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經熊先生的一些隨想

某一次，趙柏田問我，當下中國的法學家，是否有人能在國際領域享有一席之地，如民國時期的——我知道，他要舉吳經熊先生為例。或許，偌大的中國，只有吳氏一個充分的例證。這愈加令人悲哀。對柏田兄的問題，我前後思量，最終卻搖頭：沒有，當下並無一人能夠再現那種一劍光寒四十州的奪目輝煌。在弱冠之年與溫德爾?霍姆斯大法官坐而論道；出入20世紀最偉大的法學宗師羅斯科?龐德門下；在28歲的年紀以「東吳大學最優秀的畢業生」的名義擔任該校的法學院院長，兩年以後，接受美國哈佛大學與西北大學的邀請出國講學，成為中國受聘哈佛任教的第一人，又是繼劍橋大學霍茲沃思教授和國際法院波特曼法官之後，擔任西北大學羅森泰（Julius Rosenthal）講座教授的第三人；及至壯年，學而優則仕，由在野的法學家搖身為在朝的立法者，起草享譽後世的「五五憲草」。對照當下——當下的景況是否比民國初年還要惡劣呢？或是天才如羚羊掛角，已無跡可尋？鬼知道。 讀陳夏紅兄惠賜的大著《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讀到寫吳氏的《「作為一個中國人」——吳經熊的學術及人生》，再次照亮了我的記憶。我以前只知吳氏是寧波鄞縣人（具體地址待考），卻不知他曾求學於著名的效實中學。這所學校至今仍然是寧波最好的中學之一。如果晚間無事，我從住處安步當車緩緩走過去，大概十分鐘的路程，差似與天一閣的距離。吳氏在1937年皈依天主教，從而退出民國法學界，可謂世所共知，不曾想，他在1917年就是一名基督徒。那麼這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從新教到天主教——是何等崎嶇，還有待後人的挖掘。 我寫中國近現代憲政史論，在民國一塊，重點評判的是張君勱與蕭公權等人，並沒有太過注意吳經熊。此前雖草草翻閱他的論文，卻不求甚解（據說清華版《法律哲學研究》所收錄的論文還不及吳氏精華作品的五分之一），反倒對他的八卦逸事更感冒。這次拜讀完夏紅兄的文章，方才衍生對吳氏的濃厚興趣。對於一些先賢，你必須低下頭顱。想一下，那個初出茅廬，冒昧給霍姆斯法官寫信的寧波青年，他的一篇論文讓作為法律領地之泰山北斗的霍氏「覺得我是對一個見識淵博的學者對話」。後來的霍氏一直珍視這位來自遠東的客人，就像珍視本傑明?卡多佐大法官一樣。而那一年，吳經熊才22歲。他對霍姆斯說：「作為一個中國人，我要拯救我的國家，啟蒙我的民眾，振奮我的民族，使中華文明跟上時代的步伐。」三年以後，「近世中國法學史上佔有重要席位的兩員，錢端升和吳經熊，同年自美歸國，一哈佛而清華，一密州而東吳，南北佈道，蔚為象徵。」在歸國前夕，吳氏預言：「本世紀將目睹世界最古老國家的再生，一個中西聯姻的嬰兒的誕生，我將在這場光榮的運動中發揮自己的作用。」 吳經熊在1937年底皈依天主教，「演繹出近世中國法學史上的一樁名案」——許章潤先生的這一評判並不算過譽。正如古龍小說《三少爺的劍》中的那句著名台詞：「因為我是謝曉峰。」我們可以說，吳經熊之值得深入關注，正因為他是吳經熊——如他自己所言：「一個偉大靈魂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現，會迫使後人去研究他。」而1937年吳氏的地位是何等顯赫：他不僅是國內第一流的法學家，在國際亦享有相當的聲譽，他一直使用中文與英文同步寫作並出版。更重要的是，作為一個法律人，至上的夢想與至上的榮耀，莫過於成為一個國家的立法者，為生民立法，為萬世立法。在1933年，吳氏就進入國民政府立法院，擔任憲法起草委員會副委員長一職，且能行使委員長的實權。「吳氏憲草」即在此期間問世。1899年出生的他，那時還不到35歲。誰會料想，四年之後，他投向基督的懷抱，「幾乎盡拋平生所學，與法學徹底分手」？ 他的幼子吳樹德回憶： 「對於中國和生為他那一代的中國人，他在1937年——一個他思慮著作出生命中的轉折的階段——寫道，『精神必定備受煎熬』。他比擬活在中國就如同是在進行著一場永無止息的生死之間的搏鬥。他說，中國『正在瞬息萬變，有時我產生一種奇怪的感覺，自己被旋風裹挾飄搖，雙腳永難踏上堅實的大地。』……在他的青年時期，他的內心之缺乏平和恰是外部世界政治動蕩和文化紛擾的寫照，對此他感同身受。直到皈依耶教，他才重歸安寧，這發生在香港那一年的十二月，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將我從我自己拯救了出來』。」 