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歷史進程加速時一個知識分子的選擇

「這種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是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

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這樣寫道。這句振聾發聵的判語一直告誡著我。

文藝復興以來，西方人逐漸淡漠了對上帝的景仰，卻日益滋長起「與上帝並駕齊驅的普羅米修斯式」的野心，這種「救世」的野心，如阿隆所言，後來成為了極權主義的思想根源之一，至今仍以「救人於水火」的名義生生不息。

自從讀完《知識分子的鴉片》，我就喜歡上了了雷蒙·阿隆，而不是他的 「小同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薩特。儘管薩特因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及與中國政治的關係在中國的名聲早就如日中天，儘管我讀薩特的作品要遠遠早於雷蒙·阿隆——那個時候正是《存在與虛無》在青年學生中大行其道的時候，1988年，我大學三年級時的學年論文主題，就與存在主義有關，如今我已完全想不起來當年自己是如何在論文里胡謅的。

因為喜歡，所以這些年，我儘力搜羅國內出版的雷蒙·阿隆的作品，諸如《想像的馬克思主義：從一個神聖家族到另一個神聖家族》《介入的旁觀者：雷蒙·阿隆訪談錄》《歷史講演錄》《論自由》等。這些作品中的部分，除了專業讀者外，恐怕很少會有人再去閱讀。當然，我也讀別人寫的雷蒙·阿隆，比如托尼·朱特筆下的雷蒙·阿隆。

「我相信，我已說出了基本事實。」作為20世紀法國最為傑出以及重要的知識分子之一——艾倫·布魯姆稱雷蒙·阿隆為「最後一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身兼社會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政論家、記者於一身的他，在臨終前幾分鐘留下同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告別。

1977年，在準備離開《費加羅報》的前一天，阿隆突發心梗，瞬間喪失說話和寫字能力。雖然一天過後便部分恢復，但阿隆說，「從那時起，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為每天都出現在眼前的東西」。

這種時不我待的迫切感，讓阿隆「渴望不受拘束地回憶自己的往事，這並非出於自覺的動機，而是出於一種本能的意願」。

中國人言人之將死，其言亦善。中國人喜歡用善惡的概念，其實，可能應該是更真，是真話。所以，《雷蒙·阿隆回憶錄》中，阿隆對他一生所經歷的20世紀最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追溯和辨析——而不全是辯護，它們幫助我們一起完整勾勒起了阿隆這個既能寫象牙塔里的學術著作，又積极參与現實政治（不僅與阿隆與戴高樂、基辛格、德斯坦、特魯多等政治家過往甚密，對重大歷史事件也堅持自己的獨立立場，哪怕與朋友為敵）的「介入的旁觀者」，一個「無限複雜的憂患靈魂」（憂患來自於對現實的關懷）。

《雷蒙·阿隆回憶錄 (增訂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甲骨文 2017年版二

作為法國最為傑出的知識分子和政論家——列維-斯特勞斯稱阿隆為20世紀法國人民的「思想保健師」——在面對20世紀那些重大事件時，阿隆那些與同代知識分子不同的敏銳的觸覺、深刻的思想和堅定的政治立場，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阿隆從小有著極端的自尊心，總是雄心勃勃地盯著班上第一的位置，喜歡學習新的知識，少年時代喜歡閱讀《三個火槍手》《戰爭與和平》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小說，以及從父親的藏書中尋找關於德雷福斯案件的報道以及左拉的《我控訴》等。在中學畢業時接觸到了哲學，在讀哲學班時，阿隆懂得了一條道理：「掌握了思索這個武器，就可以擺脫在生活中的被動性，就能充實、豐富生活，並與大思想家琢磨、切磋。」

進入巴黎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時，阿隆與薩特、尼贊、吉耶等成了同學，並成為朋友；他的老師有當時的著名哲學家萊昂·布倫什維格、阿蘭等。萊昂·布倫什維格是新康德主義者，在高師，阿隆用了一年時間潛心研讀康德的著述，這使他受益匪淺。而阿蘭的和平主義、道德主義、反權力崇拜的觀點也影響了阿隆，但阿隆後來認識到：「只有在政治權威作惡多為善少的情形下，阿蘭的法則才是適用的。一旦我們真正需要反對集體膜拜的禍患了，誰都用不上。」當然，他也研習笛亞里斯多德、笛卡爾、盧梭、馬克思、孔德、普魯斯特等人的作品。年輕的阿隆一度還是馬克思主義者。對康德的研讀，讓阿隆認識到，「儘可能老老實實地理解和認識我們的時代，永志勿忘自己知識的局限性；自我要從現時中超脫出來，但又不能滿足當個旁觀者」。

阿隆1930年代初到德國科隆大學當助教，他既讀資本論胡塞爾海德格爾曼海姆塗爾乾的作品——現象學使阿隆跳出了新康德主義，而薩特也是通過阿隆才知道胡塞爾的——也讀李凱爾特和馬克斯·韋伯。

