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本中的「阿Q」應該往哪兒「請」?
(2010-10-29 08:33:19)
前一陣子,「魯迅作品大撤退」的消息在網路上引起軒然大波,被傳從中學語文教材中刪除的作品有《葯》、《紀念劉和珍君》和《阿Q正傳》等。不過很快就有人指出,「魯迅撤退」是個「偽話題」,因為教材中的魯迅還在,只是有幾篇從「必讀」轉為「選讀」而已。
說到魯迅,我備感親切。小時候,家裡有一大箱書,是父親的一個朋友寄存的。其中有幾本民國版的魯迅著作,素潔的封面、簡約的裝幀,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版權頁浮貼的一小塊宣紙,上撳一方朱紅的魯迅名章——那應是最早的圖書防偽標誌了。
只是那時自己年紀小,對於繁體字、豎排版頗為敬畏,胡亂翻幾頁,總也不能認真看下去。不過像《阿Q正傳》、《狂人日記》等題目,那時就已有了印象。可惜文革浩劫,幾本魯迅著作也連同「封資修」一併投進火堆,紅衛兵的理由是書末印有「中華民國」字樣——儘管魯迅是文革中唯一未受批判的老作家。
以後下鄉插隊、回城教書,開始閱讀魯迅,崇拜魯迅。幾篇收入課本的作品讀了又讀,教了又教,難說倒背如流,卻也滾瓜爛熟。再後來在中文系課堂上聆聽教授解析魯迅,理解愈深、崇敬益甚。對《阿Q正傳》一篇尤加關注,寫文章動不動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就是「國民劣根性」……自己也時時注意潛意識中的那個阿Q,警惕其復活、膨脹……
幾十年過去了,不覺跨越「知命」、漸過「耳順」,再讀《阿Q正傳》,竟生出一點抵觸情緒來——中國人真的如此不堪嗎?一篇「稗官小說」,能否便給一個有著幾億人口的民族定性?這個民族號稱有著五千年文明(至少有三千年是有文字記錄的),真的可以由一個頭上長癩、胸無點墨、心智不全的流浪漢所代表嗎?
魯迅的偉大,即在於擅長獨立思考、富於批判精神。讓我們也「獨立思考」一番——其實細想之下,阿Q一切可笑可鄙的言行,無非體現了一個底層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在相對富裕的江南,這個無家無業的流蕩農民寄居在不花錢的土谷祠,靠出賣勞動力吃飯,衣食粗足,所欠者,一是女人,二是尊重。
然而老爺們可以「娶小」,年近「而立」的阿Q卻因不適宜地表達了一回正常生理需求(要與吳媽「睏覺」)而被攆出未庄。他也有受人關注及尊重的需求,然而趙太爺不許他攀親,假洋鬼子又不准他「革命」;只有從城裡「衣錦還鄉」、成為疑似罪犯後,他才得到未莊上下的一點敬畏!
阿Q最令人非笑的「精神勝利法」其實也不是他的專利,那是世人一種普遍的心理活動,中國人如此,外國人也不例外。也正是靠著這個,人才能在心理受傷時實現自我平衡,才能在逆境中熬過最難堪的一刻而不至於發瘋或垮掉——只是作者將其放到一個有著 「智障」傾向的小人物身上,又使用了冷嘲和誇張等手法,結果讓人們笑了將近一個世紀。
但問題是,一個智障患者的病態性格,真的便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根性」嗎?近讀作家兼文化學者阿城的一篇短文《盲點》,文中觀點令我擊節!他在解讀地主階級時說:「這個階層,源源不絕地供應出讀書人,繼承接續著中國文化命脈。歷來強調的耕讀世家,才產生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國民性。只有恆產階層,才會堅持仁義禮智信,撐國族於不倒。阿Q莫名其妙地被解讀為國民性,實在是自己侮辱自己。」(文章刊於人民日報主辦的《文史參考》,2010年9月號[下])
不錯,把阿Q解讀為我們的國民性,實在有些莫名其妙!他房無一間,地無一壟,既無家庭,也就缺乏責任感。他甚至不能代表一般的農民,他所代表的只是一群帶有「盲流」性質的赤貧階層。這個階層是社會變動(不管是變革還是變亂)的渴望者,總希望有一天殺來一群「白盔白甲」的「革命黨」,將老爺、舉人的家財劫掠一空、自己也乘機占些便宜;在他眼熱的浮財中,自然少不了那張讓他想若非非的「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這與若干年後發生的「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的農民運動情景,倒是有幾分相像。
《阿Q正傳》作於1921年,生不逢時的阿Q在小說中糊裡糊塗地自認劫匪(革命黨?)而遭到槍決。假如故事晚發生幾年,讓阿Q剛好趕上如火如荼的農民運動,他的結局很可能是另一個樣兒:在未庄,苦大仇深的阿Q無疑是農運的依靠對象和積極分子,若受到組織上的培養,再學一點文化,人格受到尊重的他很可能脫離蒙昧境界,心智恢復健全,成為革命洪流中的一員。
當然,如果僅僅依賴其「天然的覺悟」而疏於教育,阿Q這種人也是很危險的。至少他有著搶劫偷盜的前科,還曾佔小尼姑的便宜,在「生活作風」上很難為他打保票!——不過無論如何,阿Q代表不了中國文化卻是肯定的,因為他根本沒文化!無論他幹了好事還是壞事,賬都絕對算不到傳統文化的頭上。
有研究表明,魯迅對中國「國民性」的認識和判斷,很可能受美國人史密斯《中國人的素質》的影響。該書是一位傳教士站在西方文化立場對中國人的觀察與判斷,在貌似客觀的描寫中,難免有著基於文化不同而產生的疏離與偏頗。不過魯迅的態度是清醒的,他在雜文《「立此存照」(三)》中寫道:「我至今還在希望有人譯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氣質》(即《中國人的素質》)來。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得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1936年10月5日《且介亭雜文附集》)
魯迅應當讀過該書的日文版,《阿Q正傳》的創作,應即與這種影響有關。不過小說非論文,以文學形式來表達一種深刻思想,總歸有其模糊性,理解起來也難免產生歧異。其實就是魯迅自己,也未明言阿Q的性格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性格。看來時過90年,如何正確解讀這篇小說,也還沒有標準答案。
有一點很有意思,《阿Q正傳》在所有魯迅作品中被置於很高的地位,由此造成兩大奇觀:一是,這樣一篇有著「污衊貧僱農」之嫌的小說居然在高倡「階級鬥爭」的時代躲過批判,實在令人匪夷所思。二是,這樣一篇長達三萬字的中篇小說,居然能不加刪節地佔據著語文課本的寶貴篇幅,教材編選者對它的重視及禮遇,也是其他作品無法比擬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今後我們的教師該如何解析此篇?依然延續幾十年一貫的評價、大談「國民劣根性」嗎?在遠離了「五四」狂潮的今天,我們是否應當更冷靜地對待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帶著理性、帶著自尊、帶著理解和寬容,平允公正地評價我們的祖先和自身?一個孩子剛上高中就被灌輸了「我們這個民族有劣根」的不實評價,難怪今天很多人談起傳統就深惡痛絕、恨不能跟祖宗一刀兩斷!
基於以上原因,我認為類似《阿Q正傳》這樣內涵豐富的篇目,也許還是放到「選讀」課本中為好,給師生以更寬鬆的解讀環境,啟發大家從各種角度獨立思考、各抒己見,不劃杠杠、不強作解人——如果我們的語文教材已經這樣做了,我舉雙手擁護這樣的明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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