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面臨的真正危機是思想危機

06-09

中國社會發展中存在一個悖論：一方面，在體制內領導層一直呼喚思想的解放，通過思想的解放來推進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人們又發現，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沒有能夠取得實質性的進展，根本原因是這一輪的思想解放沒有體制保障。

中國前三十年的改革，也許最重要的是初步建立了市場經濟制度。但是要改革的空間還是很大。後三十年的改革重點將是現代社會治理結構的建立，也就是說是社會改革。

我們發現，改革所取得的成就與目前面臨的問題幾乎一樣多，甚至問題還要更加「深刻」一些。

　　社會改革方面，包括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教育和環保等是這些年裡的改革重點，但執行過程中困難重重，各方面都在做工作，就是深入不了，效果不好。政治體制改革更是提不到議事日程上來。

從本質上說，思想危機才是中國改革面臨的真正危機。從表面上看，中國並不是沒有思想。從社會思想的角度看，現代的中國社會和傳統社會並沒有多大的區別。

思想危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是沒有「思想」，而是各種思想沒有真正的交鋒。大家各說各的話，各自尋找社會支持力量。什麼老左派、新左派、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等等都在大行其道。

　　第二，很多思想實際上是舶來品。不少人從海外進口「思想」，而不是從觀察中國的實踐來發掘和發展思想。這些舶來品思想是沒有現實可行性的。

　　第三，思想和權勢的結合。就是說，思想往往是為權勢階層說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缺乏公共精神。大多數弱勢社會群體如工人、農民和農民工本身沒有知識分子代言人。

第四，思想的極端化。例如左右派各自的定位就是這樣。左派看到改革出現了一些問題，就往往想著要往回走。因此，左派話語的主題詞經常是和毛澤東思想、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聯繫在一起的。其核心說穿了就是政府萬能論。

第五，「思想」沒有來自社會。政府是思想的產出者還是社會產出思想？人類歷史上各種思想有哪一個是政府的思想？從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孔子、墨子、老子，到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印度的釋加牟尼以及希伯萊的耶穌，到近代的康德、黑格爾、羅素、馬克思，這些思想的產出者沒有一個不是來自「民間」。

如果沒有是政府管理思想與民間智慧的良好的合作，實在難以產出當代中國需要的思想和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