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報：我們願從美好一面理解日本 但須做好準備

　　資料圖：1945年8月15日，重慶《大公報》刊登日本投降的消息，標題冠以從未使用過的特大號字體。

　　資料圖：1945年10月10日，中國戰區華北日軍受降儀式在故宮太和殿廣場舉行。圖為日軍投降代表穿過觀禮人群。當日軍獻刀時，群眾山呼「中國萬歲！中國萬歲！」

　　「朕深鑒於世界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採取非常之措施，以收拾時局，茲告爾等臣民，朕已敕令帝國政府通告美英中蘇四國願接受其聯合公告……」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國民頭一次在廣播中聽到天皇陛下的「玉音」。當天，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向世界宣布《停戰詔書》，表示日本接受中、美、英三國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向同盟國無條件投降。「八一五」，也由此作為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被寫入歷史。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日本戰敗投降，在人類歷史長河中只是一個短暫的瞬間，但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的過程，卻值得人們認真回顧和反思。特別是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不斷否認歷史、美化侵略的言行，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切，日本政府必須回應的問題是，軍國主義是否會在日本復活，日本是否會重蹈歷史覆轍？

　　「強兵－擴張－富國」理念與軍國主義路線

　　1853年7月8日，在沉沉夜色的掩護下，由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馬特修·卡爾伯萊斯·佩里率領的一支由4艘蒸氣船組成的艦隊，闖進日本江戶灣浦賀港。面對漆黑的船身和巍聳的重炮，睡夢中驚醒的日本人駭然了。平靜的江戶城變得一片混亂。日本學者後來如是描述當時的情景：「一犬吠實，萬犬傳虛。四艘五百兵之美國人，至江戶市則傳為十艘五千兵。及至京都，更盛傳軍艦百艘，士兵十萬……喧喧擾擾，浮說百出，人心紛亂，恰如鼎沸。」

　　驚慌失措的日本幕府不得不屈服。此後十餘年間，日本先後與美、俄、法、荷等國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日本國門就此洞開，其長達兩百餘年的「閉關鎖國」時代宣告結束。

　　武力敲開了日本國門，但帶給日本的卻不僅僅是創痛。面對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日本不得不對未來作出戰略抉擇：就此沉淪，成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還是勵精圖治，效仿西方列強，走資本主義之路？

　　在日本政治家和思想家們看來，西方列強東侵，對日本而言與其說是災禍，不如說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他們注意到，西方列強的殖民擴張，關鍵在於擁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這與日本統治階級頭腦中長期以來形成的「強兵－擴張－富國」的傳統理念和安全觀可謂一拍即合，以至於林子平、佐藤信淵、會澤正志齋、福澤諭吉、吉田松陰等思想界代表人物眾口一詞主張「急修武備」，「以和好牽制二虜(指美、俄)，乘隙實行富國強兵」，則「將無往而不勝」。這些主張成為日本日後大張國勢、對外擴張的基本路線。

　　1868年1月3日，天皇發布「王政復古大號令」，宣布廢除幕府，一切權力重歸天皇，由此開啟了「明治維新」的進程。這場日本近代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使日本免於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並順利完成了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成為擁有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資本主義國家。

　　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提出了「富國強兵」口號，不過，由於改革不徹底，這一政策導致了對內實行軍事警察專制和對外實行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體制的建立。簡單地說，「富國強兵」，「強兵」是為了「富國」，但「富國」的方式，則是效仿西方列強，對外推行殖民政策，以武力尋求「物產」和「富源」。換言之，「富」的是資產階級的「國」，「強」的是軍國主義的「兵」。

　　隨著日本近代化進程的節節推進，西方列強帶給日本的半殖民地危機逐漸解除，日本開始走上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所謂的「富國強兵」，很快演變為一條赤裸裸的軍國主義路線，即一切政治和經濟活動首先必須服從軍備，整飭軍備和對外擴張是國家的最高目的，一切政策都必須服從和服務於這一目的。歷史證明，近代日本社會的資本積累，與其對外侵略、擴張及掠奪是分不開的。

　　「大陸政策」與侵略擴張

　　日本是一個面積狹小的島國，其對外侵略擴張的思想確定下來之後，下一步就是要找准擴張的方向。自然而然地，日本將目光瞄準了亞洲大陸，「大陸政策」應運而生。

　　「大陸政策」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16世紀後期豐臣秀吉統治時期。其時，豐臣秀吉處心積慮地企圖通過武力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帝國，為此曾兩度發兵朝鮮。儘管豐臣秀吉的圖謀未能得逞，但他的衣缽卻為後來的日本統治者及部分思想家所繼承。尤其到幕府末期，當日本面臨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時，一些人便在謀求「富國強兵」、解決民族危機的過程中，產生了「失之於歐美，取之於鄰國」的思想。這一思想，對明治政府的重臣元老山縣有朋、木戶孝允、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產生了重大影響。1868年發表的《天皇御筆信》，稱要「繼承列祖列宗之偉業」，「開拓萬里波濤」，使「國威佈於四方」。一言以蔽之，就是日本要用武力征服世界。

