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中國人，只想說中國話

　　上世紀末，一本《恥辱者手記》讓不少中國知識青年記住了來自底層的北大才子摩羅。可是隨後的幾年裡，摩羅變得十分沉默，很少出書，幾乎從公眾視線中消失了。那個曾經呼喚中國人要學會「咀嚼恥辱」的精神界戰士終於發出吶喊，最近在長江文藝出版社推出新書《中國站起來》。昨日下午，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行的新書發布會上，摩羅與劉震雲、劉仰、老愚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暢談「中國人的前途、命運與精神解放」。　　「中國為什麼要站起來？站起來只是為了按照中國的利益說話。所以，《中國站起來》的主題就是我是中國人，只想說中國話。」在新書首發之際，摩羅接受本報記者專訪，交代了自己「逝去的十年」的心路歷程與思想轉變。　　本版稿件　特派北京記者　盧歡　　　通訊員　陳智富　采寫/攝　　◇現場　　摩羅：我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兒子　　昨日下午，《中國站起來》在北京中關村圖書大廈舉行發布會，作者摩羅與當代著名作家劉震雲，《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作者劉仰，《精品閱讀》雜誌主編老愚等嘉賓暢談民族精神被閹割的根源，呼喚中國崛起，但直言不要建構「崛起烏托邦」。　　錢理群「臨陣脫逃」　　原計划到場的北京大學著名教授錢理群先生，未能如期出席。摩羅說：「錢老師很不認可我對魯迅等五四前賢的批評，為了減輕我經受的壓力，最終決定迴避。」　　可是，會前一個多小時，就有不少老少讀者慕名而來，拿著新書，等待摩羅的簽名。期間，幾乎無人走動，均安靜用心傾聽，報以陣陣熱烈掌聲。結果，活動超時一個小時，仍有許多讀者依依不捨。　　「粉絲沒有讀懂摩羅」　　摩羅著重介紹該書主要內容後，側重表達了自己從「被洗腦」境遇中擺脫出來，獨立得出結論的艱難歷程。　　老愚直言：持懷疑和批判態度的粉絲並沒有真正讀懂《中國站起來》，或許五十年後才能讀懂。《中國站起來》不是官方授意的，也沒有受到官方壓制和利益誘惑，而是經過摩羅深思熟慮與心靈震撼而完成的。因為他熱愛中國這塊土地，希望中國人擺脫掉幾百年來被西方殖民者強加的卑賤品性，試圖還中國人一個自然、高貴之身。　　劉震雲認為：「摩羅是一個很獨特的思想者，散發著特別耀眼的光芒。很多人之所以批評是因為誤解摩羅了，摩羅在書中告訴中國人一種民族生存的大道，而不是局限於現實的細節問題。」而在劉仰看來，摩羅呼籲回歸傳統文化，建立以精神享受為主，以降低物質標準的模式，都是可以理解的。　　中國系列圖書的終結版　　有讀者提問，摩羅從自由主義者變成民族主義者不可思議。摩羅回答，自己的思想基調是一致的，都是代表底層和弱勢群體說話，反抗精英和西方殖民國家，新書《中國站起來》也不例外。「精英階層對世界的描述只是一種謊言，違背普通人的生存現實，我以前沉浸其中而吶喊，到了現在這個歲數才明白。魯迅批判阿Q總是想著寧式床，而費孝通總是想著怎樣改變阿Q的命運，讓他們有寧式床瞌睡。費孝通與魯迅、胡適截然不同，他給出中國人快活自足的生活陽光面。我不是魯迅、胡適的兒子，只能是阿Q、祥林嫂的兒子，這是命中注定的。所以，我要拆穿精英所編織的話語欺騙體系，揭示我們民族深層的精神與文化的自卑感與挫折感。」　　老愚則認為：「《中國站起來》是中國系列圖書的終結版，終結了一切關於中國的國家利益的話題，挖出了文化被閹割的根子、被殖民的文化。以後，中國系列的圖書不必再出版了。」　　◇對話　　「今天的國人，更需要梁啟超」　　摩羅在沉寂的十年里，心路與思想都發生了巨大轉變。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他將之一一道來。　　「站起來」說話　　才更響亮　　銳讀：您自從上世紀末出版《恥辱者手記》等思想隨筆集後，就很少出書，似乎沉寂了。這段時間主要在做什麼？　　摩羅：在過去12年里，其實我寫了三本書，這本《中國站起來》出版最早。對於外國人強加給中國人的和魯迅強加給阿Q的卑賤化虛構和誣陷性描述，我都得做一番審視。所以，我選擇了一百年來影響深遠的「國民性批判」命題來展開。對我來說，這一工作乃是重新確認自己的身份。