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妄的科波拉，把自己當成了戛納的皇帝

本文首發於虹膜公眾號（IrisMagazine）。

第69屆戛納電影節正在進行中，為期十二天，虹膜將在期間推出內容豐富的戛納專題，幫助影迷了解這件影壇盛事。

本文內容主要出自擔任戛納電影節主席多年的吉爾·雅各布的自傳《公民戛納》。

《現代啟示錄》的拍攝過程是世界電影史上最宏偉、最混亂的冒險之一，此處不必細表。雅各布和全世界電影人一樣，都對科波拉的的這部新作翹首以盼，期待它會帶來某些革命性的變化，並且希望它參加1979年的戛納電影節。但它的後期製作花了很長時間，誰也不知道它能否趕得及電影節的開始。

在電影節開始前不久，聯藝公司在加州某個小城舉行了一次小型秘密試映，《快報》駐美電影記者Catherine Laporte聽說了這個消息，跳上飛機就趕去了，她戴上假髮和墨鏡，偷偷混在排隊的人流里，終於看到影片，她向雅各布提供獨家情報說，這是一部讓人難以忘懷的影片。於是雅各布更加確信和渴望了。

幾天後，聯藝公司的人打來電話，說可以把這部影片給戛納的非競賽單元展映，因為可能要到電影節開始時才能做完。

這屆戛納電影節已經集中了三十年來最強的陣容，《天堂之日》《鐵皮鼓》《我的光輝生涯》《勃朗蒂姐妹》《匈牙利狂想曲》，還有參展的《好血統》《曼哈頓》等。如果《現代啟示錄》能來，那它就是皇冠上的明珠。

《鐵皮鼓》（1979）

五年前，科波拉曾憑藉《對話》拿過一次金棕櫚，根據規則，他只能進入非競賽單元，除非取消有關的規定。雅各布決定破例，讓它進入競賽單元。就在萬事俱備的時候，4月24日，一封電報來到雅各布的辦公桌上，說：「很高興你們還沒有宣布我們要去戛納的事，因為弗朗西斯決定我們不去了。」

雅各布急壞了，決心補救。他給科波拉的秘書打電話，約好下午5點，也就是法國時間的凌晨2點談一下。在等待的過程中，雅各布非常緊張，急得如同熱鍋上的螞蟻。

《對話》（1974）

「弗朗西斯？」

「是我。」

雅各布此前已經把要說的話寫下來，然後翻譯成英語，現在開始照著念。開門見山，你背叛了我，我們已經宣布出去了，千萬拜託了，別放我鴿子！

「我不想參加就是因為你的緣故。」

「什麼意思！怎麼是因為我？」

「是你不讓我參加競賽單元！」

「誤會！是聯藝的人說的！」

「我還在粗剪，這部片子有多條獨立的聲軌……」

「我們會搞定的。」

「我拍了兩個結局。」

「兩個都放！」

「我要在主禮堂開新聞發布會。」

「可以！」

「讓Michel Ciment主持，讓Lucius Barre翻譯。」

「都給你！」

「那好吧，電影節我去。」

定下來了也不省心，《現代啟示錄》的片方向電影節官方發去許多彼此矛盾的要求，工作人員疲於奔命。做字幕的時間不夠，還要在銀幕後加裝喇叭，要安排私人飛機和私人遊艇，要以最高規格接待科波拉一行，包括他的家人、律師和經紀人。

從左至右：馬丁·斯科塞斯、史蒂文·斯皮爾伯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喬治·盧卡斯

24小時電話不斷，稍有不如意就會面對取消參賽的威脅。科波拉甚至還要像在美國舉行試映會那樣向媒體發放問卷調查表。這些聞所未聞的要求，雅各布全都答應了。

他把《現代啟示錄》的參賽當作戛納歷史和自己職業生涯中最重大的一件事，但評審團主席Fran?oise Sagan似乎不這麼看。

選擇作家擔任電影節評委會主席是戛納的傳統，Sagan最屬意施隆多夫的《鐵皮鼓》，不惜一切代價要把金棕櫚給它。

《鐵皮鼓》（1979）

因為《鐵皮鼓》是她喜歡的那種文學式的電影，作為作家，她覺得熱愛文學的施隆多夫天然的親切。儘管《現代啟示錄》某種意義上也是康拉德的改編，但已經全盤美國化了，歐洲人並不喜歡。

在前幾輪投票中，《鐵皮鼓》一直領先。這時，評審團中的」自己人「Maurice Bessy開始發揮作用，他說服評審團，選擇科波拉的電影最符合電影節的利益。

所以最後的結局是《鐵皮鼓》和《現代啟示錄》並列。施隆多夫在頒獎禮上說他很高興，他甚至毫不委婉地用大衛和歌利亞的比喻來描述自己的勝利，而科波拉一語未發。

《現代啟示錄》（1979）

六個月後，Sagan宣布說《現代啟示錄》的獲獎其實是陰謀，電影節的人則反擊說她連賓館住宿的額外開銷都沒有付……

雅各布認為：幾十年之後再來看，《現代啟示錄》的確無愧於經典之名，相反《鐵皮鼓》則老態畢現。對雅各布個人來說，獲獎結果有兩個意義，科波拉作為「雙金棕櫚俱樂部」的第一位成員，成為電影節的活廣告，可以勸說其他獲獎者將來再次參加競賽單元；另外，一個教訓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永遠不要干涉評審團的決定。

就在電影節剛結束那天，雅各布在街上碰到一輛黑色豪華轎車停在面前，科波拉從車上走下，把雪茄從嘴上拿開，說：「我只得了半座金棕櫚。」

外兩則：

1996年科波拉接受邀請出任評審團主席，儘管他仍然非常難伺候，但在執行主席工作時，他非常稱職，他發明了一個判斷影片的方法，根據影片的總體平衡、原創性、觀影愉悅感、是否真誠、國際意義，和觀眾印象的強度和持久度等多方面標準進行判斷。

每個人都喜歡他的這套辦法。他是個真正的民主派，尊重每個人的意見，即使他自己不喜歡某部影片，他也樂於按照大家的意見發獎給它，比如柯南伯格的《撞車》。

《撞車》（1996）

1997年是第五十屆戛納電影節，雅各布又在尼斯的機場見到了科波拉。他躺在豪華的沙發上，正等人接他到賓館。這時庫斯圖裡卡走了過來，向他自我介紹，和他談自己兩年前剛得到金棕櫚的《地下》。

科波拉此時顯出他是一個標準的美國人，因為他對《地下》毫無所知，他對庫斯圖裡卡其人更加無知，所以連站都懶得站起來。

《地下》（1995）

可憐的庫斯圖裡卡拚命找話題：南斯拉夫、戰爭、薩拉熱窩……他就像個等待簽名的粉絲，還說能否給您寄我的影片的錄像帶？最後科波拉終於回想起，他曾去過貝爾格萊德一次，這也許是他們惟一的交集。

這麼說來，他沒把庫斯圖裡卡趕走，還浪費時間閑扯真是慷慨大方。臨分別了，庫斯圖裡卡還說：「希望我們入住的是同一家酒店。」

2005年，庫斯圖裡卡擔任戛納評審團主席，有記者問他，八年前科波拉曾經怠慢過你，你原諒他了嗎？

庫斯圖裡卡說：「我在美國生活過，我知道他們的教育真是有一點問題。我曾經在哥倫比亞大學授課，那裡電影系的學生竟然不知道費里尼是誰。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我就一直喜歡科波拉的電影，他是一位偉大的電影人，但是我覺得他有點嫉妒我，因為我前後得到過兩座金棕櫚的獎盃，而他只有一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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