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戎：對蘇聯民族政策實踐效果的反思(4)

　　在沙皇俄國時代，由於軍事征伐、躲避饑荒和開墾荒地等原因，各族居民的跨地域遷移十分普遍，如同中歐地區和巴爾幹地區那樣，不同族群通常集中在各自不同的經濟行業中，分別集中在城鎮和鄉村，在具體族群和一個邊界清晰的地域之間，並沒有建立起十分強烈的「歸屬」關係。而當中央政府為每個族群劃定了以該族命名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自治區等明確的「自治地域」後，各族原本模糊甚至完全不存在的「領土」意識就被政治行政力量構建出來。原本在很大程度上以經濟活動和行業為特點的群體，開始被固著在「自己的領土」之上。

　　在蘇聯時期的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就是與這種新興的「領土」意識相伴隨的各族人口在「本族領土」上的重新聚居。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共和國或自治區以後，每個民族單元都出現了歡迎其他地區的本族人口「回歸」和希望本地外族人口「遷離」的新的社會氛圍，出現了以「民族共和國」或「民族自治區」為單元的人口遷移研究的另一種「推力－拉力模式」：吸引本族人口，排斥別族人口。而伴隨著「民族因素」的人口遷移又進一步加強了所有人員的民族意識。薩尼指出，「隨著蘇維埃奪取政權，除了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和波羅的海共和國之外，世界主義削弱了，許多原來是多民族地區和城市逐漸成為族群同質（的居住區）」。這無疑是雙向的「推力－拉力模式」人口遷移的結果。這一現象與各民族民眾的「民族意識」和「領土意識」密切相關，而與現代化進程中自然發生的民族融合進程背道而馳。

　　2．民族「領土化」導致各民族共和國內出現了新的「少數民族問題」

　　在「民族共和國」邊界劃定以後，在國土上居住的居民隨即以民族身份列為「命名民族」成員、俄羅斯族成員、其他非俄羅斯族成員等幾個群體，在政策上享有不同的待遇。這些政策待遇差異，也必然引發新的族際矛盾。其他美國學者也指出：「族群界線和行政界線的重合導致了族群政治化和民族主義的產生。族群與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的同一化強化了各群體在社會價值分配競爭中的相對地位的觀念。」這使一些在沙皇俄國時期僅具有文化差異的群體在政策中具有特殊意義，把「民族身份」政治化，從而使蘇聯各共和國中的民族關係具有了新的形態，引發了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各領域中的新矛盾。薩尼對此指出：「族群的領土化和命名民族權力的增長，製造出了（各共和國）少數民族、民族散居者以及沒有保障或申冤機會的那些群體的新問題。」例如在吉爾吉斯斯坦居住的烏孜別克族人和其他民族居民，在該國社會生活中實際上處在與「命名民族」吉爾吉斯人不平等的地位，使他們成為「少數中的少數」。

　　「各加盟共和國所轄地域與相應的民族分布地區的某種重合，使得地方與中央的許可權之爭由來已久地打上了民族的烙印」。把各少數群體認定為「民族」並為他們建立各自的「自治共和國」，其初衷是為了促進民族平等，從制度上限制大民族的民族主義，動機當然非常好，但是實踐的社會效果卻是在新的「民族領土」內製造了新層面的民族不平等和民族歧視。這可真是「南轅北轍」了。

　　3．民族「領土化」使各共和國政策的實施根據「民族身份」不同而區別對待

　　在討論民族平等時，美國學者戈登區分出「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和「團體多元主義」這兩類在多種族－族群社會推行多元主義的不同類型。其中「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liberal pluralism）的重要特徵是政府與社會對每個成員的族群身份「不進行甚至禁止進行任何法律上的或官方的認定，以便將不同種族、宗教、語言或不同族群起源的群體看作在法律或政府程序中佔有一席之地的統一實體，同時它也禁止應用進行任何形式的族群標準，不管應用這種標準是為了任何類型的族群歧視的目的還是為了對少數族群特殊照顧的目的」。換言之，不進行「民族識別」，以公民身份為原則對全體國民給予完全平等的待遇。從平等、公正、人權這些普世價值的原則看，這種模式應當是爭取的目標。

　　「團體的多元主義」（corporate pluralism）的特徵為：「種族和族群通常都被看作具有法律地位的實體，在社會中具有官方的身份。經濟和政治的酬賞，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都按照數量定額分配，定額的標準是人口的相對數量或由政治程序規定的其他方式所決定。這類平等主義強調的更多是結果的平等，而不是機會的平等。」這就需要首先對國民的「種族－民族身份」進行官方認定，相當於蘇聯的「民族識別」和「民族身份」制度，然後對某些「種族－民族」的成員給予政策優惠待遇，這一待遇對於其他沒被優惠的「種族－民族」成員在客觀上就是歧視。為什麼有些國家在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採用「團體的多元主義」政策並給一些群體成員以優惠政策？主要是因為由於歷史原因各群體之間在發展基礎、競爭能力方面存在明顯差距時，這樣的優惠政策能夠在一個短時間內幫助處在不利地位的群體迅速提高競爭能力。