　　「大陸政策」的核心內容，就是以武力向亞洲大陸乃至世界擴張。具體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征服中國台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第三步征服中國滿蒙(東北和內蒙古地區)，第四步征服中國內陸，第五步征服全世界。這一政策實際上成為從明治時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歷史時期日本的基本國策。

　　1890年12月，山縣有朋就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在發表施政演說時，山縣提出要「發展國力」和「伸張國勢」，明確闡述了他的「主權線」和「利益線」理論，並將此作為其政府的「施政綱領」。山縣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是：日本本國疆域系「主權線」，而「與我國(指日本)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的地區」，則被其視作「利益線」。他強調，在群雄爭霸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否則，就「不可望成為完全獨立之國家」。山縣講的「利益線」，實際上就是指的亞洲大陸。

　　山縣有朋「亞洲大陸擴張論」的出台，標誌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侵略擴張思想——「大陸政策」的完全形成。從此以後，日本開始了其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窮兵黷武、侵略擴張、野蠻肆虐亞洲的罪惡歷史。

　　東方會議與侵華戰爭

　　在「大陸政策」的指引下，日本先後發動了甲午戰爭與日俄戰爭。戰爭的勝利，為日本政府繼續推行對外擴張戰略注入了一支強心劑。

　　在日本侵華戰爭史上，田中義一是一個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正是他在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以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名義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決定日本對華政策的東方會議。

　　作為日本政府策劃侵略擴張計劃的核心人物之一，田中義一早在日俄戰爭結束後不久，就在一篇題為《隨感雜錄》的文章中主張，日本的軍事戰略應服從於國家戰略，「使日本擺脫島國境遇，成為大陸國家，以充分伸張國勢」。他提出，要在維護日英同盟的基礎上，以俄國和中國為第一、第二假想敵國來制定軍事戰略。他的理論是，俄國和中國一旦強大起來，必然會對日本報「一箭之仇」，屆時滿洲將成為矛盾的焦點，日本甚至要做好同時與俄國和中國開戰的軍事準備。

　　田中義一的這些思想對當時日本政府制定國防方針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此後，儘管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日美矛盾上升，擴大海軍和南進的主張抬頭，但田中義一等人主張向大陸擴張的論調在日本統治集團中始終佔據主導地位。

　　在東方會議上，田中義一積極支持外務省政務次官森格等人的激進主張，策劃把所謂「滿蒙」地區從中國分割開來。在會議閉幕時，田中義一以「訓示」的形式提出了《對支(華)政策綱領》。「綱領」共有8條，其中1－5條主要是針對「中國本土」的對策，6－8條則是針對「滿蒙」問題的對策。其中的核心內容是將分離「滿蒙」與「中國本土」作為最高國策，對中國內部事務實行武力干涉，在中國扶植親日政權等。無疑，這實際上就是田中內閣的侵華宣言書。

　　這一「綱領」明顯反映出當時日本政府以中國東北地區為據點、進而向亞洲大陸擴張的主張。日本有了朝鮮這塊侵犯大陸的跳板還不夠，還要把中國東北從中國主體上肢解出去，變成進一步擴大侵略的根據地。在此基礎上，北向蘇聯貝加爾湖以東，南向中國華北以至華中、華南和印度支那擴張。可以說，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利益線」，這是日本政府在制定國家戰略時最根本的考慮。

　　據史料記載，田中義一在東方會議後曾向天皇秘密上呈了一份題為《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的文件，史稱「田中奏摺」。其中所提出的「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全球稱霸戰略，與田中義一的上述《政策綱領》完全吻合，此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步驟也正是按照這一戰略而展開的。可以說，這份文件體現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擴張戰略理論的核心內容。

　　「島國根性」與極端民族主義

　　人們常常發問，為什麼日本這樣一個島國，在近代「不間斷地從戰爭走向戰爭」，屢屢成為發動侵略戰爭的策源地？箇中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僅從地理和民族性傳統的角度考察，其最原始、最直接的根源就在於日本統治階級的「島國根性」。

　　自古以來，日本就存在著兩種「島國根性」。一種存在於廣大日本國民之中，優點表現為勤勞、頑強、謙恭、易於滿足等，不足則表現為自卑、小氣、服從等。然而，「久卧者思起，久蟄者思啟」。這種民族性在統治階級身上發生了畸變，走向另一個極端，自卑畸變為狂傲自大，小氣則流變為褊狹固執，最終發展成為極端民族主義。

　　日本極端民族主義的核心要義，一是「皇國論」，即宣揚天皇是「天日之嗣，世御宸極，終古不變」，天皇「萬世一系」，應當「君臨四方」，「皇化日洽，土疆日廣」；二是「大和民族優越論」，認為大和民族居於「神州」，是「天之子孫」，世界其他民族皆系「戎狄」，日本文化優於其他民族文化。