但是，「閱讀馬克斯·韋伯的書，我逐漸意識到韋伯學說的偉大，同時發現自己已同韋伯存在一種心意相通……1932年和1933年，我首次覺察出良心的交鋒和懷抱的希望，這都是一個社會學家兼哲學家啟發我的」「社會現實的內在意義和呼之欲出的政治關懷，是我親附馬克斯·韋伯的兩條理由，另外還有一條理由是，他關心社會科學或人文科學專用的認識論」。

1931年和1932年，阿隆常常捫心自問：漫無邊際的閱讀，是否分散了精力？後來回到法國，阿隆才覺得學到了不少東西。1979年，阿隆獲得歌德獎時，頒獎者在致賀詞是說阿隆：「德國是我的命運」，阿隆認為沒錯。

當然，像修昔底德、帕累托、克勞塞維茨等人的作品，同樣深深影響了阿隆。

雷蒙·阿隆（1905－1983）三

在《回憶錄》的尾聲，阿隆回憶，雖然自己受到德國文化的熏陶，後來又受盎格魯-美國人重視分析的影響，但是「這些因素並沒有使我背離法國」。阿隆被視為繼孟德斯鳩與托克維爾後法國最偉大的社會學家。終其一生，阿隆都是現實主義者，不僅為法國的利益而努力，也一直捍衛著法國人文精神的遺產，也是人類精神的共同遺產：理性與自由。

阿隆一生經歷了20世紀諸多大事，殘酷的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不同陣營的對峙冷戰，等等。一戰時他尚年幼。在德國遊學時，當別人對德國社會的變化不以為然的時候，他卻敏銳地感到了可怕的變化來臨：「最使我震動的是，納粹掌權後幾個星期，人們幾乎不覺得歷史上發生了大事情。成百萬柏林人一點兒也瞧不出新東西。可兆頭跡象卻不是沒有：僅僅三天功夫，都城裡大街小巷全都是穿制服的人……」

在《歷史意識的維度》一書中阿隆寫道：「我曾在德國經歷了1933年那幾個悲壯的月份，一周接著一周，柏林的街道不斷被棕色制服所佔領，那些半個世紀以來為文明的社會主義投票的工人似乎神奇地消失了，一個奧地利下士嘶啞的嚎叫，在所有高音喇叭中發出迴響，淹沒了繼承著一個偉大傳統的文化人的聲音。」 1933年，身處德國風暴中心的阿隆徹底打破對和平的幻覺,「1月31日之後，尤其是納粹火燒國會大廈後，我就有一種氣數將盡之感，覺得歷史在動，而且短期內勢不可擋。」（《介入的旁觀者》）

媒體是阿隆離開學校後最初介入社會的公共平台。二戰爆發後，阿隆參加了法軍，當了一名氣象兵，戰敗後他渡海到了英國，雖然沒能當上希望的坦克兵，卻在倫敦辦起了刊物，為自由法國而戰，這也奠定了他作為政論家最初的基礎。

戰爭結束後，回到巴黎的阿隆先是加入了《戰鬥報》（加繆也在這家報社），1947年《戰鬥報》被喊停後又加入了《費加羅報》，最後加入《快報》。

二戰結束後冷戰開始，戰前對於蘇聯制度的爭論以及戰後冷戰對知識階層的影響，阿隆也深度捲入了法國思想界的爭執。而《知識分子的鴉片》的出版，就是在這種爭論的成果，也是一份經受了歷史檢驗的答卷。

阿隆重回高校後，繼續保持著自己的獨立的立場。在學術探討之外，他更迫切的關懷在於現實政治，即如他所說的受韋伯的影響：1957年阿隆擁護阿爾及利亞獨立，1967年「六日戰爭」期間阿隆與以色列站在一起，1968年阿隆反對學生運動帶來的社會分裂……

在一個接一個的重大政治事件面前，阿隆沒有幻想，更不抒情，而是面對嚴酷的事實，站在政治現實主義的立場，以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深度，通過在媒體撰文，對每一件重大事情都堅定地表達自己的立場，從來沒有向巴黎流行的思潮妥協過也沒被裹挾過，沒有首鼠兩端，也沒有什麼政治正確，也毫不在意同代人乃至朋友的意見和立場——最著名的分道揚鑣，就是與他的「小同學」薩特的決裂。

直到1979年，薩特在別人的攙扶下兩個曾經的老朋友才重新有機會坐到一起——忠於自己對社會負責任會付出代價，阿隆並非不知道。「他們孤立無援，他們的影響（至少在平生大多數時間裡）減弱了，他們在國內的聲望很少能與在國外友人和擁躉中的聲望相比。他們畢其一生，經常感受到這個國家所要求的政治與思想相一致的壓力，卻甘願在政界、公眾、左翼同僚或知識分子同儕中充當不受歡迎的人。」（托尼·朱特）