　　在美國這個多種族－族群社會，政策的主流是「自由主義的多元主義」，強調每個公民的機會平等而不是結果平等。與此同時，在1960年代「民權運動」開啟的由種族隔離到種族平等的過渡階段內，美國聯邦政府推行「肯定性行動」（affirmative action），在高校入學和就業等方面對少數族裔實行優惠政策，以此兼顧了結果的平等。所以在一定時期內，美國也借用了「團體的多元主義」的一些做法。

　　與之相比，蘇聯實行的完全是「團體多元主義」的思路，以「民族」為單元來決定資源和機會的分配，根據「民族身份」不同，各族國民在各共和國內得到不同的待遇。薩尼在書中談到：「在俄羅斯佔據中心地位的帝國內部，俄羅斯人是對蘇聯、無產階級和進步最認同的群體，而族群則被授予相對有利或相對不利的地位。作為官方認定的族群身份是一個基本的標誌，使人們合法地得到提升和獲得特權（例如在某個共和國中是自治民族的成員）或者受到歧視（如果他們不是自治民族的成員）。」而這樣的制度和資源分配機制將產生兩方面的後果：一是在「命名民族」成員和其他民族成員之間出現了制度性的不平等，二是這樣的機制必然會加強各方成員的民族意識。

　　正是「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領土化」的制度，使蘇聯各族民眾的「民族意識」不斷強化，相比之下，各族民眾心目中的國家意識和對於蘇聯的認同卻在持續削弱。一位長期與蘇聯學者接觸的中國學者指出：蘇聯民眾的「國民意識很差，因為在一些蘇聯人腦海里，首先想到的是民族出身，其次才是國籍。有一位美國人到了蘇聯，當地居民問他是哪一個民族？這位美國人回答：『我是美利堅人。』蘇聯人不滿意他的回答，直到這位美國人回答出身於某一民族後，這位蘇聯人才滿意」。這則故事生動地顯示出蘇聯人和美國人在認同結構上的本質性差異，而這一差別是在各自政府的民族理論和基本制度引導下形成的。

　　「民族化」政策和民族「領土化」的實踐結果，是蘇聯幾乎所有的民族都對這個國家和社會制度感到不滿：（1）在俄羅斯聯邦的俄羅斯人不滿，因為他們看到本地的資源和資金被輸送到其他共和國，在其他共和國的基礎建設和社會福利明顯提高的同時，俄羅斯自身狀況卻改善有限；（2）在其他加盟共和國的俄羅斯人也不滿，因為他們即使能力和資格都佔優勢，他們在這些加盟共和國里只是二等公民，許多職位和機會是輪不到他們的；（3）加盟共和國的命名民族也不滿，因為作為「民族國家」他們還必須接受克里姆林宮的所有指示，自己的領袖即使當上共和國一把手，也有被解職的可能，而且他們感到自己的語言在現代化進程中面臨衰落的前景，這使民族自尊心受到打擊；（4）沒有自己的共和國，居住在俄羅斯聯邦或其他共和國的各民族成員也不滿，他們既不是「命名民族」，無法享受各種政策優惠，又不是俄羅斯人，沒有強大的俄羅斯聯邦和中央政策做「靠山」，在努力保障自己文化和各種權益方面顯得有心無力，由於面臨被「邊緣化」的前景而內心焦慮。

　　薩尼教授總結道：「在帝國和興起的民族之間的根本性的矛盾，在蘇維埃國家內部像癌症那樣發展起來。事實上，蘇聯已經成為蘇聯國內成長起來的這些民族的『民族的監獄』，甚至比沙俄時代更加嚴重。在中央和共和國之間（在共和國內部，則是首都和自治區之間）由歷史延續下來的不公正的政治關係，由於各民族已有能力自我發展而變得越來越不可容忍。在後斯大林時代，面對由官僚化中心主義所推行的發展限制方面，無論是加盟共和國中的命名民族還是共和國中的少數群體都表達出他們不斷增長的挫折感。」

