。

　　——作為超越假說驗證（實證主義）研究的一個方法如果將上述兩種方法看成是質的研究法的話，那麼它與傳統的研究方法並沒有本質差異。相反，很多心理學家（如西蒙）就經常使用這種方法。但是我這裡論述的第三個觀點卻稍有不同，即在這裡，質的研究法是作為研究範式的轉換的象徵得到廣泛採用的。關於這一點，接下來將作詳細闡述。

　　三、 後現代中的理論與方法論

　　建立一個假說，根據實驗對此進行實證或予以否定，藉此積蓄、擴充科學知識，這是作為科學研究者自明的工作。但是社會建構主義者卻並不這樣認為，他們認為，由因果關係代表的所謂的科學知識，到頭來只不過是世界觀的一種，或是建構世界的一種方式而已。

　　格根（KennethJ.Gergen）在2000年日本心理學大會的主題報告中指出，「所謂的方法就是建構世界。即，羅夏墨跡測驗想要建構一個無意識世界，實驗計劃法想要建構因果關係的世界，談話分析想要建構共同的意義等等。這裡不存在哪種方法的好壞之分，只是各自建構世界的方式不同而已。」如果贊同這一觀點並採用這一立場的話，我們可以認為，迄今為止的科學理論及其方法論都只不過是建構世界的方法不同而已。

　　在諸說林立的世界建構方式中，究竟哪一種會得到使用者的廣泛支持，這完全是由使用者的價值取向決定的。格根（1998）在《理論的價值》一書中曾這樣主張：「理論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他人同意並採用這一理論，甚至更進一步，把這一理論作為自己實踐指針的緣故。正因為這一理論的有用性（不論是外部的還是內部的）得到認可，理論才獲得價值。他人之所以會同意這一理論並採用這一理論，是因為他們與理論家進行溝通的結果。如果這一見解正確的話，實證研究必須看成是修飾性的工具。即，實證研究必須能夠賦予理論言語於表現力才行（說服性的衝擊力、魅力、表現的技巧性等）。」

　　那麼，在後現代中又是如何看待假說驗證的方法論問題呢？格根繼續說道，「雖然我們批判傳統的假說驗證，但並不是說我們要摒棄在假說驗證的名義下開展研究的研究者的行為。我們要指出的是，其研究者的實證行為絕不是為了驗證假說這一事實，而是為了給理論增添表現力。換言之，它不是為了驗證理論，而是為了例證理論。根據例證，如果使得某個抽象概念的理論得到具體的形象化比喻的話，那麼，眾多的人在解釋自己經驗時，就會很容易地利用這一理論的概念。」（同上）

　　將上述觀點做如下概括：

　　——所謂科學的方法，是一種建構世界的方式。因此，假說驗證並不是絕對的。

　　——在存在為數眾多的世界建構方式時，其有用性決定支持的多寡。

　　——假說驗證在傾訴其有用性時，可能會變成賦予表現力的修飾。

　　四、 教育技術學的「建構世界」

　　那麼，在教育技術學中的「建構世界」是如何的呢？它又是怎樣隨時代變遷而變化的呢？ 　　與其他學科一樣，即使在教育技術學中，人們也普遍認為基於假說驗證的因果關係判斷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比如Johnson（2001）曾對非實驗的量的研究進行過分類，把研究目的分為「記述、預測、說明（模式化）」三類並將其作為縱軸，而把研究方式分為「過去的、橫向的、縱向的」的時間順序並將其作為橫軸，兩者相乘的結果得到9個種類。其中「基於模式化對現象的說明」這一模式被認為具有很高的價值。（向後，2001）

　　然而僅靠因果關係的推定和模式化，在教育實踐一線會得到支持嗎？根據筆者兩年多的實踐經驗，得出的結論是——這種理論的說教並沒有直觀通俗的說法更容易得到支持。比如說，生存能力、培養自主性、學會學習等等；又比如說「人類的有目的性行為都是有目標指向的」、「基於目標的行動計劃（GBS）」等等。這些帶有濃重說教色彩的理論常常受到人們的冷遇，甚至就連理論自身的存在也鮮為人知。因此經驗告訴我們，只有開展「對教育實踐起直接指導作用的理論研究」，才能贏得廣大一線教師的支持。

　　其實，對於學校或某個學習共同體來說，因果關係並不重要。相反，若指出「今後該怎麼做？」卻是一線教師迫切需要的。比如說，即使明白了「阻礙素質教育的原因」，但實際上這一原因過於複雜（有學校的、家庭的、教育結構的、考試製度的等等），作為教師還是解決不了這一問題。就是說，因為這一因果理論不適用，所以教師們就會認為它「沒有價值」。因此，這時如果與其知道這些因果理論，還不如告訴他「明天的課堂教學怎樣才能贏得同學歡迎的竅門」來得更好一些。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出，儘管因果關係的詮釋在研究者群體中保持著較高的重要性，但是在教育實踐中幾乎不具有任何影響力。