即使站在了時代流行思潮和大多數知識分子的對立面，阿隆仍有勇氣忠於自己，「我自以為對自己是忠實的」，「忠於我自己，忠於我的理念，忠於我的價值觀和我的哲學。」這是因為阿隆有「對人類崇高的信念和深沉的愛」。（托多洛夫）

正如托尼·朱特指出的，阿隆認為，在一個自由社會中，抵制、拒絕溫和適度的主張以及政府的各種職能，恰恰在為不適度的東西掃清道路。極權主義帶給我們的教訓，簡言之，就是要看到秩序及依法實施權威的重要性——這並非是對自由的可恥讓步，也不是一種更高級的自由所需的條件；而僅僅是保護那些已得之物的最佳方法。（《責任的重負》）

阿隆與基辛格成為朋友，是其作為現實主義者傑出的政治分析家的另一種表現。基辛格曾說，「沒有雷蒙·阿隆，世界將更孤獨，也更空虛。」這是現實主義政治分析家之間的惺惺相惜。

阿隆也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他持著哲學家的信仰，對事物持懷疑態度，而不是否定態度，他沒有忘記自己知識的局限性，只是老老實實地理解自己的時代，所以，沒有沉陷在過去的錯誤里。「我相信，我始終站在善的一邊。我對希特勒沒有幻想，我對斯大林也沒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國可以通過法屬阿爾及利亞實現自我革新。所有這一切，都是對我的厚待。」

薩特（左）與阿隆，1979四

托尼·朱特曾委婉地惋惜阿隆一生花費大量精力與人論戰：「在知識分子圈當中，阿隆那樣真正的自由派思想家將他們巨大的天賦過多地耗費於一遍又一遍地指出他者的錯誤和過失----雷蒙·阿隆最有趣及最有影響力的作品中一部分（如《知識分子的鴉片》）便出自對其對手（包括昔日好友薩特）觀點的回應。這是一項有意義的事業，但是顯然，這幾乎是一種次要的、屈尊的事。雷蒙·阿隆的自由主義在延誤了差不多30年後，最終在其自耕地上繁榮興盛。」（《未竟的往昔》）

阿隆對法國知識分子及其學生追隨者的批評，一方面來自他眼裡的政治不負責任，另一方面也是基於他們的哲學或道德謬誤——「即在公共生活的各種領域裡，忽視或擯棄知識、道德或政治上的責任的傾向」，阿隆由此認為，「他們的罪過不僅在於狂妄放縱，還有思想智識上的瀆職。觀察家、評論家、介入政治的思想者，他們的首要任務應該是按照世界本來的面目去理解它」。

正是在現實的論戰中，阿隆的睿見表明這個現實主義的知識分子，站在了時間一邊。他一生不遺餘力捍衛了理性與自由的價值，這是啟蒙的遺產。

「我們希望知道出於什麼理由我們做出了決定，然而我們發現我們做出了決定卻沒有理由，甚至違背了所有理由。然而，在某些情況下，這恰恰是最好的理由。因為已經完成的行動，符合我們的全部心情，符合我們的思想和追求……總之，符合對幸福和榮譽的個人看法。」1977年，雷蒙·阿隆從《費加羅報》退出後，引用貝格松的話回答了友人絮費爾為什麼離開的質疑。

「與盲目狂熱和玩世不恭相反，最好的解劑是保持理性。」尼古拉·巴弗雷，阿隆的傳記作者在《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時代》中寫道。

阿隆是一位秉持啟蒙思想的人。「與其說他要激勵人心，不如說他要啟蒙思想。而且，他所帶來的光明，不是一閃而過的閃電，而是不斷點燃蠟燭時發出的閃爍光芒。」托多洛夫在為《回憶錄》寫的前言中這樣誇獎阿隆。阿隆完全配得上這樣的盛譽。

2017年12月，在《新京報書·評周刊》與騰訊文化聯合舉辦的《新京報·書評周刊》年度好書評選時，我強烈推薦了社科文獻出版社最新版本的《雷蒙·阿隆回憶錄》。這是我在2017年最期待的一本書，儘管它在國內並非第一次出版，此前三聯書店和新星出版社都有出過。但是，除了舊版已很難買到外，在我心中，這個時候出版增補版的《雷蒙·阿隆回憶錄》，是有著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的，它的意義在於，當下性。阿隆及其反對者和過去的20世紀，已經從不同角度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作出了鏡鑒。

在歷史再度面臨大轉折的時候，「知識分子的角色和倫理不在於對集體衝動阿諛奉承，也不在於激化仇恨和不滿或鼓勵人們訴諸武力，他們應該為了平息緊張和衝突而去幫助闡明現代性的困境」。

「我們能在這本書里，找到一種知識分子的姿態和公民情操」， 在歷史加速的關鍵時刻，像雷蒙·阿隆，「我們必須投入自由的事業」，「捍衛自由與理性。」巴弗雷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