　　結束語

　　在蘇聯解體多年之前，就有些美國政治家和學者評議過蘇聯的民族政策。如布熱津斯基在20世紀80年代初明確提出「非俄羅斯人的政治熱望乃是蘇聯的致命弱點，必須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身上」。1988年美國總統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中提醒美國人，不要「錯誤地認為，併入蘇聯的非俄羅斯民族的人民已經融化在俄羅斯民族人民之間，就像移民到了美國那樣。……民族主義是20世紀最強大的政治力量，它在蘇聯並沒有死亡。……應該鼓勵這些民族的人民爭取獲得民族權利」。尼克松的觀察是敏銳的，美國只承認「America nation」（美利堅民族）並把黑人等稱為「族群」，堅持以公民權為核心來建立全體國民的政治認同，他看到蘇聯卻人為地「製造」了許許多多的「民族」，這些非俄羅斯民族非但沒有融合進主流社會，而且孕育出很強的民族主義。在對蘇聯民族關係走向的預測方面，我覺得這位美國總統甚至比許多美國學者們的判斷更有遠見。當然尼克松的預測也不完全準確，他曾經盼望蘇聯在1999年垮台，但是蘇聯各族民族主義所蘊藏的巨大能量和蘇聯政治舞台上出現的新明星戈爾巴喬夫使這一歷史時刻提前了幾乎十年。美國政治家在這一方面既敏感同時又非常審慎。布熱津斯基曾警告西方在鼓動蘇聯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方面謹慎從事：「煽起反蘇情緒會給（美蘇之間）日益擴大的和解領域造成極大危險。這將和蘇聯寄希望於美國南部出現一個黑人共和國的那種行徑相同。這些嘗試正是蘇聯30年代的立場特點。……如果公開地進行援助和鼓勵各種分離運動，就會在蘇聯引起相反的傾向。」

　　如果說在「冷戰」期間美國政治家的這些評議還多少帶有期盼蘇聯國內民族矛盾激化的感情色彩的話，那麼美國學者在蘇聯解體後開展的對蘇聯民族問題的深入研究，則更像是對一具屍體進行醫學解剖。蘇聯已經徹底解體而且不可逆轉，此時的驗屍報告對社會科學家來說，應當說是比較客觀和理性的。也正因為如此，西方學者的這些研究成果十分值得中國學者關注和借鑒。

　　中國的學者不僅需要從回顧蘇聯70年生命歷程來理解蘇聯的民族理論和實踐效果，同時必須關注在解體後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所發生的民族關係的進一步演變，如近年來在車臣、喬治亞和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發生的民族衝突和獨立運動，依然發人深省。在這些獲得獨立的主權國家內，當年「民族化」政策的後果仍在繼續發酵。正如斯坦福大學俄羅斯和東歐研究中心主任奈馬克教授（Norman M. Naimark）在薩尼教授這本書的「序言」中所寫：「埋葬了蘇聯並毀滅了它的東歐帝國的民族（nationality）原則正在遼闊的東歐－歐亞地區塑造和再塑造這些新的國家及政治運動的形態。正如歷史上所發生的那樣，民族的野心在增強並變化、分裂和衝撞，但是在今天，不和與衝突非常容易地就蔓延並轉變為武裝衝突和戰爭。」

　　蘇聯和新中國都是在一個多部族大帝國的基礎上由共產黨通過武裝鬥爭建立起來的，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在兩國取得全國政權的時間相差只有30年，新中國在成立的前十年，奉蘇聯為「良師益友」。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兩國分別在不同歷史時期經歷了內戰、反侵略戰爭、政權建設和社會主義經濟改造等重大政治和經濟轉型，在世界上各大政治實體當中，在政治體制、經濟制度、意識形態、社會組織等方面具有共性最多的，就是蘇聯和新中國。所以，分析蘇聯70年歷程中的成敗得失，特別是最終解體的深層次原因和具體機制，對於中國來說，是難得的「前車之鑒」，中國社會科學界和領導人可以從中學習和感悟到許多極為重要的經驗。但是，在分析和解剖蘇聯社會演變歷程和解體原因方面，似乎美國人比我們更加努力和深入，這是不應該的。

　　改革經濟體制、梳理民族問題和改革政治體制是1980年代中蘇共同面臨的三大議題。其中民族問題是隱藏在最深層次的「地下潛流」，所謂「旁觀者清」，對中蘇共有的民族問題的嚴重性看得比較清楚的，反而是一些西方領導人和學者。與之相比，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問題因為與民眾日常生活中最關切、表達最明顯的民生和民主問題相聯繫，從而得到學術界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被中國和蘇聯政府分別排在改革最優先考慮的位置。經濟體制改革把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後，會逐步改變少數民族在資源分配和就業市場上的地位和發展機會，加大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逐漸引發民族關係的緊張。而政治體制改革則直接為少數民族的「民族主義」創造了動員群眾的政治空間，對歷史問題和歷史人物的簡單「清算」因可能動搖政府的權威性甚至合法性而具有更迅捷、更巨大的政治風險。