　　多少年來，教育技術學領域的研究主要是基於實驗驗證假說作為方法論核心的。究其原因就是想通過採用因果律來建構教育技術學世界，這即使是在該領域特有的研究方法——「開發研究」中也是如此。如開發某種教育方法、教育工具、學習課件時，人們勢必會產生驗證其效果的這一需求。為了達到這一目的，通常就用實驗對比的方式來驗證教育工具和學習課件所產生的客觀效果。但是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這只不過是為了對其有用性（有效性）賦予表現力，或對其客觀的效果進行的一種修飾，希望得到他人認可而做出的努力罷了。為什麼呢？因為格根早在1998年就曾指出，「所有的假說，在適當的條件下都是可以進行實證的。」

　　如果認為假說驗證是一種修飾，而且不論何種假說都可以驗證的話，那麼使用者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夾雜著某種價值判斷（意圖）。比如，作為新開發的多媒體課件，決不會甘心「差異不顯著」、「沒有效果」之類的說法，而通常會報告「具有效果」或「差異顯著」的結論。於是乎，閱讀報告結果的讀者也不得不以這種價值判斷（意圖）為前提來閱讀論文。讀者如何來甄別真偽，我以為關鍵要看其研究所使用的「表現力——實驗研究」，即從實驗設計到實驗實施過程是否努力保持研究的客觀性和真實性，儘管客觀性本身是不可能的。

　　五、 未來的研究方法

　　教育技術學研究中存在著三個因素，即「教師、學習者、人造物」。這裡的「人造物」是指教育系統、工具、環境、學習課程、教材、傳送系統等等，一般特指圍繞教師的「教」和學生的「學」的環境。對於這些因素中的各個因素，人們的關注程度也隨時代變化而改變。先是「從教師到學習者」這一模式受到重視（教師的權威性）；接著是「利用人造物促進學習」這一模式成為時代的熱點（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強化相倚原理）；現在是「以學習者為中心」、「學習的共同體以及在這一共同體中的交互作用」又成了時代的主流，並且開始趨向重視學習者的經歷（教授學習中的建構主義）。

　　這種趨向儘管周而復始地發生著遷徙，但並不是說過去的東西不復存在了。例如，「教師主導」的思想依然在自主學習中存在（何克抗，1998），並在教育實踐中仍有著廣泛的支持。現實中的強化相倚（contingencies of reinforcement）原理在網路教學及各種各樣的遊戲學習中同樣具有生機。程序教學中的StepbyStep的原則在網路課程中，特別是在廣大低齡兒童的自主學習活動中仍然發揮著作用，並得到廣泛的支持。也就是說，這裡不存在理論的正確與否，而是理論在什麼範圍內、什麼條件下有效的問題。一旦這些問題得以澄清，「研究」這一「行為」才具有意義。所以，今後的教育技術學研究，不是對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建構主義、情境主義的取捨做判決，而是探討這一理論適合指導、開發什麼樣的教學？這一教學對學生的哪一種知識的獲取、能力的提高、態度的形成起作用？這才是教育技術學學科研究的方向。同樣，今後的實證研究也不是單純地為驗證假說，而是為發現這一假說在哪一範圍內成立？對教育實踐的哪些方面具有指導作用？要做到這一點，作為目前盛行的實證研究中的誤差項（理論性的）中被排除在外的場所、時間、風俗、文化、環境、歷史、社會等因素必須包含進來，這些誤差項也是建構主義所強調的。 　　可以預測，溝通與交流的研究將會成為教育技術學研究的重點。當然這並不是終點站，這只是一種潮流而已。當然，CAI中的KR信息的反饋等本來就是交流的一種基本類型。人造物研究的著名學者Reeves & Nass在其《為什麼人們把計算機作為人來看待》（2001）一文中提出的「媒體等於現實生活」這一媒體等式說，也是如此。如果果真如此的話，教育技術學中的「開發研究」就不應僅僅局限於人造物的研發上；如果不是這樣的話，就只好設計人造物與學習者之間的溝通，為此就需要包括質的研究法在內的新的研究法。那樣的話，目前的抽象化的假說驗證這一手法就顯得力不從心了，而急需「探索→發現→開發」這樣一種研究模式。日本心理學家田中敏開發的「一個年級的實驗計劃法」便是這種模式的典型。篇幅所限筆者不作贅述。 　　現在我們再重新回到有關質的研究法這一話題上。本來，質的研究法是「一個為了超越假說驗證（實證主義）的一種研究法」。根據格根的預測，後現代心理學中的記述方法也許是一個多元化的形式，即本人的觀察、研究者的觀察、各種各樣的統計數據、視頻信息、某種作業行為等等這些東西的組合。那麼，筆者認為教育技術學中的記述方法也同樣可以遵循這一原則。因此，在今後乃至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教育技術學研究的構造也許是這樣一種形態：即教育技術學研究的有用性、價值（能否「得道多助」）取決於嚴密的實證性研究程序所獲得的數據、和質的數據等眾多數據的表現力，以及有無修飾這一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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