「在檢視他的生命和作品時——我發現它們是不可分離的——我知道父親堅信他的宗教皈依乃是命定的。讀者將《超越東西方》（按：吳經熊的回憶錄）草草翻閱後就會明白，早在踏入天主教堂之前，他就已經感到他的生命中有一隻引領著他的手，事實上，他感到是偉大的仁慈和對於上帝的同情，引導他進入上帝神聖的心中。他常常表示感激的不僅僅是他發現了上帝，而且是上帝發現了他。——上帝不是發現的對象，否則就是褻神。這也表達了他深深的謙卑。」 其實這一切早有其伏筆，在他的回憶錄中，大約是皈依前不久，他寫道： 我當法官時，常認真地履行我的職責，實際上我也是如此做的。但在我心某處，潛伏著這麼一種意識：我只是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著一個法官的角色。每當我判一個人死刑，都秘密地向他的靈魂祈求，要它原諒我這麼做，我判他的刑只是因為這是我的角色，而非因為這是我的意願。我覺得像彼拉多（Pilate）一樣，並且希望洗乾淨我的手，免得沾上人的血，儘管他也許有罪。唯有完人才夠資格向罪人扔石頭，但完人是沒有的。 ——這樣嚴酷的反省意識，我曾在日常生活之中偶然遇見，但是反省者多半停留於職業倫理的層面（如從事某一工作，必須因遵守世俗規則或潛規則而扭曲自己的良知），尚未上升到人性的純粹高度。而像吳經熊這等智者，用他的兒子的話說，叫「天生虔信之人」，無論干哪一行，最終都可能選擇放棄。因為他置身於世俗的喧囂，卻追求天堂的安寧。這令他永遠處於左右撕扯的身心衝突之中。法官這個職業只是使他直面的矛盾更加劇烈，更加黑白分明，更加被壓抑而透不過氣。他的離棄是必然，落實在法學卻是偶然。皈依基督是本質，與法學絕緣卻是浮華的表象。 所以，對許章潤論吳氏的文章：「當法律不足以慰藉心靈時——從吳經熊的信仰皈依論及法律、法學的品格」，單是這一標題，我就不能太贊同。作為工具的法律，什麼時候具備「慰藉心靈」的靈效？它充其量只是一針強心劑，可以緩解暫時的痛苦，卻不能給予終端的治療。我們經常重複哈羅德?伯爾曼的話：「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裡的「信仰」，僅僅指經驗層次的「信」（習慣）——至多指先驗層次的「信」（理性）——好比「我相信你來自某地」、「我相信你是個好人」，是一個事實判斷或價值判斷，而絕對不是超驗緯度上的「信」。兩者的分別，正在於後一種「信」預設了一個與此世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具有提升力的「場」，它們與你呼吸視聽的現實世界構成了一種永難彌合的張力，你必須信仰，才能超越殘缺的此岸，而飛升到完美的彼岸。這種「慰藉心靈」的力量來自宗教。信仰法律可能是教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卻不能越俎代庖。法律可以沾染宗教的色澤，卻不能僭越宗教的終極功用。一言以蔽之，對法律的信仰與對基督的信仰，在吳經熊身上，決非同一度的事物，前者屬於大地，後者屬於天堂；當然，它們更無法割裂開來，否則吳氏就不必心神錯亂，毅然棄絕曾經視為天職的法學專業。 但是，問題之根源，依然得追溯至吳經熊的法律觀。在他自身，就賦予法律太多的不能承受之重。如他的告白：「作為一個受過古典精神熏陶的人，我怎樣從事法律研究，大概是可笑的。我承認我對法律女神的激情似乎過於離譜的浪漫。我只能以永恆的眼光來審視法律問題。除開法學大師，我還求助於老子、莎士比亞、斯賓諾沙、歌德、惠特曼、威廉?詹姆士等人，以及其他許多的外行人，如孔子、康德和杜威。不知什麼原因，我在法律和音樂這如此不同的東西之間竟發現了許多的相似之處，這一定與我分析能力的欠缺有關才對！對於生命奧跡的意識，象幽靈一樣不斷伴隨著我，即使在判決一個很不重要的案子時，亦是如此。我的小宇宙沐浴在充滿了宇宙感的柔光之中。」 1936年，他出版英文著作《法律的藝術》，發掘法律與音樂、詩歌、繪畫之間的共通之處：「如果法律不是藝術，它就什麼也不是。法律是『人類組織生活』的人造藝術，誠如魏格莫爾（Wigmore）所提示我們的：『法律規則是生活規則。』塞爾蘇斯（Celsus）亦稱，法律是公平與正義的藝術，是利益衡平的藝術。像音樂一樣，正義之美是恰好的比例與有序的排列，它的出現，『擺脫了純粹的個體與偶然，因而提升了它的真實意義。』正義即美，乃因為它應用於人之關係；美即正義，乃因為它適用於現象世界。」——他祈望將真、善、美三大元價值匯聚於法律一體。這比王爾德的想法還要奢侈，王氏只是說：「我沒有什麼太高的要求，只要人間至善，那就夠了！」吳氏卻要求法律至真、至善、至美：法律不是宗教，卻高於宗教。 