因為以前，我以為西方人說話都是追求真理，魯迅、胡適說話也是在追求真理，只想跟他們學。現在才知道，任何人只說對他自己和他那個群體有利的話。　　銳讀：這本書得到兩岸三地的眾多名家聯袂推薦，您是否覺得「中國站起來」成為中國人的共同呼聲？　　摩羅：中國崛起的趨勢推動了中華文明的復興，兩岸三地的文化人恐怕感受尤其深刻。出於對中國命運的擔憂，我們對中國的崛起並沒有誇大，也沒有超前，而是直到崛起的趨勢極為明顯時才敢於討論。其實，拿破崙、湯因比、尼克松都預言過中國必將崛起於東方。當今西方學者討論中國崛起的可能性，也比中國學者早了十幾年。　　挖出「洋奴」的晶元　　銳讀：書中所說的中國人一百年前的精神大崩潰是怎樣發生的？誰是幕後旗手，誰是背後最大贏家？　　摩羅：中國精神大崩潰的幕後推手，那當然是西方殖民者。至於旗手，那當然要在中國人中找。我認為蔡元培比較合適。正是他擔任民國政府教育部長時，被樹立為文化領袖，切斷了中國文化傳承的脈絡，義無反顧地全盤西化。　　這種自輕自賤的傾向，自然讓那些提倡全盤西化的人和西方權貴得利。我們拋棄自己的文化，跪倒在西方文化面前之後，將自己的根本利益無保留地奉送給西方國家，不自覺地淪落為「洋奴」。「洋奴」不只是一個稱號，最要命的是它跟利益密切相關。　　銳讀：您認為維新派的思想識見遠遠超過五四精英，並提出「回歸康（有為）梁（啟超）」的口號。怎麼理解和評價這兩代人？　　摩羅：我覺得梁啟超是中國的太陽，魯迅是中國的月亮。這就是那兩代人的區別。魯迅的體驗有點像猶太民族亡國以後的體驗，絕望而又凌厲，愛之太切，才責之太深。魯迅用一種詛咒的、妖氛魔氣的、時而幽怨時而怒吼的方式表達他的愛。梁啟超用陽光的方式正面表達他的愛，對於治療自虐症和自輕自賤症很有效果。當然，無論是康梁還是魯迅，他們對於中華民族和中華同胞的那份深愛，永遠是感天地而泣鬼神的。今天的國人，更需要梁啟超一些。中國人在月亮下自虐太久了，太需要到梁啟超那裡晒晒太陽了。　　銳讀：您痛斥那些「身在中國、心繫西方」的中國精英為「洋奴」。當代中國「洋奴」有什麼特徵？　　摩羅：小時候看《水滸傳》有個印象，那些自以為是、蔑視對手的好漢，一旦被對手打敗了，趕緊跪在地上向對手喊爹叫娘。「洋奴」是從失敗的那一天開始產生的。西方殖民者把別人打敗後，掐著喊爹叫娘者的脖子進行啟蒙：聽好了，你是卑賤的，我是高貴的；你是落後的，我是先進的，所以，你必須幫我幹活，你的金子必須給我，明白？　　經過這樣啟蒙之後，失敗者腦子裡被植入了一個奴隸晶元，從思想到行動都被操控。晶元上的內容當然是以洋人的利益為中心的洋人文化。所謂「洋奴」就是自覺地給自己植入那種晶元的人，而草根是無此資格的。　　呼喚崛起，但並不建構「崛起烏托邦」　　銳讀：「上不起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年輕一代頻頻被稱為蟻族、蝸居族，他們生活壓力巨大，有信心、有能力承擔起中國崛起的歷史重任嗎？　　摩羅：事實上，肩負崛起的使命並不像當新郎那樣喜慶和浪漫，而是需要一些人付出慘重代價和犧牲的。少部分年輕人在獲得重大回報中推進中國崛起，大部分年輕人付出汗水和辛勞之後，收穫卻不太相稱，另有一小部分年輕人甚至可能在推進崛起的過程中成為犧牲品。在每一個富於詩意的詞語背後，都能解讀出不同群體的不同命運，其中包含著某些人的悲劇命運。所以，我呼喚崛起，但並不建構「崛起烏托邦」。　　銳讀：當前，我國國家綜合國力穩步提升，國內貧富兩極分化卻日益嚴重。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怎樣才能站起來？　　摩羅：中國的許多問題只能在崛起中得到解決，但崛起並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一個社會發展越快，其利益重組的幅度往往也越大，掠奪與被掠奪、損害與被損害的發生幾率也越大。在今天的中國，農民工每年奉獻四萬根手指，有的農民工因為討不到工資而自殺，有的業主在拆遷中淪為自焚的禁品，以及急劇的貧富分化，所有這些都是中國30年飛速發展留下的不可漠視的極其悲慘的經典故事。　　我們所應當努力的是，盡量杜絕這種無視公民權利和公平原則的現象，建立相應的道德價值和法律體系保證弱勢群體的權利和利益不受侵害。國家崛起的紅利不應該為少數人所壟斷，也不應該為大多數人所佔盡，永遠要為弱勢群體留出分利空間。奧巴馬的醫療保險制度改革，其價值動力也許來源於此。全世界都應該為此付出更大的努力。