　　中國和蘇聯兩國的「改革設計師」是兩位年齡和政治經驗完全不同的領導人，他們對改革的戰略選擇不同，使各自的民族問題以不同的形態和速度呈現出來。蘇聯的政治體制改革直接質疑共產黨政權體制的合法性，激發出來的民族主義又直接衝擊蘇維埃聯盟的合法性，並迅速導致聯盟解體。中國選擇先啟動經濟體制改革，使民族問題在改革開放二十年後才逐漸顯現，而且大多數少數民族民眾的訴求仍然是與民生問題相聯繫，這為政府改善民族關係留下很大空間。為此我們不得不感謝鄧小平在進行改革決策時的政治智慧。回顧近30年來中蘇各自走過的改革歷程和政治後果，我們希望中國學術界對蘇聯創建和解體中的民族問題開展更為深入的研究，結合中國的實踐進行理論反思和經驗總結。同時在中國的民族理論和民族關係基本理順之前，希望中央政府不要貿然推動重大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蘇聯就是我們的「前車之鑒」。

　　附錄1：

　　1991年蘇聯解體後西方出版的關於蘇聯民族問題研究的英文學術出版物：

　　Motyl, Alexander J. ed., 1992, Thinking Theoretically About Soviet Nationalitie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enber, Rachel ed. 1992, The Soviet Nationality Reader: The Disintegration in Context, Westview Press.

　　Suny, Ronald Grigor 1993,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Eickelman, Dale F. ed. 1993, Russia"s Muslim Frontiers: New Directions in Cross-Cultural Analys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rower, Daniel R. and Edward J. Lazzerini, eds. 1997, Russia"s Orient: Imperial Borderlands and peoples, 1700-1917,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Tuminez, Astrid S. 2000, Russian Nationalism Since 1856, Ideology and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Suny, Ronald Grigor and Terry Martin, eds. 2001, A State of Nations: Empire and Nation-Making in the Age of Lenin and Stali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rtin, Terry 2001,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irsch, Francine 2005, Empire of Nations: Ethnographic Knowledge and the Making of the Soviet Uni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iasanovsky, Nicholas V. 2005, Russian Identities: A Historical Survey, Oxford University.

　　附錄2：

　　1991年蘇聯解體後我國出版的關於蘇聯民族問題研究的中文學術出版物：

　　郝時遠、阮西湖 主編，1993，《蘇聯民族危機與聯盟解體》，四川人民出版社。

　　張祥雲，1997，《蘇聯民族問題與聯盟解體》，中國言實出版社。

　　果洪升 主編，1997，《中國與前蘇聯民族問題對比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郭正禮 主編，2001，《蘇聯民族問題70年》，新疆大學出版社。

　　張建華，2002，《蘇聯民族問題的歷史考察》，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吳楚克，2002，《民族主義幽靈與蘇聯裂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趙常慶，等著，2007，《蘇聯民族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注釋：

　　[1] 不管是出於自覺還是不自覺的調整，現在美國的中國研究出現了新的現象，即近年來大量美國社會學、人類學、教育學、政治學等領域的年輕學者和博士生來到中國從事實地調查。除北京等沿海地區外，我們在拉薩、西寧、烏魯木齊、呼和浩特等地都經常可以看到美國學者或博士生操當地語言在從事實地調查，有的甚至深入到偏遠旗縣。與1980年代的蘇聯研究相比，這無疑是美國學術界的一個顯著變化。

　　[2] 戈爾巴喬夫在1987年11月出版的《改革與新思維》中寫道：「在連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也沒有消除族際怨仇這個背景襯托下，蘇聯是人類文明史上真正獨一無二的典範。……我到過蘇聯的一些共和國和民族地區，在同當地人會見時，每一次都使我進一步相信，他們珍視並感到自豪的是，他們的民族屬於一個多民族大家庭，他們是一個在人類進步中十分重要的、幅員遼闊的偉大強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僅僅四年後，蘇聯解體。

　　[3] 如今天的中亞五國在1822－1884年期間被俄國陸續侵佔；高加索地區在1802－1828年期間被侵佔；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在1721－1809年期間被佔領。

　　[4] 關於蘇聯「民族」數字有多種介紹。據阮西湖等的數據，蘇聯1959年為126個民族（109個加「其他民族」17個），1970年為119個民族（104個加「其他民族」15個）。美國學者根據人口普查結果，說蘇聯的「族群」（ethnic groups）在1926年有194個，1959年109個，1970-1979年有104個。1983年蘇聯出版的《蘇聯百科詞典》（第二版）的中譯本提供了101個民族的具體人口數字，另外沒有給出族名的「其他民族」在1979年共有6.7萬人。西方學者新近出版的著作介紹：1935年蘇聯有121個「narodnosti」，而1938年的名單則有31個「nations」、28個「narodnosti」、31個「national groups」，和30個「ethnographic groups」，共4類120個「民族」。

　　（相關簡介：馬戎，北京大學教授。限於篇幅，僅保留部分注釋，有需要全部注釋的讀者，可向本刊編輯部索取。）

　　（刊於《領導者》總第35、36期（2010年8月、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