以如此高遠的理想圖景映照民國年間滿目創痍的司法狀況，他沒有理由不絕望：「無邊的幻覺破滅了，不盡的泡沫爆沒了，對於一切的新異，吾心早已麻木，唯懷戒懼。東風與西風，南風和北風，一齊襲來，彷佛將我撕裂。偶像紛塌，委地成燼，而真正的上主，您在哪裡！童心之我囂囂於新主已至，而諷世之我卻置疑這莫非又是一尊泥塑木雕而已。」——而吳氏的心性並不是十分堅強，他的韌勁遠不如同時代的胡適。在他感覺懦弱的時候，萌生於1917年的宗教情結適時復甦。就像西方的「再洗禮派」一樣，他再度走入基督教的窄門。只是與二十年前不同，他由新教改宗天主教。至於這一轉折的原由，我說不上來，尤其是他的兒子的一段回憶，更讓我難以索解： 「在閱讀和沉思他的一生時，我為這樣的事實而感動：儘管在各方面他都完全是一個中國人，但是與他的諸多同胞不同，父親既不相信命運或者機會，亦非如同上個世紀早期的「五四運動」以還的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一般，絕然相信理性主義，將它奉若神明。而且，不同於西方的大多數猶太人和天主教徒基本上將上帝視為父親——有時候甚至是一位不可親近、相當權威主義的父親，家父可能由於其特異的心理特性，其所預期、追尋和找到的上帝卻是一位充滿愛意、同情心和寬大仁慈的母親。」——按理說，天主教的上帝形象偏於傳統、古板，更似一位「權威主義的父親」。沉陷於戀母心理的吳經熊的改信，卻有些「反其道而行之」。對此，到底該怎麼解釋？請允許我繼續摘錄吳樹德先生的評論： 「他找到的關於上帝可能確乎秉具如此女性氣質的主要線索，可以追溯至釋、道的資料中，特別是在關於道乃『天地源頭』的『神秘女性』這一描述當中。此處不遑辯釋這一有趣的疑問，但應予指出的是，近年來有些學者研讀父親迻為文言的《詩篇》，得出結論說他對於希伯萊語耶和華（Yahweh）——普遍認為他是完全徹底、不折不扣的男性——的解讀，是極為新穎的銳見，透徹闡明了其女性位格甚於男性，因而，是一個更具人性、為普通的信眾和讀者所接近的神。這僅僅是一個虔信的教徒的觀點，還是他靈思煥發，指認耶和華既是我們在『以賽亞書』中所看到的『受難的僕人』，同時並為不朽的《詩篇》第23首的主角，『善良的牧羊人』的形象。如果一切都不是，它至少強烈地提示我們從《舊約》到《新約》，我們所看到的以基督為名的上帝理念的變遷。」 在我看來，這正是吳氏最了不起的地方。他不像某些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之後，就一味攻擊被他們視為腐朽、沒落的中國傳統，似乎不如此便不足以洗清自己浸染的文化污跡。吳氏對西方文化的精深研究自不待言，而他對滋養他成人的東方文化，一直存有感恩之心。他將《詩篇》與《新約》翻譯為文言文，同時將《道德經》與優美的古體詩翻譯為英文。他寫作《正義之源泉：自然法研究》，同時寫作《禪宗的黃金時代》。他沉迷於源自西方的法理學世界而難以自拔，同時卻有極具中國古典文人氣質的《唐詩四季》問世。他既能主講比較神學與關於阿奎那的課程，亦能擔任中國哲學與文學的資深客座教授。他的回憶錄名為「超越中西方」，而田默迪對他的早期法律哲學之詮釋名為「東西方之間的法律哲學」。無論是超越，還是游弋其中，我們都應該同意他的這一觀點——我以為，這是最理性，也是我最能接受的思想姿勢： 「我們既非向東，亦非向西，而是向內；因為在我們的靈魂深處，藏蘊著神聖的本體（Divine Essence），那是我們真正的家園……我們的精神生命是一個不息的旅程，開始於當下，而在天國找到完滿的善終。」 大陸出版的吳氏著作有： 吳經熊、華懋生編：《法學文選》，中國政法大學2003年11月出版； 吳經熊、黃公覺著：《中國制憲史》，上海書店影印「民國叢書」之一； 吳經熊著：《超越東西方》，周偉馳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7月出版； 吳經熊著：《唐詩四季》，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吳經熊著：《法律哲學研究》，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 另有田默迪著：《東西方之間的法律哲學——吳經熊早期法律哲學思想之比較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2006年8月10日於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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