　　在這種極端民族主義思想蠱惑下，日本不少「變革先驅」都露骨地提出了侵略擴張的主張，其中的代表人物佐藤信淵在其《宇內混同秘策》中直言不諱地講到：「世界當為郡縣，萬國之君當為臣僕。」為實現這一征服世界的目標，他力主首先侵略中國，「席捲支那北方，而以南京為皇居」。另一代表人物吉田松陰則主張日本要「取朝鮮，掠滿洲，壓中國，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退固守之基，使神功(指天皇)未遂者得遂，豐國(指豐臣秀吉)未果者得果」。

　　「島國根性」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思想體系中得到了徹底的反映。事實上，這些所謂「變革先驅」，大都是極端民族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較早地接受了西方列強先進的技術思想和擴張理論而已。佐藤、吉田等人的思想後來均被日本政府所採納，「大陸政策」「田中奏摺」等官方政略戰略文件便是這些思想主張的具體表現。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的歷史表明，日本統治階級正是沿著上述極端民族主義的道路將包括日本在內的不少亞洲國家一步步推向災難的深淵。

　　「平成維新」與日本的未來之路

　　2014年7月1日，是日本自衛隊成立60周年紀念日。這一天，日本內閣會議和國家安全保障會議通過了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相關決議。有人效仿「明治維新」之名，將這一「石破天驚」的動作稱為「平成維新」。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這一舉動，也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警覺——日本未來究竟要走什麼樣的發展道路？

　　日本戰敗投降後，舊的國家機器被打破，美國對其實施單獨佔領，並代其制定了和平憲法。然而，由於美國出於自身戰略利益考慮，對日本所進行的戰後清算並不徹底，不僅保留了天皇制，還對一大批戰犯免予追究。迄今，在日本政府的正式稱謂中，8月15日只是被稱為「終戰日」，不是「戰敗日」，更不是「無條件投降日」。這種表述完全迴避了那場戰爭承載的罪惡和教訓，也導致日本許多人對歷史的認識出現了嚴重偏差。這是日本與德國在歷史追責上的最大不同，也為日本戰後否認侵略歷史、逐步擺脫戰後體制預留了空間。

　　戰後初期，吉田內閣戰略的核心是「先經濟、後軍備」，實質上並未排斥軍事手段在國家安全中的運用。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高速發展，新保守思潮開始盛行，以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為代表的保守勢力在「戰後政治總決算」的口號下，提出所謂「國際國家」的政治綱領，意在「使日本從戰後的『特殊國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成為分擔國際責任與使命的『正常國家』」，這其中當然包括對軍事發展「正常化」追求。冷戰結束後，日本的「大國主義」思潮更加活躍，小澤一郎的「普通國家論」、石原慎太郎的「日本說『不』」等論調，無不折射出日本對成為「政治大國」的渴求與衝動。

　　必須指出的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目標追求是在否定侵略歷史、突破和平憲法和戰後體制的前提下提出的，這就不能不讓世人對其戰略企圖產生質疑。

　　從本質上看，日本自衛隊的成立本身就已經違背了和平憲法。因為其中的第九條明確規定，日本「不保持陸海空軍及其他戰爭力量」。這是日本政府無論以何種「統一解釋」也不可能改變的事實。如今，安倍打著所謂「積極和平主義」的旗號，解禁集體自衛權，實質上架空了憲法第九條的規定，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憲法政變」。

　　安倍所謂「積極和平主義」路線究竟是何路貨色，或可在日本侵略擴張歷史中覓得蹤跡。明治維新後的「富國強兵」與安倍所追求的「強軍立國」、山縣有朋「大陸政策」中的「主權線」和「利益線」理論與安倍的解禁集體自衛權、田中義一的「征服中國」與安倍的全力圍堵中國，其中竟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處。當年，日本走上了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今天的日本會不會重走老路？有沒有可能重走老路？

　　戰爭是客觀存在，和平是人類夢寐縈懷的美好期許。軍國主義發動的戰爭，同樣給日本人民帶來了苦難，對此，日本人民不會、也不應該忘記。日本人民熱愛和平，至今，廣島的和平紀念碑仍在向人們「傾訴」著對和平的珍愛。我們堅信，日本人民會在戰爭與和平之間義無反顧地選擇和平。我們希望：無論是今天，還是今後，軍國主義在日本永不會死灰復燃。

　　然而，右翼勢力的種種言行，讓我們對日本政府心存憂慮。雖然民意不可違，但昔日的日本法西斯軍部又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到了日本的民意呢？那場罪惡的戰爭難道是日本人民的選擇嗎？前車之鑒，不可不防。儘管軍國主義早已成歷史垃圾，歷史也絕不會再作簡單的重複，但那罪惡的幽靈會不會改頭換面「重現江湖」？面對這樣的憂慮，一位日本學者曾經意味深長地對筆者說：「今天的日本已不是昔日的日本，今天的世界也已不是昔日的世界。」我們願意從美好的一面來理解，但也必須做好自己的準備。

　　(作者單位：軍事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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