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治平：我們都是在一個「新民」的時代裡面「被新民」

　　編者按：本文系梁治民先生在「新民說」首屆年度文化沙龍（廣西師大出版社主辦）上的發言稿，現經工作人員核校更正，共識網授權發布。

現場資料圖：梁治平

　　梁治平：站在這裡有點奇怪的感覺，按照剛才的上台順序我應該坐在那個位置，結果把我放到這兒。這樣一個題目「新民說」，我覺得專門研究它的人才可以站在這兒，我沒有這種資格，我應該坐在下面。所以這兩層意義上我都站錯了地方。但是既然站在這裡，並且分配給我這樣一個話題，讓我來講15分鐘，我也要仔細想一想我能談一點什麼。儘管是一些體會，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每一個人都跟今天討論的題目有關係。比如在過去的一百年里，中國不光有一個《新民說》，而且有「新民」的運動，今天大家有一個共識，今天我們還面臨同樣的問題。所以我作為一個個體，一個中國人，和各位（不管是什麼樣的年齡），其實我們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我們都是在一個「新民」的時代裡面，我們「被新民」。我們可能因為我們的職業，我們的志向，可能也試圖去「新別人的民」，去做那個「新民」的事情，比如今天我們在這裡討論「新民」的話題。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我們每個人都跟「新民」有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應該回過頭來仔細檢視一下這個概念、這個學說、這個理論、這個實踐--它到底在中國意味著什麼。

　　——「作新民」：中國劃時代的一個命題

　　當年梁啟超先生提出《新民說》的時候，他把「新民」說成是「今日中國之第一急務」，他這樣說應該是表達了當年知識精英的一個共識，包括像法律的制定、新律的引進，以及圍繞變革的很多論辯當中，我們都可以看出這是當時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所謂「作新民」。一個新的文明、新的國家要興起的時候，民眾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實際上這是中國劃時代的一個課題、一個命題。這樣一個命題在「五四」的時候就進一步地深化了，而且留下更多的作品，包括所謂國民性的改造、文化的革命等等，一直延續至今。

　　1）關於民德：人和動物的關係，其實可能是文明最敏感的尺度

　　梁啟超先生講的新民裡面大體說了三項內容：所謂民德、民智、民力。我們看他的論說裡面最核心的是「民德」，民德一方面涉及德性的方面或者說是新道德的方面，另外涉及民力的方面。技術性和道德兩個方面都有涉及。當時民德的狀況是什麼呢？梁啟超先生做了一個表，從春秋、戰國一直到他當時的中國，他做了一個表--民德的升降。那個表讓人一目了然，東漢最高，春秋也不低，到了他那個年代，民德在中國歷史上處於最低的位置上。他當時有一句話，他說當時的民德叫做「惡濁達於極點，諸惡具備」，中國的道德到了那樣一個地步。「民德」的概念比「道德」的概念更廣泛，民德是這麼一個狀況，這是梁啟超先生所謂「今日之中國」。我們當然很自然會聯想到我們今日的中國，110年以後中國的民德又是如何呢？這個世界進行100多年之後，中國新民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我們完全可以套用梁啟超先生當年的話，「惡濁達於極點，諸惡具備」。當然我們做這樣的比較，嚴肅地說，最複雜的各種變數、因素的排比、分析，不是一兩句話就可以做定論的，但是我們每個人都有基本的直覺和判斷，或者我們稍加思索可以提出若干基本理由來支持這樣一個結論。我們看一下今天的中國，在中國的境內，這種不道德、不信任、不信用的狀況至於何種程度。我們在一個完全沒有安全感的國度里，任何東西都可能是致命的，致人傷害的，而傷害的對象，不管你是老人、孩子還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在這樣的環境里。我們的資源、我們的空氣、我們的水，我們人民處在社會生境當中，公正、正義所有這些問題。我們再看一下世界，今天中國人跟任公當年有一個極大的改變，今天中國人似乎很富有，有錢，意味著他可以在全世界各地砍伐別人的樹木、採伐別人的礦藏、殺戮別人的動物。比如昨天我聽到一個人講中國皮毛市場，說中國的皮毛市場現在是全世界加工規模最大的、增長最快的，也是市場本身容量最大的，佔全世界70%以上。我之所以用這樣的例子，一方面是昨天恰好聽到，其實我也想說，在皮毛市場、人和動物之間，最能看到人完全不是處於人所需要的、必需的一種狀態，而完全是一種矯飾的、一種身份的、一種額外的享樂所需要的消費需求，而對動物殺戮。當然你可以說，中國社會這麼多問題，你幹嗎用這樣的例子？我想說用這樣的例子更能說明問題--人和動物的關係，其實可能是文明最敏感的尺度。