中國自古以來就信奉「天下為公」和「大同理想」，理應在這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解讀　　呼喚國膽　　「《中國不高興》、《中國沒有榜樣》、《貨幣戰爭》、《中國怎麼辦》、《金融超限戰》等書的作者是新一代啟蒙思想家，未來會對中國產生巨大影響。」　　摩羅說：郎咸平、宋鴻兵、時寒冰、戴旭等人分別從各種角度著書立說，維護中國利益和文化尊嚴，是當之無愧的國膽。五四時代的意見領袖則是一群地道的文人，不懂經濟、政治、軍事，也沒有全面了解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錯綜複雜的關係，甚至可能不了解一個民族放棄自己文化後的惡劣後果，意氣用事地抬出「全盤西化」的口號，引領中國鑽進西方人建構的利益格局之中。　　不做「楊白勞」　　摩羅說：一百年來，我們的精英群體逐漸培養了一種立場和傾向，即永遠站在西方掠奪者一邊。他們可能是買辦，有利可圖；也可能純粹是文人，被西方文化洗腦所致。這是造成當代中國可悲現實的深層原因。　　包括中國在內，全世界的「楊白勞」正在把整個西方世界養成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中國的經濟發展，成為一場傻乎乎的裸奔。美國人一邊看笑話，一邊夜以繼日地數錢。中國送給他們的意外橫財太多了。現在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轎車市場，外國人到月球上也找不到。可是90%跑的是外國品牌，完全是「中國人付出一切代價卻只能掙一美元，外國人坐在家裡卻可以掙幾十美元」的模式。「中國站起來」將會打破西方殖民者建構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楊白勞」的命運才會改變。　　◇交鋒　　摩羅VS易中天　　摩羅《中國站起來》推出不久，易中天接受媒體採訪，對摩羅新書中的部分觀點表示異議，直言當前中國社會的「道德沙塵暴」與國民劣根性有關。摩羅隨即撰寫博文《易中天有「道德飆車」之嫌》，予以回擊。雙方就中國人是否存在特殊的國民劣根性等問題進行爭辯。　　關於國民性問題、傳銷　　易中天：今天的「道德沙塵暴」，恰恰源於積重難返的「國民性問題」。比方說，中國人有個毛病，就是一事當前，不問是非，只問親疏。自己的哥們，錯了也是對的。總之，只要是「自己人」，什麼都好商量。所以，中國沒有「公德」，也沒有「私德」，只有「二人之德」。　　這樣一種道德，顯然是靠不住的，甚至不是道德。如果利益的誘惑足夠大，為朋友兩肋插刀，就很可能變成「把刀插在朋友肋上」。比方說，傳銷。這難道不是國民性問題？　　摩羅：傳銷本身就是從西方社會輸入的詐騙方式，這不是中國人獨有的劣根性。至今還有某個西方傳銷集團在中國合法傳銷。「只認自己人」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十分普遍的「圈子認同」現象。英國政府近代以來一直禁止在國內銷售和吸食鴉片，卻用用軍艦和炮彈逼迫中國人買他們的鴉片，而且一直沒有放鬆過逼迫清帝國將鴉片貿易合法化。他們奉行的遊戲規則明顯區分了「圈內圈外」。圈內人的生活應該受到保護，不許吸食鴉片。圈外人的身體必須摧殘之，因為這樣可以賺錢。　　關於「國民劣根性」、利益圈子　　易中天：國民性問題，作為學術問題，自然可以討論。比方說，世界各民族，是不是都只有人類共性，沒有民族個性？如果有，就不能說只有人類共同弱點了。　　再比方說，什麼叫「劣根性」？是不是與生俱來、不可更改的？如果是，那就誰都沒有。所有的缺點和毛病，都是後天的，也都是可以改變的嘛！所以，問題並不在於叫不叫「國民劣根性」，而在於是否承認我們的國民性有問題。　　摩羅：世界上只有一種人性，中國人沒有任何獨特的劣根性。所謂「國民劣根性」，是殖民主義者的臆造。西方人也沒有任何一種道德優勢值得我們供奉在神龕里，值得我們每年送上1萬億美元還覺得很光彩。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將利益認同的圈子擴大，這個圈子應該以民族國家為邊界，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認可的那樣，將中國權貴與西洋權貴作為認同圈子，卻將中國的普通人群撇開。今天的中國應該努力將底層人納入利益圈子之中。