　　2）民德與國家主義的興起

　　這就是今天的中國，我們可以把梁任公的話搬到今天來用。所以下面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會這樣，今天的中國是如何形成的。當然這個話題太大，我們僅僅看一下今天中國民德的狀況、新民的狀況，來解釋今天現狀如何形成的，我只想提一個線索，就是國家主義的興起。我想用國家主義的興起這樣一個線索來說明這個問題是非常相關的。因為第一，當年梁任公和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就是看到中國的國民不稱為「國民」，而只是「臣民」，所以中國的國家不稱之為「國家」，所以在他們看來，中國要建立新的國家，一個現代的國民、國家，本身這個觀念就要能夠確立，這樣一個機構、一個組織、一個政治共同體就要建立，而這是當年要解決中國內憂外患、民族危亡的一個急務。所以梁任公在他的《新民說》裡面，「公德」之下列的第一個就是國家思想，把它排在第一位，當時很多知識分子也都是為當年那個國家主義的成立奔走吶喊，做了很多事情。當年很多法律也是為此而推動的，或者說來證立的。

　　這個國家主義在當年當然有很多正當性理由，但是這個國家主義經歷這一百年，在「文革」期間，可以說是達於極點。怎麼說它達於極點呢？當年楊度先生在為新刑法做說明的時候，曾經「一語激起千層浪」，他說，新的刑法要確立國家主義。他所針對的舊刑法是家族主義，而國家主義和家族主義二者不能相立。國家主義的含義是什麼？簡單用一句話來說，叫做「必使國民直接於國家」。在他看來，所有的舊道德之下的孝子賢孫，舊道德的楷模，個個都是貪官污吏，這也是梁任公先生講「公德」和「私德」裡面涉及的問題，這是當事人的共識。那「必使國民直接於國家」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要造就一個強大的、現代化的、有效率的、理性的國家機構、現代政治共同體；另一方面，國民一個一個要效忠於國家，他們知道除了個人之外還有國家，而不止是宗族、家族，要把他們效忠的對象從過去的家族、宗族、鄉里轉移到國家身上，這是當年這代知識分子想要做的事情。這一百年里這件事情做成了，而且非常的成功，所以我剛才講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們可以看到最極端的一種表現方式，這個社會裡面（這是廣義上講的社會，狹義上講的社會領域已經不存在了，就是國家政治制度以外的自主已經不存在了）只有每一個赤裸裸的個人編戶齊民，他們要直接向國家效忠，所有中間的環節，不管是行會、業緣、地緣、血緣，所有的組織全部抹殺，當然這中間經歷一百年的社會革命、政治革命，刀、劍、血。社會組織完全破壞掉了。

　　這個時候，我們看到「文革」期間，連親情、友情、愛情也必須讓位給階級感情、國家感情、對黨的感情、對偉大領袖的感情。所以我們看所有的樣板戲裡面，女的都沒有家，男的也差不多，如果有也是過去有，到舞台上都沒有，不管是《紅燈記》、《沙家浜》、《紅色娘子軍》。文藝研究者、批評者發現在舞蹈當中，吳青華手捧紅旗眼睛留熱淚，這是情慾的表達，但這種情慾不是對人的，它是對黨的。國家主義到這種程度就登峰造極了。當然過去三十年，這樣的極端形態沒有了，但是看今天中國社會的所有方面，國家主義還是非常強大的。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大家剛才講到傳媒的一些故事，傳媒有很多，除了有些是民間企業之外，還有很多是國家控制的，但是實際上所有社會組織，如果不是在直接控制下，都是被懷疑的，都是被限制的。實際上今天中國社會，我們可以簡單地說，社會非常慘弱，國家很「強大」。這個強大是打引號的，因為如果社會很弱的話，國家能強大嗎？如果真的強大的話，就不需要這麼多維穩費用了。

　　3）私德的「銷匿」：「新民不新」，「私德蕩然」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是，私德沒有了。我們回到《新民說》，梁啟超先生當年講中國一個很大的問題，或者說新民要解決的一個很大問題，就是建立公德。所謂公德和私德是相對而言，而且不是兩個並立的名詞，而是隸屬的一個關係。所謂公德是處理個人和群之間，尤其是與社會、國家這樣一些關係上的道德問題。當然我們在裡面看到，梁啟超的論述裡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有啟發性的地方。非常有意思的是，我們今天的社會，所謂「新民不新」，「私德蕩然」，這兩件事情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廣州的一個「小悅悅事件」，所有路人都是冷漠的，道德旁觀主義、冷漠主義無以復加，誰去伸出援手？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她是「新民」嗎？她經歷了「新民」嗎？不是。順便說一句，剛才我們講國家主義這一百年的路徑，其實就是不斷在造新民的過程。我們不要忽略掉這一點，「新民」在「五四」以後一直是一個主旋律，所以我們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我們樹立雷鋒這樣的榜樣，這個過程從來沒有停止過，但是樹立的結果是：公德沒有了，它完全坍塌了，理想主義的東西坍塌了，它是一個虛偽的東西；而私德又在這樣一個國家主義的凱旋當中蕩然無存，在這個社會解體的過程中蕩然無存。沒有私德支撐的時候這個社會真是非常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